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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佛经翻译理论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引言

汉藏佛经翻译理论是梵汉佛经翻译和梵藏佛经翻译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它产生于不同地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这两种翻译理论以梵语佛经翻译为背景,尊重实践,总结经验,结合实际,从翻译方法和理论总结入手,先后提出了梵汉、梵藏佛经翻译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汉地翻译研究者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家彦琮的“八备、十条”以及玄奘的“五不翻”等观点,与藏地的《声明要领二卷》、萨迦班智达的“十四条”译论以及章嘉·乳贝多杰的“七备、十六条”原则等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但共性多于个性。翻译理论的产生,标志着汉藏佛经翻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对当时的梵汉、梵藏佛经翻译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为梵语佛经顺利传入汉地、藏地并融入自己的本土文化提供了条件。本文从比较汉藏佛经翻译理论形成年代、时代背景,以及汉藏佛经翻译理论内容、观点等入手,分析、研究汉藏佛经翻译理论的共性与个性,以及产生的缘由等。

一、汉藏佛经翻译理论形成年代及时代背景比较

(一)汉地佛经翻译理论形成年代及时代背景

据史料记载,汉地佛经翻译经历了开始、发展、全盛和衰退4个阶段,历时一千多年(67—1279)。从历史角度讲,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家支谦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最早关于汉地佛经翻译方面的论述,且后来被大家公认的翻译原则“信、达、雅”三字均见于该篇。但当时的翻译家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对其进行提炼和发展。东晋时期的释道安(312—385)被认为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佛经翻译的第一人。释道安在组织佛经翻译家翻译经律论典籍时,比较同本异译的佛经译本,编篡经录、梳注众经,在支谦的《法句经序》基础上,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论述。他明确地阐述了在梵汉佛经翻译时,有五种情况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的面目,有3种情况不易处理的观点。

隋代翻译家彦琮(557—610)对梵汉佛经翻译进行了经验总结,极力推崇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并撰写了《辩正论》;在书中,他客观评论了历代翻译家的得失,并提出了“八备、十条”原则。此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译者所要具备的八项条件,可视为较早的翻译学术文章。汉地佛经翻译从开始到发展近600年后,唐代的翻译家玄奘(600—664)在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后,提出了“五不翻”理论。玄奘的这一理论是在前人的佛经翻译论述和大量译文修订的基础上,对自己多年翻译实践心得的一次总结和提炼,更具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汉地佛经翻译从开始到公认的比较系统的翻译论述出现,用了300多年时间。从佛经翻译经历的四个阶段来看,这个时期正处于从起步到刚刚跨入初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从佛经翻译人员身份来看,从开始阶段的以西域僧人和汉地胡裔僧人为主、汉地知识分子信徒为辅的翻译,转入官方开始组织译场、挑选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由个人翻译转入集体翻译,这为汉地佛经翻译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机构和人才队伍;其次,从佛经翻译的文本来看,由以往的佛经翻译文本均来自西域,汉地译者不懂梵文,对天竺佛经知之甚少,转入佛经翻译文本多元化或以梵文为主、胡文为辅的阶段,这为比较译文得失、评论译文质量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形成汉地佛经翻译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再者,从对佛经翻译的聚焦点来看,由早期佛经翻译实践中的文、质两派的争论和初期译文的得失、方法的探讨转入翻译原则和技巧的研究,这为形成早期汉地佛经翻译理论打下了理论基础。

隋唐时期,随着佛经译文的大量涌现,译者和读者对梵文的熟知程度不断提升,他们发现了先前的佛经译文质量不高,且存在不少错译漏译等现象。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彦琮和玄奘两位翻译家,他们不仅都精通梵文,汉文学识渊博,还能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具备了进一步分析、总结前人译文得失,完善、补充前人翻译论述的内外条件。彦琮和玄奘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度,从不同视角,针对不同问题,提出了“八备、十条”和“五不翻”理论,完善和补充了汉地佛经翻译理论。他们的做法正是符合了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又指导实践的事物发展规律。

玄奘作为汉地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总结制定了“五不翻”原则,即“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无此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译,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浮。”[2]66这五条原则按现代汉语可理解为:一、秘密的不翻译,如陀罗尼等密咒,若翻译必定会失去灵验,故不用翻译;二、一词多义的不翻译,如薄伽梵一词具有6种含义,若按一种意思翻译,会影响其他5种的含义,故不用翻译;三、没有的不翻译,如阎浮树影透月的阎浮树,此间既无,故不用翻译;四、顺古的不翻译,如菩提等古已用之,故不用翻译;五、生善的不翻译,如佛陀等人名,为敬重起见,不用翻译,今皆存梵名。玄奘提出的理论是以翻译实践为基础,分析、评论前人译文的得失,总结和梳理存在的问题,比较科学地解答了梵汉翻译、修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所以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社会实践价值。

(二)藏地佛经翻译理论形成年代及时代背景

据藏族史料记载,藏地佛经翻译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结束,同汉地佛经翻译一样,历经千年之多(617—1682)。这个时期藏地佛经翻译经历了3次厘定,而历史公认的佛经翻译理论形成于第二次厘定之时,并作为其成果而诞生。赤德松赞时期(8世纪末9世纪初),由于佛经翻译的发展,译经队伍日益扩大,在译经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前后词语不统一,译文不够通顺或词不达意,甚至译文有失原义等问题。为此,公元814年,在藏王赤德松赞的组织下,对以往译经中出现的新词术语、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的地方均以梵文为蓝本进行厘定,以此为重点,编写了《声明要领二卷》。该书是一部集翻译理论及梵藏对照于一体的著作,第一次站在全新的视角,对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做了理论性的解答,总结和完善了以往的翻译实践成果。这本书的编写标志着藏地佛经翻译理论基本形成。《声明要领二卷》一书无论从翻译原则、标准,还是翻译技巧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能达此高度,除了因为它是当时翻译家在吐蕃王室的全力支持下共同商讨、共同制定的智慧结晶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在藏王赤松德赞(742—797)时期,通过第一次厘定形成的梵藏对照《声明学分别论大集》,为第2次厘定即《声明要领二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充分利用校外丰富的专题讲座、学术会议、专业技能课程等资源进一步优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更好地培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学院聘请其他院校、科研院校及企业高级技术人员作为校外教师,邀请校外教师定期来校为学生授课及做专题技术讲座;鼓励支持学生参加校外科研院所及企业举办的专题培训和学术会议;在企业设置专业技能课程,让学生理解最新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具体应用情况。这些校外课程和环节的设置为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公元13世纪,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1182—1251)在他的《智者入门》等书中,根据前人翻译理论,校订了前人译师的作品,科学总结、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错译、漏译等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据其具体表现概括为“十四条”,逐一举例说明,进一步完善了《声明要领二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把藏地翻译评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藏地翻译评论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作为一代佛学大师,在从事大量佛经翻译实践的同时著述理论,他的译论也是站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以问题作为导向而提出,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其中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s)表示,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若P<0.05,则表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公元18世纪,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章嘉·乳贝多杰(1717—1780)在北京建立译馆,召集京城顶尖佛教学者,把《丹珠尔》(二百一十八部)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甘珠尔》(一百零八部)由藏文译成满文。据《章嘉国师乳贝多杰传》记载,章嘉国师因为“大蒙古之各个地面,语音大致相同,然而细微差异仍有不少,特别是翻译经籍之名词称谓尚未厘定。诸译者各随其意,译名各异,多不统一,致使闻修者难以理解,贻害匪浅。应将经典中名词的译法统一汇聚,刊布发行,以利翻译” [1],为此,他编写了藏蒙对照字典《正字学——贤者之源》,书中对译者提出了“七备、十六条”原则,以完善和发展藏地佛经翻译理论。除此之外,他还编订了满、汉、蒙、藏4种语言的《四体合璧文鉴》,该书共分280类,约有18000词条。

藏地佛经翻译理论的形成时间与汉地相比,晚了400多年,而藏地佛经翻译从开始到翻译理论形成,时间跨度比较大、理论更趋完善。从佛经翻译理论产生、补充和完善的时代背景来看,藏地佛经翻译理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翻译理论形成前期,藏地本土翻译队伍日益增多、原文蓝本更加多样、译文内容日趋丰富,同时出现了译文词不达意、术语不统一,甚至译文有失原义或不够通顺等现实问题,为藏地佛经翻译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时代需求;其次,佛经翻译事业及其理论的形成得到了吐蕃王室的鼎力支持,官方直接干预翻译活动,建立译场、培养人才,并从人力、财力、政策等诸多方面予以支持,为藏地佛经翻译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再次,《声明要领二卷》是为了解决佛经翻译开始到发展近几百年的译文修订、术语规范而产生,在形成理论的同时,统一了术语,产生了梵藏对照词典,最后以法令的形式公布,为藏地佛经翻译理论的权威和可操作性提供了保障;最后,虽然藏地佛经翻译理论从形成到完善经历了吐蕃王室的结束和社会分裂割据时代,但佛经翻译事业并没有因藏地社会割据局面而萧条,反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为翻译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汉藏佛经翻译理论内容比较

(一)汉地佛经翻译理论内容

1.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彦琮在释道安翻译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翻译经验,撰写了《辩正论》,评论历代译人的得失,从做好翻译的角度,对译者主体提出了八项要求。其原文为:“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览仓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2]54范文澜先生将此译为:“第一,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第二,品德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第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第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第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第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风头;第七,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第八,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字欠准确。” [3]185-186

2.彦琮的“八备、十条”

研究学者认为,目前社会所关注的农产品质量问题就是经济问题,预警就是指分析、评价和预报以及决策的过程。在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研究时,就是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防范和控制,其中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之上,依托管理学、经济学等预警研究法,科学评判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并对农产品安全趋势进行有效预测,进而做出相对较准确的预报,利用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进行验证[1]。

据史料记载,释道安不懂梵文,他的翻译研究始于般若的研究,也就是通过同本异译比较进行翻译研究,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观点。马祖毅先生在《中国翻译简史》中,将“五失本、三不易”解读为:“失本的五种情况是:第一,梵文的词序是颠倒的,译时必须改从汉语语法;第二,梵经质朴,而汉人喜欢华美,要使读者满意,译文必须作一定的修饰;第三,梵经中同一意义,往往反复再三,译时不得不加以删削;第四,梵经于结尾处,要作一小结,将前文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也得删去;第五,梵经中话已告一段落,将要另谈别事时,又把前话简述一遍,然后开始,译时则又必须删除。……所谓‘三不易’,就是说,圣人是依当时的习俗来说话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今时,很不容易,此其一;把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识者,很不容易,此其二;释迦牟尼死后,弟子阿难造经时尚且非常慎重,现在却要由平凡的人来传译,也不容易,此其三。” [2]38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对佛经翻译乃至后世的各种翻译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隋代的翻译家彦琮和近代的钱钟书先生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DSM的模块划分可以使用各种自动划分算法[9-10],也可以使用基于对角化DSM的划分算法[11-12]。DPM/MIM的模块划分可以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法[13-14]。

以上八条,从精神信仰、思想品格、佛学造诣、学识水平、翻译态度等方面都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彦琮在《辩正论》中,还提出了“十条”,即:“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 [2]54但他对此并没有加以论述。

另外,针对当时翻译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还规定了若干注意事项:(1)对佛、菩萨、声闻部的名词进行翻译时,要根据佛名及其功德,用不同的敬辞来加以区别,译语要符合《宝云经》和《楞伽经》等的语言要求。(2)对已厘定的译语不能任意更改。(3)各译场在制定新译语时,必须要遵循佛经和声明学原则,并呈报堪布和大译师处,由赞普降诏后方可使用,不能擅自做主。(4)密宗经咒,只能翻译赞普降诏同意的部分,不准自行翻译。《声明要领二卷》经过许多译师商榷,特别是藏王亲自降诏,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各地,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它在对统一译者思想、提升翻译认识、规范翻译术语、提高翻译质量都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为后来的佛经翻译活动及其他翻译工作起到了指导和规范作用。

本文截取了1998—2017年深圳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银行的存贷款总额(数据来源于深圳市1998-2017年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支行网站),并计算出每年对应的金融相关率。为了将指标的变化趋势转变成线性趋势,对国民生产总值GDP和金融相关率FIR取自然对数,得到变量LnGDP以及LnFIR,这样处理能够消除异方差,也有利于数据处理。

学黄诗蔚然成风之际,也出现了盲目模仿、亦步亦趋的现象,至朝鲜朝前期,许多模拟之作缺乏创造性,使诗歌创作走向了狭路。如许筠《鹤山樵谈》曰:“本朝诗学以苏、黄为主,虽景濂大儒亦堕其窠臼。其余名于世者,率啜其糟粕,以造腐牌坊语,读之可厌。”[16](P345)“本朝人文则三苏,诗学黄、陈,故卑野无取。”[16](P358)按许筠之说,当时诗歌创作弊端突出,诗风改革迫在眉睫。在学唐派的倡导下,也在明代复古派“诗必盛唐”思潮的影响下,自朝鲜朝中期起,主体诗风由学宋(主要是学黄、苏、陈)转为学唐。此后,诗人们对黄庭坚的接受热度逐渐降低,但仍有人坚守,如金万基、金崇谦等。

(二)藏地佛经翻译理论内容

1.赤德松赞时期的《声明要领二卷》

《声明要领二卷》是对藏地佛经翻译实践活动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不仅较科学地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原则、明确标准、归纳技巧,而且还规定了实施细则,是具有较系统翻译理论体系的理性著作。书中总结了佛经翻译的两大原则、三条标准、四种基本翻译方法、七条具体翻译规定以及若干注意事项等内容。其中,两大原则是:(1)译文要符合佛典之经义;(2)译文要符合《夏嘎热那》声明学规则。三条标准是:(1)译文要如实表达原文的意义;(2)译文要符合本民族语法;(3)译文要通顺易懂。上述翻译两大原则和三条标准是对从松赞干布至赤德松赞为止翻译实践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有很强的针对性;四种基本翻译方法分别是音译、意译、直译和改译,这是古今中外众多翻译工作者经常采用的基本方法。七条具体翻译规定为:(1)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如果没必要改变原文的语序,文字又通顺的前提下,尽量不要改变原文的语序。(2)若改变原文的语序,文字依然通顺者,尽量以文字通顺为主。(3)若为散文者,只要符合原文之精神,语序可以改变。(4)对一词多译的,若只译一个意思无法概括其意,要尽量保持原文的模样,以音译为主。(5)对地名、动物名、花草名等,若译出来不易理解,最好在前面加一个藏语冠词,用梵藏合璧形式来帮助理解。(6)对于数词,无论在什么形式下,用藏语习惯翻译。(7)对关联词或修饰词,尽量做到符合原文又能连接的作用,对于无多意义的应按意译为主,但是不增加赘词为宜。[4]

3.玄奘的“五不翻”

2.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的“十四条”译论

在《正字——贤者之源》一书中,章嘉·乳贝多杰提出了从事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七大条件和翻译十六条原则。七大条件为:(1)译者应持译文在世上能久存的动机进行翻译;(2)译者切记摒弃个人名利思想;(3)认真琢磨分析原文之意思;(4)如遇难译之处,不分贵贱,应当虚心求教智者,消除疑惑;(5)译出忠实原文,通顺易懂之译文,广积功德;(6)切忌才疏学浅而自以为是,他人若成智者也不能妒忌;(7)不重质量偏数量的翻译,误导佛祖教义,使积恶果。

3.章嘉·乳贝多杰的“七备、十六条”原则

大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他的《智者入门》等书中,根据《声明要领二卷》翻译理论,以大量举例说明的手法,客观评价了前人译文的得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具体总结起来可归纳为十四条:(1)有些词汇不用标准的新词语翻译,而用废弃的旧词语译之,让人不易理解;(2)有些地名直接采用意译,对不了解梵文的人不知道是在指地名;(3)有些词汇的翻译,若不了解梵文属性,无法了解其意思;(4)有些音译词汇,因不了解其语法属性,翻译时往往出现异同现象;(5)有些词汇用自己的方言翻译,不了解方言的人,往往不知其意;(6)有些词汇前后顺序颠倒,让人不易理解;(7)有些词汇翻译时出现断句错误,译出来的让人不易理解;(8)有些词汇翻译时出现错译现象,不知所何云;(9)有些词汇因不了解历史背景,翻译时出现人名与地名相混现象;(10)有些词汇在翻译时,翻译者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在原文上没有的加上藏文冠词;(11)在梵文中对敬词和普通词没有严格的界限,在藏译时应按藏语的语法规律去翻译;(12)有些词汇在翻译时,不加藏文冠词反而不易理解;(13)有些词汇在翻译时,为了便于理解而所加的冠词出现严重误差,会成为学者的笑柄。若所加的冠词得当,对理解也有一定的帮助;(14)有些特殊词汇,需要特殊处理。[3]195-196此十四条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三条:一是从翻译方法上讲,作者倾向于直译;二是举例探讨了增译、减译、音译等具体的翻译方法;三是,为翻译评论开辟了新途径。

相关部门为了解决水面垃圾漂浮的问题,都是通过不定期的方式进行人工打捞,此种方式不仅仅耗费大量的劳动力,且劳动强度也相对较大,周期相对较长,但是实际效果不佳。水上垃圾清理机的出现,为水资源保护领域提供了全新的契机,提升了水面漂浮垃圾清理力度。

章嘉·乳贝多杰提出的十六条原则侃本先生翻译为:“(1)佛经的内容按藏文的表达方式译成蒙古文,若容易理解,就按原样翻译。诗歌的行句,若上下移位而不影响原文的宗旨,可以上下移位而译之。散韵相间的文体可根据表达的需要,前后左右移行译之,但是内容必须要前后衔接,每一句所起的作用须察看清楚。(2)某些佛经按藏文的表达方式翻译,不仅会造成蒙古文的赘语,而且会影响内容的理解,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可以将不必要的赘语删除。有时不加一些赘语,反而交代不完原文,此时在不会成为赘语的前提下,可适当加一些赘语以助理解。(3)一词多义者,需考虑内容的前后左右,若倾向于某一方,按此译之。若两边都靠不上,蒙古文又没有这方面的对应词,以藏语音译为主。(4)班智达和国王、大臣等人名,以及地名、植物等的名称,若翻译不易理解,或冒昧可以翻译,但是否义名相符无法确定者,在梵文或藏文前后加上班智达或国王,或花朵等冠词,以助理解。(5)若佛经的正文有先前的译本,那么其注疏部分的译词,要与先前所译的正文对应。若正文没有先前的译本,那么先翻译正文,然后根据正文的译词译释。(6)立论者与反驳立论者的辩词,是双方智慧的体现,翻译时语言要精练、锐利。(7)赞颂之词、讥讽之词、惊奇之词、悲伤之词等,在佛经翻译中不用蒙古文原有的粗劣用语,改用中性词翻译。(8)对教义的阐释不明朗或歪说教义者,应按原文的意思去翻译,不可借用其他经典的名句来替换,以免曲解原作的观点。(9)教诫类经义中的神、物、数字等名称应掩饰的不需意译,否则其掩饰无任何意义。(10)诗歌中所用的词藻如驴称“妙音”等,按原样翻译,不用直译原文,否则会不中听。(11)根本知识和心性实为同一意思,但大众部和唯识宗对该词汇的理解不一致,翻译时应按各学派的习惯译之。(12)实成和自相成,若按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一个意思翻译,而中观自续派的观点则应理解成两种意思,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意思去翻译。(13)无我和实无,按中观可以理解为一个意思,但有些教派承认诸法无我,但不承认诸法实无。另外,以此类同的词语,均按所根据的实际情况翻译,不可盲目地不加区别地进行翻译。(14)藏语中的过去式、现在式和未来式,以及其他语法格式所表现的意思,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翻译。(15)蒙古语中的诗歌辞章、散文,不同藏语那样有规则地出现,但是尽量要做到文句通顺,格式统一。颂词和祈祷类的文章,可以按蒙古语特有的格式翻译,但经文必须按常规的翻译法翻译,否则会影响经文愿意的理解。(16)另外,此规定中未尽的事宜,若需要另行解决,任何个人不得随意行事,必须经过译场合理的翻译为要。” [3]196-198这十六条原则,虽然是针对藏蒙佛经翻译实践而提出,其针对性和目的性较强,但实际上它是梵藏佛经翻译理论《声明要领二卷》在藏蒙佛经翻译中的进一步发展和细化,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新成果。

(三)汉藏佛经翻译理论具体内容、观点比较

综上所述,汉藏佛经翻译理论内容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但共性多于个性。比如,从具体的理论内容来讲,玄奘的“五不翻”与《声明要领二卷》中的七条具体翻译规定相比,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等内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彦琮的“八备”与章嘉·乳贝多杰的“七备”均把译者作为对象,从德才兼备的视角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除个别提法不同以外,其内容基本一致。二者的不同点是,彦琮的“八备”是对梵汉佛经翻译实践的总结而提出,而章嘉·乳贝多杰的“七备”是对藏蒙佛经翻译实践的总结而提出。从翻译观点方面来讲,不同时代的汉藏佛经翻译译论或所持的观点也基本一致。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声明要领二卷》以前的翻译观点均倾向于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彦琮和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两位翻译家都推崇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玄奘和章嘉·乳贝多杰均持“中间道路”,即直译和意译同等重要,根据实际相互适度结合为宜的观点。

总之,藏地佛经翻译理论内容与汉地佛经翻译理论内容相比,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藏地佛经翻译理论的内容比较丰满、体系比较完善,基本具备了翻译理论所必须的内容;第二,它从佛经翻译的原则、标准、基本翻译方法、具体翻译规定以及若干注意事项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基本涵盖了翻译的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社会实践价值;第三,它是以大量翻译实践为基础,在对前人的译文不断修订、评论、总结的基础上形成,是许多翻译家的集体智慧结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第四,它是厘定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成果,藏地3次厘定,第一次产生了梵藏对照《声明学分别论大集》词典,第二次形成了理论与词典集为一体的《声明要领二卷》,每次的厘定事件实为文化创新活动;第五,它是在吐蕃王室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二)产业发展与新疆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关系。农产品区域品牌由产业集群而形成,依托产业发展而发展,区域品牌又能促进产业发展,两者之间呈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4][7]。产业带动能力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越强,发展前景越广阔,越能吸引投资和参与,从而产业规模不断增加,又促进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提升[14]80-86;[15]120-130。新疆农产品逐步形成区域产业带动效应,促进农产品品牌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结语

汉地佛经翻译和藏地佛经翻译在不同的年代、地域和社会时代背景下,经历了开始、发展、全盛及衰退等4个阶段,历时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汉、藏佛经翻译理论。虽然与汉地翻译理论相比,藏地佛经翻译理论的出现整整晚了400多年,但藏地佛经翻译理论形成的时间跨度比较大、理论内容和体系更加完备。汉地佛经翻译理论相对比较笼统、简单,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虽然如此,但无论是汉地还是藏地佛经翻译理论,均是为解决和回答梵汉、梵藏佛经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产生,从这个角度讲,它们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虽然这两种佛经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产生,标志着汉、藏佛经翻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者提出的原则、标准、方法等对当时的梵汉、梵藏佛经翻译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为梵语佛经成功融入汉地、藏地本土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①《声明学分别论大集》是公元8世纪末问世的藏地第一个梵藏对照佛学分类词典,收有九千多佛教词条。该书主要解决名词不统一、内容不好理解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土官·洛桑却吉尼玛.章嘉·乳贝多杰传[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549.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侃本.汉藏佛经翻译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4]赤烈曲扎.藏族翻译史论概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227-133.

 
达哇才让
《民族翻译》 2018年第01期
《民族翻译》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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