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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名臣苏绅交游考述

更新时间:2009-03-28

宋代名臣苏绅(999~1046),字仪甫,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翔安)人。天禧三年(1019)进士及第,历任广西、湖北、江苏、江西、河南多地官职,结交诸多友人,其中包括同僚仕宦、文坛名贤、后进之士等。苏绅政治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代表的是北宋官场上的阴柔士风[1]。但他除了和张方平、王拱辰等吕夷简集团之人交往之外,还和吴育、欧阳修、韩琦、曾公亮等范仲淹集团之人素有交游,可见,苏绅的交游是复杂而开放的。

一、苏绅与吕夷简集团的交游

吕夷简集团是以姻亲、科举中的师生、同年关系以及同流等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以吕夷简为中心的姻亲同僚集团[2],政治态度保守。从苏绅与欧阳修等革新派谏官的论争来看,苏绅保守谨慎的政治立场与吕夷简集团保守的政风相符合,可视为吕夷简的同流。以下胪列苏绅与吕夷简集团成员的交游情况。

3.1.2 激励信号幅值 由于双通道石油产品低温阻抗检测仪可以调节的幅值大小分别为±VDD/2、±VDD×3/8、±VDD/4和±VDD/8 4种,因此,本文采用这4种激励信号幅值作为变量,在频率为32kHz,0.3℃·s-1的制冷降温速度以及初始温度35℃的条件下考察安庆0#车柴的电容变化差异。图2为两种不同幅值激励下的“温度-电容”曲线。

王随(973~1039),字子正,北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咸平年间进士。曾任御史中丞、翰林侍读学士、参知政事、同平章事等职,官至宰相,为相期间并无政绩遭抨击。《宋史》卷三一一有传。

《魏公谭训》卷四载:“故曾祖宰无锡,中丞王随送行诗曰:‘江吴宁久次,知己在朝端。’为文肃诸公言也。”[14]意思说,朝廷大臣盛度是苏绅的知己。这也证明了盛、苏友谊深厚。考王随为苏绅赴任无锡(今属江苏)作诗送行一事,发生于真宗天圣九年(1031)至仁宗明道元年(1032)。

刘立之(985~1048),字斯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大中祥符元年(1008)进士。历任开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转运使等职。其生平详见欧阳修《尚书主客郎中刘君墓志铭》。二人有同僚之谊,如《魏公谭训》卷三载:“祖父幼时与刘原甫兄弟聚学,刘父立之与曾祖同为府推官。”[44]经考证,苏绅担任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的同年,“刘立之转司勋员外郎,入朝。御史中丞考天下提点刑狱,课为天下第一,拜开封府推官。”[45]苏绅还颇为欣赏刘敞、刘攽(刘之子),将二人请入自办的私塾,和苏颂一同学习成长。可见苏、刘友谊匪浅。

为模拟分析家庭部门负债率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先要明确其对经济变量作用的传递渠道。家庭部门负债率的变动会分别影响居民贷款和居民存款的行为。在影响居民贷款方面,家庭负债率的变化直接影响居民贷款,进而居民贷款的变化会通过资本市场上资金需求的变化改变资金的价格(利率),从而触发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需求的变化。这一渠道,定义为“投资渠道”。而在影响居民存款方面,家庭负债率的变化会影响居民消费,进而对居民存款产生影响。这一渠道,定义为“消费渠道”。

苏绅与吕夷简交好,有如下材料可做证明。一,《东轩笔录》卷三:“宝元中,御史府久阙中丞。一日,李淑召对,仁宗偶问以宪长久虚之故。李奏曰:‘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臣闻夷简已许绅矣。’仁宗疑之。”[3]虽然“吕夷简欲用苏绅”未被证实[4],但这样的传闻表明,苏绅与吕夷简交情匪浅是官场周知的。二,庆历二年(1042),苏绅担任进士考官时,录取了吕夷简最器重的儿子吕公著[5]。三,据《万寿县令张君夫人苏氏墓志铭》(《苏魏公文集》[6]卷六二)载,苏绅长女嫁吕昌绪(吕夷简侄儿)。综上,苏、吕之间当过从甚密。

张方平(1007~1091),北宋应天宋城(旧治在今河南商丘西南)人,字安道,自号乐全居士,谥号文定。景祐元年(1034),举茂材异等,后又举贤良方正。为政保守。《宋史》卷三一八有传。苏绅与张方平的交游密切。《魏公谭训》至少两处叙及二人的交往,《魏公谭训》卷六载:“曾祖平生与李献臣、张安道、梁相适、孙枢沔厚善,至被诬以朋党。”张安道即张方平,二人交往深厚,甚至被诬陷为“朋党”[7]。卷六又载:“张安道雅不喜石介……一日,谒曾祖,在祖父书室中案上见介书,曰:‘吾弟何为与此狂游?’又问黄叔微何在?问前日狂生以羔雁聘之不受,何不与喫了羊、著了绢一任作怪?何足与之较辞受义理也?”[8]这段文字记叙了张方平谒见苏绅,并与苏颂交谈一事。从张方平对苏颂读书交友、黄晞的关注,可见与苏绅的交游已延伸至家庭层面。

苏绅与张方平都于景祐元年举“贤良方正”科,有同年之谊。据《宋会要辑稿》载,康定二年(即庆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苏绅言:‘著作佐郎张方平两登制科,乞与召试。’诏方平不须试,可直集贤院。”[9]又,庆历五年(1045)“十月二十五日,翰林学士孙抃、张方平言:‘学士苏绅已复旧职,缘绅位本在臣等之上,望许仍旧。’从之。”[10]这两则材料记述了苏绅、张方平对彼此任官的意见,可见二人在政治上的相互照应。

梁适(1000~1070),字仲贤,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以父荫为官,仁宗景祐年间进士。历任审刑院详议官、翰林侍读学士等职。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谥庄肃。《宋史》卷二八五有传。

1.2 试验方式[1] 试验地设在乐都区高庙镇西村火车站道路两边,109国道两边和农田林网的树木,从以上三个地区分别选择受黄斑星天牛危害的树木各10株(共30株),做1次用试验,于5月8日分别采用氧化乐果和辟虱蚜进行打孔注药(每种药剂选5株),孔深5cm,直径0.6—1.0cm[2],用药量20ml,同时再分别选10株(共30株)样本做两次用药试验,于5月8日分别采用氧化乐果和辟虱蚜进行1次打孔注射(每种药剂选5株),于5月23日进行第2次打孔注药,用药量均相同,同时每组选择2株受害树木,不防治作为对照。

苏绅与梁适交好,《魏公谭训》卷六载:“曾祖平生与李献臣、张安道、梁相适、孙枢沔厚善,至被诬以朋党。国史谓时号‘草头木脚。’祖父辨其事,后削去之。”[12]又,《宋史》苏绅本传记载:“绅与梁适同在两禁,人以为险诐,故语曰:‘草头木脚,陷人倒卓。’”[13]苏、梁交往深厚被诬陷“朋党”事,在国史中竟也有记载,说明二人交好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草头木脚”虽非良评,但可见苏绅与梁适关系密切。

王拱辰(1012~1085),原名拱寿,仁宗赐今名。字君贶,开封咸平(今河南通许)人。天圣八年(1030),年仅十九,中进士第一名。反对庆历革新。历任盐铁判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卒谥懿恪。《宋史》卷三一八有传。

苏绅与王拱辰有同僚之谊,据《宋史》本传载,王拱辰曾三拜翰林学士,第一次是在庆历元年(1041),而苏绅亦于该年五月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升任翰林学士。苏绅、王拱辰还同时担任了科举考官,《宋会要辑稿·选举一》载,庆历二年(1042)正月,“以翰林学士聂冠卿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拱辰、苏绅……并权同知贡举”[11],由此可见苏、王曾相过从。

此外,早前苏绅与盛度的交游经历亦值得注意。盛度(968~1041),字公量,北宋杭州馀杭人,《宋史》有传。据考察,天圣七年(1027)苏绅与盛度在扬州初相识,成为莫逆之交。《宋史》卷二九四载:“母丧,寓扬州。州将盛度以文学自负,见其文,大惊,自以为不及,由是知名。”[15]《魏公谭训》卷四云:“高祖谒盛文肃,令曾祖作启事。其略曰:‘爰从羁贯之始,颇能篆刻之工。決考秀之科,早偕郡计;下贤良之诏,滥簉公车。蔑左右之为容,加疏远之无恃。下臣充赋,敢矜晁错之辞;考官不留,遂弃刘之策。’盛大喜曰:‘此文可施于制诰,公能不废笔砚如此乎?’……一见,大器重,期以远到。后遂荐于朝,又举应贤良,由此显用。”[16]可见,经由苏仲昌(苏绅父)的引荐,苏绅得以结识长辈盛度,并受知遇提携。苏绅守孝期刚满(天圣七年),在盛度的推荐下进入翰林院文馆。“由此显用”,说明盛度是苏绅仕途上的引路人。又,卷七:“盛文肃来谒曾祖,见祖父与叔祖皆幼稚,抚其首曰‘人丁强壮。’初,高祖既令曾祖裁启见盛公,时盛知扬州,曾祖丁刘夫人忧,未尝出,不得已谒见,公大喜,相与如平生交,遂留居于维扬,辟衙东门仗舍,俾居,奉几筵。其屋至今存焉。”[17]由材料可知,盛、苏二人交游始于文才,“相与如平交”,情谊深厚。盛度与苏绅的关系亦友朋亦亲人,作为苏绅政治的引路人,其保守隐忍的政治思想难免会对年轻的苏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综上,对苏绅多有提拔的文坛名贤盛度虽不依附于吕夷简政党,但是盛、吕二人在政治立场上都较为保守,就政治道德而言都体现了阴柔的士风[18]。由于苏绅与盛度、吕夷简都保持紧密联系,因此,苏绅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阴柔隐忍的保守政风影响。那么,苏绅与及吕夷简集团成员的或密切或平淡的交游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苏绅与范仲淹集团的交游

范仲淹政治集团是以范仲淹为代表,主张变法改革的中下层地主阶级及其士大夫形成的团体[19]。这些人基本上是仁宗登基后的进士,包括余靖、曾公亮、韩琦、吴育、欧阳修、富弼等人[20]。以下主要以交游时间为序,胪列苏绅与范仲淹改革派人员的交游情况。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是范仲淹集团的重要人物。《宋史》卷三一九、《东都事略》卷七二有传。

[3]魏泰著,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

苏绅与欧阳修曾经是好友,后来由于政治立场不同而相互攻讦。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二五《于役志》有载:“辛巳,与伯起(黄震)饮溯渚亭,会者集贤校理王君玉(王琪)、大理寺丞许元、太常寺太祝唐诏、祠部员外郎苏仪甫(苏绅)。壬午,仪甫来,小饮观风亭,会者许元、唐诏、君玉。伯起先归。癸未,与许元小饮遡渚亭,会者如壬午。伯起不来……乙酉,小饮秀才吕有家,会者如壬午。”[21]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被贬夷陵、途经扬州(今江苏)的宴饮情况。而在扬州为期九天的宴饮,欧阳修竟有四天均与苏绅交游[22],由此可知苏绅、欧阳修早期曾相与。另,欧阳修曾是钱惟演幕府的一员,而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载,真宗天禧三年(1019)“正月九日,以翰林学士钱惟演权知贡举”[23],苏绅恰于钱惟演担任主考官的这一年进士及第,可知钱惟演与苏绅之间有座主、门生的情谊,这无疑为苏绅与欧阳修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吴育(1004~1058),字春卿,北宋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少时奇颖博学,天圣五年(1027)参加进士科考试,为礼部第一名。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谥号正肃。《宋史》卷二九一有传。

景祐元年(1034),苏、吴就已同举制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对此事有详细记载:“(景祐元年)己酉,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太常博士苏绅、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大理寺丞吴育、茂才异等张方平及武举人于崇政殿。育所对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育为著作佐郎、直集贤院,通判湖州。绅为祠部员外郎,通判洪州。方平为校书郎,知崑山县。方平,宋城人;绅,晋江人;育,建安人也。”[24]晋江、建安皆位于闽地,加上苏、吴的同年身份,二人关系甚为密切。

[7][12]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校点:《苏魏公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58页。

孙沔(996~1067),字元规,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天禧三年(1019)进士。卒谥威敏。《宋史》卷二八八有传。

苏绅与孙沔都为王整榜进士,有同年之谊。《魏公谭训》卷六载:“曾祖平生与李献臣、张安道、梁相适、孙枢沔厚善,至被诬以朋党。”“枢”是官职简称。“厚善”以至于被诬为“朋党”,表明苏、孙交情深厚。但值得注意的是,李献臣(李淑)、张安道(张方平)、梁相适(梁适)三人都并非锐意改革的范仲淹一派,甚至属于与之相对的保守的吕夷简一派,而苏绅与两大集团的成员都有着深厚的交情,可见苏绅交游思想的开放。

韩琦(1008~1075),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与吴育、葛闳等人同为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将作监承、枢密使等职,累封魏国公,谥忠献。《宋史》卷三一二有传。

据《魏公谭训》卷六载:“(苏绅)尝谓聱隅曰:‘成子名者,韩稚圭(韩琦)也。子宜贽文见之。’聱隅如言,韩果钦重。其后荐之于朝,命之以官,皆公力也。”[26]“韩果钦重”表明苏绅对韩琦的择才心理很了解,可知苏绅与韩琦亦有往来。

富弼(1004~1083),字彦国,号昆台真人[27],洛阳人。天圣八年(1030)以茂才异等科及第。历封郑、韩、祁国公,谥号文忠。《宋史》卷三一三有传。

《魏公谭训》卷七载:“曾祖亦得盛公人物藻鉴之理。初见富公,未许台辅。一日早朝,天骤雨,持盖者不至,衣已沾湿,久之乃来。公不问,色亦不变。曾祖谓祖父曰:‘人言彦国必为公辅,今日观之,非妄也。’”[28]富公,即富弼。在宋代,台辅是宰相官的别称,言其位列三台,职居宰辅[29]。由“非妄也”之评,可见苏绅欣赏富弼。《苏颂年谱》记苏绅论富弼一事发生于庆历二年(1042)[30]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北宋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嘉祐元年(1061)称相,与韩琦共事,为宰辅十五年。累封鲁国公,故称曾鲁公。参编《武经总要》。《宋史》卷三一二有传。

《魏公谭训》卷六记载:“曾鲁公少时,第五人及第。尝坐累左迁,曾祖为禁从,力为湔洗于诸公间,寖至大用。后张安道见祖父,每言‘曾三(张本无‘三’字)岂可忘先公恩德乎?’”[31]曾公亮在曾氏家族中的大排行为第三,故称“曾三”。坐累左迁,指天圣六年(1028)曾公亮在会稽任上置买田地被告发[32],被贬湖州监酒。苏绅担任翰林学士时曾大力为同乡曾公亮“湔洗”“运作”,才消除了此事的负面影响。《魏公谭训》卷二亦载苏绅任“侍从”期间推荐曾公亮,“曾祖宝元、康定、庆历间为侍从,前后八年……荐张康节、曾鲁公……”[33]足见苏、曾交游密切。

从苏绅与欧阳修、吴育、孙沔、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人的交游来看,苏绅虽然站在保守的吕夷简集团一方,但这并不妨碍其个人的交往自由。我们在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时,必须要考虑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只有将苏绅放置于他身处的那个场域之下,我们才能更加理解这些交游行为背后隐藏的信息。吕夷简集团、范仲淹集团是自北宋庆历党争才开始形成明显对立状态的两大党派。就前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苏绅与欧阳修的交游是从景祐年间苏绅担任洪州通判(1034~1036)开始的,苏绅与吴育的交游则可以追溯至二人景祐元年(1034)同举制科、景祐四年同在开封任职之时,苏绅与孙沔的交游亦可追溯至二人同在天禧三年(1019)得中进士。甚至于庆历党争的前夕,苏绅还十分欣赏富弼。另,《魏公谭训》卷六载有改革派成员石介于庆历三年写给苏颂(苏绅之子)的信:“内相为名臣,(祖父字)为贤子,天下属望,所系非轻。岂可以辞位为廉?”[34]极力劝说苏绅接受御史中丞一职,由此可见,庆历三年(1043)下半年,党争才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因此,苏绅与范仲淹集团成员的交游更多体现出的是文士风流,而非党争。当然,党争对苏绅交游亦有不好的影响,诸如,苏绅与欧阳修二人在后期由于身处不同的阵营,政见不同,相互抵牾。庆历三年(1043)七月,苏绅上“《洪范》五事”书,批评欧阳修等谏官,后欧阳修等革新派不遗余力对苏绅举荐马端担任太常博士一事进行猛烈抨击,欧阳修本人甚至在这一年连写三份奏折 《论苏绅奸邪不宜侍从札子》《论学士不可令中书差除札子》《论台官不当限资考札子》斥责苏绅举荐的马端言不符实,评价苏绅乃“奸邪小人”。

三、苏绅与其他同僚的交游

除了上述的与吕夷简集团、范仲淹集团的人物有交游以外,苏绅在地方任上还与其他同僚仕宦们常常进行诗酒游宴。胪列如下。

根据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要求,已对山西水利出版传媒中心符合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天禧四年(1020),苏绅任宜州(今广西宜山)军事推官时期,与蔡宗晏有所交游。蔡宗晏,北宋临川(今属江西)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35],曾任尚书职方员外郎、知南剑州[36],天圣六年(1028)至天圣八年(1030)知韶州[37]。苏颂《承议郎集贤校理蔡公景繁墓志铭》(《文集》卷五六)载:“初,天禧中,我先人(苏绅)与职方公(蔡宗晏)先后为宜州军事推官,实相交乘,情好尤厚。”[38]交乘是“交政”的另一种说法,指前后任官员的交接。宋代的交政制度较为完善,在移交过程中和交政后通常进行诗酒游宴与迎送活动[39],称为“交乘之礼”。苏、蔡即在宜州军事推官的“交乘”中结识,并延及子孙。苏绅父子与蔡宗晏之子(蔡元导、蔡元翰)亦有亲密交谊。

苏绅任无锡县宰期间(1031~1033),与朱正辞、窦纲等人交游。

朱正辞,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人,(朱)昂子,年十九登咸平进士。生平见载《全宋文》卷三二九[40]。《魏公谭训》卷四载:“曾祖宰无锡,朱正辞为转运使,巡部至邑,不复访职事,唯相从宴游累日。朱公卿子,少以文辞取高第,而以吏才困于外补。曾祖因和其诗曰:‘一篇此日摛鸿藻,五色它年浴凤文。’朱大喜,以为知己。”[41]苏绅的和诗高度赞誉了朱正辞之子的文才,朱氏引为知己。《无锡县志》卷四收录此和诗,题为《陪制置朱工部正辞赋惠山泉诗分韵得“云”字》,此系苏绅在无锡任上与朱正辞诗酒相和。

[10]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40页。

景祐四年(1037),苏绅回到京师(开封)任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期间,与刘立之、安日华、李柬之、晏殊都有交游。

1.厂务公开民主化。对煤矿企业重大决策问题、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的重要问题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公开。每年召开一次矿职工代表大会,严格按程序对行政工作报告、职工代表提案、本企业业务招待费、民主评议领导干部、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等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表决,形成决议,并由职代会各个工作委员会监督落实,形成阳光管理模式。加强对基层工会厂务公开的监督检查,要求各基层单位每年召开一次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把选举职工代表、干部任用、班组生产任务指标、工资分配情况、班组考核细则、新出台的管理制度等在职工大会上讨论,形成决议并严格执行。

吕夷简(978~1043),宋代著名政治家,字坦夫,祖籍莱州(今属山东),后徙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咸平三年(1000)进士,仁宗时任宰相。以太尉致仕,封申国公,徙许国公。卒谥文靖。《宋史》卷三一〇有传。

首先,此活动设立“青少年情绪疗愈与阅读—发展性书目疗法工作坊”,邀请笔者担任授课讲师。此工作坊针对基隆市各初中图书馆负责人、协助推动阅读的教师及辅导教师,讲授发展性书目疗法的相关专业知能,包括情绪疗愈阅读素材的选择,及如何带领学生阅读疗愈系的素材等,期冀通过研习课程的体验与实作,让参与者对如何选择情绪疗愈素材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安日华,安焘父,约生于宋真宗咸平、景德年间(998~1007),北宋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人[46]。曾任三班院吏,以子恩封光禄大夫[47]。《魏公谭训》卷十记载:“安厚卿(安焘)父为三司吏,曾祖为判官,见而异之。以为与胥吏不同,必有厚福,每令祖父礼待之。祖母兖国太夫人来归,使干礼席之事,安甚尽心。后为正议大夫致仕,年九十而卒。每子孙在侧,必以曾祖教子之训饬之。”[48]此时安日华担任三司吏,二人以同僚而有交谊。安日华“尽心”操办“礼席之事”,系为报苏绅礼遇自己的恩德;以苏绅教子之法训诫子孙,可见苏绅对其影响颇深。

李柬之,一作李東之(996~1073),字公明,原居幽州(今北京),后徙濮州(旧治在今山东鄄城北)。宰相李迪的长子。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以太子少保致仕,故称“李少师”。卒谥懿靖。《宋史》卷三一〇有传。《魏公谭训》卷八有载:“曾祖平生厚于宾客之馔,为三司判官,与李少师(李柬之)同僚,皆饮食丰洁。尝制鳖清羹,李甚异之。求其法,笑而不与。”[49]苏、李在饮食上都追求丰盛洁净,就“鳖清羹”趣事或可称二人为“食友”。

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景德二年(1005)进士。卒谥元献。其少年得志,仕途通畅,是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宋史》卷三一一有传。《魏公谭训》卷四:“曾祖为三司判官,晏元献为使,每剪笺简之余置案上,得异事、闻奇字,即钞之贴于大册。或以签贴之,每用一事即除去。后积甚多,次第编入钞类,或谓之类选云。晏乃邀黄至门下,它客尚数十人,使钞节史书,黄去取之。晏公出于一手编定。”[50]这则材料详细记叙了晏殊编《类选》的方法。又,《魏公谭训》卷六云:“曾祖为三司判官,夏相为使,一岁才一开宴,女乐侍姬,管弦器皿,穷极奢僭。后晏公(晏殊)代使,每休沐,约同僚置酒,案上不过数器。久之,渐进盈几,乃草具。歌舞倦,则曰:此辈伎俩已尽,吾辈可呈事艺。设砚墨纸扎,各赋诗述怀以为乐。未尝一日虚废。夏、晏贤否,于此分矣。”[51]“约同僚置酒”当包括苏绅。从上述两则材料看,苏绅了解和欣赏晏殊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苏绅分别与吕夷简集团、范仲淹集团,以及在地方任上的其他同僚们交往,并且大部分保持着长期联系,其中不乏诗酒往还酬和。即使后期他与欧阳修等人剑拔弩张,却也并非将所有的非吕夷简集团的人一棍子打死,如,吴育是宋代制科考试的佼佼者,为人率性直言、刚正不阿、执法严明,苏绅对这样的人是很看重的,愿意与之往来。由此可见,苏绅交游的广泛,交游思想的开放。再通过考察苏绅与两大同僚集团之外的其他人员的密切交游,我们会发现苏绅其实并非是有意的按照“集团”的方式来选择交游对象。到何处任官,遇见怎样的人,这都不是苏绅能决定的,他更多的是顺势而为,努力与同僚们保持友好的交往,与当下遇见的那些志趣相投之人、卓尔不群之士亲密交游,以致他与梁适、张方平等人的深厚交游遭受世人的抨击。就苏绅48年的人生中,与至少18位同僚交往,其中,有些交游还延展至家庭的世代互好,由此,苏绅的交游是活跃且较为复杂的,思想是随心、辨证、开明的。

注释:

[6][17][25][26][28][31][33][38][41][43][44][48][49][50][51]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校点:《苏魏公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51页,第1163页,第1137页,第1154页,第1164页,第 1156页,第 1127页,第853页,第1145页,第989~990页,第1134页,第1175页,第1166页,第1146页,第1157页。

玉米机收跨越发展。玉米联合收获机从1978年的100台发展到今年的8万多台,玉米机收由29万亩发展到4075万亩,机收水平从不到1%快速提高到86%。

[2]王志双:《北宋仁宗朝吕夷简集团的组成及其性质》,《邢台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蹲苗结束后,第1花序果实迅速膨大,第2、5花序相继开花、现蕾,茎叶也在继续生长,植株对肥水需要量急剧增加,此时是肥水管理的关键时期。此时应连浇2次水,中间相隔2~3天,即所谓的“头水晚,二水赶”。结合第二水每亩地追施复合肥或磷酸二铵25~30千克,或人粪尿50~60千克,以满足果实迅速膨大的需要。此后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应每隔4~6天浇水1次。追肥可以采用隔水追肥的办法,每次进行根外追肥。根外追肥在植株生长后期,在植株长势较衰弱时使用效果明显。一般可选用0.2%~0.3%的磷酸二氢钾或0.2%的尿素,或2%的过磷酸钙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根外追肥应选择晴天进行,雨前或雨后均不宜。

4.乡镇级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按照全区统一规划,乡镇设置劳动保障事务所或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主要提供社会保险相关服务。

[4]李心传:《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旧闻证误》,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69页。

[5]脱脱等:《宋史》(第三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0772 页。

RV10旋转蒸发仪(德国IKA),TE1502S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CU-600电热恒温水槽(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RV10DS25旋转蒸发仪(德国IKA公司),UV-180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3K15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Sigma公司)。

[1][18]孙桂平:《苏绅史料汇编和评析》,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景祐四年(1037),二人都在京师任职,交情更深。吴育担任开封府试主司。同年,苏绅擢直史馆,担任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据《魏公谭训》卷三载:“一日(祖父)坐书室中,吴春卿为知制诰来访曾祖。曾祖出,径来见祖父。骤然论文,遽问唐人制诰孰为优者?祖父辞不敢对。吴曰:‘相与论文,何必行迹。’……吴大称赏曰:‘足下举子而能如此,异时必典制命矣。’”[25]此则材料记述吴育访苏绅一事,从吴育“骤然论文”看,吴育与苏绅的交情已延伸为对苏氏子弟的关怀。

[8][34]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校点:《苏魏公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60页。

[9]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882页。

窦纲,字总之,曹州冤句(治今山东定陶西)人,生活在北宋真宗、仁宗朝(998~1063),以文学登第,事迹详《职方员外郎窦纲可屯田员外郎制》(《临川集》卷五十)、《锡山唱和诗石刻记》(《文集》卷六四)[42]。苏颂《锡山唱和诗石刻记》载:“先公(苏绅)宰无锡日……因得拜接邑尉窦公(窦纲)总之,特蒙知奖,相与抗礼。公以文学登隽科,尉大邑,先公器其才识,期以远到。每宾从赏会,莫不同之。或遇欣适,则形于篇咏。时公春秋方盛,未有嗣子,尝得异梦,先公为之诊曰:‘是男子之祥,且贵兆也。’后十月,实生彦法天章。先公即日以诗庆之,有‘仙果迟迟生海中,平时曾说梦维熊’及‘驷马定应高庆阀,五龙从此继英风’之句。”[43]从“器其才识,期以远到”“宾从赏会,莫不同之”看,苏绅十分赏识、优待窦纲。这则材料记录了苏绅的梦占能力,有助于后人全面认识和研究苏绅的思想面貌。由材料可见,窦、苏交往留下了不少诗句,二人共同任职无锡期间的诗歌唱和集中收录于《无锡县志》,如《游惠山寺简窦公》《和苏公游惠山寺》等。

[11][23]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51~5252页。

[13][15]脱脱等:《宋史》(第二十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814页,第9808页。

[14][16]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校点:《苏魏公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44页。

[19]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0]张彦霞:《论韩琦与其同僚集团的关系》,《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1]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00页。

2013年,巴塞尔展览场馆经历了一次大规模重建,花掉了4.3亿瑞士法郎。“我们不是来分摊Herzog & de Meuron(巴塞尔新展馆的建筑师事务所,也是2008年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设计师)昂贵的设计成本的。”小海耶克向来以直言不讳、性格鲜明著称,这同他过世的父亲老海耶克如出一辙。

[22]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24]李焘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79页。

[27]曹清华:《富弼年谱》,四川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29]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30]颜中其、苏克福著,苏荣华校订:《苏颂年谱》,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32]张小平:《宋人曾公亮会稽任内贱买民田史实钩沉》,《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35]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人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663页。

通过上述两次线性回归的方法得到的频偏θ和相偏β会受到预估的多普勒规模因子误差的影响,尽管可以通过迭代的方式来减小误差,但是并不能得到最优解.CB-Sync算法通过最小梯度下降算法来预估频偏θ的最优解,由于最小梯度下降算法存在最优解为极小值的情况,所以将两次线性回归方法得到的频偏θ和相偏β的值作为最小梯度下降算法的初始解,确保得到的最优解是最小值.

[36]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校点:《苏魏公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53页。

[37]李之亮:《宋两广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46页。

[39]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40]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八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543页。

[42]马卫中、高磊:《〈全宋诗〉失载窦纲逸诗考》,《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5]葛付柳:《宋代墨庄刘氏家族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46]李焘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三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932页。

[47]脱脱等:《宋史》(第三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0567 页。

《绿野仙踪》是在作者广泛阅读前人小说的基础上创作的,故事素材的选取和创作难免受到前世小说的影响,有的故事是对之前故事的化用,有的是对前人小说情节的续写和补写,这些都可以在之前的小说中找到蛛丝马迹。

 
谢容英
《闽台文化研究》 2018年第01期
《闽台文化研究》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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