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贵和尚中之民族也，内涵和而不同之意。地域辽阔、血统复杂的中华民族何以充满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一代代绵延至今，并保持生命力？文化认同是关键。古代中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入文明时期并形成华夏民族的中原地区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在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大戏。它们相互碰撞和交融，形成和实生物的中华民族。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无论是早期的救亡图存，还是今天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文化认同，需要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精神家园是自觉的精神构建，古今对比，将使我们凝聚更多经验和力量，奋力前行。

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整体框架

方克立先生曾将张岱年先生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思想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1］356。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2］1。从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主要文化元素来看，这种概括非常准确和恰当。我们想在此基础上，从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整体框架和基本维度上做一个补充性的更为宏观的完整的描述。具体表述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多元一体，上下贯通。”

“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表述，和两位先生的想法是一致的，发展的空间就是具体和落实。“古为今用”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具体是指从中国传统文化到革命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需要很多具体工作，就“古为今用”而言，就是如何批判继承。比如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整体进行批判继承，还是将其拆解后分别进行改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结构中添加新的元素，还是打破原有结构将旧元素和新元素重新组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时代问题还是本质问题等？“洋为中用”是指“中西马”综合创新。我们赞同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说，而且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三流合一”的基本结构，西方先进文化是补充。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延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其更为完善；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发挥西方先进文化的先进功能。

“多元一体”是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多民族文化并存，并能够求同存异交融为中华民族文化。这种聚合主义和西方的分离主义相对。中国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文化以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如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回族、壮族、苗族等，都为中华民族贡献了丰富的文化基因。共有精神家园基于各个民族的文化，同时又需要得到各个民族的认同。

“上下贯通”是就文化分层而言，是指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主流文化，也称主导文化，是具有宰制力的官方文化，它高居在上，对社会具有教化作用。在古代中国，儒道释是文化核心，其中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它所宣扬的道德纲目就是主流文化；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所凝练的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英文化，也称高雅文化，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的文化，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问题有自觉的深刻的独立的思考能力，文化鉴赏能力比较高。大众文化比较复杂，它的基本定位是明确的，就是社会基层大众的文化，但是古今变化较大，而且往往又有特指，所以需要一定的解释。如果不考虑大众文化的现代性的时代定位，古代的大众文化大概所指就是民间文化，因为所谓民间文化就是传统的基层文化。在革命时代，我们往往使用“人民大众的文化”来指称社会基层文化，但是人民大众是政治术语，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而且往往和主流文化是趋同的，包括我们今天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有这种意味。在现代中国，或者说和世界文化接轨中的大众文化，是指工业文明以来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借用现代媒介传播的市民文化。这种大众文化往往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如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mass culture”，是主导文化通过文化工业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另一个是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所称的“popular culture”，是民众为自己制作的文化。

信息安全工作 随着国家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工作提上重要日程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网络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国家也颁布了《网络安全法》，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网络强国，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也为网络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

对游客进行访谈，当问到游客喜欢购买什么旅游商品时，大部分游客的回答是当地原生态的农产品，比如：铁皮石斛、野生蜂蜜、药材等。但是大部分游客都反映什寒的旅游商品包装粗糙甚至不卫生，游客到达什寒体味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对什寒原生态的农产品信任而购买自己食用，但是没有精致的包装和品牌，不敢送给亲朋好友。什寒的旅游商品开发尚未形成统一品牌和体系。

总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构的整体框架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多元一体，上下贯通”。我们既要在整体框架下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古今维度，又要重视古今视角的首要地位。因为“洋为中用”显然体现了中体西用，“多元一体”和“上下贯通”更是对中国古今文化的分析。

为了切实做好对农田水利建设的信贷支持，2011年，按照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银监会专门印发了《关于全面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入做好水利建设的金融服务进行了重点部署。2012年2月，银监会又会同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证监会、保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建设改革发展金融服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政策和要求。

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古今时代特征对比

按照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两分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存在两个相对的时代背景。古代中国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现代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础。它们表现出时代的差异。

首先，儒道释与“中西马”。古代中国文化资源丰富，包括中原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百家争鸣各派文化，甚至外来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但是在多元一体中，逐渐形成一个核心部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中原文化以诸子百家为理论渊源，按照东汉班固《汉书》的“九流十家”之说，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前九家又称九流。十家中儒道法墨是为显学，其次是阴阳和名家，即西汉司马谈所指的“六家”。而外来文化中，显然以古印度佛教文化最为突出。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长期的历史淘洗，最终形成儒道释的三教合流。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头等大事”是儒道释关系。［4］如前所述，现代社会世界历史开启， 现代中国文化资源更为丰富，除了古代中国已有资源外，还包括世界文化资源，当然最强势的就是欧美文化。从中国被拉入现代化轨道的那个时代开始，古代相对独立封闭发展的中国文化就不存在了。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被迫打碎了传统文化的固有结构，将西方各种主义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在危机紧迫实践主导的情况下，我们快刀斩乱麻地顺应历史的潮流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化从西方文化中相对地独立出来，至少在中国语境下。于是“中西马”的关系就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头等大事。

地铁使人们出行更加便捷，所以对房价影响较大。小区与地铁站的间距每增加一千米，房价下降356元/m2，对住宅价格影响较显著。交通轨道能使居住区的通达度得到提高，使沿线住房价格得到提高，为开辟和建造新居住区予以潜在的利润保证，开发居住区的最佳位置大多数选择在交通干道两侧和快速路进出口周围区域。

最后，精英性与大众性。中国传统文化属于精英文化，只有少数人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参与精神家园建构；现代中国越来越趋于大众化，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先秦文化属于贵族文化，西周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和士，组成严密的贵族等级制度，实行官学垄断。后经春秋战国的冲击，以及多代的推进，世袭制度逐渐被官僚制度取代，但是寒门子弟真正能够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仍然不多，带有很多偶然因素。如今，中国已经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逐渐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成为知识分子，有自觉意识也有能力参与精神家园建构及其讨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技术的出现，更是打开了大众参与文化事务的闸门。

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同一社会文化体系的不同分层，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之间充满互动和流变。主流文化要完成自己的统治功能，就需要向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渗透，得到他们的认可；主流文化也需要两者的支持，智力的或者化作物质力量的。精英文化既可以为主流文化提供支持，又可以对主流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它也可以对大众文化进行评价和施加影响。大众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而言的，但是有时大众文化也可以成为经典，流变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从属群体和统治群体相互斗争的重要场所，大众文化既可以认可主流文化，又可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因此，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的成功策略之一是上下贯通。主流文化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方能获得大众的认可和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进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时代特征的对比，不是讲两个时代截然分开，形成对立，只是指出它们的相似和差异，最终需要实现“古为今用”。我们需要建构的是现代的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但是封建性的精华部分洗去尘埃仍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宝，民族性的文化脱去狭隘的外衣就是最绚丽的民族瑰宝，我们今天虽然不迷信精英，但是我们的民族需要精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融合是我们构建今日之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蹊径。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古今文化资源对比

古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资源是多元的，但是在多个元素中又具有核心因素，核心中又存在主导、基本结构和补充部分，带有“多元一体”的系统性。今天我们建构中华民族现代的共有精神家园，从已有的自发态势和自觉结果来看，也有相似的状况。也许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从古代中国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成果中吸取很多经验和启示。

其次，民族性与世界性。古代社会交往空间有限，主要是中华民族内部各个学派、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最远不过临近文化圈的互相借鉴，比如佛教文化的流入；但是今天资本的逻辑已经掀开世界历史的序幕，世界交往促成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交融，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此有深入的论述。世界历史体现的是资本的逻辑，正是资本对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开启了世界历史，资本结合整个世界。马克思说：“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88今天全球化理论已经深入人心，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政治和文化活动，得到世界认同。

首先，封建性与现代性。中国的封建社会非常漫长，如果从公元前475年的战国时期算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其时间跨度有两千年之多。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很强的封建性。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农业文化模式，自给自足，守常安素，结构稳定；以家族为本位的等级制度处于政治核心，主张宗法集体主义；作为宗法等级制度卫道士的儒家伦理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经学笼罩学术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华和糟粕兼而有之，然而即使是作为中国民族精神的精华部分，也带有很强的封建性，需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扬弃。与此相对应，现代化要建立工业文化模式，甚至要借鉴后工业文化模式，是需要变革和创新的时代；人们走出故乡，进行世界交往；科学民主成为主流文化，个人主义得到张扬；中国传统文化甚至需要打破原有结构，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洗礼。由此观之，这是时间轴上的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是差别如此巨大的两个时代，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被动而不是通过自身变革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度，这个过程更为激烈和跳跃。

其次，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它们分别是古今共有精神家园的指导思想。虽然古代中国文化的头等大事是儒道释三教合流，当代中国文化的头等大事是“中西马”综合创新，但是在各自三者关系中又有侧重。在儒道释三者之中，无可争议，儒家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无论是他们所主张的入世态度，还是对于宗法等级制度和相应伦理的阐述，以及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君民关系的憧憬，都成为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性因素。与此相比，“中西马”的关系更为复杂。按照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说，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核心，“中”是体，“马”是灵魂，“西”是工具。而换一个角度说，灵魂在文化系统中又是最为重要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问题，它不能作为指导思想，只能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又成为三者的核心。

最后，佛家与西方文化。它们分别是古今共有精神家园核心内容中居于补充地位的部分。佛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而且对中国人影响巨大，但是与儒道相较，处于次要地位。这显然和它的出身有关，是外来文化。虽然产生时代与儒道相近，但是传入中国已是东汉时期，而且初期遭到排斥，直到隋唐才真正确立自己的核心地位。但是佛学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最为重要的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彼岸世界。虽然它经历了中国化，失去了神学独断的功能，但是毕竟补足了中国人缺失的维度。而西方文化虽然由于文化渊源的巨大差异，以及现代意识形态等原因，无法显性地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它确实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还是今天的改革创新，我们都逃不过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因此，西方文化也是今天我们共有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再次，儒道相反相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们分别是古今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结构。在儒道释三者关系中，儒道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都起源于中国，产生的年代都是春秋末年，是十家中最早的两家。虽然一个是对宗教神权的反动，另一个是对宗法制度的维护；一个出世，另一个入世；一个善于哲学思辨，另一个长于讲学论道，但是他们相反相成，相互借鉴，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双核结构。在“中西马”三者关系中，其实只存在两个文化背景，一中一西，但是由于在现代化的初期和后期中西文化先后出现了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西方文化的批判者出现的，加之它对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贡献，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直接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更直接的关系。因此，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不是中西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而两者的接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过关于文化资源的种种对比，我们对如何建构现代中国的共有精神家园似乎有了一个清晰的蓝图，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未来的中国文化的大致结构和内容，以及发展方向已经基本清楚。

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古今价值目标对比

价值目标是文化的集中体现，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至关重要。古今固有时代差异、内容差异，但是在形式和理念上也有相通近似之处。

首先，治世荣世与稳定发展。古今虽然历经沧桑变化，但是大道相通。社会稳定，安居乐业，国家强大，蒸蒸日上，是万世统治集团和百姓大众的共同愿望。古代中国这个价值目标表述为“治世荣世”。虽然三教各有所长，但是它们的社会功能却指向同一目标。南宋孝宗皇帝在《原道论》中说:“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① 参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大正藏》卷49，第692页。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5］145-146当代中国这个价值目标表述为“稳定发展”。社会稳定发展，世界和平共赢，是时代的最强音。我们要实现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这一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

其次，等级社会与平等社会。当然由于时代不同，治世荣世与稳定发展还是有区别的。古代社会由于以常规实践和交往实践为主导，更多的是追求稳定和现有资源的等级分配；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改革创新，稳定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惠及于民。就价值主体而言，古代社会按等级分配，现代社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效率的原则进行分配。

在民族复兴的当代，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方法论的支持。综合以上，我们认为古今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

古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目标的时代内容具有本质区别，但是形式和方法有相通之处。在两相对比中，我们可以有所借鉴。

重视基层建设，践行“枫桥经验”源头治理的理念。人民法庭地处基层，贴近群众，是基层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全市法院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实践中，注重夯实基层基础，积极开展“枫桥式法庭”创建活动，为群众提供站点式司法服务，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和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2008年5月—2013年5月，全市23个人民法庭共依法审结民商事案件56285件，执结案件14283件，平均调撤率由2008年的65.4%上升至2012年的71.3%，二审改判发回率由5.3%下降至3.9%，矛盾化解率逐年提高。

五、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古今实现路径对比

最后，三纲领八条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分别是古今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内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儒家文化以“礼”和“仁”为中心理念。“礼”在于维护宗法等级，“仁”在于缓和阶级矛盾。围绕着它们，儒家知识分子阐述了很多观点，概而言之，当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所概括“三纲领”和“八条目”为总纲。所谓“三纲领”是指“明德”“亲民”“至善”。它们是教化的目的，让人们发觉自己本心的善，并推己及人，各守本分。所谓“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是实现教化目的的具体实践步骤。作为三教合流后儒家的集大成者和儒家第二期开创者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朱熹的这个总结是有代表性的，也是很准确的，表达了“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的儒家情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所进行的类似的概括，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表达了当代中国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价值。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概括，在核心价值观不变的情况下， 以后会更加系统和深刻。

第一，一体化：三教合流与综合创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个具有整合功能的精神力量，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理念。“多元一体”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从“多元”到“三元”。古代中国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是以三教合流为主线的，现代中国则表现为“中西马”综合创新。北京大学李四龙先生说：“儒释道三家的会通融合，形成‘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体系。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实属罕见。三教合流，并没有消除儒释道自身的特点，三教相似的对话策略，保留各自的主体性，体上会通，用上合流，体现了中国社会协调不同宗教关系的高超智慧。”［6］“中西马”综合创新最终会孕育出怎样的文化形态，我们不能确切地给出答案，因为就像三教合流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一样，“中西马”综合创新也不会是一个短期过程，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无法做出具体判断，否则就会陷入空想。但是由于中国精神的相对稳定性，我们可以设想，“中西马”也有可能形成“体上会通，用上合流”的局面。至少这是一种很好的智慧和方法，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中是可以借鉴的。

其次，从“三元”到“一元”。构建核心价值观需要指导思想的引导，在古代，儒家充当了这个角色，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这既是理论的合理性使然，也是经历过实践检验的成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将失去社会主义的方向，失去生机和活力，失去快速时代化的契机。

最后，提炼“一元”所承载的核心价值理念。从古今经验和对比来看，构建核心价值是形成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由之路。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不仅地域辽阔，而且民族众多，人口众多，因此要想形成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国梦，需要核心价值的凝聚。而且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把握时代特征也有助于我们寻求核心价值。古代中国以礼教仁爱的等级伦理价值为核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内容丰富，但是核心理念也很清楚，就是快速发展，并保证发展的合理性，我们可以理解为公平和效益的结合，也可以理解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

膜分离法是根据VOCs中各组分分子大小不同，利用它们通过膜的传递速率及扩散能力的差异实现分离的工艺[16]，具有流程简单、能耗小、运行费用和设备占地面积小的优势，但需要在高压操作条件下进行，目前气体膜分离材料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

第二，中国化：佛家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国化。中国化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体现，也是外来文化元素在中国国情中发挥作用的必由之路。佛教博大精深，既具有西方神学独断的特点，又具有东方文化的神韵。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需要这样一个文化元素，但是纯粹的古印度佛教又很难被中国人接受，于是佛教的中国化就在所难免。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也需要西方文化的补充，我们需要运用它们打破原有的文化结构，重建中国的当代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底色，是我们文化之根。如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而采取马克思主义化或者西化，那我们只能成为文化孤儿，无家可归。

第三，时代化：调整完善与断裂重组。古今文化资源都存在时代化的过程。但是古代社会由于一直没有本质变化，所以采取调整完善的办法，是量变；现代中国发生本质变化，而且由于古代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采取了断裂重组的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时代化。在“中西马”的综合创新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时代的错位阻碍了这种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需要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做出调整，产生新的成果。早期的毛泽东思想和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① 参见顾海良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这部著作权威性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甚至西方文化在时代的潮流中也会出现危机，需要反思和调整。

第四，大众化：灌输与认同。大众化是共有精神家园形成的基本方向和结果。古代中国主要采取愚民政策和灌输的方法，诸子百家皆有这种倾向。儒法自不必说，道墨也如是。比如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② 参见《老子》第六十五章。墨家发挥鬼神观念的目的也是为了用鬼神震慑百姓，起到教化作用。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仍然需要灌输，但是由于现代启蒙的时代前提，真正大众化的实现是民众对于价值观的自觉认同。之前我们在分析时代特征的时候已经指出，今天是一个现代性的、世界性的、大众性的时代，人们普遍受到启蒙，主体性得到张扬。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人们越来越强调自主性，灌输只能作为背景和基础方法，但是不能成为支撑手段达到最终的效果。认同是主体性的根本体现，文化认同是实现文化领导的基本路径。正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所说，文化战场的占领依靠的不是统治，而是服务，最终的结果需要文化认同决定。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方式比较特殊，但是两个时代的对比结构还是清晰可见。中国的治世荣世，中国的稳定发展，都需要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虽然时代不同，文化资源的内容不同，价值目标具有差异，但是基本结构、形式和方法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古代中国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既是我们的经验，也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在批判继承中，我们有信心建构一个更为完善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目前，税务部门“金税三期”系统正常纳税户籍有140多万户，自然人登记有1681.75万人。广西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777.79万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执行企业制度参保人数为613.67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1805.94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总人数达5173.29万人，缴费人规模远远大于目前税务部门管理的纳税人规模，对税务部门征收管理是一个挑战。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J］.世界宗教研究，1984（1）.

［5］朱元璋.三教论［G］//魏伯城，等.全明文：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李四龙.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