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格言诗是藏族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写法上采用四行一段的民歌体，两句为喻，两句指实。通过生活中的常见自然现象、民间典故、谚语等，运用比喻、推理手法叙述社会生活中的宗教观念、道德规范以及修行方法等，内容和形式上受到了藏族佛教的重大影响，把佛学思想和人生观完美结合起来，向人们传达为人处世的智慧，是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著作。《藏族格言诗英译》是我国译者对藏族格言诗英译的有意义的尝试。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降深因素无论对排水量还是剩余水头高度都有较大的影响，且基本呈正比例关系。其中排水量与降深的比例系数为0.802～0.955，剩余水头与降深的比例系数为0.146～0.389。故从降深的角度来看排水量与剩余水头高度的计算结果，降深越小越好。

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结晶，多方位、多维度对其英译本进行研究探索，有利于更好地挖掘民族典籍和对外传播我国民族文化，而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民族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野。

本项目研究将对无人船航线动态规划和自动避障算法优化，实现对无人船船体姿态、任务状态实时控制，实现自动化、全天候、高精度水文监测，实时提取被测数据，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对特定时段水文情况进行分析，以供相关部门参考决策。

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方法运用到翻译研究肇始于MonaBaker[1]。随后，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也初具规模，本研究采取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作品进行实证研究，从而可以更加客观地把握译文语言特征。

一、《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概况

民族典籍翻译近年来已然成为业内研究的热点。众多语言工作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者们都在努力开拓这个新领域。赵长江以国内已发表的56篇民族典籍外译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对民族典籍外译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认为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在内容和队伍上不断扩大，研究方法趋向多元，研究深度也不断增加，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民族典籍译本较少，懂民族语言的研究者不多等。[2]10因此，当前民族典籍外译虽发展势头良好，但研究空间仍有待拓展。穆雷从民族典籍翻译所占比例、项目类别、学科分布等各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翻译的现状及研究中的问题，她从数据分析中总结出当前民族语言翻译与研究人才匮乏，民族翻译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现状，指出今后的民族语言翻译研究工作可能依然严峻。[3]以上种种，充分说明了民族典籍翻译工作任重而道远，而李正栓的《藏族格言诗英译》无疑为民族典籍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实例。我们可以从民族典籍外译的角度来探析民族典籍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以新的维度和新的研究方法探索译本的语言特征，从而探寻我国译者的目标语使用规范程度，从语言学特征来探讨译本的可接受度等问题。

采用ADAMS多体动力学软件对移动车体过弯过程进行仿真。根据上面的分析及尺寸设计结果，在SOLIDWORKS中建立移动车体底盘机构的三维模型。然后导入ADAMS软件中，依次添加运动副、载荷、驱动及弹簧，其中差速器输入轴转速的设置使得移动车体理论移动速度为250 mm/s，弹簧的预紧力设置为100 N，刚度系数设置为15 N/mm。完成以上步骤后，进行移动车体的动力学仿真。图10表示弹簧在车体仿真运动过程中变形增量的变化情况，图11表示移动车体的速度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导向机构保证移动车体具备在弯曲轨道上行驶的能力，车体具有较好的稳定行驶能力。

除此之外，两个语料库均显示be动词(is/are)的高频使用，由此可见《藏族格言诗英译》的系表结构和被动结构与本族语原创文本差异不大，说明译文文本很大程度上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

《藏族格言诗》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结晶。自2013年长春出版社出版李正栓翻译的《藏族格言诗英译》后，许多学者也展开了对此译本的探讨与研究。张杏玲在深入研究此译本基础上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发展现状，认为藏族格言诗在藏族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容涉及社会风情、宗教文化哲学等，是藏族社会的集中反映，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4]赵长江探讨了该译本内容形式的英译特色、译本意义和价值等，指出李正栓的格言诗译本“形神兼求，忠实为本，自然贴切”，藏族格言诗英译不仅是一种文化宣传，更是一种文化外交。[2]11加深对《藏族格言诗英译》的研究，有利于中国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让其他国家和民族更多的了解藏族的生活、文化和思想，同时也有利于推动藏族文学翻译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一探索不仅对翻译本身极有意义，对国家民族团结和国际间文化交流也有着促进作用。[5]

类符(Type)作为一个统计量，指语料库文本中任何一个独特的词形(Word Form)。即在一个文本中重复出现的形符记作一个类符。形符(Token)指的是译文中出现的所有词形，而总形符数是语料库容量最常用的测量单位。通过类符/形符比，我们可以衡量文本中的词汇丰富度(lexical Diversity)，类符/形符比越大，说明翻译文本中译者所使用的词汇变化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以李正栓教授的《藏族格言诗英译》(2013)的英译文本为源文，库容量为12985词，经净化处理原文本后，分别对《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进行建库，并用许家金编写的词性赋码软件BFSU Stanford POS Tagger1.1.2进行词性标注。

二、研究方法

(一)《藏族格言诗》英译语料库建设

本研究是将语料库语言学方法与民族典籍翻译结合，在前期各位学者的经验与成果基础之上进行的创新和尝试，对于民族典籍翻译和语料库语言学运用都有积极意义。

假设Alice和Bob分别从链上获取 了 交 易 签 名 对 （TA,σTA） ，（TB,σTB）。与3.1节不同，此协议会话密钥的产生依赖于与交易相关的随机数（tA，tB），以及交互过程中选取的秘密值（wA，wB）。我们证明了此协议可以提供私钥安全、会话密钥安全以及前向安全。

(二)对比语料——培根《论人生》(2011)英文原文

本研究以培根《论人生》为参照语料，通过语料库研究方法，实证探索李正栓等人翻译的《藏族格言诗英译》语言特征，并试图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鉴于两者主题存在的诸多共性，本研究将《论人生》作为《藏族格言诗英译》的对比语料进行研究，选取相似题材的《论人生》为对比语料，库容量为52213词，对文本进行整理后建立微型语料库，并用赋码软件BFSU Stanford POS Tagger1.1.2进行词性标注。用语料库工具检索得出两者在词频、类符、形符及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等数据，并分析两者差异得出结论，以回答上述研究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三)检索工具AntConc3.2.1

AntConc3.2.1是早稻田大学科学工程学院的Laurence Anthony 2007年开发的一款免费文本检索软件，包含词频列表检索、关键词检索、词块检索等功能。本研究将运用其词频列表检索功能对《藏族格言诗英译》和《论人生》英语原文文本进行数据总结和对比分析。

(四)研究问题

藏族格言诗将诗的形式与格言相结合，寓哲理于智慧之中，向世人传达辩证法思想、道德观、伦理观、智愚观、治学观、美学观、宗教观等，蕴含着积极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精神。而《论人生》是培根一生著述的精华，内容包括培根对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然等各方面关系的看法。全书文字简明透彻，将现实主义同理想道德相融合，充满了谙通人世的智慧，与《藏族格言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在主题和思想内涵上也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3.《藏族格言诗英译》词汇丰富度与本族语者原创文本有何差异？

2.《藏族格言诗英译》的信息量水平与本族语者原创文本有何差异？

1.《藏族格言诗英译》语法显性程度是否高于本族语者的原创语言？

4.《藏族格言诗英译》的句法复杂程度与本族语者原创文本有何差异？

三、《藏族格言诗英译》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对比培根《论人生》文本)

本研究通过检索工具比较两个文本的词频列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等，探索《藏族格言诗英译》的句法显性程度、词汇丰富度、词汇密度及句法复杂度等，从而确定译作语言与目标语原创作品语言的差异，进而明确译者如何在语言层面达到译作目标语环境中的可接受问题。

使用SPSS 21.0对各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词频特征

词频(Word Frequency)是语料库语言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对语料库研究至关重要，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中，我们常将某个词或某些词或其他语言单位在两个语料库出现的频数参照两个语料库的容量进行对比，来确定两个语料库在特定语言单位的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简化(Simplification)和显化(Explicitation)属于翻译普遍性的主要表现，翻译普遍性也是语料库翻译研究取得的突出成果。[7]48其中我们要研究的显化(Explicitation)问题指的是对源语中暗含的、需从上下文中推导出的信息在译文中予以明示。[8]如增加连词、冠词、介词等以更加清楚规范地表达原文的逻辑关系。

 

表1 《藏族格言诗》和《论人生》英译文词频前10位单词列表

  

排序《藏族格言诗英译》《论人生》英语原文单词频率百分比单词频率百分比1The/the7105.46%The/the28485.45%2And/and3842.95%And/and22054.22%3A/a3752.89%Of/of21324.08%4To/to2802.17%To/to14832.84%5of2441.88%A/a11392.18%7If/if2131.64%In/in11262.15%7is2071.59%is10922.09%8In/in1981.52%that10401.99%9are1481.14%It/it7851.50%10one1421.09%be7311.40%

通过表1(词频前10位)可以看出语料文本在语法上是简化还是显化倾向。《藏族格言诗英译》和《论人生》前两位常用词均为冠词The/the和连词And/and。《藏族格言诗英译》前10位出现的高频词汇绝大部分为连词、冠词、介词等语法功能词，表现出该语料的语法显性倾向。大量使用语法功能词，可提高诗句之间的逻辑联系，降低阅读难度。《论人生》除了冠词、连词、介词高频出现以外，代词that和It/it出现频率也较高，相对而言，《藏族格言诗》只有代词one出现较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出，在指代显化方面，《藏族格言诗》略低于本族语原创文本。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也许是原创文本为散文形式，句子本身语意连贯性强，因而代词可通过上下文较容易推出具体所指，而短篇诗歌形式的《藏族格言诗英译》涉及的人物事物主体较广泛，因而常用具体的名词做主语，若过多使用代词容易出现指代不明，增加译文的理解难度。

总之，语文教学要想方设法让学生“动”起来。只有在反复的实践当中，不断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能力，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才能切实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精神。

(二)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是重要的语言特征之一。此概念本身源于物理学，延伸到语料库语言学中，是指实义词的稀疏度，即实词形符占总形符的比例。[9]

 

表2 《藏族格言诗英译》和《论人生》词汇密度比较表

  

作品实义词形符数总形符数词汇密度值(%)《藏族格言诗英译》83411298564.23《论人生》英语原文196825221337.7

通过对比两文本实词形符在总形符数中的比例，即实词稀疏度，分析二者信息量水平的差异。实词是指具有实在意义、有词形变化、在句子中能独立承担句子成分的词，通常包括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副词。

作为衡量语篇信息量的一个重要指针，在上述词汇密度表对比中发现，《藏族格言诗英译》的词汇密度值为64.23%，远远高于《论人生》37.70%，甚至接近本族语原创文本的两倍，这很大程度上与两者的选材差异有关。

《藏族格言诗》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很丰富的当地民族特色，分为4个部分，9个章节，如观察愚者品、观察恶行品、观察事物品、观察教法品等，取材于天地之间，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锦绣河山和当地的民俗民情都囊括其中，因此用词十分丰富、语篇信息量巨大。为了使某些特殊词汇更加通俗易懂，李正栓还作了相关解释和批注，使得含较大信息量的格言诗译文仍具有可读性，同时也向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传递了我国藏族文化和文学魅力。相对而言，《论人生》词汇密度值较低，很可能是由于培根的散文注重就某主题说理，讨论人生价值、人生观等，虽饱含了培根个人及他积累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光辉，但因涉及的选材面相对较窄，信息量也就相对较低。

(三)词汇丰富度

目前，国内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也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规模，如廖七一曾探讨过与翻译有关的三类语料库对翻译教学、探索翻译规范与验证翻译理论家提出的翻译普遍性的积极意义。他认为语料库分为平行语料库、多语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6]据此理论，本研究将《藏族格言诗英译》和对比语料培根《论人生》英文原文作为可比语料，收集原文文本和其他语言翻译成此语言的文本。尽管可比语料库当前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其对翻译研究意义深远。我们通过对比分析《藏族格言诗英译》和《论人生》英文原文，探索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翻译的规范问题，发现翻译活动的一些特殊规律，即翻译的普遍性。Baker对翻译普遍性进行了明确界定，即“在译文而非原文中展现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1]35胡显耀详细总结了翻译普遍性的最新发展，认为语料库翻译研究取得的最突出成功就是对翻译普遍性的研究，其集中表现为简略化、明确化、规范化、整齐化和集中化等。[7]47本研究中探讨的句法显性问题就属于明确化(Explicitation)概念，指对原语中暗含的、但可以从上下文中推导出的信息在译语中加以明确介绍，如增添修饰词、限定词、连词等。这一点在本研究中的《藏族格言诗英译》词频列表中可以体现出来。

Power stations，large and small，have been set up all over the country.（大大小小的电站已经在全国各地建起来了。）

 

表3 《藏族格言诗》和《论人生》英译类符/形符比和平均句长

  

作品类符形符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藏族格言诗英译》32531298525.0515.93《论人生》英文原文71725221313.7328.89

通过类符/形符比(TTR)，可以对比两者用词丰富度差异。读表3可知，《藏族格言诗英译》类符/形符比为25.05%，几乎是《论人生》13.73%的两倍，由此可见，格言诗的词汇使用丰富程度上要远大于对比语料《论人生》。Baker认为文本的类符/形符比(TTR)值的高低与写作者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成正比。除了格言诗本身涉及的主题和选材广泛丰富以外，李正栓作为以目标语为外语的译者，在翻译少数民族典籍时，或许还扩大了目标语文本输入的广度和深度，在目标语语言浸润中丰富了目标语表达的丰富程度，因而使得格言诗英译译文词汇丰富度上高于本族语的原创文本。

(四)句法复杂度

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分别统计出两者的平均单词数，比较两者句法程度上的差异。平均句长指句子中的平均单词数，是反映语料可读性的一个指标，也可反映文本句法的复杂程度。[10]

表3显示，《藏族格言诗英译》的平均句长为12.63，而《论人生》英文原文的平均句长为28.48，前者远低于后者的本族语原创文本。导致此数据结果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一是两个语料库文体的差异。《藏族格言诗英译》为诗歌形式，通常为4个短句为一篇，两句或起兴对比，两句或抒情说理，结构和形式上都较为简单，句长较短且一致，因此李正栓的译文也充分遵循了原作的风格和形式，没有采取较为复杂的句式，尽量保持原文短小精悍的诗歌体裁，尽量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原作的韵味和情感。而《论人生》是散文体裁，重在说理，思想内涵丰富，本身篇幅和语句都较长。此外，培根作为本族语作者，熟稔各种复杂句式表达，这也是目的语学习者和本族语在语言表达习惯上的差异所致。

四、结论

本研究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语料《藏族格言诗英译》与英语本族语作者著作的《论人生》，探索了《藏族格言诗英译》翻译语言特征，并对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通过高频词表，我们发现《藏族格言诗英译》前10位用词均为虚词，体现出其英语语言运用的语法显性化特征；通过实词/总形符数的比值对比，反映出《藏族格言诗英译》的词汇密度远大于《论人生》英语原文，在同类型题材的文本比较中，信息量水平高于本族语原创文本；通过类符/形符比的对比，我们发现《藏族格言诗英译》用词丰富程度高于《论人生》英语原文；通过平均句长比较，了解到《藏族格言诗英译》句子复杂度不及《论人生》英语原文，由此推断以目标语为外语的译者在英译过程中倾向于语言简化的同时，也表现了两个对比语料体裁差异和翻译语言及本族语者语言习惯上的根本差异。

3)从模拟数据显示：随着开挖深度,距离盾构井50 m左右范围内冠梁轴力影响较大，呈现受拉状态；在四个工况下，标准段第一道的内支撑轴力均大于盾构井轴力值.工况一：标准段内支撑轴力大于盾构井内支撑轴力；工况二：最大内支撑轴力还是标准段第一道内支撑；工况三：最大轴力出现在盾构井第二道内支撑，且标准段第一道和第二道内支撑轴力大于第三道；工况四：最大内支撑轴力在盾构井第三道内支撑，且标准段第三道内支撑轴力大于第一道和第二道内支撑轴力.从模拟轴力云图能看出，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大，内支撑的最大轴力位置，也逐渐下移，最终出现在盾构井的斜撑位置.

五、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虽然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已经日趋成熟，但本研究还是将此方法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相结合的一次初步尝试，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与局限性。

有不少人，喜欢在书房挂一个“忍”字的匾额，用来勉励自己。其中寓意，不言自明。林则徐的书房同样挂有匾额，上面是与“忍”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两个字：制怒。

例如，在语料平等性方面，选取《论人生》这一说理散文，虽然与《藏族格言诗英译》主题思想方面较为接近，但两者体裁及风格存在差异，因此比较得出的词频、句长等差异还不能十分充分地证明上述假设与构想。在解释的科学性方面，由于翻译是一个复杂体，需结合更多的学科研究才能得出趋于更加合理和科学的结论。[11]笔者在阅读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于从语料库中获得的数据的解释，总结出的一些个人观点还尚待检验与考证，但相信这对今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民族典籍翻译相结合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另外，本研究仅对《藏族格言诗英译》的翻译语言特征进行分析，总形符数不足10万，所涉译文文本库容不大，不能代表所有民族典籍翻译的全貌。未来还需要对更多民族典籍翻译文本进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

本研究的对比语料库《论人生》的库容量也比较小，对于反映译者目标语全貌特征还尚有不足，未来研究应该扩大对比语料库库容，将目标语为译者本族语的中国典籍译本作为语料对比研究。

鉴于以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并考虑到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今后的语料库研究应尽量翻译置于更大的视野当中，包括运用文化及认知等理论，使解释更加合理。在选取对比语料上要更加具有可比性，在语言特征分析上要更加深入、透彻，挖掘出潜在的翻译特征，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及民族典籍翻译活动更加成熟、完善。

参考文献：

[1]Mona Baker.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 NY：Routledge，1998.

[2]赵长江.民族典籍外译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4).

[3]穆雷.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现状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135.

[4]张杏玲.藏族格言诗英译困境与对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3)：115.

[5]王宏印.关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若干问题与思考[J].中国文化研究.2015(2)：59-68.

[6]廖七一.语料库与翻译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382.

[7]胡显耀.语料库翻译研究与翻译普遍性[J].上海科技翻译，2004(4).

[8]Vinay&Darbelnet.Stylistique Comparee du Francais et de l’Anglais[M].Paris：Didier，1958.

[9]梁茂成.词性赋码语料库到检索与正则表达式到编写[J].中国外语教育，2009(2)：65-73.

[10]王克非.语料库翻译学十五年[J].中国外语，2008(6)：9-14.

[11]虞跃，李清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策略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2)：9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