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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解读

治理理论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在公共管理流派的发展基础上产生,它是一种强调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公共管理范式。随后,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和分析问题的范式走出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显学,被广泛地运用在各个领域,其中当然亦包括高等教育领域。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等。”〔1〕关于治理的内涵,学界在论述过程普遍采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治理相对与管理而言的不同在于:

大学文化作为文化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一般文化的基本属性,也具有大学文化自身的特性、要求和内在规律性。因此,对大学文化基本内涵的考察要从文化及大学文化两个层面着手展开。

治理的主体,打破政府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元权力中心的传统思维,引入市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的力量,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

治理的基础,管理的基础依靠的是政府的权威,治理的基础是多元主体形成的合作网络的权威,这种权威依靠的是多元主体对事务管理的目标、方式等达成的共识,是多元主体间的共识和自愿。

在高等教育治理中,高校要求政府转变角色,简政放权。随着这一诉求的逐步满足,高校的自主权进一步深化。但高校在呼吁放权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行使自主权。〔6〕不能使自主权流于表面,高校应切实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

治理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思想和分析问题的框架、范式,核心在于强调多元、民主、平等、协商。

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理论的历史进程

(一)从管制到管理的转变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我国提出要建设法治政府,依法治国的方略,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法治治校弥补了政策治校存在的不足,是一种更为成熟、稳定和具有连续性的治理方式。目前制定和出台的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数量不足、内容不健全等问题,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完善与高校办学,教职工、学生权益等内容相关的法律法规。

综合分析认为,8倍胸径两侧的断根方式可通过调节各级细根的内源激素含量与平衡,以及增强氮代谢关键酶活性来提升切口处细根的活性,进而促进林木材积的增长。

2.西药治疗。一是可采用氯苯胍治疗,30 mg/只·d,连用1周,停3 d,后改为预防量;二是使用球痢灵50 mg/kg体重,连用5 d,停1~3 d,再服1~2个疗程;三是采用磺胺类药物,如磺胺二甲基嘧啶、磺胺嘧啶、长效磺胺、痢特灵等与其它抗球虫药配合使用对兔球虫病也有较好的疗效。

(二)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1.高等教育治理思想的萌芽

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进行,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深入介入,我国高校原有的一元格局开始向多元利益主体并存和博弈的格局转变。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开始摆脱集中的政府管制,逐渐变成具有办学自主权的法人实体;市场经济的发展,办学投资主体出现多元态势;公民社会的崛起,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以及教职工群体和学生群体都开始寻求自身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高校管理者要满足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复杂,不仅要代表政府,还要考虑教师和学生群体及多方投资主体的利益。在这一阶段,我国学术界围绕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大学自身内部管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开始寻求高校各种权力和利益群体的相互制约、协调的新型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4〕在这一大背景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如何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深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界的重要命题。学者们也开始正式运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念。高等教育治理的思想得以确立。

政府应从原有的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实现从“划桨者”向“掌舵者”的转变,强化宏观调控职能。第一,政府需明确职能划分,在此基础上管理好自己“必须管”和“能管好”的事务,政府不必管和管不好的事务可以交给其他主体,依靠其他主体的力量进行管理,实现多元共治的局面。第二,政府要转变职能,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在多元共治的局面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仍不容忽视,职能由“划桨”向“掌舵”转变,强调整体调控的作用。政府的整体调控作用主要指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为大学培养竞争市场和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等。第三,在引入多元主体的力量,简政放权的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强化政府的监督权,对高校和各利益群体进行监督和制约,保证高校和各利益群体在博弈过程中不会偏离高等教育发展的轨道。

有学者开始考虑将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探索治理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的适切性,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概念、理论基础、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了理论研究,高等教育治理思想开始萌芽。

三、治理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兴起的内在逻辑

(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兴起使管理主体多元化

一是要构建民主参与机制,制定相应的制度,明确各利益主体的参与权利和权利边界,保障多元主体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多种形式参与到高校的办学与管学中来。二是协商机制,各利益群体之间要建立平等的协商机制。政府与学校协商,在上文中提到过,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学校的意见。学校在政府的教育政策下发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回应。学校与学生、教师协商,学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老师、学生的利益诉求,回应他们的需求,以学生为本,考虑教师群体利益,才能更好地办学。学校与社会协商,了解社会对学校的需求与看法,学校才能更好地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办学、管理的目标和方式,三是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政府、高校、社会等利益群体参与治理的行为过程、结果进行监督。

(二)不同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亟需多元主体的管理范式

首先是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权力分配,“大政府”管理中存在干预过多,管理权限过大等问题,阻碍高等教育自身活力的发挥,影响高校办学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但由于高等教育的意义重大,管理权力也不能完全交给高校。其次是市场和高校之间的权限划分,一方面,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教育财政的压力,需要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扶持与帮助;另一方面,市场自身逐利的固有弊端,使得它不能单独承担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而且为保持高校象牙塔的“纯净”,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介入限度需有一定的控制与把握。围绕高等教育的不同的多元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配置、管理权限等问题的争议一直热度不减,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多元主体的管理范式,为这一争议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

3.3 假设检验 由于样本是随机的且是独立同分布的,因此线性回归的方法可以来检验农业品牌真实性与网络口碑及顾客价值共创意愿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治理理论顺应了教育民主化的发展进程

民主化进程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教育民主化更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以往高校管理中,高校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群体都是被忽视的对象,未能有效参与到学校事务的管理中。教育民主化,就是要保障这些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一个充分的表达与满足,将他们的诉求融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中来。而治理理论的基础正是在各治理主体充分表达诉求后达成的合作共识,治理理论顺应和符合教育民主化发展的要求。

四、目前高等教育治理关注的重点

(一)政府角色转变

1.有限政府,其职能由“划桨者”向“掌舵者”转变

2.高等教育治理思想的确立

2.服务型政府,理念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服务型政府概念中的“服务”蕴含的理念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与管制相对。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形成的工作理念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制和管理,管制和管理的模式中存在诸多问题。政府对高校实行指令、命令式管理,一方面,指令政策制定缺乏对高校实际情况和其利益诉求的考量,政策制定易出现偏差。另一方面,高校缺乏积极性,政策实施无法得到很好地落实与推进。服务型政府强调改变政府固有的“上级”优越感,改变依靠政府权威的等级式管理,树立服务意识,努力构建政府和高校之间平等、民主、互动协商的新型服务管理模式,真正为高校发展而服务。

3.法治政府,政策治校向依法治校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法律和教育政策的界限是含糊不清的,法制并不健全。在高等教育领域,人们所遵从的办事准则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长期以来形成“政策治校”成为当时政府治校的主要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优势是政府可以对高校管理做出迅速灵活的反应,执行起来也较为高效。但这样的方式也存在不足,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过大而随意,政府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政策的修改,缺乏监管,常出现政府部门法律观念淡薄,权大于法的现象发生。缺乏监管和纠错机制,一旦政策出现与高等教育不适应的现象,因为高等教育本身长期性的问题,出现问题难以及时纠正的话,导致的后果也将十分严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也操纵着高等教育领域,高校基本上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对高校实行集中管制。上到发展战略的规划,下到教材的选择,都是由政府决定,高校负责执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高校也开始向政府争取呼吁自主权。政府在经过现实考虑和一些试点尝试后,在1985年5月27日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改变政府管制过多的现象,扩大高校自主权。涵盖的内容可分为:一,政府向高校放权。下放了高校在招收自费生、调整专业方向等方面的自主权;二,中央向地方放权。改变中央单一办学体制,形成中央、省、中心城市多层级的办学机制。我们认为这是高等教育领域由高度集中的管制模式开始向管理转变的标志。〔3〕

静脉留置针的留置能够减轻患儿在静脉穿刺中需要承担的痛苦,因此被广泛的应用在了临床用药和患儿急救中[1]。在对儿童患儿应用留置针时,由于儿童的好动和自制力不强等原因,极易导致留置针的脱落和固定不当情况,为了延长留置针的留置时间,并减少患儿的疼痛和护理人员的工作量,本文对常规的弹力绷带小手套固定方式进行了改进。为此,本文选择于2016-2017年到我院接受治疗,并在手部留置针的儿童患儿100例,探究了改进后的弹力绷带小手套固定方式在固定小儿手部留置针中的临床效果。

(二)构建多元而分权的高等教育治理机制

治理理论要求要让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办学和管学,建立多元的高等教育治理机制。要形成多元的高等教育治理机制需要建立健全多项配套机制,多管齐下,共同发展,才能保障多元治理机制的运行及其作用的发挥。

病梢被害后,节间缩短,发出的叶片细长,质脆而硬,长势细弱,生长缓慢,病部表层覆盖一层白粉。受害严重时,病梢部位变褐枯死。初夏以后,白粉层脱落,病梢表面显出银灰色。

高校本身作为承担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场所,不可避免地要满足社会、市场的需求。随着市场力量的发展壮大,市场逐渐成为提供高等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的主体之一,市场与高校管理间的互动关系也愈加密切。治理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国家权力由政府向公民、向社会回归,通过治理实现还政于民。〔5〕一方面,治理理论的兴起得益于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为高等教育治理多元主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在未来,教育治理的发展和效果也依赖于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高素质的公民社会是教育治理的必要因素。

(三)提升高校内部治理能力

治理的方式,传统的管理方式是依靠政府的权威对国家公共事务进行指令性控制,管理流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互动协商共同实行公共事务管理,管理流不仅是上下互动,更有多方互动。

高校提高自身治理能力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党委在大学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在任何领域,我们都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二是高校对办学自主权自行合理划分有意识地将权力下放,在学校管理中充分考虑、尊重教师、学生以及管理群体的意见;三是一个学校管理者和领导者的眼光和能力也是影响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我们要注重大学校长的选拔和任命问题,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也要引起重视。

通过(2)、(3)式我们可以推知金融开放如何通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依据中介效应模型,需要进一步确定自变量X与中介变量M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验证研究假设4,从而完整地验证金融发展是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尽管理论上对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本文根据Klein 和Olivei的实证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提出回归模型(4):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治理理论的内涵、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教育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领域多元主体力量的发展壮大,多元力量的管理方式探索都指向了治理理论。治理理论的兴起是具备一定内在逻辑的,治理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具备一定的适切性。在肯定了高等教育治理的管理模式后,笔者分析论述了目前高等教育治理的关注重点,一是政府的角色转变,发挥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作用;二是建立健全民主参与机制、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等相关机制,形成多元分权的高等教育治理机制;三是在呼吁放权的同时,提升高校自身治理能力,合理行使高校自主权。

〔参考文献〕

〔1〕龙献忠.论高等教育治理视野下的政府角色转变〔J〕.现代大学教育,2004,(1):74-77.

〔2〕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3〕侯鹏生,王颖.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治理转向”:过程、特点及当前的重点工作〔J〕.山东高等教育,2016,(11):7-14.

中东最重要、最富饶的地缘板块被称为“新月沃土”[1],地跨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区域,包括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黎巴嫩、约旦部分地区、叙利亚、埃及东北部、伊拉克和土耳其东南部。其中,叙利亚所处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首都大马士革自古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核心,从这里能够最便捷地抵达西亚乃至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各个角落,这也是叙利亚一直被各方力量争夺并爆发战争的一个原因。

〔4〕瞿振元.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价值与制度〔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4.

〔5〕盛冰.高等教育的治理:重构政府社会高校之间的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3,(2):47-51.

〔6〕瞿振元.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4.

④继续使用的水工建筑物、厂房及水工金属结构等,这些固定资产设施已使用30多年,应只考虑剩余价值的效益贡献。

 
乔连全,蔡敏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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