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拨开“速度”与“效率”的繁华背后，我们见证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守得住时光、耐得住寂寞，他们在各行各业身体力行地用敬业、责任和高超的技艺诠释着“大国工匠”的精神内涵。在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工作团队中，也有无数这样执著于民族语文翻译事业、摒弃浮躁、一丝不苟、讷言敏行的“工匠型”翻译家，毋庸置疑，阿拉坦巴根先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与阿拉坦巴根先生相识大约是在6、7年前，彼时我才刚刚工作，时任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蒙古语文室主任的巴根先生与我编辑部常有业务往来：投稿、改稿、审校民族文字，处处可见他勤勉的身影。渐渐的，我和这位幽默谦和的老前辈结成了忘年之交。审稿中遇到了不懂的蒙古语文问题、研究时碰到了不熟悉的翻译理论、第一反应常常是向巴根先生请教，而他也从来都不吝赐教、耐心讲解。先生学术造诣深厚仍虚怀若谷，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今年2月份，阿拉坦巴根先生接受了笔者的访谈，笔者有幸将这位杰出的翻译家介绍给大家。

笔者：阿拉坦巴根先生，今天有幸做您的专访，我深感荣幸。您是汉蒙翻译名家，关于您励志的成长经历我曾略有耳闻，访谈之初，能否请您给读者简要做个介绍？

阿拉坦巴根先生：小顾你好，感谢你对我进行采访。但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我的专业水平、学力学识远没有达到“家”的程度，更够不上“名家”，我只是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而已，才疏学浅。这不是自谦之言，部分原因，是我受教育“先天不足”造成的。我出生在内蒙古昭乌达盟(现为赤峰市)巴林右旗一个普通牧民家庭，不是书香之家。父母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很关心我的学习，特别是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教我的一些蒙文生词。不幸的是，我刚上小学三年级即遇到“文革”动乱，一直到高中毕业，基本处于无学可上的状态，偶尔上学也是“开门办学”、劳动为主，学业断断续续，更谈不上受到系统的教育。所以，我少年时期的基本“功课”没做好，知识储备先天不足。

香港四大才子各有擅长，一般认为，最懂吃的是蔡澜。这位生在新加坡的广东人，或许很懂得烧鹅、肠粉、靓汤、虾饺之道。但论及江南美食，恐怕远不及土著金庸精通。

我在牧区长大，上大学以前放过羊、种过地、赶过车。然而，这种经历也有它的好处，撇开其他方面的磨炼不说，单是生活在本民族纯正的语言环境中，可以时时学习抑扬顿挫、极富表现力的地道母语，就是任何一种语言教学所不能替代的。在故乡的土地上，在淳朴厚重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劳动生活，耳濡目染，日久天长，在掌握活的语言、丰富词汇方面大有收获，这使我有了良好的母语功底。

另外，没有参与学校的规范教育，反倒是让我有许多时间看书。我从小爱读书，但在那个年月，能够读到好书是件奢侈的事。当时实际情况是，书目基本没法选择，我可以说是见什么读什么，旧报纸、革命宣传品以及不能公开阅读的“封资修”书等。说来也很有意思，我十多岁时，就把蒙古文“毛选”四卷，读了很多遍，这倒不是因为我爱学革命理论，实在是由于那时牧区最常见的书就是这些了。而没承想，许多年后，这些阅读经历为我的翻译业务提供了不少帮助，这当然这是后话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四年寒暑，在内蒙古大学，我度过了艰苦而愉快的大学生活，学到了很多知识，也真正体会到了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快乐。经过了蹉跎岁月，步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了。我曾听过易中天在节目中谈及考上大学的感受，他说最高兴的事，是可以随便看图书馆的所有书。对此，我深有同感。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幸福的人。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期，抓住了难得的在 “象牙塔”里深造的机会；幸福的是，大学生涯中，我聆听过很多名师大家的授业教诲。我的老师中不乏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如通晓东西多种语言的著名学者亦邻真先生、金启孮先生等。可惜的是，我感觉自己底子薄、悟性差，未能掌握所授之万一，更谈不上融会贯通、学深学透。

笔者：刚好您也谈到翻译作品类型不同对译者要求的差异，那比如我局的工作重心就是政治性强的党政文献翻译工作。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历来以高标准、严要求著称。而我们了解到您曾多次参与全国“两会”和党代会的翻译、审定稿工作并承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话和同声传译工作。

2.汽缸列1进气凸轮轴调节相位0.15°(正常值位于±3°以内)，说明正时应该不存在问题，暂时也不予理睬。

我今年60岁了，常常回想走过的人生路。如果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大学恩师以及翻译界前辈先生们的教诲，不会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对国家、对我的老师们充满了感恩之情。

笔者：您太谦虚了。能在逆境中坚持学习，在顺境中把握机会，您的故事实在值得我们学习。那么，您当初选择从事汉蒙翻译专业的初衷是什么？您对翻译事业又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呢？

1.3.1 克氏原螯虾的饲养管理。年底清塘后，撒生石灰525 kg/hm2进行消毒，用旋耕机翻耕1遍。在田间和环沟中栽种伊乐藻、轮叶黑藻等沉水植物，中间零散栽种水花生、水葫芦等挺水植物。整个冬季田面水深保持在25～35 cm，促进水生植物的生长[6]。次年3月份，施腐熟的农家肥2 250～3 000 kg/hm2肥水。在环沟边设置若干个投料点，投饲量以当天吃完为宜。饲料主要为玉米、小麦、小杂鱼、螺蛳等，后期搭配全价配合饲料。

阿拉坦巴根先生：你问到这个问题，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蒙古语中有一成语，说人一生中有可能“三进不进之门，三见不见之人”。讲的是人生机遇的偶然性、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

记得我上小学时，曾幻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结果却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牧民；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很可能仍是个牧民、体力劳动者；我在大学读的本来是蒙语系，毕业很可能成为一名教师或记者、编辑；但到大二时，由于学校缺少蒙古语授课的哲学老师，决定把我送到哲学系培养。我在哲学系用汉语读了两年，是准备留校当哲学老师的；没想到临毕业，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来学校接受新生，那时我局主要搞马列经典著作翻译，他们听说我蒙汉兼通而且学过哲学理论，就把我调到翻译局了。其实我是很希望能够留校当老师的，但想到国家培养我成为一名大学生，实在不易。我感到自己没有理由考虑个人爱好，应该服从分配，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是这样走上工作岗位的。

从此我与翻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慢慢地从心底越来越喜爱这个专业，期间虽有换单位、甚至到国外工作的机会，我也都放弃了。因为我习惯了这个工作岗位并且热爱翻译事业。正如电影《李双双》中有一句令人捧腹的台词，叫“先结婚，后恋爱”，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与翻译，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吧。

笔者：您太幽默了。想不到您和翻译工作竟有如此有趣的缘分。1982年到2017年，整整35年，您一直坚守在我局翻译工作岗位上，这可真是“干一行，爱一行”啊。那么，您认为翻译工作有何特点？是什么力量推动您选择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奋斗在这个翻译一线的岗位上的呢？

阿拉坦巴根先生：翻译工作的特点，我觉得和其他学问没有什么两样，我的体会是，做好翻译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具体到翻译业务，要做很多苦涩乏味的、繁琐的、重复的、不愿意做的、甚至是劳而无功的事。常常为一个词、一个句子的翻译，为了找一个满意的答案，东奔西走、遍访名家、冥思苦想、茶饭无味，寻找数日才解决问题。但每当解决了一个问题，较好地完成了一项翻译工作，看到自己的工作在社会上被认可、为社会哪怕是做了一点点有益的事情，很有成就感，心情是非常愉悦的，感到生活很有意义，这个和农民收获后的喜悦是一样的。就像白岩松的大作《痛苦并快乐着》，我想借用这个书名来形容翻译工作就很贴切。

“真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便捷，申请的第2天就获贷100万元，‘云税贷’产品给我们雪中送炭，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实现了双优化。”文山兢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莫克群说，“云税贷”没有财产评估、抵押登记的繁琐手续，大大加快了贷款审批速度。

你知道，翻译是一个比较特殊、无所不涉的专业，无法专注于某一学科领域，因工作性质决定，做翻译的必定和“杂”字结缘。因此我读书很“杂”，多好少能。做研究，除了对翻译理论、翻译史比较专注外，也是兴致所至、信马由缰，但你要知道啊，这可不是治学的正途。这些年我发表了40多篇论文，平均起来，大概一年一篇吧，我的原则是论文不求数量，没有把握就不动笔。大部分主要还是翻译理论、翻译史、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有少量论文涉及历史、语言等方面。如果说比较有独创性的成果，我1998年出版的《蒙古族古代哲学史》，是这个领域填空白著作，是国内第一部个人撰写的蒙古族哲学史专著。另外，上世纪80年代我曾与人合编过《蒙古族哲学史论文集》，还参与过《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上下册)、《蒙古学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蒙古族大词典》(蒙汉文)、《中国翻译词典》等大部头著作及大型辞书的编写。201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拉坦巴根文化研究与著译作品系列”第一批7种8本，其中第一卷是《蒙古哲学与文化研究》，收入我的哲学史研究与其他研究成果。第二、三卷是散文随笔，第四卷是连环画，第五卷是文学翻译作品，第六、第七卷是学术著作翻译。这些都是业余成果。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的研究谈不上专业，创作、写作方面也是随遇而作。业余研究与翻译，写作、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做翻译工作，有的可以说是翻译练笔。大凡做翻译工作有大成就者，都是学贯中西、学富五车的博学之士，在这方面，我无法望其项背。我的体会是，做好翻译工作应该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博闻强识、学以致用。好的翻译，应该是学者型的，是“杂家”，如当下广泛宣传的乌兰牧骑演员一般“一专多能”。

笔者：您说得太好了，平平淡淡却情真意切。其实您不必自谦，我们都知道您从2008年就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汉蒙翻译领域成绩斐然。那么，您认为好的翻译作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译者又有哪些要求呢？

我有一个想法，在这互联网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搭建一个好的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在新词术语搜集、整理、试译、讨论、交换、共享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合作，与时俱进，集思广益，取百家之长，使我们的新词术语翻译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地为翻译业务服务。

最新国内外各种指南强调药物的双抗时间以及药物的选择要给予评估个体出血和个体出血风险以指导整个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双抗时间和抗栓管理，是今后抗血小板治疗时间及药物选择的基础。并需要更多的大规模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以期得到最安全、最有效的抗血小板治疗最佳方案。

可否请您结合有代表性的事例向读者介绍一下党政文献翻译和大会同声传译相关工作的特点，您又是如何带领您的翻译团队一次次出色完成任务的呢？

阿拉坦巴根先生：你说得非常对。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要求非常高的工作。这30多年，我既参与了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也参与了许多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法律、重要会议文件的翻译和同声传译。我是从最基础性的工作，翻译，甚至是核对、抄写、校对等工作做起的。所以对我局翻译工作的整个流程、要求是熟悉的。我的体会是，做好我局的翻译业务，除了具备一般翻译人员应具备的业务素质外，还要在责任心、业务能力方面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民族语文翻译局，具有翻译界“国家队”的美称。既然是国家队，理所应当是国内最高水准。具体来说，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译文应该是第一流的，令人放心的。

我曾多年担任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党代会报告的蒙古文定稿工作。每一次接受任务，都是新的挑战，可以说是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因为责任太大了。译文要准确无误、通顺流畅，不能出现任何瑕疵，保持翻译高水平。实际上，我们有很好的翻译团队，老中青翻译各有所长，翻译工作要经过很多程序，大家团结协作，互相配合，每一篇译文中都凝结着大家的努力和心血，每一篇译文都是集体成果。但是，作为译文的定稿人、最后把关者，要对整个译文的质量负责，就得要求更多付出，并且具备解决一些重大疑难问题的能力。严复说“翻译有三难”，是对整个翻译的学问而言，而具体到每一个翻译过程、翻译作品，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很具体、多种多样的，有时是闻所未闻，意想不到的。有一个说法，我很赞成，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在翻译工作中，尤其是政治理论文献翻译中，有时候主要内容、常见内容好翻译，因为常见的、主流的、标准文体的内容，有好多参考资料可利用，甚至有好多现成的译例；问题往往出在细枝末节上。这就需要翻译者或定稿者有良好的解决问题能力。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今天不可能讲太多，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记得前年翻译习近平总书记《谈治国理政》一书时，有几个词的翻译反复了几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该书的有一个注释中出现了“系辞”一词。大家知道这是《周易》中的一个文章名，也理解了，但蒙文上不好处理，翻译者、审稿者翻阅了很多词典，没有找到相应的翻译词，终审稿定为《》，应该说是对的。但翻译有一个原则，就是译名要纵向一致，就是说历史上曾有译名的，从古。于是我想到，《周易》中的一些概念很可能在清代辞书中有翻译。据此翻阅了成书于乾隆年间的《五体清文鉴》，果然有，译文是《》，不但贴切，而且很上口。顺便说一句，《五体清文鉴》这样的旧辞书，其编排体例是和现代辞书不一样的，因此要利用，就需具备一些相应的知识，这也可以说是翻译的一个基本功吧。再说一个例子。有一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出现了“实心砖”一词。是对着“空心砖”而说的。蒙文词典中找不到相应的词，无奈，译成《 》。但这是不对的，“空心砖”是“砖”的一种，把它译成《》，正如将“苹果”译成“水果”一样。在没有相应译文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挖掘蒙文固有词汇，在不违反构词法的原则上，注入新的语义，创造出读者易于理解的新词汇。想来想去，蒙古语中有“ 实心糕点、 无窗孔的门”这些词，据此将“空心砖”译成《》，不但贴切而且易懂，也符合新词术语翻译原则。

说到同声传译，是全国“两会”工作的重要一环。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多次担任各种重要会议的同声传译。我的体会是：同声传译工作除对翻译人员的一般要求外，对译员的综合素质，如反应能力、应变能力、口才，甚至体力等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如，要求译员反应敏捷，口齿伶俐，翻译要脱口而出，完全靠第一反应。一般认为，在无译稿的条件下，译员凭借自己的能力翻译70%—80%的内容，已经算是高水平了。但前提是主要内容不遗漏，不间断，不发生逻辑、语言错误。另外，以我的经验而言，讲话者和译者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讲话者的逻辑性越强、口才越好，翻译效果越好。“两会”等大型会议的文件报告，会前均有翻译稿，就好办多了。

翻译工作是个默默无闻、很容被忽视、非常辛苦的工作。尤其我局长年承担的全国“两会”及其他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翻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及时完成工作任务，我们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就是大会闭幕了，为了完成后续工作，很多同志仍放弃休息继续工作，不是一两年如此，是常年如此，所以说工作是很辛苦的。

我们蒙古语文室成立之初，从全国各地挑选了很多翻译骨干、业务尖子，因此，翻译队伍起点是比较高的，文室出了不少蜚声译坛的著名翻译家，整体业务水平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今天，年青一代已经成长挑大梁。我们有好的团队、好的传统，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互相补台，一步一个脚印走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斟酌、推敲，按中国女排的说法，“一个球一个球地打”。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我们一起走过了难忘的岁月，团结奋斗，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他们的学识才华、辛勤工作、无私奉献，铸就了我们团队的辉煌。

笔者：经典著作、党政文献和大会翻译责任重大、笔重千钧。那么谈到细节，例如文件中常常会涉及的新词术语问题，众所周知，有关新词术语的翻译、审定、统一、规范就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对于翻译质量的提高、词汇的丰富乃至语言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否请您结合翻译实践经验，谈谈您关于新词术语蒙古文翻译方法的研究成果。

阿拉坦巴根先生：这个问题非常好。做翻译工作，尤其是政治理论翻译，几乎每天都遇到新词术语。新词术语的翻译、审定、规范使用，是我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平时也比较注意新词术语的搜集整理，除了日常的搜集整理外，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的年度新词术语，我都要保存一本。因为工作关系，对于新词术语翻译问题也做了一些探讨，记得贵刊也曾刊登过我这方面的论文。论文中说过的，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阿拉坦巴根先生：谈到好的翻译作品，我觉得有时也是见仁见智的，比如文学翻译作品，就应该有自己的翻译风格，有再创作的空间。而政治理论翻译，讲究的是严谨、中规中矩，最重要的是准确无误、通顺流畅。我翻译的文学作品不多，但看过一些好的翻译文学。比如，我看《三国演义》，喜欢看清代、民国时期的蒙古文译本，汉文不是看不懂，但读起来，总是觉得译本好像更有味道。蒙古族有说书艺术，类似汉族的评书，不同的是，它是说唱艺术，还用四胡伴奏。说书中的好多“本子”(脚本)源于翻译作品。蒙古族历史上从藏文翻译很多佛教经典，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中好多传说故事，翻译语言非常生动，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后来与蒙古民间故事相融合，成了民间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了。可见翻译作品对民间文学以至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翻译语言的生动畅达，对作品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译者对语言的理解程度和驾驭能力，决定着作品的成败。

笔者：您从事翻译研究工作30余年，成果斐然。能给读者们讲讲您有关汉蒙翻译的主要学术论著或理论研究成果吗？

阿拉坦巴根先生：我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日本有一个习惯，即媒体每年选出一个汉字形容这一年的社会焦点及情绪，不一定概括得全面到位，但很有意思。照葫芦画瓢，如将我所谓的“学”，用一个汉字来概括，就是“杂”。回想自己的学习、研究及写作经历，好像涉猎不少，但没有一个学精的；好像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没有什么建树。大学四年读了两个系，前两年学蒙古语言文学，后两年学哲学；先蒙语，后汉语，还学了一点外语，甚至还东渡日本学过一点文化人类学。毕业后又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但如果问我特别擅长什么专门的学问，真的谈不上。

几十年的翻译生涯，如水之涓流，平淡无奇，看书、查书、翻译、改稿、写作，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太阳底下无新事，每天都平淡无奇但又很充实，充满了挑战与新奇，我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喜欢这样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力量推动我，那就是翻译工作的这种苦与乐，平淡与新奇，挑战与跨越，日夜陪伴着我、激励着我、不断鞭策我前行，让我不敢懈怠。

目前，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一些地区更加注重经济林的营造，而忽视生态林的再生，导致森林资源种类单一，结构单一，从造林角度来看危害极大。单一的森林结构会降低林分的质量，影响生态平衡。有些地区只注重造林，忽视树木的维护和培育，短视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忽视幼林的维护，导致森林质量的下降。林业林业生态工程系统复杂，造林工作量大。大部分地区林业管理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林业监督管理不严，林业质量监督检查单位缺乏管理，制约了林业生态产业的发展。

“我现在已经又重新结了一家亲戚，但是我对阿班一家的感情已经在我心里深深地刻下了，还是感觉有些放心不下他们，专门来看看，前两天就给我说好今天来他家坐坐，我们‘亲戚’换了以后，说心里话，从表面上的结亲已经融入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了，每次来他们都特别地高兴，我也特别高兴，这种真正的结亲，我们就要结真亲，真结亲，不能流于形式，我这一辈子也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戚’，每次来都叫我弟弟，叫得特别的亲。”一六七团七连党支部书记朱学江说。

二月那个阴冷的雨天，敦礼就坐在现在这个位子，好像是在等人吧，等谁呢？他已经不记得了。总之，他早早就到了，而他等的人一直没来。他至今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早就到了，接到对方说不来的电话后为什么也没有马上离开，当时他就闭着眼靠在沙发上，轻柔舒缓的音乐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综上，本研究提示Gd-EOB-DTPA增强MRI灌注参数与多期肝胆期强化参数对于肝纤维化的诊断及分级具有一定价值。

阿拉坦巴根先生：翻译、创作，都是为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写作的或翻译的书，无人问津，那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不可能每一本书都成为畅销书。说到自己特别满意的译作，还真没有，我认为翻译是一个很难做到极致、完美的工作，见仁见智。如果非要说一两部，我想合格的作品起码应该经得起时间关、读者关，能发挥社会效益。在我出版的翻译作品中，《蒙古宗教》社会反响较好，此书翻译出版20年来已出了3种不同版本，在很多学者论文著作中多次引用，还有硕士研究生以这个译本为选题写翻译专业硕士论文。当然我觉得自己也是借了海西希先生的光，前提是他的书写得好，是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研究蒙古学、蒙古宗教的，还有从事宗教工作的都很需要这部书。

笔者：好的翻译作品常需数年磨一剑，精雕细琢方显译作经典。您曾受《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会委托，用了近4年时间，完成了《〈蒙古源流〉研究》的汉译蒙工作，该部著作原文引用大量蒙汉文历史文献及日、英、德、俄、波斯、满文参考资料，内容精深、专业难度大，对译者提出了很高要求。那么，在翻译此类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过程中，面对诸多艰深问题，您是如何寻根问底、反复推敲，从而保证译文全文规范统一、准确无误的呢？

笔者：您一直是我们年轻翻译者学习的榜样。听闻您多次应邀为全国性的民族语文翻译高级研究班、高等院校翻译专业研究生、地方蒙古文翻译研讨班、培训班授课，还一直致力于翻译局蒙古语文室的翻译培训工作，可以说您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也倾注了大量心血。面对在翻译道路上摸索的年轻人，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年从事翻译工作的心得和体会。

除此之外，我还翻译过前面提过的，德国著名蒙古学家W.海西希先生的名著《蒙古宗教》，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不亚于上述《〈蒙古源流〉研究》。举个例子，海西希的书中引用了很多蒙古文的古代民间文学、宗教资料，这些文本要还原成原来的蒙古文，要一个一个找到出处，很多资料不是公开出版的，甚至是在国内查不到的。另外就是，找到的原始材料大多是拉丁文拼写的，因此还要知道作者是使用哪一套拼音规则记录蒙古语的等，真是难上加难。回想那时为查找资料，我跑遍了能找到的图书馆、多方求助，慢慢地将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了，在此过程中也接触到很多珍贵文献资料，大开眼界。所以我一直说，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研究过程，这话真不假。

其作用主要是强调了这场爱情的悲剧性，突出妻子的无结果付出的可悲情感，特意重复使用大段落，使得这种情绪更溢出听者心房。

笔者：您这真称得上是“工匠精神”了，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另外我还了解到，您不仅是杰出的翻译家，更称得上蒙古族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化散文名家。听闻您的系列著作已经公开发行，向您表示祝贺！能否请您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的散文成就？

阿拉坦巴根先生：谈到我的散文，还真不是刻意而为，只是我的业余写作，是一种工作之余的调节。有人把我的作品划入文化散文的范畴，我自己觉得并不够格，顶多是随笔小品一类。另外我有个想法，散文随笔的写作，最好不要囿于某一固定模式，刻意追求文体。文无定规，要力避条条框框，要言之有物、有感而发、发挥自如，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学者作家中我很喜欢季羡林、张中行等人的散文和金克木的小品，思想醇厚，文字优美，如行云流水，思想与文采相得益彰，读起来真是享受。我上面说过，写东西，其目的就是为给别人看的，因此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首先要解决一个可读性问题。要做到能够使人读下去，甚至还想看一遍，真是不易。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自认为很不够，有待提高的地方很多，更不敢接受什么“家”的称号。我出版的著译系列中散文占了两卷，有的作品被选入蒙古族近现代文学大系中，有的作为优秀作品翻译成汉文，甚至被介绍到国外；有3篇选入蒙古文中学语文课本，还有一些得了奖，散文集出了好几个版本，居然还被盗版，这似乎也从侧面说明我的努力，取得了读者的认可，产生了一点社会效益，心里感到欣慰，也感到一些压力。我特别感谢我的热心读者，是他们的关心、爱护、鼓励、相伴，使我每每不顾自己浅陋，拿起笔写作，叙说我的所思所想，与大家分享。

笔者：学术研究成就众多、影响广泛，翻译作品语言精准、语义畅达，散文小品也是佳作频出。可见您在工作中定是严于律己的典范，那在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有没有哪些坚持的原则或习惯对您帮助最大？

阿拉坦巴根先生：你过奖了。说到坚持的习惯，就是读书。虽不能说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但读书学习，日久天长，就形成了习惯。读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喜欢读书过程中的宁静与超越。俗话说“开卷有益”，读书更是给人带来愉悦、带来精神享受的活动，读书会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和自由的空间，使我们体会到语言的美丽、精神世界的超脱。遨游于书籍的空间，穿梭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体会精神世界的宁静与超越，难道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人们从书籍中得到的愉悦和享受，是无法言说的，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常在想，其实人的一生能读到的，只是全部书籍的极小极小的一部分，非常有限。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书看得越多，越能体会到还有千水万山、海洋无边，越发体会到自己的渺小。

阿拉坦巴根先生：你提到这部著作确实比较有代表性。《〈蒙古源流〉研究》是著名蒙古史专家乌兰先生的一个重要专著，全书40多万字，是我业余翻译中的部头比较大的一个。篇幅大是一个方面，这个书翻译的难点，还在于它的专业性。它是一个史学专著，其中遇到的古代人名、地名、部落名、古词语、官制等非常多，还有佛教名词术语，以及各种语言资料等，翻译起来非常难。做翻译的都知道，学术著作、专业性强的著作的翻译，对翻译的要求高，最好是由从事本专业的人来翻译。就是不精通，哪怕粗通该领域也好。史学著作的翻译，与其他翻译不一样，遇到的问题很多，而且往往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所以查找、解决专用名词就花去了大量时间。再说起当时的翻译过程，可以说是步履蹒跚、断断续续，一路爬坡。但在此过程中，以前所学的东西得到了巩固、也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感到很有收获。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做了不少笔记，大部分是古词语、专用名词方面的，是为全书译名的纵向统一，也是为自己留一些翻译资料。当然翻译过程中原作者和蒙古史学界的老师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这是我不能忘记的。这部书出版后，至今还没有收到有关错译或翻译不准的批评，对于历史学门外汉的我来说，这已经算是奖赏了。

阿拉坦巴根先生：记得有一次我在给我局新入局的年轻同志讲课时说，我们的民族语文翻译事业，好像是一辆驶向远方的列车，永远不停地向前，有一批人到站下车，新一批人上车继续前进，我们的事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不停步。因此，作为老的翻译工作者，为年轻同志传授经验，做一些传帮带的工作，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笔者：如此丰硕的成果，您足以称得上是博览群书、著作等身了，而且不难看出在理论研究之外您更似乎专注于翻译工作本身，我们知道您的译作不仅以质量高著称，同时您更是名副其实的高产翻译家，翻译的作品深受广大蒙古语读者喜爱，可否请您介绍一些您的得意之作呢？

这些年我也举办了不少翻译讲座，也为年轻同志修改译文，和他们一起讨论译文，合写论文，共同切磋翻译技巧，也受邀为一些高等院校翻译专业研究生讲授翻译评论、翻译史等课程。谈到心得和体会，还是那句老话，“业精于勤”，要练好基本功。我曾因协助别人写书，在一个著名的歌舞团待过一段时间。那里的舞蹈演员，可以说是鸡鸣即起，练功做操，日复一日，风雨无阻，非常单调而且辛苦，这是练舞蹈基本功。我想，翻译与舞蹈，行当不同，但一些道理是相同的。谈到基本功，泛泛而谈可以说很多，在此，我只提一个具体的，希望年轻翻译一定要手勤，养成看书做笔记的习惯。中国文人有记笔记的传统，据说有的人终其一生没有写过什么，只有笔记传世。现在当然不能这样要求了。我这个人比较守旧，我想，即使电子信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读书做笔记应该还是文人的基本功。在电脑上浏览、复制和自己动手写或打字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我原来不太会使用电脑，遇到一点问题就问别人，后来发现，有些小问题，自己琢磨、动手也能解决，而且这样的好处是以后不会忘记。可见动手与否，效果不一样。翻译这一专业，需要积累，需要长年的实践，因此更需要知识储备、经验积累。再说一个具体体会，做好翻译工作，查找资料也是一个基本功。翻译涉及的知识领域很多，样样精通的通才是没有的，这就需要会查阅资料，知道什么内容、什么问题在什么地方查找。做翻译工作，离不开词典，查词典也是一个基本功。我有一个老师，看的书很多，熟悉很多词典，中文的、外文的，查词典的速度惊人的快，一查一个准，看似简单，但可不是一日之功。

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应琢磨怎样把它做得更好。就像人们消费，很注重老字号，因为质量可靠，信得过。究其原因，无非是老字号长年累月，代代相传，精工细作、练就了一套过硬的东西。同仁堂的信条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老字号的质量、信誉可不是短时之功。说到翻译，道理也是一样的。这就要求我们练好基本功，不但有良好的语言功底，还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博览群书，日积月累。古人讲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这是治学的办法，值得我们学习。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以此共勉吧。

我对此不敢苟同。长这么大，我还没看到有不客气一番就把礼物收下的。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老婆便猜测蒋利学是不是嫌钱少，王姐说不会，气管镜一个小手术，他还想要多少？可能是他怕取不出来，所以才不敢收。

笔者：“故作轩窗掩苍翠，要将弦涌答潺湲”，我们年轻人定要以您为榜样，勤学苦练，将来扛起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旗帜。作为从事民族语文工作多年的优秀翻译家，您是如何看待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您对民族语文翻译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阿拉坦巴根先生：民族翻译事业的重要性，毋庸多言。民族语文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交流、信息转换过程，还是一个文化交流、文化传播过程。翻译，对各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看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蒙文图书，绝大部分是翻译文献，例如《甘珠尔经》《丹珠尔经》，译自汉文、满文的各种书籍，真是浩如烟海。就是词典等工具书，也是双语或多语词典居多。大家知道，蒙古族在历史上从维吾尔文、藏文、汉文、满文翻译了很多宗教经典、历史文献、文学作品，这些翻译作品，已成为蒙古族文化宝贵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也将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别的不说，蒙古语中的好多词汇是通过翻译引进或者创造的。通过翻译，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宗教哲学，对蒙古族的社会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牢牢地留下了它们的印迹。因此，不能把翻译工作简单地看做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承与传播过程。

电商平台企业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制定合理的方案提升购买动机，达到价格竞争优势。在每次交易过程中，用户与平台企业都会出现一种紧密联系，这将有助于提升用户对现有平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电商平台在实际发展中也可以按照广大受众用户的实际需求对心理和经济依赖感进行调整，从而实现对用户转换行为的合理控制，以此实现对用户忠诚度的全面提升。

手术是本病的主要治疗手段。有报道认为对于表浅且小的肿物，应行乳腺局部切除术，对于肿物较大且活动较差的患者，应行乳腺根治术[4,7]。而邵志敏等研究发现乳腺肉瘤患者接受乳腺局部切除术及广泛切除术，OS没有明显差异[8]。由于乳腺肉瘤主要通过血行转移，很少有淋巴结转移，因此也有人认为对于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可不予淋巴结清扫术[9]。邵志敏等推荐对于含有高危因素比较多的乳腺肉瘤患者，如肿块较大，组织学分化差，可疑的淋巴结转移等，进行淋巴结清扫。由于乳腺肉瘤病例有限性，因此放化疗对本病的作用尚不十分清楚。蔡等在实验中发现化疗(阿霉素联合异环磷酰胺及美司钠)能提高乳腺肉瘤的无病生存期[9]。

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民族语文翻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还遇到很多新的挑战。民族语文翻译大有可为，前景是灿烂的，这需要我们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像接力赛跑一样，把我们的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懈努力，追求卓越，不断前进。

笔者：退休后您是否还在坚持学术研究工作？未来您在翻译事业上有何规划？

阿拉坦巴根先生：对于做文字工作、研究工作的人，在岗与退休，没有多大区别，最大的不同是，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可以读一些过去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做一些自己过去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我在前面说过，我个人很爱读书，想读的书很多，很多好书还没来得及看，现在终于可以从容阅读了。当然还想做一些研究，整理一些过去半途而废的旧稿，使之早日付梓出版。此外我还应一些学校和单位的邀请，承担了一些教学与研究工作，总之，要做的事很多，还是感到时间不够。

最后我还要感谢贵刊的采访，你们的刊物，从上世纪80年代《民族译坛》时起，我每期不漏地读过，读到了很多高水平的论文，受益匪浅。《民族翻译》也是我长年相伴的良师益友，期间还发表了我不少文章，借此机会向贵刊表示深深的谢意，祝《民族翻译》越办越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笔者：谢谢您的祝福，更感谢您的赐教！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您是我们的楷模，未来期待您用更多新作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意犹未尽地结束访谈，面前的巴根先生脸上始终洋溢着淳朴的微笑，他言语谦虚、和善从容。他满腹经纶仍然平易近人，名冠译坛依旧恬淡谦和。作为资深翻译家，他从不张扬自傲；身为著名学者，他一向低调严谨。30年如一日，他认真打磨翻译作品，反复推敲、精雕细琢，直至她们化身译著海洋中颗颗璀璨明珠；他用心钻研翻译理论，博览群书、遍访名家，只为这星星之火可以燃亮译论夜空。

于我们，阿拉坦巴根先生首先是德高望重的良师，是我们学术征程上的指路明灯；而他也常像是交谈甚欢的挚友，时时以其人格魅力督促我们见贤思齐。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满腔热忱、兢兢业业的老前辈，才让我们能够追寻着他们的脚步，在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