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The World Bank. An update to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World Bank 2012.，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4年的7.2%*张为民:“脱贫步伐加快 扶贫成效显著 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510/t20151016_1257098.html.，农村贫困问题获得明显缓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而且对世界的减贫工作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已经取得斐然成绩，但农村贫困问题在中国依然严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而且其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生活状况方面，还表现为文化贫困、精神贫困、发展权利等方面的多元贫困，并且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由集中化向分散化趋势演进，综合性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受阻，进而加大了扶贫工作难度。可以说接下来这7000万人口的脱贫工作将是“最难啃”的骨头，扶贫政策亟须创新，以更快的步伐、更彻底地消除贫困。已有经验告诉我们，创新应把握住问题的根本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正在对工业时代、农业时代的经营和运行模式进行深刻的改造，对信息的占有与应用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互联网时代典型产物之一的电子商务正如火如荼地上演，并对消费市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产生深刻影响，扶贫政策的创新需要向其借力。

一、电子商务的崛起与农村电商的巨大潜力

电子商务是以因特网为基础，以浏览器为主要媒介，利用微电脑技术，买卖双方不必谋面而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一种新型商业运营模式，目前形成了ABC、B2B、B2C、C2C、B2M、M2C、B2A、C2A、O2O等模式。21世纪初，在国家的推动和支持下，大型企业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先导力量。2003年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中，共有246家企业实现了网上交易，网上销售交易量达到4457亿。2003年以后随着淘宝网等一批C2C网站的兴起，用户规模进入快速扩张期。2009年网络购物用户规模1.08亿人，年增长45.9%，交易额2586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0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08-2009)》，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网络经商人数规模呈持续快速增长，截止2009年9月底，人数达到6300万。B2C成为2009年发展最快的一种电子商务模式，当当网、卓越亚马逊、京东商城、凡客诚品等一批B2C网站快速发展，苏宁、国美、北京王府井、武汉中百、中粮集团等传统商贸企业也逐渐接受并布局开展B2C电子商务。*同上，第7页。C2C电子商务出现大幅度增长，淘宝网2009年交易额达到2083亿，较上一年翻了一番*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08-2009)》，第8页。。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交易额较前一年增长28.6%，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36142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4)》，第1页。，且移动电子商务呈爆发式增长，移动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8956.85亿元，年增长率达到234.3%。2014年微信用户数量已达5亿，同比增长41%，微商伴随微信支付应运而生*同上，第9页。，进一步扩大了电子商务的覆盖面。根据阿里研究院《2015年网商发展研究报告》，2015年中国网商营业规模逐步迈入十万亿量级，从业者数以千万计。电子商务的影响逐步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电子商务方兴未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获得逐步提高，网络基础设施在农村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注意到了农村这一新的商业机会，加大了对农村电商市场的投资与开拓。2014年各大电商进军农村。据阿里研究院统计，2014年我国有各类涉农电商3.1万家，其中涉农交易类电商有近4000家。2015年全国已有农村各类淘宝村780个，同比增长268%，淘宝镇达到71个。京东利用墙面广告在全国100个城镇进行广泛宣传。顺丰提出以物流逆袭“电商”，向农村“最后一公里”进军，为顺丰“嘿客”铺路。阿里巴巴提出“千县万村”计划，目标是在3-5年内投资100亿，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苏宁云商在2015年6月前发展数万名村民代理，覆盖中国数万个村庄，各大电商纷纷摩拳擦掌，意欲在农村电商这片沃土上开辟自己的一片天地。

目前，各类农产品网络零售网站业已成熟，数量颇多，淘宝、天猫、1688、京东商城、中粮我买网、一号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商城等是目前用户较多的电商平台。据测算，我国网购市场规模突破1万亿元之后，城市网购市场增速放缓，农村市场逐渐成为电商行业新引擎。新疆阿克苏苹果是2017年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打造的58款农产品之一，“天猫双11”当天仅12小时，阿克苏苹果在天猫实现销售170万斤，58款农产品在双11期间(24小时)共完成了4亿5千万元的销售额。如此骄人的业绩在传统销售模式下几乎不可能，而新时代、新技术将这一切变为现实，通过网络平台与政府、农民的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农村、农产品比较优势，贫困县彻底脱贫指日可待。

都说开源节流，节流重要，开源的意义更大。其实更确切的说是培养孩子的赚钱意识，可以更准确地说让孩子了解赚钱的规则，让孩子从获取收入的过程中，了解到财富流转的规则，在工作中还能体味到回报与付出成比例这样看上去简单的道理，小时候的这项功课，将会给他们的一生带来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以理论自觉反思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两方面：一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参与度不足，二是自身可行能力低下，难以独立抵御未来风险，并且参与不足最终也会导致能力低下。“参与式”概念由美国康奈尔大学Norman Uphoff教授提出，参与式发展对象不仅要执行发展，还要作为受益方参与检测和评价。在扶贫过程中，脱贫的主体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过程离不开脱贫主体的参与，脱贫主体的消极被动状态使得各类扶贫政策的推行事倍功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我认同，失去主动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农村贫困人口的参与不足致使农村扶贫工作“本末倒置”。另外一个症结在于贫困之根本——可行能力的低下。长期以来，人们惯于从收入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收入低下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因而解决贫困问题就等同于增加收入，各类救济、补贴便自然成为题中之义，主流扶贫政策中各种重经济扶持轻能力建设，重短期收效轻长期效果的实践也均是基于对贫困等同于收入的肤浅认识。然而，对贫困的理解绝不可囿于收入，对此阿马蒂亚·森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收入不足确实是造成贫困生活的很强的诱发性条件，这是合理的观点，但贫困应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是收入低下。因为除了收入低下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如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等)。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如有足够的营养、避免疾病、参与社区生活、拥有自尊等。这种可行能力既可以是一个人实际做到的事或达到的状态，即实际成就，也可以是一个人虽未在当前做到某事或达到某种状态但他却拥有这样的真实机会，即实质自由。以可行能力剥夺看待贫困，是“真实贫困”，比在收入空间表现出来的贫困更加严重，* [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6页。因为能力贫困不仅包含了经济贫困，还包含社会成员想要完成某种功能性活动的“机会”，即实质自由的缺失。以收入贫困的角度应对农村贫困问题，没有直面贫困的本质，贫困人口即便经过帮扶实现短暂脱贫，一旦遭遇年老、疾病等风险时也极易再次陷入贫困。此外，阿马蒂亚·森还表明了其另一个观点即低收入与可行能力之间存在工具性联系，可行能力的缺陷(如年老、残疾、生病等)会降低人获取收入的能力，同时也将增加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困难，因为年龄较大或残疾程度更深或病况更严重的人，要想实现和别人相同的功能性活动就需要更多的收入。从这点看来，如果农村贫困人口存在可行能力某方面的缺陷，或年老、或残疾或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等，那么他们未来获取收入的能力便会降低，利用收入提高自身可行能力的难度也越大，最终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农村贫困群体中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往往成为脱贫难度最大者。由此，若要打破当前农村扶贫的恶性循环，必须从促进贫困主体的参与和提高可行能力两方面入手实现精准解决。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对农村贫困人口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在于农村贫困人口以怎样的姿态去迎接，国家、社会为其提供怎样的条件予以保障。通过网络等渠道获取全面的信息，并运用自身技能、知识去驾驭获得的信息，一个在工业社会时期的贫困者仍有望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弯道超车。但若其前提条件——有机会获取信息、有能力驾驭信息不能得到保障的话，贫困人口将无法赶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难以与主流社会建立关联，在新一轮经济浪潮中被排斥。展望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农村扶贫政策，应注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修正与改善。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互联网+”是时代发展的新形态，互联网经济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边际收益递增性、技术扩展特性、长尾累积效应等优势* 陈亚琦：《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发展规律及其路径探析——基于时空分析视角》，《河北学刊》2015第5期，第219页。，展现了生产与劳动的多样性。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具有互联网经济的一般优势，其本身具备的特性也决定了电商扶贫具有内在可能性。第一，电子商务扩展了交易空间，使交易不再深受地方空间的局限，为农村贫困人口的广泛参与奠定了空间基础。在互联网时代，作为人类经验基础的空间与时间得以转化，“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废除了工业年代的时钟时间”* 曼纽尔·卡斯特 ：《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页。，电子商务利用虚拟的空间、无限的时间以及配套的物流体系，可以破除传统农村商业交易的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等阻碍。来自东北深山的木耳、蘑菇等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可以顺畅地销往西藏、新疆、海南等祖国各地，来自西藏的冬虫夏草、牦牛干等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也可以顺畅地流通到有需求的地方。通过电子商务，地域限制被打破，即便身在农村也可以实现产品的外销，交易空间得以拓展。第二，电子商务使农民直接面对消费者成为可能，避免了信息不对称，为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参与提供了平台基础。在传统的商品流通方式下，来自原产地的产品通常需要经过收购商、批发商、零售商等多重中介最后流通到消费者手里，在每个环节产品价格均有提高以维持正常的商品流通，价格虽然翻了几倍但处于“源头”的农民往往只有微薄的利润。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往往对市场需求反应滞后甚至错误判断，造成价格风险、供给需求失衡、收益折损。通过电子商务，农民可以跨越中间渠道在虚拟的空间里直接面对消费者，第一时间获得来自消费者的真实反馈，并以需求刺激生产，进而有助于激活农村市场。第三，电子商务可以带来附随经济、社会效应，有助于带动更多农村贫困人口的参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会带动物流快递、包装、信贷、信息技术服务、电脑维修与培训等产业的发展壮大，形成一个商务生态系统，不仅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加入到电子商务中成为“店主”，而且还会直接创造若干个就业岗位，带动更多人实现就业增收。此外，农村电子商务的开展可以留住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对于解决农村空心化、空巢化、留守人口等社会问题均大有裨益。第四，电子商务与农村扶贫相结合，农村贫困人口不再是消极被动的扶贫接受者，而是电子商务全过程的主角之一，贫困人口在参与脱贫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并在逐渐起效的过程中获得自尊需要的满足、逐渐树立信心，其学习新技能的主动性得以施展，脱贫内生动力获得最大限度的激发。收入的提高、知识的提升、对信息技术驾驭能力的增强最终提高了贫困人口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并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真正主体化，这对于彻底摆脱贫困大有裨益。这种扶贫方式具有可持续性，是对传统扶贫方式下贫困人口参与不足、抵御未来风险能力低下的重大突破。

二、电子商务与农村扶贫的契合点——参与式增能

【美国BWX技术公司网站2018年9月27日报道】 2018年9月27日，BWX技术公司(BWX Technologies)宣布其子公司美国核燃料服务公司(NFS)已获得一份总价值5.05亿美元的高浓铀稀释合同。这是该公司迄今获得的最大一份高浓铀稀释合同。

(一)参与不足能力不强：中国农村贫困症结所在

中国农村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阶段(1978—1985年)* 韩嘉玲，孙若梅，普红雁，邱爱军：《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69页。——由中央向贫困地区调拨生计物品及补贴以维持贫困人口最低生活标准；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政府向贫困地区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地区发展进而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 杨占国、于跃洋：《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1979-2009)述评》，《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82页。——针对地缘性贫困确立有明确目标的针对性政策；城乡统筹扶贫阶段(2001—2010年)——力图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小而精阶段(2011年至今)——探索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分类管理的扶贫方式。扶贫工作30多年的探索收效显著，但随着减贫工作的推进，减贫难度加大，减贫速度放缓，中国农村扶贫似乎进入了瓶颈期，存在一些“顽固”问题阻碍着农村扶贫工作的进展：第一，农村贫困主体客体化。“(中国)农村的扶贫史可以看成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战略的形成与发展史，也是行政力量超强作用的行政国家史”* 许源源、邹丽：《“行政国家”与“隐形社会”：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第68页。。主流扶贫政策多以政府牵头为主，而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贫困人口不同程度的怀有“等、靠、要”的消极心态，自身参与意识不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扶贫固化模式，使得本应作为脱贫主体之一的贫困人口成了纯粹的客体，这种被动意识严重影响了扶贫效果。第二，难以打破“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的循环。30多年来，农村贫困人口虽然整体数量有所减少，但也存在着一部分贫困人口短暂脱贫后并没有跳出贫困圈而是又返贫的现象，根据2011年《人权蓝皮书》，2009年3597万贫困人口中62.3%是返贫人口* 2011年《人权蓝皮书》：2.5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民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9/30/9597704_0.shtml，尤其是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返贫问题更加严重。第三，扶贫手段缺乏精准度，资源投入不能获得有效产出。当前的扶贫手段仍然延续全国普遍的项目扶贫、产业扶贫老办法，而实践证明老办法存在“精英俘获”、“参与式悖论”* 马凤芝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5页。等弊端，真正贫困的人群其实难以获得有效资源促脱贫。

事实上，近些年全国已经形成若干农村电商脱贫的典型案例，如江苏沙集从事家居电子商务，以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为领头羊，带动全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四川青川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搬到网上，通过集约化经营扩大销路；江苏堰下村从事花木电子商务，在原有生产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以“经纪人+农户”的经营销售模式拓展市场；河北东高庄从事羊绒纱线电子商务，在原有工业产出品基础上借助电子商务扩大销售渠道；浙江青岩刘从事小商品电子商务，利用地缘优势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扩展销售渠道。这些发展起来的农村电商典型都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2010年沙集镇农民网销家具获3亿销售额，利润约5千万元* 汪向东、姜奇平、叶秀敏：《和谐社会与信息化战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6页。，村里不识字的老人、妇女、残疾人均加入其中，形成全村积极脱贫景象。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还带动了沙集家具制造企业、材料配件业、物流快递业、电脑销售维修培训、信贷等周边行业的迅速发展，并直接带动了就业用工，形成了整体脱贫致富的景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沙集模式的源头——“东风村”，2009年实现经济收入2.2亿元，而且过去外出打工的人有90%返回家乡从事电子商务，从而使农村“空心化”、“空巢化”问题也自然得以解决，网销也激发了农民自发学习网络及营销知识的动力，村民的整体精神面貌、文化素质都有了质的飞跃。河北省清河县东高庄村全村400多户人家，300多户在网上开店卖羊绒纱线，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的网商有20多家，其中销售额最高的达到1000多万元。*汪向东、姜奇平、叶秀敏：《和谐社会与信息化战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6页。

(二)促进参与提升能力：电子商务的优势所在

(1) 由潮流的双向流动带来的继电保护配置整定问题。传统的配电网是单向电源网络,主要使用三段式电流保护;当配电网中分布式电源较少时,仍可使用电流保护;但当分布式电源达到一定规模(穿透率较高)时,分布式电源严重影响电流保护的选择性和灵敏性;但如果使用面向双侧电源的差动保护,又会增加配电网投资。因此,分布式电源引起的继电保护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7]。

总之，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业态，其本身的属性决定了与农村扶贫存在契合之处，在精准扶贫的号召下，应当被作为一种创新举措，介入农村扶贫中去，这不仅有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于相应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样意义深远。

平时孩子们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昨天放学后，我一眼就看到了校门口茫茫人海中的妈妈，妈妈也马上就看到了我。”我想孩子们已经真正地深层次地理解了“茫茫”这个词。

三、农村电商扶贫的深层意蕴——帮助贫困人口与主流社会建立关联

贫困固然可怕，比贫困更可怕的是人们与主流社会关联的断裂，这意味着人们将成为与主流社会无关的边缘群体，这不仅仅造成经济上的贫困，还造成贫困的跨代传递，更限制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与主流社会建立关联，要求社会成员的行为与劳动符合主流社会运行的逻辑。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不同的方式与主流社会建立关联。工业社会时期与主流社会建立关联主要是通过对资本的占有与应用，因为工业社会时期，资源的占有决定了一个人能过上体面生活的能力，缺乏资源的人只能成为雇佣劳动者，而工资与有偿劳动间的密切联系又将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技能低下的人排除于高薪领域之外，社会成员间的差距被不断拉大。在工业社会逻辑的塑造之下，农村与城市拉开了差距，缺乏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者远远落后，成为社会中的底层群体。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信息社会遵循与工业社会不同的一套逻辑——信息、知识、网络等信息化时代的核心要素构造起信息社会的宏伟大厦，其生产活动建立在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基础之上，信息技术的运用贯穿到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对信息的占有与应用代替体力劳动能力和资源成为个人主要生产力，信息、网络、技术成为一个人过上体面生活的硬件要素，也广泛影响着“人—人”、“人—社会”的互动。曼纽尔·卡斯特将信息社会中的劳动力划分为三类：*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3页。作为创新和价值源泉的劳动力；仅仅是执行命令的劳动力；从结构上来说是不相关的，或作为工人(那些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生活在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不完善地方的人)或成为消费者(因为太贫穷，触摸不到信息网络以至于不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的人)的劳动力。对于世界上的大量人口来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加入到有意义的关联之中，进而避免被信息社会忽视的问题。此时的社会差距体现在可以获得信息并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人群与那些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人群之间的不平等。农村贫困人口就是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一大部分群体。在全国6.88亿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仅28.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广大偏远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更是难以触及信息、网络，如果没有社会政策的干预，这部分群体将在新一轮经济浪潮中被排斥，并逐渐与主流社会隔离成为边缘群体。互联网时代，社会活动将是围绕信息、网络开展，社会关系也将深受影响，因而避免与主流社会隔离必须具备信息的获取和使用能力。主流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数字鸿沟”关注不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应对策略，仍然是在固定的空间、有限的时间范畴下开展扶贫工作，无助于贫困人口与主流社会的联结，这意味着这部分群体将难以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存在贫富差距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被拉大的风险。而电子商务本身是互联网经济中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进行交易创造财富的典型，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参与电子商务这一主流经济活动，在利用信息技术、网络脱贫的同时，也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其信息技术的驾驭能力。这种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不仅有助于脱贫，而且有助于其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与其他社会成员、与社会建立关联而不是成为主流社会中的“无关者”。这或许是电子商务介入农村扶贫更深层的意义所在。

四、互联网时代农村电商扶贫路径探索

当下的中国，电子商务方兴未艾，农村电子商务蕴藏巨大潜力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面对这种必然趋势，“顺势而为”是明智之举。业已存在的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已经非常成熟，完全具备吸纳新的农村商户的条件。已有的成功案例也表明电子商务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效果显著，未来大有可为。将电子商务引入农村扶贫是与时俱进的创新选择。

混成法指的是把一个词与另一个词混成一体来构成一个新词的方法。例如将两个词进行裁减，取其中一部分（词首或词尾），或保留一个词的词形不变，取另一个词的一部分，构成一个新词；用混成法构成的新词往往兼具两个旧词的词义。混成法构词举例：

(一)肯定农村贫困人口主体性地位

发展的目的最终在于人的发展，用阿马蒂亚·森的话说，发展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农村扶贫工作的对象是农村贫困人口，其目的是促进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这一点坚定不可动摇，在扶贫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整个过程都不应脱离这一根本点。未来的扶贫政策应与对象人群紧密结合，明确扶贫主体是农村贫困人口本身，而不是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群体，并据此开展工作。在扶贫政策制定之前应广泛听取农村贫困人口的意见，做好实地调查工作，根据贫困人口的实际需要开展扶贫；在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注重刺激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形成“积极脱贫+政府帮扶”的主动模式，而不是“政府积极推动、贫困人口消极等待”的被动模式，由“自上而下”的单一扶贫模式转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通力合作的模式；最后，要做好扶贫政策效应反馈工作。对已推行的扶贫政策在农村贫困人口中的效应开展定期反馈并由相关部门形成总结，不合理之处给予及时调整。在此，政府作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政策助力者，农村贫困人口作为脱贫的主体行动者，共同完成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任务。

电子商务作为新兴产业能与农村扶贫这一老问题产生火花并带来傲人的成效并非“巧合”，从理论上讲，电子商务的独特属性可以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并实现“增能”是根本因素。

(二)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信息可及性

在互联网时代，无形的信息创造价值，而对信息的获取机会是一个人避免贫困的首要前提。越是贫困地区、越是信息闭塞地区越是应该有特殊政策的倾斜，补齐这块短板。传统的信息通讯渠道诸如广播、电视、电话已基本铺开，当前应努力的方向是互联网、无线网络通信、电脑、智能手机等在农村贫困人口间的普及。目前农村网民约占全国网民的三分之一，可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扶贫政策应顺应时代发展，首先为农村贫困人口的信息可及提供保障。要完善互联网、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达到村村通网络。考虑到农村贫困人口在使用互联网、无线网络连接费用方面的限制，应在互联网接入、无线网络通信接入方面向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不同程度的费用补贴或减免。此外，电脑、智能手机作为互联网时代获取、发布信息的重要途径与载体，在农村贫困人口间的普及也极为重要，对于在购置费用方面存在困难的，可以由政府通过与生产厂商合作等方式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费用补贴。总之，应确保在互联网时代，农村贫困人口在获取信息方面与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平等的机会，这是与主流社会建立关联的前提条件。

(三)增强农村贫困人口信息驾驭能力

互联网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是核心竞争力，获取信息的机会是其中一个前提条件，另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对信息的加工、应用能力。在能力贫困理论中，对贫困的理解强调由单一的收入低下转向可行能力的低下。根据信息社会理论，在互联网时代，作为创新和价值源泉的劳动力将与主流社会建立关联，而仅仅执行命令的劳动力和从结构上来说是不相关的劳动力均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而，对已获取信息的应用能力自然成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一个人应具备的基本可行能力之一。为了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在此方面的可行能力，需要多方位的政策扶持。首先，不遗余力地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扩展人的生产力，这是一项长期而必不可少的工程。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扎根中国农村十年所做的调研得出结论，中国农村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下，这是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并且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体力劳动将逐渐被机器、自动化替代，农村贫困人口的境遇与未来堪忧。因此我们认为农村教育应当被列为重点工程，不遗余力地坚持下去。其次，要加大培训力度与精准度。与基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开展针对性的电子商务技术培训，包括基本的电脑操作、电子商务平台运作、网络营销专业知识、图片处理技术等，避免形式主义，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农村贫困人口经过培训均可以从事电子商务过程中的某一项工作，提高其参与度。

(四)基于农村熟人社会性质，广泛利用“领头羊”的示范作用

费孝通在论述熟人社会时说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的基础就是熟悉，“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熟人社会充分的信任和熟悉的感觉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广泛传播，因而应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鼓励并发挥“领头羊”的示范作用。已有研究指出，扶贫要先进行思想救赎，而思想教导远不如“身边人”的成功来得直接、有力。对有新思路、敢创新的人给予各方面鼓励与支持，尤其是大学生、青年返乡农民工两个群体，促使农村贫困人口群体内部形成敢想、敢做、勤于思考、善于创新的新风气，营造出一种文化氛围推动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

(五)建设现代化物流配送体系

“互联网+”环境下企业要做的就是围绕用户价值提升，特别是用户个人时间价值，不断创新商业模式以满足基于时间增值的用户效用优化。位移时间的增加意味着效用的损失，农村地区通常缺乏大型物流公司的进驻，道路条件欠缺，导致物流成本提升，时效性不高，不利于市场竞争。因而应着力建设现代化物流配送体系，优化流通机制和过程，降低流通成本，并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使农村的产品得以快速且低成本地流通出去。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指出，“上一代修建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已经与普通公路运输联系在了一起，它产生的溢出效应包括郊区发展、制造及零售业的地理分布，以及旅游业的增长，所有这些给美国带来了其200年历史上最繁荣的经济时期”*[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26页。，所以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那些偏远、连片贫困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需要集中完善。此外，还应具有前瞻性的关注“信息高速公路”，社会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设想*同上，第227页。：在目前的物流系统中，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有一个或几个仓库或配送中心，只有很少的企业拥有超过20个仓库或配送中心……这就限制了它们在运营中进行跨洲货物存储和运输。但如果任一企业都可以使用美国当前所有在用的53.5万个仓库配送中心，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这些中心被连接在一个由复杂分析方法和算法进行管理的开放供应网络中，那么企业就可以使用该系统存储货物，并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按路线发货。此举将极大提高能源效率和生产率，令人为之一震。无论是现实的道路基础设施亦或是面向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由于前期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且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因而应由政府承担主体责任，一旦将基础设施完善完毕，那么边际成本可以逐渐减小，甚至是“零边际成本”，获得极致高效与极低成本。

总之，当前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对信息的占有与应用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互联网时代典型产物之一的电子商务正如火如荼地上演，将电子商务与农村扶贫相结合是基于时代变迁的创新，既是对传统扶贫策略的突破，也是抓住难得历史机遇与时俱进地开展农村扶贫工作的必然选择，既是顺应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之举，也是对电子商务具备的“增能”效果的把握，有助于农村贫困人口生成脱贫的内生动力，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通力合作局面，助其在互联网时代与主流社会建立关联。农村电商扶贫不失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一种创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