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现代制度总有历史的来源，要完整把握现代法治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的演化。以现代法治模型为参照，法治的古典起源有三：一是古希腊的法治理念；二是古罗马的法治实践；三是基督教的法治意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法治理念。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古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100多个城邦松散的联合，比如雅典和斯巴达，每个城邦采取不同的政体形式。不同政体下，法律不同。古希腊自公元前7世纪，许多城邦都有了成文立法，雅典有德拉古法和梭伦立法，斯巴达有莱古格斯立法。法律活动尚未达到“职业”活动的水平，更多的还是全民的修辞与论辩。司法活动的形式和目的就是要以修辞和演说打动陪审团，未见系统的法理学和规范性的法庭艺术。

但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乐于讨论法律、正义、理性之类的基本问题。法的神授与人定，法的正义、自然与强权基础，法与城邦、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政体形式与法律性质，法治与贤人政治，自然法与理性，宗教法与城邦实在法的关系，这些后世法学界经常争论的问题，古希腊都曾涉及，并对后世法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后世法律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当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理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推崇“贤人政治”，主张哲学家的智慧与国王权力的结合，不重视法律的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他还是认为哲学王是最好的政治统治形式。政治是一种艺术，需要智慧而非僵死的规则。君主实行法治，无异于医生不根据自己的经验给病人看病，而按照医学的教科书给病人开药方。由于柏拉图在叙拉古推行“贤人政治”的失败，在其晚期著作《法律篇》中，他又改变了对法律的看法。虽然哲学王是至善的统治形式，但是可遇不可求；如果哲学王不可得，那么依法而治不失为一种“次善”的统治形式。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一直重视法的作用，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的意义在于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这种法律又制定得良好。法律和政体不可分，其目的都在于谋求正义。正义意味着“和谐”与“中庸”，要求“相似情形相同处理，不同情形区别对待”。法律是否优良、是否合乎正义，都以政体的性质为转移。但是，法律又不同于政体，它是规章，执政者据此掌握权力、监察和处理一切违法与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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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公正善良之术”

再次，区分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适用于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不具有罗马公民权但生活在罗马的拉丁人和异邦人，不受市民法的保护。随着罗马的扩展，罗马人与异邦人的互通和交融增强，一种新的法律产生了，这就是万民法。哈德良时代，盖尤斯称万民法为“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之间建立的法，由所有的民族平等遵守”。乌尔比安说，“万民法是全体人类使用的法”，“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法”。

法学家成为一个职业团体，是古罗马的遗产。罗马共和国的后期，罗马法学家开始出现。古罗马法学家具有职业团体性质，法律遂与政治、宗教、伦理区分开来，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法律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需要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运用，有着特定的适用技艺和推理模式。奥古斯都时代，法学家在共和国中担任官职，大多还是元老院的成员。哈德良时代，他们可以担任骑士。安东尼时代，法学家担任高级官职。这个时期，法学家辈出，彭波尼、盖尤斯、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和莫德斯丁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次，区分公法与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罗马法学家的首创，最初来自乌尔比安。公法是关于罗马公共事务的法，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公法的主体是神圣法、宗教祭司法和执法官法。私法则指向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公法关涉国家的稳定，私法则涉及个人的福利。

法学家们除了解答和处理具体的法律议题外，还抽象出纷繁法律中蕴含的一般法理学。罗马法学直接影响了现代法治。首先，区分法（ius）与法律（lex）。在罗马人的意识中，总有法与法律之分。法来自正义，乌尔比安说，“法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这个“法”，就是ius；法律来自权威机关制定出来的规则，这个“法律”，就是lex。法指向公正、自然和神意，法律则包括“限制和禁令”。ius高于lex，是lex发生法律效力的根据。ius是法律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动力，有时候体现为“诚信”，有时候体现为“衡平”，有时候体现为“习惯”。正义要求“正直生活、不侵犯他人、把他人之物归还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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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希腊以法律思想见长的话，那么古罗马则以法律制度闻名于世。法律制度，体现着罗马人的法律实践理性。古罗马共和时代的政治与法律实践，直接启迪了近代启蒙学者。民主、共和、分权、平等的理论，都源自古罗马共和时代。帝国时代的法律，特别是优士丁尼《国法大全》，则是后来罗马法复兴的法律渊源，是大陆法系传统的源头。

The coefficients of Eq. (5) can be found using following boundary conditions[19]

中世纪的法律，既有教会法，又有世俗法；世俗法中，还可以区分王室法、封建法、城市法、商法，以及无政治权威支撑的罗马法。就法治传统而言，神学的法律思想一枝独秀，中世纪的智慧主要存在于教士阶层。基督教神学与古罗马法的融合，衍生了寺院法学，由此开启了西方现代法学的先声。寺院法学是中世纪最完善的法律，智识来源于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结合。神学家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整理、归纳、评注罗马法，既提出了系统的寺院法教义，又催生了罗马法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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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内在精神是爱、正义和仁慈”

自然法则是“大自然教育一切动物的法”，后载入了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适用于一切动物，不管是在天空，还是在地上，抑或在大海。由自然法产生的男女结合，称之为婚姻；由后代的繁衍及其教养，造就了家庭。

教会法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蕴含着现代国家的法治理念。其一，教会与国家之间，宗教归宗教，世俗归世俗。拿《圣经》的话说，“凯撒之物归于凯撒，神之物归于神”。其二，法律的内在精神在于爱、正义和仁慈。“爱”是基督教的核心，法律是爱的实践，爱上帝、爱邻居、爱仇敌。偏离了基督教教义而误入歧途，就需要正义来矫正，法规与裁决就是正义实现。正义与爱并存，正义意味着矫正和拯救，而非复仇。当爱与正义发生了冲突，则要求助于仁慈。仁慈要求善待恶人、抚慰弱者的心灵。神职人员要以耶稣为楷模，以怜恤之心解释和应用法律。其三，基督教的理想通过法律规则来实现。教徒之间的婚姻是神圣的，本身是不可离异的。教徒与非教徒的婚姻，则是可以离异的。犯罪不仅仅是客观的行为和结果，主观的罪恶才是更需要考察的因素。罪犯自认罪行和忏悔，灵魂才能得救，由此才有教会法中的纠问制、宗教裁判和酷刑。

14-16世纪，新教改革改变了基督教的格局。新教直接启迪了现代法治理念。新教强调宗教自由，呼吁个人的自由和平等，重视大众的文化教育，限制世俗权力的专横，鼓励通过辛勤劳动来发财致富。韦伯说，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与此关联，“法治”是西方特有的社会现象，来自新教改革的西方“基因突变”。

“是，师父。”他的心里纵然满是疑惑，却也不敢再向师父追问什么。他站起身，躬身倒退数步，而后转身离开了望天归。

“法治即为法律主治”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大多喜欢拿“器物、制度和文化”三分法来评论社会现象。法治的结构和全景，未尝不能如此来描述。法治也分为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法治的器物，有议事辩论的大厅，有决议通过的法规法典，有执法的械具，有司法的法庭，有惩治的监狱；法治的制度，有规则的体系，有法定的程序，有公共的政策，有衡量的标准，有理想的平等和人权的原则；法治的文化，有法治的历史传统、惯例习惯、宗教背景、道德支撑、思想观念和理论。器物、制度和文化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法治的大厦。

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差异，是相同或者相似法律规定中不同的法律精神。“朕即法律”与“国王在法律之下”，“一人统治众人合乎自然的规律”与“人人自然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以侵犯”，法律从古代精神向现代精神的过渡，是法学家的发明，再通过法律的制度表现出来。这样，现代法治的逻辑顺序，则是从法治的理念到法律制度再到法治的器物。换言之，先是法学家对现代法治理想的设计，然后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制度设置与应用，最后落脚于可感知的法律实体。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学家是现代法治的始作俑者，他们是现代法治的开端。

把法律从政治工具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将政治纳入到法律框架之中，古代法治才走向现代法治。在这个时候，法律不再是政治的“工具”，血腥的政治让位于和平的法律，“法律主治”才是现代法治的核心。“法律主治”一词首先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人戴雪，后被演绎成“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主治”含义有三：一是不存在专断的权力。国王要征税，必须得到议会的同意。贵族伤害了平民，平民可以向国王申请人身保护令。公民受到犯罪的指控，他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有权要求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二是人人平等。国王贵族与平民之间，并非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利益互惠的依赖关系。人并非天生不平等，国王并非神祇在人间的代理人，国王与贵族并非自然而然地有权力欺凌平民。国王的权力不是神授，而是人民的权利转让。权力的来源从神授转变为民托，人人平等的观念就取代了法律上等级特权的观念。三是法律的个体实质正义。法律不是空洞的理想口号，而是个体正义的实现。通过个体的诉讼要求个人权利的保护，在具体的个案中实现个体的正义，才是法治的基本内核。法治不是喧嚣的政治运动，而是法庭上控辩双方对正当权利的争辩。

现代法治的基础，一是民主政治，二是平等自由。通过代议制民主、正当的法律程序，确立法律的规则，剩下的工作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了。现代法学家在前人的思想成就之上，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但是，隐藏在各自法治理论中的底色则是一样的：法治的生活环境优于专横和任性，无论我们生活在何种社会形态下，无论大家的历史传统和习惯差异如何，无论我们个体之间的性别、种族、宗教、财富、智力、出身差异多大，法律都应该捍卫社会的基本价值，那就是公平、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