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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家文录》看清水杨氏家族的在地化过程

更新时间:2009-03-28

近年来,族谱的文献价值愈来愈受到政府及学者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人们从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等各个方面发掘其内涵,对促进民族团结、保护地方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家文录》是台湾清水杨氏家族的族谱,收录于方宝川与谢必震编纂的《台湾文献汇刊续编》。该族谱由家族成员杨维岳辑录,记载了杨氏家族从乾隆年间由福建泉州迁台,经过代代不懈奋斗,完成在地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移民家族通过维系自己的血缘脉络、强化族员形象来促进家族团结,并通过与当地望族联姻、名人作传等方式巩固其已获得的社会地位。

一、清水杨氏家族概况

杨氏家族的开台祖杨咸曲,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于乾隆二十一年偕其胞弟杨咸仙渡台。迁台缘由据第七代成员杨基铨说,是“因家乡贫穷想要到新天地开创事业[1]”。迁台后,二人落脚于寓鳌头西势庄(今台中市清水区西宁里),至第三代杨金波方定居社口(今清水区西社里),成为此后家族成家立业的基点。杨咸曲有三子,长子舒昆,次子舒献,末子舒雾,其中次子过继给早逝无子的杨咸仙,续其香火。

杨家最初三代人的主业是务农,至第四代,已出现以从政与从商为主业的人才,如杨清和、杨清俊、杨清珠等,生存资本锱铢积累,地方话语权不断提高,在清朝时期就逐渐成为清水地方望族。直至日据时期,杨家依然政商人才辈出,如杨绪洲、杨基振等,尤其是舒献一脉的杨澄若、杨肇嘉父子,在清水担任较高的官职,地方威望很高。

《杨家文录》涉及到杨氏家族九代人,内容以传略、墓志铭、寿屏、请帖式等方式呈现。族谱中所出现的人物关系整理见文末表格,台湾学者周明的《杨肇嘉传》中也列出了“杨氏家族系统表”[2],其中舒献一族的人物关系更加完备,但缺少舒雾一族的人物关系,故两表可以相互参照。

二、在地化过程中产生的家族认同

迁台初始,移民家族主要的目标是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但随着家族在地化过程的进行,一些标准随之出现,这些标准作为家族自我认同的必备条件,由家族中的主导成员进行强化。标准的出现将家族的独立性体现出来,开始与其他家族出现明显的区分。这样就会赋予更具实力的家族以独特标识,同时也约束家族成员,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身份,遵循已被认同的标准,继续努力延续家族的繁荣。

标准的出现不是特意设定的,而是通过实践证明其对家族繁荣的可持续性有所助益,继而被认同成为家族的精神内涵之一,从实践阶段走入维护阶段。在血缘关系之外,这种精神内涵的传承是家族认同的重要组成内容。因此,随着标准的树立,家族认同也就逐渐清晰,从“自在”走向“自为”。这一过程并不漫长,族谱在其中起到了记录作用。从存在个体成员,到载入族谱为家族后来的成员提供参照,获得家族认同,再投射到自身的成长之中。但载入族谱不是终点,随着家族的发展,家族精神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家族的精神内涵存在的原因是使家族的新成员获取前代成员的经验,通过家族认同,限定自身的行为,最终促进家族的繁荣。巴斯所说的“人们希望角色限制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族群成员不愿意以新方式来行动,唯恐这样的行为对于一个拥有他们身份的人来说不合时宜[3]”,就是内含于家族认同的愿望之一。清水杨氏的族谱中,就体现了家族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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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氏族谱里,多处描写家族成员好读书的品质。杨氏在清水之崛起,与读书并取得官职有很大的关系。崇尚读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通过刻画先辈刻苦读书、热心教育的形象,对于家族的学风、教育都会有正面影响。这种刻画在族谱中俯拾皆是,如记载杨金波“年近三十始泮游,四十补廪膳,六十擢明经,生平惟读书笃嗜,不染俗情,而诸后嗣亦类,能继述,以掇科第而荣祖宗。[4]”接着将其后代的科考情况作出说明:“长子清兰入泮补廪,次子清藩入泮补增,三子清沂未成而夭,四子清华入泮显名,五子清芬自幼业儒,现应试,从此科甲连翩,何莫非公之好学,有以收其报也。[5]”最后一句“何莫非公之好学,有以收其报也”就带有劝读的浓重意味,指引家族后代在教育时首先应当以身作则,才会濡染子孙,获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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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经商

杨氏能够在清水快速积累生存资本,经商的才能比功名的作用更大。从杨咸曲及其子舒昆,就已经开始创立商号,尤其从第四代开始,部分成员开始显露其卓越的经商能力。据《杨家文录》记载,第三代的杨清和与杨清俊皆擅长理财,如杨清俊“承祖父遗业,留心货殖,至晚年家资饶更,置良田数顷,以继先人。[11]”据陈支平的研究,杨氏家族采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运营家族的共有财产,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发挥专门人才的管理优势,使得家族的共有财产得到比较合理而又富有效益的循环再生。在清朝道光年间杨氏家族的第一次分家析产时,家族共有财产“同兴号”,由二房的杨舒献管理。接下来历代都有一位管理人。由于这些管理人有很好的财产管理及运营的才能,所以促使这个家族的共有族产特别是其中的商业赢利得到不断的增殖[12]

杨清和在梧棲街开设了“德隆号”商行,颇得厚利,被称“奠定了同昌同号之丕基”。族谱描述其“尤善理财,凡贸易生息,辄得厚利而无所私,如六房大公出本银贰百元交公经营生理十余年,旋至一万余金,当时人皆不知其多少。比及分爨之日,乃始献出,亲戚乡邻皆服其能,称羡不置,爰是族懿,戚评其一生勤俭,粒积此金与六房均分,现诸弟各绅衿彬济,公独未有顶戴荣身,宜将此项先抽贰百元,与公捐监以酬其劳,载在六房阄书,又三房小公,当年本银柒元,交公经营生理二十余年,伸长至三千余金,分爨之时,献与弟侄均分。[13]”从这里可以看出,杨清和不仅有经商头脑,而且乐于为家族奉献,帮家族成员经营本金,得到的利益则原本归还。个人有经商之能,并将此能力致力于使家族更加兴盛,杨家能够在清水地方获得越来越多话语权,与其家风有莫大关系。

3.重视孝道

在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移民家族的成长动机就已经移往较高的层次,即社交需要(Love and belonging needs)与尊重需要(esteem needs)。从杨家的人际交往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族内交际,杨家成员基本都是“聚族而居”,这样做的好处除了使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紧密联结,扩大整体家族实力,而且群体内复杂的人际网络对族员的社交需求也有一定的满足。据《杨家文录》记载,杨家内部关系较为和谐,“共居者五世,同食者百人,或耕或读,惟期继长而增高,或贾或商,莫不积铢而累寸,远近之人乐争颂焉。[22]”上述杨清和为家族打理财务,“辄得厚利而无所私”,也体现出了家族内和睦的关系。除了族内的交际,杨咸曲兄弟还与一同乘船赴台的二十八人共组神明会,称为“大道公会”,众人一起感谢保生大帝的神恩庇佑,此会由会员设置炉主一人与头家数人来管理主办祭祀事宜,杨家历代负责此项事务的有杨咸曲、杨清珠、杨绪火等[23]。此外,杨氏在清水还有竞争对手,这也构成了社交的一部分。杨家和蔡家是清水当地最有名望的两个家族,之间必然会存在竞争,但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形态,绝不可能只有竞争那么简单。在族谱诸篇寿屏后,多见蔡氏姓名,而杨肇嘉更是与反日爱国诗人蔡惠如关系密切,“公于乡先辈蔡惠如先生备极推崇,受其影响亦最深。公在其回忆录中有‘蔡惠如先生却把我的观念从小我移转扩充到大我’之语,可见两人关系深挚之一斑。 [24]

斯通义不容辞潜水寻回伊恩的尸体。他发现,伊恩就在充满空气的石室下面,侧身躺在水下不到3米深处。伊恩的护齿已掉在外面,但他的潜水设备仍在运转。斯通事后得知,伊恩是在潜水返回途中昏过去了,而这恰恰是因为连日来的劳累和低血糖引起的胰岛素休克。

杨氏族人满足自我需求的过程也就是家族逐渐实现在地化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观察杨家移民在地化的完成。首先是望族联姻。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门当户对”,“在婚姻不能自主的时期,子女的婚姻选择权,掌握在父母手中,父母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与之联姻家庭的社会地位的高低。[30]”观察《杨家文录》,为女性专门作文的篇章较少,唯有王太孺人一篇略传、一篇告别式及吊辞,郑氏及陈氏寿联各一篇。郑氏乃第三代族员杨金波的继室,在其寿联中只写明“良配”“贤母”身份,并无关于本家的说明;陈氏则以绍敦妈(第四代族员杨清和继室)的身份出现。至第五代的王太孺人,则提及本家:本镇四块厝王鸿公之二女,即逊清训导王卿敏之妹[31]。同样属于第五代的杨澄若德配陈孺人,是“彰化贡生陈培年先生长媛也[32]”,第六代的杨绪洲其妻陳氏,则是“梧栖街豪商陈神扶公之长媛[33]”。据杨基铨称,杨肇嘉有两位女儿,分别归宿于做过彰化银行董事长的吴金川及富邦集团创办人蔡万才[34]。由此可见,随着杨家社会地位的提高,家族的联姻对象也逐渐从寻常人家至政商家庭。与望族联姻等级的渐次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杨氏家族在地化程度的逐步加深。

1.重视读书

4.重视大义

就《杨家文录》记载来看,杨氏族人颇为重视国家大义。1862年至1865年间,台湾发生戴潮春事件,这是清代台湾三大民变之一。事起之后,杨金波“捐巨金,协办团练,保卫地方[18]”,杨清珠更是在戴潮春逆乱之前就已经有所预见,后又“首揭义旗,日数十百战,保全乡里,归者甚众。二年,台道丁公曰,建督办全台军务,自备资斧,连日克复山海数十庄,单骑说降加投一带,功为乡绅所夺,以攻破上闻。[19]

重视国家大义的精神内涵也传承到了杨肇嘉身上,他在求学日本期间就经常与大陆同胞交往,后来又积极组织台湾自治联盟,以反抗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在“七七事变”时期,他投奔大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返回故乡。其七十寿序中评“先生处铁蹄威胁、积重难返之势,知武力徒死之无益,乃伺彼法律范围内可乘之机,为台人脱羁阨而摩放奋斗至毁其家而不稍惜。[20]”就是因为这种坚持大义的精神始终传承,杨家才能在民众心中树立起极高的威望。

三、在地化过程与满足自我需求过程相互交叉

清水杨氏家族的在地化过程中伴随着家族整体满足自我需求的过程,两者是相互交叉的。如果说满足自我需求是从内向外适应当地环境、建立生存资本,那么在地化的完成则意味着从外向内融入社会网络、得到社会认同。参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迁台的初代移民族人亟需的是达成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及安全需要(safety needs)。在最初抵台时,杨咸曲兄弟赤手空拳,身无长物。到杨咸曲五十岁时,他“向蔡树雪买来位于牛骂头西势金瓜园庄中的厝地一所,草厝三间,从此杨家兄弟就在西势(今清水镇西宁里)定居下来,从事农业发展及贩卖米业起家[21]”。此宅后来又经过不断加固与扩建,如今已成为台中市直辖市定古迹。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生活得以稳定下来,可以说这两者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

3个学段,北京版、北师版、冀教版和人教版的平行四边形内容有13个知识点,苏教版和青岛版有11个知识点.其分布详见表3.

对家族成员极尽孝道的描写在族谱中亦层出不穷。杨家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家族,孝道必然是其家族精神内涵的必要组成部分。从族谱看,杨家的族员多有失怙,因此尽孝主要体现在侍奉寡母或抚养者上。如杨金波“六岁失怙,遵母训,重兄命,不苟言,不苟笑。[14]”杨清珠“三兄早丧,公独以寿终,少孤,事寡母寡嫂,以孝友闻,睦宗族,和乡党,以信义闻,凡乡邻争斗,官绅争讼事,至叩阍钦差,督抚难遽平者,发公调处,一言而觧[15]。”杨清和“早失怙恃,幸得诸叔父伯父教训有成,每以不逮奉养父母为憾事。叔父如其父,对婶母若亲母,是则公之孝也。[16]

从《杨家文录》中,也可看出当地人对于杨氏家族非常敬重,这种敬重就满足了移民家族的尊重需求。譬如乡人对于杨清和的态度是“故乡党间公或一至,皆敬信而听从焉。[25]”杨肇嘉的友人也写道:“今之过清水者偶向途人询及杨肇嘉先生其人,一知询者为先生知交,必皆欣然相接,如遇上宾,称及先生敬爱之色盎然,面背先生之德之入清水乡人之心其深,若此匪惟清水立三台鲜有不知先生之名者。[26]”由于杨家以信义闻、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地位与名声随之而来,同时又促使族人的成长动机向自我实现转换。

自我实现需要(need for self-actualization)是一种衍生性需要,它不仅仅体现在坚持道义这种个人信条上,而且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为他人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杨清珠“咸丰间,台中岁饥,公倡义运米赈济,全活数万人。同治间,大肚水灾,公雇筏振救数百人。[27]”杨清俊“至其慷慨仗义,恢宏大度,施舍汤药,周恤穷困,种种善事,未尝自衿自伐,尤为人所罕及。[28]”杨澄若及其子杨天赋亦热心公益,清水紫云岩是清水地方聚落的信仰中心,杨澄若帮助修筑了紫云岩山后防水石堤,杨天赋则帮助增建了左右两厢庙宇[29]

杨肇嘉乃是一特例,他原出身于佃农之家,排行第七。由于东家杨澄若一直无子,亲生父母又极其贫困,于是他在六岁时,被过继给杨澄若当养子。按《杨肇嘉传》言,在肇嘉进入杨家的第三年,养庶母生了天锡,从此杨澄若对肇嘉颇有冷落。但肇嘉从小接受的教导使他自始至终都对养父母十分敬重,不敢懈怠分毫。“从小在杨家长大,养成了肇嘉根深蒂固的伦理,那不只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更是一种朴质和踏实的生活态度,一种认清本分、竭尽本分的积极投入精神……不管养父看待他的观念和对待他的态度怎样,他一直是事亲至孝,就是一个例子。[17]

然而,依托PSCAD仿真软件对10 kV线路进行潜供电流计算发现,在典型参数下,5 km同杆并架10 kV线路出现两相或三相短路时,故障线路上潜供电流不到3 A,感应电压不超过300 V,难以形成稳定的弧道,不会对故障点熄弧产生影响。

其次是官职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获取功名远比从商致富重要,杨氏族谱所载内容跨清朝及日据两个时期,可以把家族成员清朝所获功名及日据时期所获官职相比拟,通过对比观察杨家在其在地化过程中如何在从政方面逐步深入。据《杨家文录》整理表格如下:

与之相似的还有记载杨清珠:“初杨姓之在鳌也,读书者少,公首倡学设书田,后来文士联翩,皆公之泽也。[6]”杨清和:“公又首倡义设书田,定育才,贴考费,凡六房及三房各子孙有能应试者,皆得有所帮助焉。[7]”杨清珠与杨清和同辈,可能同时倡议实施家族教育制度,故均得称“首倡”。书田为富族以公置田产中的地租所得,给族中子弟提供读书的补贴,书田的出现,意味着杨家对家族成员的教育十分重视[8]。此后又有杨澄若:“先生少颖异敏而好学,淹贯经史,尤邃于易。[9]”杨肇嘉“幼承茂才王父澄若先生庭训,略通经义,弱冠负笈日本……藉晚更热心教育,住持中国医药学院,襄助清水中学校,寿考作人允称乡贤完范。[10]”清朝杨家秀才辈出,从历代杰出成员的表现来看,杨家重视读书的精神内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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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周明:《杨肇嘉传》,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0 年,第 189~190 页,第 36~37 页。

第三则是名人作传,这是在《杨家文录》中颇为明显的现象。由外人(多为当时名人)撰写的有墓志铭一篇,略传两篇,寿屏六篇,悼辞一篇,为数颇多。当中可见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士如陈望曾、施士洁、蔡培火、连震东、辜振甫等。名人作传不仅说明杨家台湾地方已有很高的威望,也说明了杨家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

四、余 论

《杨家文录》有一特别之处,即在族谱中,不见关于开台祖创业功勋或是恶劣生存环境的记载,只简要介绍了杨咸曲兄弟的迁台时间及地点。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它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杨氏家族在地化的高完成度。由于迁台后随着各代成员的努力,为家族积累了足够的生存资本,所以纵使不通过在族谱中强化祖先崇拜,家族的各个分支也会自动归顺。即家族总体的经济实力及社会地位,极大部分地代替了祖先崇拜,与孝亲、勤劳等精神内涵共同成为家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家族成员在修纂族谱时,不再将重点放在神化或夸大祖先事迹上,而是甄选家族历代的拔尖人才,强调其杰出的个人事业,继而组成家族的光荣史,也为后代成员树立导向。

通过确定及传承家族的精神内涵、增强家族认同,以及满足自我需求与外界社会认可的双重强化下,清水杨氏家族的在地化进程最终完成。但移民家族完成在地化只不过是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新生活的开端,即便完成了最初的融入,没有失败返乡,依然需要面对接下来的挑战。通过族谱,他们记录下了一部家族的奋斗史与成长史,而在族谱之外,奋斗与成长始终都在继续着。最后,为帮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清水杨氏家族的在地化过程,笔者根据《杨家文录》等资料整理出了清水杨氏家族人物谱系表:

附:清水杨氏家族人物谱系表

 

注释:

[1][34][37]杨基铨:《杨基铨回忆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第5页,第7页,第289、338页。

在清朝,文林郎属于正七品文官,进士尚无品级,修职郎属于正八品文官,奉政大夫则是正五品文官。第六代已步入日据时期,如果说杨绪洲尚不算迈入政界,到杨肇嘉则已是在政界名声大噪的人物。紧随杨肇嘉后,其堂弟杨基振及第七代的杨基铨同样在政界有一席之地。总体来说,杨家在清朝及日据时期内所获官阶还是属于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氏在地化进程的成功。

[3](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页。

[4][5][6][7][9][10][11][13][14][15][16][18][19][20][22][24][25][26][27][28][31][32][33]方宝川;谢必震:《台湾文献汇刊续编》(第36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339页,第339页,第344页,第349页,第355页,第396页,第351页,第348~349页,第338页,第342页,第347页,第339页,第 343页,第 396页,第 339页,第 403页,第 348页,第394页,第 342~343页,第 351页,第360页,第 357页,第 365页。

[8][12]陈支平:《略论台湾杨氏族商的经营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1][23][29]刘进荣:《清水紫云岩与地方发展之研究》,嘉义:南华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93~94页,第103页,第62页。

[30]张翼:《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4期。

异步协作模式类似图1维基百科的“引用—改进”模式:设计师公开发布方案供其他人引用,同时可以引用任何公开发布的方案进行修改和提交新方案。考虑到产品设计的实际情况,该模式允许用户引用任何一款设计方案,而不一定是最新一轮方案。

[35]第六代杨基振“照辈分应该是‘杨绪振’”,据《杨基铨回忆录》第6页。

[36]黄英哲:《漂泊与越境:两岸文化人的移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第54页。

读毕,我又请了几个同学来读,却都是平铺直叙、毫无感情可言,就连班上朗读最好的一个同学也没有流露出对文字的喜爱之情。

 
杨雨晨,陈计生
《闽台文化研究》 2018年第01期
《闽台文化研究》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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