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建立了坐标和框架。阅读拉康，可以发现，拉康思想的研究重点从言语问题转向语言问题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1951年拉康提交的一篇题为《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1977b［1956］）的论文，即人们常说的《罗马报告》。拉康这篇文章是其精神分析思想与语言学相互融合的奠基性文件。拉康受到克劳德·列为—施特劳斯以及索绪尔的“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的影响，认为主体是“能指的主体（subject of signi fi er）”。我们知道，语言只是一个维度，通过语言，人的欲望被真正地整合到象征的层面。可以说，言语是一种行动，而语言则是一种结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分析拉康语言哲学问题可以为在新时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语言哲学的全新诠释视角。

一、语言与物

可惜的是，马克思关于语言哲学的论述，相对于其他汗牛充栋的西方语言哲学著作而言，可谓是凤毛麟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尤其是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的认识，催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让马克思主义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可以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支柱。尽管马克思把语言看作人们彼此之间发生关系的“物”，人们在交谈中使用语言，但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物质、生产、交往等社会关系，由此就产生了语言。在现实社会中，当主体需要语言的时候，这种需要便成为一种现实力量，一切语言对于主体本身而言是其自身的一种对象化的过程，是人的一种主体的能力。因此，语言不可能组成独立的王国，语言不过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形式而已。而拉康深受科耶夫主奴辩证法的影响，对古希腊主人和奴隶辩证法也持有否定的态度。拉康把哲学、心理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看作是为主人服务的，奴隶所拥有的只是他的劳动力。很显然，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拉康都没有忽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有关欲望的问题，如何把握欲望对于语言的作用呢？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拉康，我们可以知道，人的欲望被整合到象征的层面，而这样的一种象征关系的建立也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往往只是开始而已。笔者认为，应从更加原初的东西出发，去寻找语言的源头，因为说话主体所说的东西，是主体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不得不言说的东西，是他本身就想要言说的东西。如果是假装为了某种需要而言说出来的东西，那么主体言说本身的乐趣就丧失了，就好像一名音乐家，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他放弃了享乐，而他自身也从这种放弃中解放出来，在放弃享乐的过程中他又得到了满足。可以说，这种象征快乐和语言有着同样的宿命。语言也是被动地承受着象征之名。我们在学校接受教育、阅读报纸、撰写论文的时候，都会自动地放弃那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语言，从而走向一种统一的语言。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的发展，社会存在割裂了原生的生活状态，现代人用更加清晰和标准化的语言来取代方言。当然，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且是并不那么重要的所在，究其原因在于我们言说的语言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最接近人于人的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在分析斯蒂芬·格奥尔格的诗句《词语》时，把重点放在了分析“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把命名看作是一种赋予，是某种符号与象征。而此物也是一物，这一物如果没有名的存在，此物也是虚无。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语言使得人栖居于天、地、人、神的四元世界成为可能，四元世界归根结底是一个语言世界，语言成为存在之家。显然，他提倡的是一种回归到原生态的语言观。但是，要想回归到巴别塔之前的语言是行不通的，因为象征性早就已经把海德格尔回归的道路堵死，我们无论如何也是回归不到这样的存在之家的。

不仅如此，那种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的道路，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已经被彻底地割裂了。恩格斯认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的。作为最重要的推动力，语言和劳动一起，使得猿脑逐渐转变为人脑。随着大脑的不断发育，语言器官不断完善，在完善的过程中，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为人猿相揖别提供了条件。随着人同猿的分裂，劳动与语言并没有停止，而是不断地大踏步前进，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譬如，新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关的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变化，消灭了旧社会的上层建筑，诞生了同新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旧的政治、法律等都被新社会的政治、法律体系所取代。尽管如此，而我们使用得语言却保持着原有的模样。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虽然也涌现了不少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词汇，例如：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新的社会矛盾、红船精神等新词语，或者如同“快递小哥”“网络达人”“另类”等一大批新词汇。但无论如何变更，构成语言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语言基础的基本的语法和词汇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消失，而语言也不会随着革命的变革而发生彻底的变更。不管是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还是从贫民的语言到贵族的语言，抑或是从官方语言到新潮的网络语言，语言都只是作为人们在社会中的交际工具，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是一视同仁的。

二、语言与社会存在

思维和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随着语言在现实的社会中成为对于主体而言的需要的时候，也就是成为人自己本质力量的一种，一切语言对主体来说都只是他自身的对象化，就好像眼睛于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动物世界的语言对象不同于人类的语言对象一样，人不可能从镜子中看到音乐。对于一个没有音乐感觉的人而言，再美好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语言只是人的一种主体的能力，是主体与他者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主体与他者的全部。语言和思想都不能独立地组成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方式。

我们从拉康对于语言的理解中，或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变化，即那种被语言命名所褫夺或遮蔽了的东西恰恰可能就是语言本身的含义。在通往语言的途中，它为我们未来的语言哲学暗示出一条这样的道路，也就是语言在生命中的意义得到了恢复。在大写的象征界，语言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象征。语言是现实的表达形式，不管是虚伪的语言还是真实的语言，都是对当下生活世界的一种恰当的表达。这是一种话语之下对生命政治的解答。如果生命缧绁于语言，成了被语言吸取的躯体，那么，我们就会被埋葬于“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样的命题之下。语言不再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反而成为生命的一种阉割。如同斯巴达克斯的三次被命名，在这样的一次次缧绁中，生命被彻底地阉割，我们被表征为某一种体制或制度下的形式，语言的本质也就被归结为“道说”，而人的存在本身就这样被遮蔽。这个时候人的存在本身的澄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形成一种新的语言观何以可能？或许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本人零散的论述中找到线索。譬如，马克思在1844年的一篇读书笔记中谈到了关于“语言的异化问题”；又比如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提道：“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使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虽然马克思的这段话是以笔记的形式出现，他本人并没有对这段话进行展开，但是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语言异化的原因是人的异化。马克思在分析人的异化的过程中指出：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这四个方面的异化导致了人同人的关系处于一个异化状态，语言也跟着异化了。语言的异化是人的异化的结果，人的异化是导致语言异化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语言异化的结果一方面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主体的生活资料属于他者，主体所欲求的是主体欲求不到的空无。主体要么就不懂得他人的语言，要么就把语言看作“屈辱”和“无耻”。主体的语言是指未曾异化的语言。无论把精神分析理解为治疗工具，还是理解为职业培训，抑或理解为深层分析，它都只是一种媒介：“病人”的言语。这一事实的明显性表明，我们不可以忽略，那就是马克思把语言看作他者的话语，也就是语言的异化。

面对这种状况，拉康曾经给出过他的答案：语言是一种契约，是自我依赖的社会存在；语言是一种欲望，也代表着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个人心理等。语言是一张“天罗地网”，它不仅仅代表着社会关系、文化系统，还代表着个人心理，是构成与个人心理密切相关的一个象征界。语言的本质是存在论上的象征关系，语言只是一种象征符号，在语言的背后空无一物。语言是抽象地独立于社会现实而存在的，是剥离了一切社会基础和一切社会关系而存在的。这样，拉康就遇到了一个悖论性的命题。语言其实就如同女士所穿的裙子，如果人们只是关注裙子的材质和形态，而完全忽视了该女士在日常生活中所生活的状态，例如生活方式、生活习性等，那么，人们看到的只是孤零零的裙子本身，而很难把捉到裙子穿在女士身上所拥有的人文内涵和美。同理，语言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语言和思想虽然都不是现实生活本身，但语言和思想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孤立存在，任何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语言和思想都是“死语言”或“死思想”，有如那些失传了的语言文字因无法破译成为“死语言”，所以说，语言和思想都是生活世界的活生生的表现。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希望在于，如何开辟一个全新的视野，在新世界中诞生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新世界的出现，必须呼唤新的语言诞生，需要一场语言学上的革命，当然，这样语言学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马克思从语言的社会实质来考察语言——“语言是人们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从语言同自然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来考察语言——“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从语言和意识的关系来考察语言——“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从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来考察语言——“语言同社会及其自然的关系”。显得尤为特殊的是，《资本论》对于剩余价值的发现，是《资本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皇皇巨著中的扛鼎之作的重要依据。而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学上的“缺失”，正是因为马克思对于语言的论述栖居在《资本论》这样的鸿篇巨制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可见，这些间接的指涉尽管不能说明语言的重要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间接的澄明，得出这样的命题：马克思把语言看作社会产物，是人们为了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而产生的物品。如果人是单个的存在物，那么语言就不会产生。只有当人与人之间需要发生社会关系，才会产生语言。

马克思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为现代语言打下了现实的印记。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他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事实上，要消灭这些“怪影”“幽灵”“枷锁”，就是要消灭分工以及这种分工、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对于语言同样是这样，人们不可能回到巴别塔之前的语言状态，而正是由于巴别塔的语言破碎，让语言获得重生；人的语言被打乱不是上帝对于通天塔的分裂，而是人自身对于不能言说之物的言说。人只有具有自己的语言，才能把自我言说出来。这是一个人从语言之中把握语言的过程，显示人从一个会说话的人，转换成一个把握语言的智者。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回归，不会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是诗意的回归，也不可能像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认为的那样“在行动的当儿意识到自己是在打破历史的连续统一体是革命阶级的特征。伟大的革命引进了一个新的年历”① ［德］汉娜·阿伦特主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4页。。人只能向前走，不可能返乡。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行的时间轴，我们或许很愿意蜷缩在当下的生活状态、语言环境之中，但是我们依然改变不了历史是一个时间轴，我们经常有话到嘴边却无以言说的时候。

新西伯利亚化学浓缩厂是俄研究堆燃料的主要生产商。近年来，该厂不仅实现了研究堆燃料生产的现代化，还掌握了能够满足俄和西方客户需求的一系列新型燃料的生产技术。该厂首席设计师阿纳托利·恩宁表示，该厂已为在俄和其他国家的研究堆生产超过60多种改进型号的燃料组件，并正在为研究堆研发铀钼合金燃料。

三、拉康与马克思

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取得新成效。首次向财政部和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成功申请全球环境基金赠款“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水利行动项目”。与武汉大学等共同组建了“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与印度方面进行了第七次国际河流专家级机制谈判，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和中印双边关系。加大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合作力度，通过组织国际性技术交流会议，与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近30个国家、地区及国内的400多家技术持有单位，就700多项国内外先进实用水利技术（产品）开展了深入合作与交流。

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一点，我们可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找到文本依据：语言是我们彼此进行交流的时候唯一能够了解的东西。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来说，语言是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其实面对这样的情况，上文提到了海德格尔也曾给出过这样答案：语言破碎处，无物可以存在。可以断言，物才是一物，唯有这样物的存在（ist），如同阿狗阿猫的存在，是先有阿狗阿猫的存在，然后才给阿狗阿猫加上一个名称。也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语言是一种物品，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媒介。语言和人的思维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语言可以说是思想最直接的现实。

未来，天津石化将以“建设世界一流绿色企业”为目标，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认真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重要部署，全面启动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清洁能源和绿色产品。

在《研讨班××》中，拉康创造了一个新词——癔言学（linguisterie），这其实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创造的新词“劳动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劳动者只拥有他的劳动力，而主人的辞说在这里得到确定，就是资本主义的辞说永远也没有因为对剩余价值的认识的艰辛而消失殆尽，而正是剩余价值概念成了马克思学说的支柱。拉康用科耶夫的话语来分析主奴辩证法，当斯巴达克斯作为一个奴隶而存在的时候，斯巴达克斯只是一个角斗士。而奴隶之名其实只是一种所属关系的命名，是一种从属，是低贱的存在物。随着斯巴达克斯成为远近闻名的角斗士中的武士，“斯巴达克斯”便成为一个英雄的称号。但是斯巴达克斯本人仍然只是一个奴隶，他没有改变其所属关系，虽然“斯巴达克斯”已经成为一种语言，一个不一样的“斯巴达克斯”之名。此时，斯巴达克斯的主人在呼唤他的时候，他仍然是一名奴隶。正是这样一种主奴关系，让斯巴达克斯需要离开这样的“斯巴达克斯”象征界，从而进入拉康话语中的一个实在界。斯巴达克斯和他的主人之间只有两种关系：一种是斯巴达克斯仍然是斯巴达克斯本人，是一名被命名为斯巴达克斯的奴隶；另外一种可能是斯巴达克斯彻底地摆脱主奴关系，完全实现了自我解放，此时的斯巴达克斯不再是主人的奴隶，而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这样，可能就需要“斯巴达克斯们”能够诗意地回乡，而这条回归的道路，其实就是一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我们不可能在海德格尔的诗句中真正寻找到答案，更不可能在拉康的镜像、无意识、象征界中寻找返回色雷斯之路。循着海德格尔的回归之路，我们至多能回到语言本身，但是，那样的语言仍然是被象征化的语言。当然，语言并不能让人彻底地达到彼岸世界，语言不过是主体在世存在的一种政治生命，而人类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未来世界。就如同马克思在无法说明什么是“劳动力”的时候一样，只有创造一个新的“斯巴达克斯”，斯巴达克斯被称为角斗士之名才能被扼杀，当斯巴达克斯在罗马造反，他才被赋予了“斯巴达克斯”新的含义，而“斯巴达克斯”也不再是一名奴隶。

我们终将面临这样的时代，“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马克思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根据历史材料来证明精神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第一，必须把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根据、在经验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把这些思想看作‘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由于它们都有经验的基础而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区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区别）。第三，为了消解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556页。这段话告诉我们，思想一开始就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人的思想的存在，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人的存在，也是这种现实的产物，而且只要人还存在，就仍然是这种存在的产物。我们的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赋予其新的内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而不断的变化发展。当然，不可否定，人的意识中存在许多虚假的意识，而且每个人都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是自己思维活动的结果，实际上主体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归根到底是某些客观力量在人的背后指导人，影响人，决定人。这些客观力量是社会的和经济的历史动力，是人的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意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1.2.3 粘度测定 参照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SY/T5107-2005《水基压裂液性能评价方法》6.4章节中基液表观粘度测定执行。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马克思将语言置于社会实践的历史环境中来思考，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生成的。马克思的语言观不再是西方传统语言观那种表象——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语音中心主义），而成了一种由社会实践决定着的生成性的语言观，即实践—生成性语言观，从而实现了语言观的革命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