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映的《战狼1》以“黑马”之姿，斩获5.4亿票房，刷新了该题材类型影片的票房纪录。两年后于暑期档上映的《战狼2》，继续高歌猛进，狂揽56亿票房，跻身全球电影史票房排行前一百名，这是亚洲电影首次入席，也是排行前百部影片中的唯一一部非好莱坞电影。“战狼”系列以主旋律电影的面孔创造出了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票房神话，尤其值得我们观注。

“主旋律影片的说法最早出现于1987年3月，电影局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两年后上映的《开国大典》，成为主旋律影片的标志性作品。”[1]产生于社会转型期的主旋律电影，自提出以来就担负着重要的传输主导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因其功能形态的特殊性，不可否认，主旋律电影在创作中存在着以政治为导向/忽视电影作品的艺术性和娱乐性的问题。上个世纪末涌现的一批主旋律电影，它们围绕着表现重大时代背景下正面历史人物的伟大事迹这一逻辑，遵循着一定的叙事套路,缺乏艺术创新。“在建构主流文化价值、建构主导 / 主流意识形态的银幕表述方面存在明显缺陷，直白的宣教和‘道德神化’的英模人物解构了作为文艺作品应有的艺术魅力”[2]，使其沦为空洞无力的政治说教作品。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呼唤新的能够与之相应的主旋律电影，以正面有力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化潮流，在文化传播领域建构起中国的大国形象，发出大国之声。在此背景下，“战狼”系列的诞生，可说是得天时地利。

一、个人与国家：国家意志的表达

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强调集体主义，而个体作为集体中的一部分，经常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影视作为“意识形态争霸的场域”[3]，也是如此。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个人英雄主义是好莱坞电影的做派，是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在过去的主旋律电影中，甚少刻画个人式的英雄。但其实，“个人英雄主义在影片中的适当安放不仅可以作为传播不同价值观的载体，如在突出个人英雄的基础上加以平衡或强调集体关系，巧妙实现意识形态的植入，还能够作为主流价值的代言得以在叙事中发挥作用。”[4]49

“战狼”系列电影正是立足于这点，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借英雄之口宣示国家意志，很好地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但不同于传统主旋律影片将英雄神化的做法，“战狼”系列将英雄还原为“人”。主人公冷锋既是一名有着超强军事素质的“战狼”特种兵，也是会哭会笑、重情重义的男子汉。他桀骜不驯，是个“刺头”，违反上级命令擅自开枪，被关禁闭，打伤拆迁队长，甚至被军队除名，个性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两部影片中适当穿插的感情戏份，既缓和了军事片的紧张严肃氛围，也在情感结构上拉近了英雄人物和观众的心理距离，对龙小云的念念不忘更显出他硬汉外表下的一抹柔情。

《战狼2》制片人嵇道青在采访中说：“英雄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时代优秀精神文化的寄托。讴歌英雄、表现英雄，影视界应该主动作为，因为英雄主义背后所承载的其实是爱国主义。”[5]不同于好莱坞纯粹从个人感情出发的超级英雄形象，冷锋身上体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后盾的。影片中的口号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红色袖章上的“我为中国而战”，以及不时出现的国境线界碑等国家符号，与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相互映照，“适时触及爱国价值与情感认同”[4]49。冷锋不是个人主义式地逞英雄，而是用生命在维护国土安全和国家尊严。当中国军方迫于国家立场无法进入交战区时，冷锋孤身犯险完成救援任务，此举既是为了完成对黑人小孩的承诺，也是军人意识和使命感的体现。冷锋身上展示出了当代军人的家国情怀，正符合大国崛起背景下时代所需要的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融合的英雄形象。观众通过对冷锋这一个体形象的认同和欣赏，进而完成一种对中国军队合理化的集体想象，自然而然地也就由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认同，过渡至对国家民族的认同。

 

《战狼2》的叙事背景发生在非洲，对非洲的叙述基本延续了好莱坞电影的手法与风格，将贫穷、蛮荒、瘟疫、暴乱、大草原、猛兽等分散的能指要素拼接杂糅到一起，共同放置在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中。影片中的非洲是无序的、弱小的，一国总理和叛军头目都轻易地就被雇佣军杀害，淳朴善良的非洲人民只能被动等待救援，只是施以援手的不再是西方世界，而是崛起中的中国，完成了东方视野下对非洲的合理化想象。中国军舰、东风汽车、茅台酒、中资工厂等非洲境内的中国符号，共同建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是现实的中非友好关系在影视剧中的合理表达。与此形成呼应，影片中非洲人民包括红巾军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态度都极为友好。在红巾军同政府军开火时，中国大使馆是唯一安全的地方，在穿越交战区时，飘扬的中国国旗是天然的安全屏障。在以冷锋为首的东方世界和以雇佣军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决中，非洲人民是等待解救的群体，是面目模糊的围观群众。影片对非洲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虚化和矮化处理，回避了中国和非洲反政府军之间的冲突，而将冲突放置在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中非人民携手对抗白人雇佣军，符合现实中各国在政治上的亲疏博弈关系。

秦立红等[47]通过大鼠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克隆化细胞株(PC12)实验，发现从仙草中分离出的咖啡酸、3-(4-乙氧基-3-羟基-苯基) 烯丙酸、咖啡酸乙酯、山奈酚、高山黄芩素、2-十六烷基-十八烷酸、熊果酸和豆甾醇等8个单体化合物有较高的抗缺氧活性。

二、自我与他者：大国形象的建构

与西方霸权国家不同，中国一向主张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不干涉别国内政，不采用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主旋律影片承担着传播国家形象的使命，“战狼”系列影片在自我/他者、中国/别国的对比叙述当中，完成了对和平崛起的新型大国形象的建构。

(2)加强国内外机构在绿色金融控制方面的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我们有着很多的机会，利用与国际相关机构合作，以国际金融风险控制的高标准。通过不断学习国内外绿色金融发展的新成果、新思路和新理念。根据雄安的产业特征，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则与标准制定绿色金融法律制度，对于金融监管部分评估与测度，达成金融环境风险评级能够规范操作的目标。

 

纵观两部影片，“中国人”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战狼》中强调“我为中国而战”是出于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崇高信念，而《战狼2》中则将着力点放到了境外，强调更广泛群体对“中国人”这一身份的认同。对于“中国人”这一主体意识的不断强调，在冷锋挥舞着五星红旗穿过交战区时达到了最高点。除此之外，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国旗意象和人物口中不断出现的“中国人”“中国政府”等语词，都在昭示着祖国的强大。片末出现的中国公民护照，高调强势地宣扬了国家意志，“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再一次强化了观众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将影片的叙事动力从个人英雄主义上升至国家意志层面。影片上映不久恰逢“八一”建军节，将热血军人的形象和爱国主义融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国人不断上升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由是观之，个人英雄主义只是一个入口，最终通往的是爱国主义和国家意志的表达。

好莱坞工业影片中，表现出一种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影片中提及的中国作为“他者”，常常以古老、蒙昧、神秘的东方面孔出现，是一种落后的、待拯救的弱者姿态。萨义德认为，作为他者的东方，是一种被西方人表述出来的特定的话语，“过去存在着——现在也存在着——位于东方的文化和国度，它们的生命、历史和风俗具有一种严酷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明显要高于西方对它们所能述说的一切。”[6]西方用“重构东方”来确立、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作为西方意识形态载体的好莱坞电影，在向全球输送的过程中，一再固化西方世界中的东方形象，从而达到文化霸权的目的。“战狼”系列在借鉴好莱坞类型电影叙事技法的同时，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将东西方的话语姿态置换，是中国电影为突破西方文化霸权壁垒、寻求自我主体性而做出的一次大胆尝试。《战狼2》中，强势的美国退后消隐，不再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美国以温柔善良的女性形象出场，而中国军人冷锋则以一种强壮、正义、保卫的姿态出现。影片中蛮横残暴的雇佣军代表着西方世界的霸权统治，但却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由多国组成的欧洲。面对为何不联系美国大使馆的质询，冷锋的回答嘲讽了超级大国在关键时候的缺席。各国军舰的纷纷驶离和中国舰队的强势进入，两相对比凸显出中国在国际维稳事务中的积极态度。《战狼》的最后，特种兵打败雇佣军后，写有“中国童子军”字样的界碑石被粉碎，象征着与过去中国积贫积弱形象的挥手告别。同样意蕴的结尾也在《战狼2》中出现。冷锋和雇佣军首领“老爹”的对决，不仅是两个人的对战，更代表着东方与西方、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对抗。当“老爹”充满蔑视地嘲笑中华民族的弱小时，冷锋打败了他并回应道：“那是以前”，正在崛起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外邦可以随便欺辱的弱者了。

[1]丁亚平.推动主旋律电影进步的，是时代和观众——从正在热映的电影《建军大业》《战狼2》说开去[N].文汇报，2017-08-04（10）.

三、结语

德国电影学者克拉考尔认为，电影“不是个人的产品”，而是“人民深层倾向的反映”[7]。在中美关系、南海局势、中非友好等现实背景下，“战狼”建构了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形象，宣扬了“国土不容践踏、国民不容欺辱”的国家意志，激起了国人强烈的爱国情感。影片对“东亚病夫”刻板印象的推翻，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创造了“战狼”系列电影的票房神话。

[3]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57.

《战狼》主人公的活动区域还是在我国边境，而《战狼2》已经将叙事背景置于非洲，从自卫到反击，从保家卫国转变为海外拯救，空间场域的延伸，实现了大国形象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海外传播，这当然与中国日渐增强的综合国力以及不断扩大的国际话语权密切相关。在对自我与他者的对比刻画中，“战狼”系列影片建立起一个开放友好、爱好和平、关心国际事务的新型大国形象。

本文通过引入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校学生数、税收份额、城乡收入差距、医院床位数、总抚养比以及三种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等多种影响因素对我国2005—2016年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领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

[2]刘帆.从《集结号》到《战狼》：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传递与观众欲望的隐秘缝合[J].电影艺术，2016（7）：42-46.

参考文献：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一种新兴起来的全新狐狸服务模式,优质护理管理模式的出现与近几年来人们经济建设和文明进步息息相关,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患者对医疗卫生服务要求的不断提高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因素[1]。为了探究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临床护理当中的应用效果,本文对2018年3月到2018年5月期间本院选取的其中112例皮肤科患者实施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并与传统常规护理效果进行简要的分析和对比。

[4]饶曙光，尹鹏飞.《战狼》:类型拓展下的英雄叙事[J].当代电影 ,2015（5）：48-50+99.

[5]徐宁.战狼2上映，中国版超级硬汉走向世界[EB/OL].[2017-7-28].http://www.jschina.com.cn/2017index/whtj/201707/t20170728_852461.shtml.

或许，文化研究与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耦合，与其说是文化研究在理论旅行过程之中开拓出了新的问题场域和批判空间，不如将之视为建构起了一种“阐释台湾”的新范式。而我们对于这一“耦合”与“新范式”应该坚持“历史性的思考”[17]14，因为“历史性的思考”意味着语境化和持续批判性。

[6]佛克马，蚁步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33.

[7]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M].黎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