一、对于“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理解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和与之对应的“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都是源自西方国家涉及政教关系的制度与理念。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学的一项原则，也是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国原则。西方国家的政教分离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当代中国也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差异与当代国情的不同，中国的政教分离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

为要准确全面地理解“政教分离”，有必要考察“政教合一”。对此，目前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西方国家典型的政教合一政权为例，认为所谓政教合一制必须是政教两方面权力的最高首领同为一人。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引用恩格斯评价加尔曼《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的观点，认为“所谓政教合一，是指世俗国王和教主由一个人来担任”。另种观点则以解放前中国藏区的情况为例，认为“政教合一制度是大农奴主阶级对农奴实行专政的特殊形式，僧俗区分只是表现而已。这一专政的特点是僧俗大农奴主结合起来，利用神权强化政权，又利用政权维护神权，两方面相互利用，以加强对农奴的统治”。*恩格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7-538页。东嘎·洛桑赤烈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杨嘉铭：《甘孜藏区封建农奴制下的政教关系》，载《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刘先毅：《也谈康区的政教关系》，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政教合一”的定义是：“政权和神权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民众受狂热和专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政教合一制度是宗教和政治结合最紧密的形式。”《辞海》1979年版对“政教合一”的定义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权与教权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古代一些奴隶制国家有特别规定的国教，君主亦即国教首脑。这种制度也实行于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国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国家。前者由教皇直接掌握政权，后者由封建君主改组本国教会，自任教主。”*《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481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缩印本，第1466页。上述辞书对“政教合一”下的定义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政教合一制是指“政权与教权(或神权)合而为一的一种政治制度”；二是政教合一制度的首要特征为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同为一人，教权和政权由一人执掌。

西方学术界对于政教合一有着基于西方文化的理解。例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政教合一”词条的对应英文为Caesaropapism，是英文“凯撒”(Caesar，引喻“专制君主”)与“教皇”(Pope)两字构成的合成词。《远东英汉大辞典》的释义为：1.君主对教会与国家之绝对控制；2.国家高于教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册，第416页，“政教合一”词条。梁实秋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远东图书公司，1977年，第295页。

由此可见，判断一种政治制度是否“政教合一”的标准，要看它是否将“政权与教权合而为一”，如果合而为一了，那它就是政教合一制，否则就不是。至于“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同为一人，教权和政权由一人执掌”，这只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些政教合一政权的一个典型特征，不应将其视为衡量是否政教合一制的唯一标准。只要一个政权表现为政教不分、僧俗一体，政权与教权(或神权)二者合而为一，那它就是政教合一制度。政权与教权由一人执掌，只不过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而已。*王献军：《对政教合一制定义的再认识》，《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

这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古代中国统一王朝中央集权政权的力量远远大于各种宗教的力量，封建王朝要把宗教作为一项社会事务加以管理，而宗教或地方性的政教合一政权无力干预王朝政务。历时既久，各种宗教也就形成了服从管理、并在世俗政权保护之下存在和发展的传统。不但如此，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还要“阴助王化”，取悦于封建王朝的中央统治者，并以此而获得中央政权的认可、保护、优待和尊崇，获得各种地方性的政教特权。而封建王朝的中央政权也基本上对宗教实行了管而不压、管而不打、管而不灭的政策。

在传统初中音乐教学中，大部分教师认为这门科目对学生而言可有可无，对他们能力的提升效果也微乎其微，由于错误教学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本末倒置的课堂师生关系，教师把自身当作课堂主体，学生只是音乐理论知识点的被动接收者，忽视了提供自主消化时间，使课堂氛围变得枯燥乏味，学生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课堂中，更不要说激发音乐学习兴趣。因此，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转变教学观念，体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为他们阐明音乐学习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其音乐学习兴趣。

1．国教制

国教制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给予某种特定的宗教以独尊的地位，并以法律形式将这种地位确定下来，使君权与神权，或政权与教权紧密结盟的一种制度。国教被法定为国家的全民信仰的宗教，成为不受其它宗教挑战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在国教制体制中，国教的僧侣往往拥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发挥着排他性的影响。国教制在封建社会曾经普遍存在，近代以来，特别是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宗教宽容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得到普遍承认，实行国教制的国家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当代世界，实行国教制的国家也往往立法规定，在法律范围内，其它宗教的信徒享有信仰自由和参加各种宗教仪式的自由。在国教制下，君权一般高于教权。像当代英国这样有国教的国家，同样可以是政教分离的。

政教合一制是把君权和神权、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一种统治形式，体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紧密结合。这种统治形式一般来说是专制集权的。统治者的意愿和要求被披上了特定宗教的神圣外衣，被宣布为神的旨意，不容怀疑和挑战，而这种特定宗教及上层神职人员享有排他性的特权。政教合一制度一般具有下述特征：1)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同为一人，宗教的和世俗的最高权力集于一人之身；2)教权即是政权，教义即是法律，政权的行政、司法和立法职能均借助神权的力量行使；3)国民或居民的绝大多数信奉同一种特定的宗教，具有深厚的宗教感情，将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宗教方面的支出。当代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如梵蒂冈(罗马教庭)，采取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

2．政教合一制

由此可见，石黑一雄采用了误会式悬念、映衬式悬念和豹尾式悬念来描写该小说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多维性和趣味性，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在一定社会语境里的情绪、心态和思维演绎，显示出其悬念设置的精妙性和悬念结局的认知冲击力，使读者产生了一睹为快的阅读兴奋因子和好奇驱动力。

3．神权统治制

这是一种神权高于君权或政权的政治统治形式，是政教合一制度的类型之一。它使世俗权力服从于宗教权力，宗教领袖以神和上天的化身或直接代表者的身份，通过君主或国家领导人实现世俗的政治统治。当代世界仍然实行神权统治的典型当属梵蒂冈，也有某些亚洲国家或政权实际上实行的是神权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政教合一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既可以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制度，也可以是一国内部某一地区通行的制度；上述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既可能全部存在，也可能部分存在。历史上阿拉伯半岛的哈利发国家是比较典型的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国家，民主改革之前我国的西藏则是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地区，西藏噶厦政府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政教分离当中的“教”的含义是比较清楚的，即“宗教”，然而对于“政”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至少可以区分为“政权”、“政府”和“政治”。这样，“政教分离”可以兼有政权与宗教分离、政府与宗教分离和政治与宗教分离的含义。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教分离”往往是兼有上述几方面的含义的。

历史上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状态是政主教从，基本特色是政不压教，更不灭教，但是政要管教，而教不干政。各宗教在中国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虽然其信奉人数有多有少，影响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经典有简有繁，但是没有哪一个宗教可以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不受约束地野蛮生长。中国历史上也从未发生过长时期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一个中央政府的最高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也未必对于整个国家的宗教取向有太大的影响。例如，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在执政的国民党中大权独揽，他本人信奉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在全国的发展仍然是有限的。而在部分地区，则有一教独大的地方性的政教合一政权。如藏传佛教在西藏和藏族地区，伊斯兰教在西北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

政教分离是当今人类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普遍接受的关于现代国家政教关系的理念，政教分离原则是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对待宗教的基本原则，是承认宗教多元化价值观和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传统文化，各国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与实践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一般来说，政教分离原则包括国家对宗教的中立与宗教对国家的中立两个方面。对国家来说，政教分离原则一般意味着国家不能动用自己的资源支持或压制任何宗教、教派，其基本内容包括：1)禁止设立国教。国教是指国家对特定宗教的特别保护或赋予各种特权。否定国教意味着国家要尊重宗教的多元性，遵守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平等对待国内各种宗教，严格区分信仰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价值观；2)国家不干涉宗教的内部事务，不对特定宗教进行优待或赋予特权，不把纳税人的钱或政府的财政资金用于资助特定的宗教活动。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家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等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支持宗教活动；3)宗教不干涉国家政治，不干预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教育和公民的婚姻。

对比上述各种类型，就宗教的地位来说，在神权统治和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的地位最高，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国教制度下，宗教的地位也比较高，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很大；在政教分离制度下，任何宗教都没有特殊的地位，多种宗教并存，对于社会生活虽然发生影响，但是与在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地位和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的现行宗教政策把“政教分离”这个现代政治学中的好东西变成为反宗教的理论工具，是不符合实际的。*李云飞：《“政教分离”如何被滥用》，http://www.21ccom.net/html/2016/zlwj_0709/5593.html。徐进：《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教分离”原则》，http://www.21ccom.net/html/2016/bianyan_0709/5597.html.还有一种“宗教市场论”的观点认为：政教分离就是“政府不要干预宗教，国家要和宗教分开，国家的财政，国家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都不能跟宗教沾边。宗教和政治分开以后，宗教组织和政府分开了以后，……他们就会因着生存的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宗教的市场中产生一个良性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会使那些不是真正搞宗教的组织，和不搞宗教的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被淘汰掉，因为每一个宗教只有以他所相信的宗教的善行说服信众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得到信众的支持，才能存在下去。……如果一个宗教组织的目标就是为了敛钱，是搞不长的，不会得到以追求精神信仰为目标的信徒的支持。世界上打着宗教旗号骗钱敛色的组织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没有一个成功的，因为它们不是宗教。*刘澎：《中国宗教问题的症结与出路》，http：//www.mzzjw.cn/html/report/150132773-1.htm.

毛泽东、周恩来曾经从不同角度论述这一问题。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向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们专门就国家制度进行解释：“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提出中国的少数民族“一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我们应该……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分化。”不久后，在1950年5月《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中，又提出了“中国一向是政教分开的”。“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中国，宗教同政治一向是分开的，所以宗教问题不像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样严重。”*《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0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前景化是诗歌《羊齿山》的一个显著特征。诗人运用了一些前景化实现的手段，如大胆的诗节编排，超出常规的短语搭配和体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层面上的语言过分规则化。细微剖析这些具体的前景化实现手段发现，这些前景化手段都与诗歌的主题密切相关，都突出了诗歌生与死、纯真与成熟、时间永恒的主题。诗人运用独特的前景化手段，不仅赋予诗歌新颖性和创造性，而且达到了突出主题的效果，而通过对前景化手段和效果的解析，可帮助读者挖掘诗歌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

近代中国发生的宗教干政，肇端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来华传教，初则华服汉语，听任中国教友继续祭天、祭祖、祭孔的旧俗，也得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认可，甚至得以入朝为官。这些传教士此时并不干政。至清康熙年间，其后人试图违背利玛窦规矩，罗马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布禁令为止，禁止中国教友遵从旧俗，遂引发了清康熙帝的反制，是为中国礼仪之争。结果是天主教在华被禁。及至鸦片战争之后，“洋教”依仗洋枪洋炮入华，干预地方政务，酿成诸多教案。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政教关系，就天主教和基督教而言，既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利用宗教“西化”、“分化”中国的影响。但是宗教已无可能再干预政府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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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中国的宗教同政治又一向具有某种联系。“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佛教、五斗米教、明教、白莲教、天主教、八卦教，都常与政治有联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而且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中又是局部地区政教合一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绝然地政教分离的。

二、政教分离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但是各国皆有自己的特色

当代中国是一个奉行政教分离原则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但是“政教分离”并未入宪。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教分离的实质，是废除宗教在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的任何特权，是宗教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和谐。在我国，制度上的政教分离实现之后，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教分离与和谐政教关系的构建和完善，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待于党和政府在今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关系的理论探索和工作实践中，深化认识，创新机制，逐步推进。

这在当代中国，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没有办法保证，政府对于宗教放手不管，就一定会“在宗教的市场中产生一个良性的竞争”。即便就经济活动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还是要有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这样“两只手”。这在当代世界各国是有共性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是看不见的手；政府制定的税收、利率、优惠或惩戒等相关监管政策，则是另外一只“看得见的手”。国务院设立了宗教事务局，各级政府设有民宗局或民宗委，制订《宗教事务条例》和相关政策办法，组织朝觐活动，审批一定规模以上的宗教活动，都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处理好政教关系，服务信教群众，管理涉及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永远在路上，工作总是难以做到尽善尽美的。一段时间一个时期的管理服务不尽人意，出现和存在若干问题，管理者的素质和法制观念与政策水平欠缺，不能成为索性放任不管的理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涉及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永远不会做的尽善尽美，但是管不好，和索性不管造成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索性不管造成的问题，可能更严重。所谓让市场全部管起来的观点，即便是在经济领域，也是偏颇的。至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宗教社会实践，更不可能全然放任。

考察世界其他国家对于政教关系的处理，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受到启发。以美国为例，美国并无专门的“宗教法”。人们常常引述和谈论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其译文和原文为：“国会不得制定设立任何一种宗教或禁止其自由实践的法律(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在此修正案中并无“政教分离”这一术语。对这一条款的理解，就有分离派与协调派之间的分歧。有人认为是在政教之间建立起一堵墙，而有人则认为“政教分离并不是绝对的”。“从绝对意义上说，完全的分离是不可能的。政府同宗教组织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线远非一堵墙，而是一个模糊的、不清晰的、因某种特殊关系的所有情况而变化的障碍物”。美国历史证明，“彻底的政教分离是不存在的，作为美国宗教传统的基督教新教一直影响着美国政治和社会，而且还将继续对其产生影响”。*刘澎：《当代美国宗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51-261页。

宗教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只要宗教存在，只要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信仰各种宗教，宗教就会是一支客观存在的社会力量，对于社会生活包括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就会存在。就我国的社会现实来说，各个宗教的领袖人物和宗教界人士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代表参政议政，都反映了宗教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党和政府要求宗教界做到“四个维护”，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宗教界人士努力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作贡献，也是政治上的要求。而中央政府拨款支持全国性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改善办公办学条件，推动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加快高素质宗教人才培养，支持重新解经，依据不同情况为部分宗教职业者发放生活补助费和津贴等等，则是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组成部分，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近年来西藏地区寺庙管理委员会和党政领导干部联系寺庙制度的建立、西北地区(新疆、宁夏)领导干部联系宗教人士制度的建立和对于各类宗教场所主要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助办法的出台，都是执政党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探索。*新疆为宗教人士发放生活补贴已有多年，参阅李晓霞：《新疆宗教教职人员生活补贴制度及其影响》，《西部学刊》2014年第2期。宁夏的情况，参阅杨志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的实践创新——基于宁夏宗教工作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从这些方面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就只能是相对的。

三、当代中国政教分离的历史渊源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政教分离”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政教分离是指国家政权禁止对某一种宗教的特殊照顾；禁止依靠国家政权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是指国家政权同某一种曾经控制国家或地方政权的教会的分离。“‘政教分离’只是指宗教与政权相分离，并不能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完全脱离。……那种把政教分离看作是宗教与政治完全脱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朱晓明：《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319页。朱晓明：《合作论、管理论、适应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综合以上内容，酒鬼酒瓶从艺术化、拟人化两方面完成了现代酒类包装容器设计，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市场上为酒鬼酒文化形象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其他设计者及企业也受到了这一设计作品的启发，纷纷将陶瓷元素及其他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了酒类包装设计之中。

在中国古代，封建皇权的统治力量是如此之大，魏晋之际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旦被皇权打压下去，经过了“三武一宗”的灭佛，佛教徒便明白了“不敬王者则法事难立”的道理，从兹再不抗争。以至于唐代已经获得内地百姓普遍信仰的观世音菩萨，也要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名讳而改名为“观音”菩萨，而且以后历朝历代就此沿袭下来。而佛教一旦向皇权顶礼膜拜，又总是能够得到世俗政权的尊崇保护，扩大发展自身实力和在民间的影响。汉传佛教遍布全国的“敕建护国X X寺”，藏传佛教高僧大德、转世活佛历经元明清迄至民国各朝各代从中央政权所获得的各种封号、因朝觐、纳贡而获得的大量实际利益，在在昭示着历史上中国政教关系的中国特色，也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宗教与政权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宗教与政权，特别是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桑玉成、朱勤军主编：《人类政治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点评：“流动党校”重在“流动”，党群服务中心、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党员活动室、田间地头，都可以随时开课，政治、经济、法律、农业技术方面，党员群众需要什么就讲什么，并且让党员群众根据需求自己选学。黄土岭镇的“流动党校”名副其实。

这两个“一向是”，简明扼要地概括出了中国民族国情和宗教国情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

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大多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政策，在保持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笼络利用其上层分子和当地原有的宗教首领，根据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清朝奉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以治理蒙藏地区，不仅受到蒙藏民族僧俗上层的拥戴，而且为其所仰赖。当宗教内部发生矛盾纠纷而无从自行化解时，地方政教首领还要找中央政府裁决。试举一例：

十三世达赖喇嘛1908年进京朝觐毕，返藏途经塔尔寺时，与该寺阿嘉呼图克图发生矛盾，以至冲突激化。达赖为此曾致函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并请其代为转奏清廷裁决。庆恕上奏称：

……奴才接准达赖喇嘛来文内称：(大皇帝)敕封我达赖喇嘛为黄教之主，此次入京陛见，屡奉大行皇帝(是时清光绪帝病亡不久)面谕，务要黄教兴隆。等语。查从前赏给各呼图克图名号，原为各守僧规，清净焚修起见。近查有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不但不守清规，又背国恩，意将黄教泯灭，饮酒，吸烟，打围，素常如此，不及俗人，此事官民僧俗皆知。前辈塔尔寺众僧四散，皆由该呼图克图妄为所致。及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大行皇帝谕旨到寺，该呼图克图理应随班恭迎，乃率领徒众，手执凉伞，坐在屋顶，用千里眼(按即望远镜)视观热闹，并有心中不悦之意。我达赖此次出京，蒙大行皇帝谕饬，所到地方文武官员接送照护。等因。该呼图克图不但不迎接护送，反将我达赖喇嘛发给该寺众僧新律，被该呼图克图收去，实是不守僧规。狂悖如此，黄教何以兴隆。即请西宁办事大臣代奏，将该呼图克图名号斥革。出奏后，并请谕饬该寺呼图克图及僧众悉知。……

翠山公园在斜坡及陡坎下部出露地层为Q3-4apl砂卵砾石，灰白-青灰色，母岩以花岗岩、凝灰岩、长石石英为主，磨圆度中等，分选性差，含极少量砂质，采样分析其d10均大于0.1 mm。斜坡上部覆盖Q3-4apl黄土状粉土，分选性好，垂直节理发育，根据现场采样分析其d60在0.02～0.04 mm。上下层间岩性差异使得其渗透系数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上部粉土层垂向节理的发育，使得粉土层地表水下渗主要以捷径式渗透为主。地表水捷径式下渗是翠山南部地表坑穴形成的原因之一。

据此，奴才查达赖所陈各节，系属佛教清规。该呼图克图既不遵清规即应斥革，理合附片代陈，伏乞圣鉴。谨奏。*尽管达赖喇嘛恳请，清廷仍然明确不予其直接奏事权。引自《庆恕奏达赖请参革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并云若不办则伊回藏无期片》，宣统元年(19O9)二月十一日，会议政务处档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坐在东家厅堂那张八仙桌的首席，真有上殿的感觉。我父亲落座前，总要抚平头发，面对上方祖龛，拜拜先人。那天，落座后等待时间蛮长，我父亲出奇地向东家要了碗水酒，顾自喝起来。他说这对公母落入温柔乡不肯出来，好事，这样怀上的仔，个个健康活泼还聪明。东家婆乐得瞟他一眼说，那就求你把它们一个个培养成状元郎啦。

由此可见有清一代直至清末地方宗教领袖对于清朝中央的仰赖，也可窥见当代中国政教分离历史渊源之一斑。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政教分离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原因之一。

四、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教分离

当代中国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有如下原因：

1．人类文明的进步，使得“政教分离”成为当今的大趋势，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制度选择。

2．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了访谈法。访谈是一对一进行的，地点是在笔者就职学校的网络教室或办公室，访谈时只有笔者及受访者，并做了录音。事后，笔者对6段声音数据进行了转录并进行了分析。

3．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长期以来没有明确而坚定的宗教信仰，大多数人不信教，或只是功利性的信教。

传统的从农户手中收购药材的模式中，中药材种植企业并未能完全兑付“种植”功能，受到农户种植水平、当年度水文光照条件限制较大，对于提高中药材质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市场份额有较大限制，因此中药材种植企业应当将药材的种植和生产抓在手中。企业与中药材产地农户签订合同，约定中药材质量、农残、药残和收购数量、收购价格，由企业提供种子、肥料、种植技术，这种合作的方式能够有效提高中药材的质量，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优秀的中药材资源，有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当前中药材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窘境，实现中药材产业整体的产能扩大。

4．少数民族普遍信教，但是历史上长期认同中央政权，其首领有从中央政权取得执政权威或号令信众的习惯，而无干预中央王朝的传统和实力。

当今世界还有若干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囿于各自的国情和传统，认可宗教对于政府、政权或政党的某种关系，但却鲜有执政党宣布自己的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而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统，使得中国共产党制订纪律约束执政党党员不得信仰宗教成为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作为执政党，也要求当地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特别是生活在基层的共产党员，对于那些“虽然含有某些宗教色彩和宗教传统，但是实质上已经成为民族风俗习惯的组成部分”的“婚丧仪式和群众性节日活动”，不要简单地一概拒绝参加，而应“既要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划清界限，又要在生活中适当尊重和随顺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免脱离群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54-174页。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曾表示过这样的态度。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几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向客人了解了这几个国家的地理、人口、民族、宗教、经济、政权等情况后，谈到党员干部可不可以做礼拜时，毛泽东说：“要做，不然要孤立。公开宣传不相信宗教，但到庙里的时候，就要行礼，这样并不违反原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6页。这是毛泽东主张“随顺”的一例。

中国共产党把宗教工作视为一项全局性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现行《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第74页。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习近平出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第1版。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政教分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是绝对的。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发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我们要总结发扬，使之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 》2014年10月14日第1版。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智慧，也应当在今天受到重视，为今天的执政者借鉴。中国政教关系的传统，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健康的政教关系，需要恰当地借鉴历史经验，使用文化资源，也需要宽阔的国际视野，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教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