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程论”视野下的边境研究回顾

最近几十年以来，不断发展的理论挑战了将地理空间视为固定的观点，相反，学者们认为空间尺度(spatial scale)与地区配置(regional configuration)是对政治与经济转变的回应，人文地理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动态地转变的。大致说来，这一观念的形成可以说是受到了两大法国学术传统的影响。首先，自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的生产”以来，这一理论就被以后地理学家不断发展和延续，并经由唯物主义方法论应用到人文社会，揭示出政治与经济活动是如何生产出地理空间以及“表征”的。其次，由布罗代尔引导的法国年鉴学派强调文化与经济纽带型塑了世界各个“地区”的研究传统，也对区域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传统都为Willem Van Schendel在研究亚洲内陆/南亚的过程中提出的极富创建性的概念“Zomia”奠定了基础。*Giersch C. Patterson, “Across Zomia with Merchants, Monks, and Musk: 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 the Inner-East-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5,no.2 (2010),p.215.作为亚洲高地边境的一个替代性概念，Zomia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对地区研究模式的一系列质疑。Willem Van Schendel 指出二战以后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在对地区进行分割并进行专门研究的过程中，导致出现了一些被忽略的地理(geographies of ignorance)，他将这些被忽略的边境地带称之为Zomia。*Van Schendel Willem,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20,no.6 (2002),pp. 647-668.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将Zomia的概念缩小到Willem Van Schendel所指范围的东半部，即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与越南、缅甸、老挝等交界的区域。他进一步指出Zomia的社会结构具有部落性(Tribality)与平权(Equalitarianism)的特点，“低地”与“高地”之间的地理环境差异导致了当地特殊的“政治治理艺术”，山地成为许多人选择主动逃离平原“王国”的去向，使得边境兼具“边缘” 和“退避” 的政治与文化意义。*[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Scott的研究所带来的启发是，分析某一区域的族群文化，必须将其纳入一种与当地环境关联互动的维度当中，才可能多角度地阐释在国家一体化的结构过程中，各族群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如何采取“策略定位”(strategic positionings)发展出与其复杂地形特征相匹配的文化认同。此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高低”与“低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历史上区域地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譬如Arjun Appadurai称之为“过程地理”(process geography)的方法论主张，即最好将“区域”视为通过“主题”创造出不同地形的“初始语境”，而不是将其视为被不同先在的主题标记出的固定地形。这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响应。纪若诚(C. Patterson)从市场、商帮、货物、商业组织等各方面分别加以描述，重新勾勒出了清代云南边境的贸易往来网络。他认为，这些网络将Zomia山区和中国与全球化的变革联结在一起，对这种“流动性”的研究可以揭示出隐藏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化的地理学。*Giersch C. Patterson, “Across Zomia with Merchants, Monks, and Musk: 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 the Inner-East-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5,no.2 (2010),pp. 215-239.此外，Deleuze和Guattari提出了一个更广泛和激进的观点，即将边境的“归域”(reterritorialization)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星群”(a unified social constellation)的生产，即“装配”(assemblage)概念。*G. Deleuze and F.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这也进一步启发了Kim Dovey将地方视为处于“国家”和“市场”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分隔带”(socio-spatial segmentarities)之间的“配装”的主张。*Dovey Kim, Becoming places: urbanism/architecture/identity/power, Routledge, 2009.国外学者外，中国学界也逐渐对斯科特的Zomia研究展开了讨论与反思，如龙圣对山地族群政治选择多样性的思考。*龙圣：《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社会》2017年第1期。

云南省西双版纳为清代横贯亚洲腹地的普洱茶贸易的源头，在这一地理环境和族群构成都极为复杂的边境地区，普洱茶成为当地各山地民族与外界互通有无的重要物资。本文将以普洱茶的流动为线索，探讨清代生活于云南边境的“高地”民族是如何通过普洱茶这一特殊商品与“低地”政权(傣泐土司)以及清中央王朝实现博弈互动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宗教、市场、族群等角度讨论了不同因素在历史上对西双版纳地理和文化的影响。如Cohen通过对活跃于中国、缅甸、泰国边境地带的南传上部座佛教宗教领袖Khruba Bunchum的活动分析，认为这种由宗教信仰所连结起来的想象的神圣空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跨国界的“佛教王国”，超越和挑战了现代“民族-国家”所主导的“边界”话语权。*Paul T. Cohen, “A Buddha Kingdom in the Golden Triangle: Buddhist Revivalism and the Charismatic Monk Khruba Bunchu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11,no.3 (2000),pp.141-154.谢世忠认为西双版纳自称为Lue(泐)或者Tai-Lue(傣泐)的傣族在历史上曾经是夹在中缅两大政权中的一个独立王国，这个王国处于中、缅、暹罗等强权环伺之中，以傣王Chao Phaendin为认同象征，以区别于语言文化上极为相近的泰语各邦。*谢世忠：《Sipsong Panna傣泐政体辨析：一个历史民族志的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6期，1997年。Ann Maxwell Hill试图去回答为何在地理环境上占优势的傣族在普洱茶贸易中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她认为前人主张的“文化决定论”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还应该从“地理-市场结构”“政治-社会阶层”来进行分析，强调了市场、政治和文化在西双版纳茶叶贸易中的综合性影响。*Ann Maxwell Hill, “Chinese Dominance of the Xishuangbanna Tea Trade: An Interregional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vol.15,no.3 (1989),pp.321-345.濮德培(Peter C. Perdue)指出西双版纳地区盛极一时的商帮和普洱茶交易，体现了边境族群通过迎合中原王朝统治者可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但在此过程中却也付出了边缘身份进一步强化的代价。*Peter C. Perdue, Is Pu-er in Zomia? Tea Cultivation and the State in China, Agrarian Studies Colloquiu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8.由于普洱茶本身特殊的“物质性”，对普洱茶近几十年来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实际上也涉及到其历史角色的演变。洪伯邑以地理学研究方法切入，从普洱茶产业的发展轨迹里，观照中国西南边疆改变中之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指出当地少数民族与茶树、茶商和官员的日常互动型塑了边疆的地景样貌与人地关系。*Po-Yi Hung , Tea Production, Land Use Politics, and Ethnic Minorities: Struggling over Dilemmas i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Palgrave Macmillan,2015.余舜德指出普洱茶的“物性”及其价值并没有一套客观存在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实际上是在茶人、茶商及消费者的品尝行动与交织互动中逐步建构的。*余舜德：《市场，价值建构与普洱茶交易中的陈韵》，(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65期，2006年。张静红认为普洱茶的形象转变与其产地的文化表征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普洱茶由一种古代的边缘社会消费品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时髦体现出一种“交替真实性”(alternative authenticity)，而这种“交替真实性”是多变的社会图景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人们对国家、地区和个人身份的理解的转变。*Jinghong Zhang, Pu Er Tea: Ancient Caravans and Urban Chic, Seattle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4.

Cankaya等[19]发现0～2 mm的角膜光密度高于2～6 mm。此结果理论上与Boote等[20]研究结果是相似的，Boote等认为在瞳孔前角膜中央部分角膜胶原纤维的堆积排列更加紧密，纤维之间的距离小于角膜周边部分纤维间的距离。本研究FS-LASIK组术后0～2 mm范围内角膜光密度下降明显，可能是由于0～2 mm角膜胶原纤维堆积紧密，透光率小，角膜光密度大，在同样能量的准分子激光下比其他范围的胶原纤维受影响量更多，光密度变化量也更大。

本研究尝试将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对“物质”流通的追踪与“族群互动”研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结合，力图呈现出中国西南边疆的“物质文化”研究对于学科理论范式之特殊意义。具体而言，本文将展现随着清代西双版纳普洱茶加工贸易的兴起，茶叶是如何将生活于不同海拔、不同环境中的各族群勾连在一起的：普洱茶的生产培植群体(高地少数民族)与其代理人(傣泐贵族阶层)、长途商贩(回商)与大的坐商(汉商)、当地的平地统治者(傣泐土司)与清中央政权等不同群体，是如何围绕茶叶这一重要物资而展开互动博弈的。

李向国，今年63岁，2008年3月起任琼台师专党委书记（副厅级），直至2015年9月退休，曾和程立生搭班六年。陈福川，2010年12月专任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与程立生共事八年。

如前所述，普洱茶虽然产于边境少数民族群落中，但“土人不得探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明)谢肇淛：《滇略》卷三《产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9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32页。。因此，普洱茶的栽培、加工与销售都离不开汉族移民的参与。清代由于内地人满为患，乃出现流民向边疆人口较少地区大量迁徙的现象。今思茅、西双版纳是流民进入较多的地区。清代云南民谚曰：“穷走夷方急走厂”，指外来流民至云南，要么赴“蛮夷”所居的边疆辟地谋生，要么入厂矿当矿工。*方铁：《清代云南普洱茶考》，《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比如占移民人口总数最多的石屏汉族大多就是在食不果腹的环境下大量迁徙到易武的。尤其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清政府为了完成贡茶任务给石屏移民颁发了茶山执照，由此催生了石屏汉族移民茶山的热潮。*张力尹：《清代古六大茶山汉族移民与茶山文化的再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到乾隆末年，整个易武100多公里长的山梁上处处是茶山，商旅往来不绝。除了汉人以外，回民也在普洱茶贸易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实施茶引制以后，莽枝茶山迁入了大量的汉商、回商，四百多当地住户中，其中回族近百户。如莽枝的牛滚塘的街两头一边建有关帝庙，一边建有清真寺。在易武的弯弓大寨，至今仍留有清真寺的遗址，可见曾有不小数量的回商聚居于此。1897年，清政府还在易武设立了海关，易武茶通过越南莱州、老挝丰沙里销往香港和东南亚各国。

二、清代云南普洱茶产区的地理与族群分布特征

普洱茶的产地云南位于中国西南部，“云”与“南”顾名思义就是距中国本部(中原)很远的意思。自古以来，有许多非汉族群生息于此。这些族群大多分属藏缅、傣及孟-高棉语族(Mon-Khmer)。这个地区也是被汉人在政治、文化及人口上征服的最后地区之一。*谢世忠：《Sipsong Panna傣泐政体辨析：一个历史民族志的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6期，1997年。事实上，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的民主改革完成之前，云南边境很多少数民族仍直接受当地世袭贵族和头人的统治，属于国家行政权力的边缘地带。这也正印证了Scott所归纳的Zomia地区的一个特点——赋税和主权国家覆盖之外恰恰就是少数民族或“部落”开始的地方。*[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页。云南正是中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省份。在滇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边境环形地带，其地貌大致可以分为高地和低地两类，高地主要是中低山地，低地是河谷坝子(盆地)。低地居住着傣族和汉族等民族，从事水田灌溉农业；高地居住着彝、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布朗、拉祜、基诺、瑶、苗等民族，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尹绍亭：《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地理学的考察》，《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

  

图1 云南民族垂直分布示意图*尹绍亭：《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地理学的考察》，《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

普洱茶的核心产区在西双版纳地区。据《滇系·山川》记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枝，二百六十里曰戈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清)师范：《滇系·山川》(下)，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二编》第三辑(第15册)，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45页。“……漫撒山，即易武山，在府南三百八十五里，为易武土司所管。”*光绪《普洱府志稿》卷六《地理志三》。“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素有茶山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清)阮福：《普洱茶记》，清嘉庆二十年(1815)刊本。据樊绰《云南志》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66页。，林超民认为“银生城”指的是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管辖的区域：“银生城管辖的范围还有奉逸城和利润城，奉逸城在普洱县，而利润城在今天勐腊县的易武乡。”*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8页。以上的史料记载均表明普洱茶并非产自普洱府，而是集中在今西双版纳地区以勐腊县易武乡为中心的六大茶山，且为易武的傣族土司所管辖。

从普洱茶的名称由来、其产地所涉及的各种明显非汉语语境的地名及其地理涵盖的范围来看，普洱茶的栽培自古以来几乎就是边境各少数民族的“专利”。有人认为，“普洱”是“步日”“步耳”的同名异写，“普”是“扑”“浦”“濮”等古代民族称谓的同音异写。“普洱”在清代普洱府设置之前，就有“普洱茶”这一称呼了。*赵子、陈晖：《普洱茶名由来的民族学探析》，《中国茶叶》2004年第6期。清代普洱茶的生产和交易中心都集中在“湄公河-澜沧江”以东的六大茶山。六大茶山分别为倚邦、莽枝、攸乐、蛮砖、革登和易武，从这些地名来看，明显都来自于边境各少数民族语言。如倚邦明代称磨腊倚邦，傣语意为有茶树、有水井的地方；攸乐得名于世居于此的基诺族，因基诺族过去被称为攸乐人；革登为布朗语，意为很高的地方；“易武”为傣语，意为“美女蛇居住之地”。*参见詹英佩：《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19、33、51、72页。。

（2）医学生沟通能力培养。目前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深化的主要原因是医患缺乏有效沟通，造成相互失信与不满。医患沟通是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过程中与患者及其家属就伤病现状、治疗方案、服务费用、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的沟通交流，是医疗综合服务实践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沟通已成为医患关系和谐与否的决定性因素[4]。医疗实践中，一些医生因缺乏沟通意识与沟通技能，引发患者顾虑与不满，如态度差、表情冷漠、语言生硬、缺乏耐心、不尊重患者身心感受、不善于运用肢体语言等。因此，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亟待重视与加强。

从海拔的垂直分布来看，一般是傣族和汉族居处最低，哈尼、瑶族占据高山，中山山地则分布着布朗、拉祜、佤、基诺等民族。而各个民族在微观垂直分布模式中所处的具体层位，又有着人文和社会历史根源。这既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族源有关，另一方面，各民族对生境的选择也并非完全自由平等。如滇西的德昂族和滇南的部分布朗族等，数百年前都曾由于不堪傣族封建领主侵夺而不得不逃离盆地“避处山林”。因此，这些地方往往呈现出“强者居下，弱者居上，更弱者再居其上”的高低海拔分布特征。谁上谁下，取决于各民族的发达和强大程度。*尹绍亭：《试论云南民族地理》，《地理研究》1989年第1期。作为普洱茶的主要产区，西双版纳的茶树培植也受到海拔的制约。云南的普洱茶树一般分布于海拔1200～2000米之间，这一海拔区间也恰恰是各高地民族的分布范围。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的海拔与族群对应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1 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海拔与族群分布对应表*主要据詹英佩《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整理而来。

  

茶山名称海拔(米)族群分布倚邦565～1950傣、布朗、佤、哈尼、彝、基诺莽枝1360傣、布朗、哈尼、佤攸乐900～1691基诺蛮砖1700傣、彝、基诺、汉革登1300布朗、哈尼易武1800布朗、佤、哈尼、汉

三、以“召”(Chao)为核心的西双版纳社会结构

大致说来，清代的西双版纳地区并行着两套政体：一为在召片领(傣王)治理下的“泐国”，一为清中央政权在边境推行土司制度的“车里宣慰司”。西双版纳与车里宣慰司乃是傣族和清廷对同一地理范围的不同命名。召片领为当地各族群所认同的“最高统治者”，但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召片领充分了解他是位于中国皇帝、缅甸国王、云南巡抚或主席、思茅的地方首长等政府官员之下的。*谢世忠：《Sipsong Panna傣泐政体辨析：一个历史民族志的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6期，1997年。清政府也意识到了云南边境族群关系的复杂性，认识到要控制云南边疆，必须依靠当地傣族土司和贵族实行“间接治理”。因此通过颁发任命书、征缴赋税和贡茶等制度，以及改土归流以后“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土民”的政策，清朝廷基本认可了召片领在泐国的地方自治权。

削弱社会大众由于“杨丽娟事件”的“污名化”运动对粉丝群体形成的刻板认知，让更多人看到粉丝形象积极的一面。

不少人认为，互联网公司可以从消费互联网转到工业互联网（或曰之“产业互联网”）了，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互联网公司何尝不知道从消费互联网转到工业互联网，还有五座珠峰等着爬？他们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不转吧，消费互联网已经找不到类似于过去10多年那样的增长点；转吧，又没有太大的本钱和先天的基因，只能先打技术外围战。

说罢，左小龙捡起一块石头，往小楼的窗户砸去，但因为射程比较远，左小龙的抛物线也不够合理，杀伤力一般，所以石头碰到床的时候已经绵软无力，崩了一下以后掉落到了围墙里。

清代的普洱茶兼具“贡茶”与“商品”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普洱茶被列为贡茶从遥远的云南边境进贡到皇室，是一种边地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王朝“归顺”的物化象征；另一方面，与国家的“硬”权力相比，作为商品的普洱茶的经济触角延伸地更远，且一直与低地的中心地区保持了繁忙和互利的贸易。因为价值越高，而重量和体积越小的商品越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3页。

“车里宣慰司”则是源自于元朝以来中央王朝实施的土司制度，“车里”即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元灭大理后，开始在云南设立行省。由于一方面云南已数百年独立于中国之外，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意识到当地族群情况复杂的事实，于是也授予各类官职给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头人，使他们形式上成为政府在当地辖区的委派管理人。这就是所谓的土司制度。它在某些特质上或某些特定时空中，颇类似殖民非洲的“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政策。元贞二年(1296)，元中央政府在西双版纳设立彻里军民总管府，武宗至大年间改称车里军民宣慰使司。这是汉文献比较明确地记载西双版纳地区的名称，虽然文献名称不一，如叫“车里”或“彻里”等，但这些名称指称西双版纳管辖的范围是确定无疑的了。此后，汉文文献一直称呼西双版纳为“彻里”或“车里”，颁发给西双版纳领主的大印或任命书等一般称呼为“车里宣慰使”。*戴红亮：《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0页。

哈尼族(Akha)不能信佛教，因为佛教是统治阶层——傣族信仰的宗教。Akha为傣语，意为“傣族的奴隶(Kha)”，因此不能和傣族通婚。佛教徒是傣族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甚至是傣王见了也要下跪。所以哈尼族不允许信仰佛教的，他们只能信鬼神。相比之下，布朗族和傣族更亲近一些，但也不能和傣族结婚。他们会说傣语，也有自己的寺庙，傣族允许他们信佛教。很多布朗族学傣语是为了为傣族服务，可以到傣族家里帮忙。他们的工种比哈尼族高一些。*被访谈人：总佛寺僧人马哈扁；访谈人：肖坤冰、Alexander Horstmann；访谈时间：2016年6月22日；访谈地点：云南西双版纳总佛寺。

而对于与傣族不可共融的关系，哈尼族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阿卡人不和傣族通婚，这是自古以来祖先定下的规矩，如果违背了会遭到诅咒。连我们祭祀的时候也不能让傣族人通过寨子，否则会遭致不幸。”*被访谈人：南糯山茶农王东云；访谈人：肖坤冰、Alexander Horstmann；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访谈地点：云南西双版纳南糯山；

西双版纳各民族的族称反映出民族关系。傣族对其他民族一般使用蔑称，一般前面都加一个“xa”，“xa”在傣语中意为“杀；奴隶”，这个词充分显示了傣族是统治者，而其他民族是被统治者。在各民族内部，傣族对每个民族称呼又有差异，一般称布朗族为“布”或“满”(意为居住在山上的民族)，带有贬义；称哈尼族为kha，布朗族称哈尼族为k，二者在各自的语言中都是“奴隶”的意思。历史上傣族与布朗族关系密切，而与哈尼族关系较为疏远。*云南编辑组编：《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54页。因此，在西双版纳内部社会，以“召”为核心统治阶层，其他族群被依次分为几个等级，即“非召”的平民(傣)、“召”的家仆(布朗)、“召”的奴隶(哈尼)，不属于“召片领”子民的其他周边山地民族，主要包括分属暹罗、老挝、缅甸等国的跨境民族。

  

图2 清代西双版纳地区族群分层结构图

西双版纳地区最早被称为“猛泐”，也就是“傣泐人居住的地方”的意思。西双版纳为傣语，字面意思是“十二千田”。明隆庆四年(1570)，当时的召片领(Chao Phaendin)召温猛为了明确赋税负担，将其统辖区划分为十二个负担分成分封给十二个大臣，每个家臣领到一个版纳地，由此建立了版纳制度，西双版纳的地名也由此而来。*戴红亮：《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0页。六大茶山在1729年(清雍正七年)以前属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管辖，是车里宣慰司十二个版纳中的一个版纳。1729年，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成立了普洱府，普洱府成立后清政府将六大茶山从车里宣慰司的辖地里划出，划归了普洱府思茅厅。

四、普洱茶产销过程中的边境族群互动

普洱茶作为云南高地的一种特产，其价值的实现在于其在“高地”与“低地”之间的流动和交换。作为在边缘社会中的一种经济作物(cash crop)，普洱茶的消费群体并不在当地生产茶叶的山地族群中，而是从高地销往低地，经由各级收购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手流向了内地各集镇、藏区及东南亚诸国。普洱茶的繁荣是“低地”的需求市场与“高地”的供给市场协调发展的结果，其中涉及多个族群的频繁互动。从需求市场来看，藏区和青海蒙古族地区对云南茶叶的大量需求，刺激了普洱茶的种植与销售。为了满足这些游牧民族对茶叶的市场需求，清廷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允许外地商人到云南贩买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年)，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奏准在北胜州(在今永胜县)试行以马易茶。康熙四年(1665)，经清廷许可，乃在北胜州正式开辟茶马互市。*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五·茶法》，中华书局，1977年，第3655页。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又议准，云南之茶引颁发至省，再转发丽江府，由丽江府按月颁给商人，赴普洱府贩买，运往鹤庆州中甸之各番夷地方营销。*(清)托津等：《(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二《户部·杂赋·茶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8907页。由此逐渐形成了普洱茶的营销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横贯亚洲腹地的销售网络中，云南的汉商通常从事茶叶在当地的生产加工以及大宗批发，从总体上控制了普洱茶贸易，而赶着马帮长途贩运普洱茶的则以穆斯林商人居多。*Ann Maxwell Hill, “Chinese Dominance of the Xishuangbanna Tea Trade: An Interregional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vol.15,no.3 (1989),p.323.

校园文化是学校产生强大凝聚力、创造力、持久力的源泉，是学校良好形象的集中体现，它的丰厚内涵为绿色教育铺垫了坚实的基础。常言道：“学校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学生的榜样，带有示范作用。我们要把绿色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对接，使二者互相融合、功能互补。正确识别“心理黑子”［2］，卸下心理包袱，通过校园文化陶冶学生的情操，净化他们的心灵，使学生自知自律，自觉地化丑为美。

改土归流之前，六大茶山的茶叶收购被大大小小的土司所垄断。改土归流之后，普洱茶从由车里宣慰司管理改为普洱府管理，茶商持“茶引”购茶。尤其是雍正十三年(1735)“云南茶法”的颁布，对普洱茶的包装、计量、买卖、税收、茶引，以及茶商进入茶山买卖茶叶的行为等都做了明文规定，让普洱茶交易有了可循之规，由此更加刺激了汉商的不断迁入。西双版纳的普洱茶产业大致由“产”和“销”两部分组成。“产”指的是鲜叶和散茶的交易，指茶农直接出售鲜叶，或者经过初步加工成毛茶以后再卖给茶商。这一环节主要由各山头的土司和头人所控制。“销”的部分则是指的茶商将收购的鲜叶和毛茶再进一步进行精制加工以后再转销到全国各地。这一环节主要由汉商和回商操控。最初茶商只是每年在春茶季节来到六大茶山收购茶叶，随着普洱茶带来的利润刺激，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不少茶商干脆就长期待在茶山，从而形成了座购铺的形式。随着资本的积累，一些大的茶商不再满足于只是收购当地茶农的茶叶，他们开始在茶山置地办厂，形成了供销一体化的茶庄。各个茶庄为了区分自己制作的茶叶与别家的茶叶，就在茶饼中放入了内扉，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茶号。值得注意的，这些大的茶庄几乎全都由汉商经营，但通常也需要傣族贵族及头人作为中间人从中斡旋，参与议价和收购过程。

“召片领”在傣语中意为“广大地域之主”，即“国王”。在十二个版纳之下又设有三十多个“猛”(meeng)，每一个猛都有两位主要的“召”(Chao)，即“召官”(Chao guan)或“召猛”(Chao meeng)，前者为政府行政首长，后者为猛的世袭领主。在西双版纳，傣人大致可以依出生而分成两种泛类：“召”(皇子、王子、贵族、统治者或有权势的人)与“非召”(即一般人民)。“召”是傣泐社会的统治阶级，而这个阶级的存在正是傣族社会维持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西双版纳境内的非傣山区族群如布朗、哈尼等，是并无“召”身份的人。召片领或召猛仅赐予较低的官位给山区部落领袖。*谢世忠：《Sipsong Panna傣泐政体辨析：一个历史民族志的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6期，1997年。

六大茶山在经历了“改土归流”的动乱以后，一方面清政府意识到了傣族统治阶层在普洱府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傣族头人们在高地各族群中的号召力、凝聚力远远大于封建中央朝廷派来的流官(主要是满人、汉人)，故转而采取“土流结合”的办法。另一方面，当地的傣族土司也意识到普洱茶虽有利可图，但由于当时大部分傣族均不懂汉语，因此必须依靠与汉人协作才有利于扩展外部市场和管理茶山。因此，一部分擅于经营的土司及头人也通过汉夷联姻拉拢汉族精英，进一步加强对外的商业联系。清雍正年间，被称为“六山一老”的倚邦土千总曹当斋就来自于一个“汉父夷母”的家庭。曹当斋的祖父为汉人，在清康熙初年贩茶来到倚邦，当时很多内地汉人迁来种茶，倚邦老总深感不会汉语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于是招了曹大洲这个汉人入赘为女婿。倚邦老总去世后，其职位由曹当斋的父亲继承，曹当斋长大后又娶了当地头人女儿叶氏为妻。曹当斋既对中原文化有认同感，同时也深谙当地民情，能够妥善处理与当地各山地族群之间的关系。在他治理期间，六大茶山的普洱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敕命表彰，同时还表彰其妻子叶氏有“撷苹采藻之品格”。实际上在整个高地Zomia，贸易和联姻之间交换价值的形成过程是彼此勾连的。因为在贸易交换中，高地Zomia社群所建立的权威合法性，必须能够将其水平而集体式的权威组织与垂直式的国家权威组织做一个连接，这种连接在婚姻联盟和伴随联姻而来的种种交换关系中，又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既普遍又非常特别的关键性枢纽。*何翠萍、魏捷茲、黄淑莉：《论James Scott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历史人类学学刊》第9卷第1期，2011年。

传统的西双版纳社会以傣族为核心统治阶级，整个社会运转几乎都是围绕着为“召”提供的服务，这也体现在傣语的各个村寨地名中。人们常常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承担的劳役为村庄命名，比如某村是为“召”做饭的，就叫“曼乍”，饲养大象的就叫“曼掌”，巡视水情的叫“曼开”，撑伞搀扶的叫“曼丈”……其他族群的社会阶层往往取决于与傣族的亲疏远近程度，判断标准包括宗教信仰、语言、从事的工种等多个方面。如一位傣族僧人曾这样描述历史上傣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前面已经有所述及，在普洱茶的整个生产销售环节，茶山内部实际上也分化为三个等级，即主要由汉商(大的茶号)和少数回商(长途贸易)控制的茶叶对外销售，傣族土司及头人充当的“代理人”负责收购，其他各山地族群则主要从事茶叶的栽培、采摘和初加工等生产环节。Ann Maxwell Hill认为，普洱茶产于傣族“治理”下的西双版纳，但在茶叶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汉商而非傣族土司，除了更具有商业敏锐性以外，汉人对内地市场的熟悉程度和丰富的商业经验，以及“改土归流”以后逐渐规范化的茶法都更有利于汉商的发展。*Ann Maxwell Hill, “Chinese Dominance of the Xishuangbanna Tea Trade: An Interregional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vol.15,no.3 (1989),p.339.

尽管汉商在普洱茶的市场交易中占据了诸多优势，但汉商在茶叶的初加工和收购环节仍不得不依赖各土司和头人作为“代理人”，其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是云南边疆“瘴气”的影响。有意思的，尽管普洱茶产自于云南边境，但当地各少数民族却都尊崇同一个来自汉族的茶祖——三国时期的蜀相诸葛孔明，在西双版纳有大量关于孔明的传说和“地景”，至今哈尼族、布朗族、傣族、彝族等山地民族仍在每年采摘春茶时祭祀孔明。关于诸葛孔明与普洱茶的起源传说大致可概括如下：

孔明率军南征到云南地区，将士们遇到大山中的瘴气中毒染病。一日，诸葛亮梦见白发老人托梦，顿悟出以茶祛病的方法。茶到病除，士气大振。为了答谢白发老人托梦之恩，更为了造福当地百姓，在征战结束后，诸葛亮在当地大山中播下大量茶籽，种茶成林，并把烹茶技艺传授给当地人。

这一传说以“口头叙事”的方式将茶叶与瘴气、汉人与少数民族、征服与被征服等诸多要素勾连到了一起，在边境各山地民族中代代流传。一方面体现了Scott所谓的高地族群主动选择“无文字历史”的“策略性优势”——它具有潜在的弹性，可以进行策略性调整和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山地族群“有多少历史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为了确定自己与强大的、有文字的邻居的位置关系”。*[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86、293页。诸葛孔明在此无疑扮演了“英雄祖先”这一角色，是当地少数民族与“国家政权”既保持距离又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的一个叙事符号。

这一传说中关于普洱茶最先是为抵抗瘴气而被“发现”的，也表明了普洱茶的培植栽种范围事实上与云南边境的“瘴气”具有地理空间上的重合。清代以来，随着普洱茶的发展，的确有大量汉族及回族移民迁徙到西双版纳，但这些移民大多是选择地势相对较低的“街上”或“坝子”聚族而居，与生活在高地的少数民族仍保持着距离。医学人类学对瘴气的阐释认为，瘴是汉人在边疆对环境不适应的身体感，瘴是汉人移民在边疆的疾病体验，瘴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话语形式。云南边疆的瘴气与其说是一种存在于边疆的地理环境事实，毋宁将其理解为土著在抵抗中央军事力量进入时的一种策略性话语。如明代大理段氏为威慑明朝军队，在《大理战书》中对瘴气有这样的描述：“据西南称为不毛之地，易动难安，即日春气尚喧，烟瘴渐重，污秽郁蒸染成痢疫，据汝不假砺兵，杀汝不须血刃。”可见，对于边地瘴气的危害性有时可能是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自我野蛮化”(self-barbarianization)策略。采取“自我野蛮化”人群的地点、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都适合于逃避国家的统治。*[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页。云南边疆的行政长官们也采用了这一当地少数民族比汉人更能抵抗瘴气的假设。其结果是，瘴气作为生物民族志话语成为描述和区分云南行政管理空间差异的工具。帝国秩序不得不对瘴疠(疟疾)采取一种政治妥协，只能间接地控制边界以内的地区，而将那些瘴疠横生的地方留给土司们去管辖。*参见沈海梅：《从瘴疠、鸦片、海洛因到艾滋病：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与边疆社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因此瘴气也在西双版纳的核心腹地建构出一种“危险/安全”的两义性：对汉人而言，进一步深入茶山暗示着将遭遇更为“野蛮”的山地民族，同时身体可能也将招致危险；但对傣族头人们而言，这种“瘴气”覆盖的范围恰恰是他们在地理、族群和生态各方面都非常熟悉的安全地带。相反，越过了“瘴气”的边界，对于汉人社会的制度和市场的不熟悉也将造成其心理恐惧，因而双方都乐意互为“代理”——即汉商帮傣族土司及头人“代理”普洱茶在外部市场的销售，傣族头人则帮汉商“代理”本地茶叶的收购。这样的分工也恰好符合清政府“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土人”的地方治理策略。

五、结论：以物质贸易维持动态平衡的云南边境Zomia社会

本文回顾了清代云南边境地区的普洱茶产销历史，对当地的低地统治者傣泐与清中央政权、各山地族群和汉人移民在普洱茶贸易流通的各个环节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以此案例对James Scott对Zomia的研究进行些许反思与思考。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清代云南西双版纳各族群虽然都生活在Zomia这一大的政治与生态环境中，但各族群在具体的海拔分布、主要生计模式、立场(positionality)、语言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各具有不同的特征，但这些差异性正好形成了互补性，使得高地和低地族群在频繁互动中激发和保持了西双版纳地区的商贸活力，创造了普洱茶在清代的空前繁荣。高地和低地各族群之间只有通过协作、相互承认和各自保持在普洱茶贸易链条中的某一角色定位，才能维持整个贸易网络的动态平衡。

通过清代云南边境普洱茶贸易的案例，本文对Zomia研究的思考包括以下三点：

9月3日，我打电话给方家保姆，告诉她双胞胎中有一个孩子患感冒了，我带他去医院，让她赶紧过来招呼另一个。我抱着另一个孩子，躲在家对面的超市里，看见保姆来了，赶紧打出租车离开……

首先，西双版纳地区的普洱茶贸易体现出云南边疆这一Zomia社会的“物质性”本质，即维持该地区各族群之间长时段动态平衡的本质是紧密的经济协作纽带(市场)，相对而言政治性(国家)的作用更显示为策略性和暂时性。Scott虽然明确地指出，高地Zomia是周边国家很多高档商品的丰富货源地，但他并没有深入讨论其价值——这些商品虽是由Zomia所生产或经手的，但其价值却是由周边国家具文化特性的市场而定的事实。*何翠萍、魏捷茲、黄淑莉：《论James Scott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历史人类学学刊》第9卷第1期，2011年。正如普洱茶的贸易流通链条一样，最终这些茶叶的消费者大部分是全国各地的汉人，饮茶本身就是儒家传统培养出来的一种“高雅的品味”(refined taste)。因此，在与低地的“国家”与“市场”的交往互动中，这种满足了低地特殊需求的“经济作物”(cash crop)才是Zomia山民进行交换和获利的主要物质，它在维持整个Zomia地区的动态平衡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农产品和政治的影响，但这一点并未引起Scott足够的重视。

数学课程与我们的生活实际息息相关，学好数学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虽然在素质教育和国家对农村教育的影响下，农村的学校对数学课程的学习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在数学学习方面，由于从小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关爱加上处在较小的年龄阶段，自控能力较差，使得在学习数学时注意力不集中、不善于表达自身的想法等。因此，应该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数学学习习惯的培养，解决存在的问题。

其次，Scott认为，高地是“国家效应”的产物，低地国家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扩张，总是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地移民潮，他将这些山地居民看作是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86、293页。然而，清代迁往西双版纳的汉族和回族移民却并非遭受压迫而被逼逃离，而是受到普洱茶贸易的利润驱使以及被当地政权的“优惠”政策招募而去的。与其说他们是避难者，毋宁说他们是一群受到低地国家政策庇护的利益追逐者(profit seeker)。这些移民浪潮也与低地国家的军事扩张无关，而是由Zomia的商品贸易繁荣推动的。简而言之，Scott似乎高估了政治和军事在“高地”形成中的作用，而低估了更为缓和的经济(物质贸易)的影响。

再次，Scott注意到了不同信仰成为高地人和低地人区分和排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山地人倾向于信仰万物有灵论，而低地人崇信救赎宗教的“大传统”。*[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4页。这一点在本文关于阿卡和傣泐对于各自信仰的解释中也得到了印证，即不同的信仰严格划分出族群边界，并且也影响到通婚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高地人和低地人之间若因为某种利益驱使需要结盟，除了“改宗换教”(converting)以外，联姻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管道。在中国西南Zomia地区，“汉父夷母”式的先祖故事普遍存在，并且通常这样的家庭后裔都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统治精英。因而当我们在考虑Zomia政体与社会整合时，似乎还应将“联姻”纳入到一个较为重要的考虑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