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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化彰显正义的力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现象内外

更新时间:2009-03-28

主旋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由周梅森编剧、李路执导,甫一播出即得到观众的追捧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成为2017年重要的荧屏现象与文化景观之一。究其原因,该剧构建了多样化的戏剧性冲突,不仅将反腐情节的主线与辅线交织,而且展现了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把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表现得丝丝入扣。剧情开端以抓捕某部委的小官巨贪以及一位涉案副市长潜逃海外来制造悬念,节奏紧凑;之后的情节围绕大风厂拆迁及“一一六”事件的调查展开,环环相扣,一步步逼近真相,让观众看清了利益驱使下的官场百态与人性挣扎。民众、拆迁公司及权力机关之间的对立、反贪局长与腐败分子的较量以及昔日同门的智斗反目等,都令该剧始终在各种矛盾对立与冲突中展开。作为叙事艺术的电视剧,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是不可缺少的,而充满张力的矛盾及冲突是推进情节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冲突分为三种: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物内心的冲突。而以上三种冲突所反映的对象都是“人”,这也决定了电视剧冲突会聚焦于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内心世界。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冲突营造方面自有特点,人物的精神世界比较丰富,在生活的真实性与艺术的假定性上的把握颇为巧妙。

我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引进并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型并趋于成熟。但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距过大的结构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各级政府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也是学术界关注研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1]。

一、在差异与对立中塑造形象

电视剧艺术离不开对人物的刻画。人物在社会环境中的经历与转变,不同人物之间的矛盾对立以及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都是剧作艺术着力表现的内容。“读者、观众所关切的也是人,人的遭遇,人的生活道路,人的命运……在一出戏里,冲突应该是尖锐的,而且必须是有意义的。可是,对观众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人,只有他们了解了冲突中的人物,关心人物的命运,才会真正感受到冲突的尖锐程度,才能真正感受冲突的意义。”[1]在《人民的名义》中,主要人物形象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以及复杂的差异与对立中进行烘托与塑造,因此更容易让观众体验处于矛盾两极中的人物内心。

剧中情节主线的对立表现为以沙瑞金、侯亮平为代表的反腐力量与腐败分子高育良、祁同伟之间的斗智斗勇。这其中,侯亮平与祁同伟师出同门,都是高育良的得意门生,一个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一个却迷失了本心。两人相聚在汉东,内蕴着差异与对立:一位是誓要整肃的反贪局长,另一位则深陷贪腐泥潭。在山水庄园里,他们以京剧《沙家浜》唱段《智斗》来试探彼此的立场。明显地,此时人物差异已显,但还未到冲突。随着调查的展开,侯亮平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老学长祁同伟与山水集团高小琴关系不一般,两人的关系开始向对立面发展。特别是国企老总刘新建的被抓,祁同伟、高小琴和赵瑞龙再也坐不住了,祁同伟与侯亮平的矛盾开始激化。侯亮平一心想揪出陈海车祸、刘庆祝意外死亡的幕后主使,而祁同伟却不顾一切地想掩盖恶行、死守自己的权力与非法收入。于是,两人第二次“正面对决”又在山水庄园展开了。祁同伟准备最后一次说服侯亮平,如果拉拢失败则要狙杀侯亮平。从镜头语言上来看,庄园内包厢封闭的空间令人物间情感的对立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被警戒与封闭的山水庄园俨然成了权贵掌控的阴谋策划地,成了一个暂时独立于外界的“孤岛”。这一次,侯亮平孤身与对手展开交锋,祁同伟也将自己的目的展露无遗,想用金钱打动他。谈判失败后,他们再一次唱起了《智斗》,可背后却是一场蓄意谋杀。两人最后一次的正面交锋是在孤鹰岭上,祁同伟身处小屋已然无路可逃,他手中的狙击步枪对着屋外的侯亮平,气氛十分紧张,两人之间的冲突也达到最高潮。侯亮平质问祁同伟——“老学长,你曾经在这里流过血,你说过,在你危难的时候找到了人民,可人民危难的时候,你在哪里?”面对这样的质问,祁同伟内心充满愧疚,可深知已无回头的可能。带着悔恨,他吞枪自杀,以死亡让自己获得了解脱。

如同上例,本剧表现了众多人物间的矛盾冲突。除此之外,该剧还探索了其他处理人物矛盾关系的方式。在涉及更为复杂的亲情、人情与道德原则相互交缠的状况时,电视剧采用“抵触”的方式进行人物心理的探照。

老年冠心病非心脏手术应激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患者心肌,影响患者康复。有研究证实,不同麻醉方式及药物可影响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的稳定性,显著降低患者术中心肌细胞的缺血缺氧损伤[5]。右美托咪定是高选择性α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药,激活中枢蓝斑突触,通过负反馈抑制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降低中枢和外周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减慢心率,同时降低心脏负荷与心肌耗氧,从而改善心肌的氧供需平衡[6]。七氟醚是常用的吸入性麻醉药,具有扩张外周血管、减轻心脏后负荷、改善心肌顺应性的作用,能减轻围术期心肌细胞的缺血缺氧性损伤[7]。

张无忌道:“那青翼蝠王只杀了二人,你们所杀之人已多了十倍。他用牙齿杀人,尊师用倚天剑杀人,一般的杀,有何善恶之分?”

约翰·霍华德·劳逊在《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认为:“由于戏剧是处理社会关系的,一次戏剧性冲突必需是一次社会性冲突。”在电视剧中,虽然展示的是具体的人物矛盾或关系,但应该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艺术化地体现社会性矛盾与冲突。

二、有张有弛的冲突节奏

剧中,高育良痴迷于政治权力,看似坚守道德底线,实际上却已丧失了信仰。而侯亮平与高育良的矛盾冲突一直贯穿始终。出于当年在汉东政法大学的栽培之恩,侯亮平对老师高育良一直是尊敬的、信任的。不过,因为老师对师兄祁同伟的过度袒护,侯亮平隐隐有些怀疑。在抓获刘新建之后,高育良与侯亮平的冲突开始明朗起来。高育良劝告侯亮平要兼听则明,而当话题谈到刘新建时,高育良竟严厉指责侯亮平到此为止,不要牵扯赵瑞龙与祁同伟。侯亮平也忍不住反击——您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在职的政法委书记!两人的矛盾处于紧张状态,冲突也正式拉开帷幕。不过,鉴于两人的情感关系,这一冲突过后又有相对缓和的状态,高育良等合谋设计令侯亮平停职,两人的冲突得到缓解。在这平衡被打破的一张一弛中,观众对反腐情节的指向更为清晰,有一种谜底被揭破的愉悦感。

一般而言,电视剧冲突的设置遵循“平衡—不平衡—平衡”这个规律进行。电视剧中人物间的平衡被新的矛盾打破,出现冲突,其后矛盾在某种条件下缓和,出现相对平衡的局面。情节的展开往往按照这种规律进行。《人民的名义》在设置冲突时遵循着这样的艺术规律,总是在“紧张—危机—缓和”的过程中持续到矛盾的解决或揭示出冲突的实质。这样的冲突节奏,让观众不仅在冲突的紧张中抱有期待,而且在冲突缓和的间歇令观众担心,这会给观众带来艺术上的享受。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撷取了具有社会性的矛盾,比如房地产拆迁、股权转移等。剧中的大风厂拆迁事件牵涉了政治、商业等各色人物,辐射到众多的社会阶层。山水集团在某些政府官员的协助下侵占了原本属于大风厂的地产与工人们的股权,工人群体占厂维权、奋起反抗,对政府决断不满,誓与工厂共存亡。而蒙在鼓里的市委书记李达康想尽快落实项目计划,急于取得政治业绩,实施强拆中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拆迁”看似是工人们与拆迁者及背后商业集团的对立,实际上却牵动着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以王文革为代表的大风厂工人群体,对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误解与不信任。工厂门口堆沙袋建“战壕”用来对付拆迁队与政府有关部门,颇有点反讽的意味。战壕将他们内心对政府的防备与抵制具象化了。改革开放已30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某些贪腐行为直接导致了官民的隔阂与不信任。作品以此来折射社会现实的某些思考,真实表达了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另外,该剧安排了三条叙事线:第一条是以侯亮平为主的检察机关侦办贪腐案件;第二条是以沙瑞金、李达康、高育良为代表的官员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第三条则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遭遇。如果说前两条线的矛盾冲突令观众不时处于紧张状态中的话,那么第三条线则承担了调节观众情绪的作用。郑胜利代表了当下年轻人的自在与随性,与剧中几位女性角色的配合趣味十足,缓解了整个剧情的紧张氛围。这当然体现了编剧在冲突构置、营造方面的考量。不过,第三条线与反腐等主线情节的融合不够紧密,显得游离。

三、电视剧冲突的社会属性

剧中的高育良与吴惠芬本是夫妻,却渐行渐远、名存实亡。两人“隐离”后在同一个屋檐下仍生活了五六年,表面相敬如宾、平安无事却暗潮涌动。吴惠芬问高育良:“那个小高到底哪里好,让你迷恋了这么多年?……你是忠于爱情了,可是你忠于的是对她的爱情!”这段话呈现出吴惠芬内心的愤懑与不甘。高育良面对“前妻”的质问无话可说,只是恳求“能不能不说了”。其内心充满了矛盾,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却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吴老师的温柔让他感动,对她充满愧疚,而小高的年轻貌美又让他依恋。剧情结尾,他与吴惠芬的诀别流露出他的悔意,“惠芬,还是你好”,一句话道尽了凄凉。高育良看清了权力带给他的所有虚妄,真正能够陪伴自己、理解自己的是吴老师,然而悔之晚矣。对于高育良、吴惠芬夫妻间矛盾的揭示,编剧始终慎用“人物冲突”的方式,而多采用了“心理抵触”的处理。这不仅能够揭示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挣扎,而且更为契合人物的动作方式、情感表达特点。从更广的意义上讲,编剧对于现实社会矛盾的观照注意到了其复杂性,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并非只能发展成“冲突”形态,对于人物内心“抵触与对抗”的描摹同样重要。

电视剧冲突构置、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电视剧的冲突要有节奏地向前发展,一要保持紧张,二要合情合理,三要有张有弛。为避免单调、重复,《人民的名义》对于人物矛盾冲突的处理有张有弛,具有节奏感。在电视剧中,可以按照生活现象中长短、快慢、强弱、动静、浓淡、舒缓等节奏,把人物动作组织起来,使剧情鲜明、生动、和谐地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本质内容。比如贯穿全剧的大风厂事件,官民矛盾在一张一弛中发展,最后圆满解决。情节开端时事件急转直下,冲突一触即发,“一一六”事件的发生及网络发酵使双方冲突达到顶峰。然而,陈岩石老检察长的出面劝说使民众暂时平静下来。之后,光明公安分局局长程度为拆迁队表弟出气,以权谋私把郑西坡抓到警察局,再次引发大风厂工人的反抗。随后,危机在沙瑞金与李达康到大风厂视察、郑西坡被送回中得以缓解。当新大风厂成立,工人满怀希望之时,孙连城却在批厂址上百般推脱,工人们继续占厂,上诉和解协议迟迟得不到解决,群体冲突隐隐浮现。这组矛盾最后集中体现在偏激的王文革身上,他绑架蔡成功的儿子以讨回自己的股权。最终,绑架事件被化解,大风厂工人的股权问题得以解决。不难看出,整个电视剧的情节在矛盾冲突的一张一弛中得以延伸、发展,观众既不会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也不会讨嫌剧情平淡无味。

综上而言,该剧将不同阶层的矛盾冲突集中于“拆迁”问题上,深入挖掘了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实质,即由于贪腐问题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阶层矛盾,使这具体的、个别的冲突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从而加深了作品对社会生活广度的反映。剧中陈岩石老检察长的话——“这腐败啊,就像癌细胞似的,一点一点地侵蚀社会的机体,让私欲膨胀、理想缺失、正义缺位”——恰恰证明了电视剧表现社会问题广度与深度的努力。此外,编剧也聚焦了某些存在于当代社会家庭中的情感裂隙。剧中勤于工作的李达康与欧阳菁婚姻不和,祁同伟与高小琴由于共同的利益而发展为婚外情,高育良与吴惠芬是假面夫妻,这些都深刻揭示了当下社会中情感在利益、欲望中的无助状态,促使观众思考应建立怎样的婚姻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社会反思意味。《人民的名义》中表现对于贪腐行为的侦破、整肃,力图展现各阶层人物的具体遭遇、命运与人生,艺术化地概括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现象,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流。

本次选择我院在2017年1月~2018年接诊治疗的100例中晚期帕金森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多芭与吡贝地尔联合应用治疗中晚期帕金森病的效果及安全性。

沉寂十年之久的反腐剧重新获得广大观众的瞩目与点赞有其内在原因。《人民的名义》以戏剧性冲突的巨大张力深刻地表现了党和国家反腐败行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在揭示贪腐行为的社会危害之时,编剧着力于呈现冲突中的人心向善与温暖底色,深刻回应了人们对廉政、公平的呼唤,表达了正义终将获胜的主题诉求,因此能够成为民族发展与时代进步的注脚之一。

参考文献

[1]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70.

[2]高鑫.电视剧创作概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115-117.

[3]约翰·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M].邵牧君,齐宙,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1:207.

 
李勇强,韩聪聪
《民族艺林》 2018年第01期
《民族艺林》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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