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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思考

更新时间:2009-03-28
  

摄影:胡卫东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补齐“四化”短板的根本要求,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由增量向提质转变的政策导向,从而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重要要求

回顾国际城镇化演进过程,一般会经历“城市化-逆城市化-形成都市圈-再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产业的集中会带来人口、资本的聚集,进而带动交通、商贸、服务业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但随着城市化的演进,住房、交通、治安、污染、社会保障压力日益增大,城市化进程趋缓,七八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逆城市化”或“城市的郊区化”,城市人口和产业迁出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卫星城市迅速发展。“再城市化”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出现了“U型回流”,城市功能被分散到一个个次中心,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变得模糊,最终逐渐形成了城乡一体化格局。

如图1所示,从1996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至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8.52%。根据诺瑟姆城市化发展“S型曲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目前我国处在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中后期,但近几年城镇化提升速度有所放缓,2008~2012年城镇化年均提升速度为2.72%,2013~2017年为2.17%,城市发展面临类似于国外发达国家从“城市化”向“逆城市化”阶段过渡前的瓶颈问题。如何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

城镇化的推进既需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同时也需要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2016年末,我国城市数量为657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为147个。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2012年提高了4.78个百分点,但城镇化发展总体质量和水平仍有待提高。目前中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与全球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低于美国82.9%、德国74.2%、日本92.3%、俄罗斯74.2%、巴西85.1%、南非62.9%的水平,目前仅相当于欧美及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见图2)。

RT-PCR反应体系总体积为20 μL:Premix Ex Taq(2×)10 μL,正反向引物(10 mM)各1 μL,探针(10 mM)0.5 μL,DNA 模板 2.5 μL,补水至 20 μL。反应条件为:95 ℃ 30 s;95 ℃ 5 s,60 ℃ 30 s,50 个循环。

  

资料来源:2017年全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IMF官网统计数据。

我国城镇化的统计对象是657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以及2万个镇的2亿多镇民人口,如果不包含这2亿多镇民,我国城镇化率仅为42%。另外,目前纳入统计的7.93亿城镇常住人口也包括了2.2亿户口在农村、但在城镇工作生活超过半年的人口,若不包括这2.2亿人口,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4%。我国目前城市发展方式粗放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配套等“大城市病”。而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关键在于提高2万多个小城镇的城市化水平,以及2.2亿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水平和市民化水平,说到底还是需要补上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需要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在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促进农业现代化。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以城市、工业为主导,要素单向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农业发展长期落后。目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生产率仍较低,2016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363.5公斤/亩,仅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0%。大量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户不利于开展科学化、现代化的田间管理,从而影响产能的进一步提高。

(二)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由于有效站台中心里程处的基坑位于正在修建的T2航站楼正对面,基坑开挖时斜拱桩基有的已经施工完成,有的还未施工,因此有必要研究斜拱不同加载时机对基坑开挖的影响。根据现场基坑施工的主要工况,取斜拱加载时基坑开挖深度Z分别为0 m(即基坑未开挖)、7 m、11.5 m、16 m和20.2 m,分析斜拱桩基在基坑不同开挖深度加载时对基坑围护桩的影响。图11和图12分别为基坑与斜拱桩基承台边缘净距为5 m时,不同开挖深度Z加载围护桩桩身最大水平位移分布图和围护桩最大水平位变化移曲线图。

先就劳动力要素来看,目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为27.7%,远高于发达国家的10%以下,而我国户均耕地仅为8.9亩,户均50亩以上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户占比仅为5%。引导农业人口有序流出,有利于涉农主体进行适度集约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据预测,2030年前后我国城镇化率将达70%,届时仍有约4.5亿农村人口,要提高农业生产率,意味着要将其中约2亿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在人口红利逐渐减退的今天,如何匹配好体量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要素,尤其需要城乡间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倾斜。

3.城乡生态文明的共建共赢。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也包含生态环境的共建共赢。城市的主要污染来自工业污染,这需要城市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产业,不断提高资源集约型产业、绿色节能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农村的污染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滥用、城市低端制造业转移、可循环产业不健全以及社会治理环境的无序化所致。

再次从土地要素来看,多年来大量农用地通过征用方式为各地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村土地要素对城市的开放是有限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同时鼓励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为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赋能农民提供了政策指引。

从远处看,几座大型苏联式三层筒子楼矗立在街角,与周围的高层住宅楼极不协调。走近了,临街布满岁月痕迹的沾满油渍的厨房窗户半敞着,睁着黑洞洞的大眼睛,注视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偶尔,几家厨房窗户飘出几丝袅娜的饭菜香味,这时候,人们才发觉,原来这里也有人烟。

(三)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整体来看,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但广大农村和县域还比较落后,发展差距依然巨大。

长期以来,工业化的导向、剪刀差的城乡二元结构支持了我国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但也造成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产业布局的失衡,优势资源集中到少数大城市,大量中小城镇的产业带动能力和资源集聚能力不足,城乡之间非但没有形成如发达国家的“绿色长廊”,反而形成了阻碍要素流动的“堰塞湖”。

对于大城市来讲,可在距离中心城市一定距离的农业区建立新城,并把城市人口和非核心产业迁移到新城,以改善城市过度蔓延所带来的弊端。而对于农村来说,可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引导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以及村民自治组织发展循环产业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加强社会治理和生态保护。

近几年在大城市集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交通拥挤、雾霾污染、住房紧缺、社会治安隐患等种种“大城市病”;与此同时,大量中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水平低下,劳动力净流出,生态环境恶化,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两种现象的并存表明,我国需要重新定位城乡格局,以实现城乡协调互促、融合发展。

4.城乡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我国的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各具特色,都历史悠久而又独具魅力。但单一的工业化使我国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非但没有保护好传统文化,反而存在国际化、洋化倾向,丧失了各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标签,在环境污染、治理失效、土地荒芜的同时,淳朴的乡村文明也逐渐被遗弃。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乡风文明”的指导思想,旨在通过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面复兴乡村文明。而城乡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吸纳国际化的元素,更不能丢失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是城镇化建设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的原有之义。

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及路径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体现的是新的发展理念,实现的是绿色、均衡、可持续的协调共赢。

(一)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

  

资料来源:2017年全国统计年鉴。

1.城乡之间产业的合理布局。传统观念认为,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中心-外围”的关系,农村被动地为城市输送低成本的劳动力、资金和城镇化建设用地,同时在产业布局上也处于城市的附属地位,城市主导工业、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农村主要发展农业,为城市提供食物来源和工业原料。而在城乡融合发展新理念下,城乡之间的产业布局将更为均衡。城市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工业制造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业附加值,扩大服务业比重,提高公共服务覆盖面和服务水平,从而使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实现就业。城乡之间应进行整体协同的产业布局和规划。例如,在中心城市布局金融、信息咨询、研发、品牌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在大中城市布局光电器材、高新材料、纳米技术、智能产业等现代中高端制造业,在外围城市可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优势条件,适当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动态调整城乡产业协同和产业升级。

2.城乡之间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其中“融合”包含要素、资源价格及市场流动的无差别化。目前“逆城市化”的萌芽已经在部分城市出现,下一步应考虑引导城市要素向小城镇、郊区、乡村转移,而在此过程中,其配套的城乡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世界其他各国也对3D打印技术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规划与目标,可见,3D打印技术的高速发展时期就在当下。

其次就资金要素来看,由于农村的生产效率、利润率都较城市、工业低,而资本的逐利天性致使资金流向仍体现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据统计,在一万平方公里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获取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仅为89.61个,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9.65个;另一方面农业保险机构数在县域以下地区呈收缩态势,险种和覆盖范围不能满足广大农业农村地区需要。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是农村居民的2.7倍。据统计,我国农户粮食收入仅占家庭收入的10%~20%,种粮收入逐渐边缘化,后果是小规模农户已不把粮食生产作为家庭收入的主业,农村地区老龄化、空心化现象以及土地撂荒、种地收入少的现象较为普遍,农业式微、农村凋敝问题较严重。

1.3.2 发病原因稻纹枯病是受真菌寄生引起。病菌的无性时期产生菌丝和菌核,有性繁殖体是担孢子。菌丝白色,老熟时浅褐色,主枝与分枝成锐角,分枝处溢缩,离分枝不远处有分隔,菌丝能在寄主体内生长,也能在寄主表面结成菌核。

参考GenBank中乙型脑炎病毒JaOArS982 (NC001437) C基因序列,设计C基因对pET42b载体的特异性引物,引物由武汉天一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合成。如表1 (下划线为加入酶切位点:Nde I/Xho I)。

(二)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路径

  

资料来源:2017年全国统计年鉴。

  

摄影:胡卫东

1.优化城乡格局,建设城市群。我国地域广阔,城乡发展水平在中东西部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农业占比较小,农业产业化基础较好;中部地区城市化加快推进,城乡融合速度加快;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初期,农村地区拥有较大的土地及劳动力资源利用空间。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城乡格局。东部地区可培育卫星城市,少数城市可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城市周边可形成都市观光体验、智慧创意为主导的都市农业带;中部地区可发展城市群,少数城市向区域中心和枢纽城市发展,城市周边形成宜居宜业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西部地区可优先发展重点城市,重点完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推进生态保护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通过这种发展策略,最终实现大、中、小城市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城乡统筹协调、良性互促,形成星罗棋布、分布合理的城乡发展格局。

2.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服务业。伴随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城乡产业格局也会逐渐升级和更替。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三新”产业会逐步替代传统“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产业,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迁移。及时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城市将会吸引更多高素质、综合型人才,进而推进城市化进程;而不能及时进行产业升级的城市,则有可能面临城市和经济发展速度双减缓、人才流失等瓶颈问题,从而制约其城市化进程。

服务业已成为城市化主要拉动力,且趋势越来越明显。如图4所示,2012年到2016年期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从29.5%下降到27.7%。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则持续增加,从2012年的35.1%增至2016年的41.8%,成为吸收农业人口的重要载体。服务业较发达的城市,往往能产生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效应,形成区域发展中心。可借鉴国外经验,在合理大城市产业布局、大力发展集聚劳动力服务业的同时,可引导大城市部分产业和办公人群向城市次中心、城郊、中小城镇转移,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乡村对要素的吸附能力,引流部分农业人口就地就业,缓解大城市人口承载压力。

凭借创业之初的一腔热情和常年积累的厂商关系及渠道优势,谭凤明的农资生意一起步便做得顺风顺水。“能共赢才有合作,作为中间人,公司最大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帮助厂家、零售商和农民实现共赢,让厂家的优质产品和服务通过高效的零售渠道及时输送给农民,使农民丰产丰收。”谭凤明表示,“通过化整为零,零售商的门店就是我们的仓库,70多个零售点织起的这张大网就是我们协同发展的基础。有事没事都要多跑市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因为帮助零售商消化库存,缓解资金压力,就是在帮助厂家,帮助我们自己。”2014年,世纪农资的肥料单品销量达到近5000吨,成为深受上下游合作伙伴和农民信赖的区域农资服务品牌商。

3.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四化”短板。和国外相比,我国的乡村振兴更为复杂和多元,具有区域、发展水平、历史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差异,适宜分类、分步实施。“乡村”在我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东部、南部地区、大中城市的郊区、城乡结合部,第二类是西部地区的郊区和东中南部地区的远郊,第三类是基本农田划定区、尚未开发的偏远地区和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这三类乡村的振兴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

血清CRP正常组中CA19-9水平正常者中位总生存期为17.50个月(10.00~30.25),显著长于CA19-9升高者的11.50个月(6.00~17.00);CEA水平正常者中位总生存期为22.00个月(13.00~35.00),显著长于CEA升高者的11.00个月(6.00~17.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50、0.030)。但血清CRP升高组患者的CA19-9、CEA水平正常与否不影响患者的生存期(图2)。

第一类乡村可成为中心城市的“长廊”和新区,这类乡村的振兴方向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如20世纪40年代的“大伦敦计划”在核心城市周围建设一条平均5英里宽的绿带,形成产业新城,既缓解了中心城市的过度膨胀,也为大量新兴产业和从业人口开辟了空间。针对第二类乡村,可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进中小城镇和县域经济建设。我国中小城镇和县域作为大城市的蓄水池和缓冲带,可充分发挥其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优势,适度承接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或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区位特色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小镇;一些中小城镇还可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和国家“西向战略”的特殊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的对外开放枢纽和前沿。第三类乡村,重点应是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改善村居整体面貌,促进城乡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均衡化,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让城市要素资源能够“进得来”“留得住”。第三类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更需要政府发挥规划、引导和扶持作用,尤其需要供销合作社、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等共同构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去解决规模化的问题。在一些资源优势地区,可通过田园综合体实现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联动发展,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将国家资金重点扶持中西部缺少资源地区的农村,同时进一步巩固环境治理、美丽乡村、乡风文化等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使城市与乡村真正共存共荣。

舟曲泥石流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是不可否认,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重要原因之一。舟曲县农民通过大规模开垦坡地来增加土地面积,40°以下的坡地已被开垦完毕,山体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树木被砍伐,水源涵养能力差,都加剧了泥石流灾害程度。

保障措施及建议

总体来看,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既包含硬件要求,也包含软件要求。硬件要求主要是指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均等化;软件要求包括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安排。只有两者相互配套,才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一)统筹规划

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涉及城市、产业、交通、民生等多个领域的协调统筹。我国近年来已经实施了城乡统筹试点,重点围绕土地制度来开展,并开始关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民生利益。应整体规划、统筹推进,创新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制度体系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住房政策等配套政策体系,协调各项制度、政策之间的冲突,保障农村、农民、农地利益。

(二)完善法律

法律是推进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世界多国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均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日本制定了《农业振兴法》《村落地区政治建设法》《土地规划利用法》等,旨在保护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农民的基本利益。我国在推进城乡融合进程的立法中,应注意重点保护弱势地区及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城乡居民待遇均等化。由于我国地区间差异较大,可先出台相关指导性文件,由各地根据自身区域特点制定实施细则。根据各地实施经验的汇总、对所立法律进行调整和完善后,最终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交通路网等基础设施对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城乡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在于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对此,一方面要加大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交通的承载能力,同时要使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与农村地区对接,充分发挥城市地区交通网络的辐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基金、担保、信贷补贴、PPP等方式,引导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加大对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设施设备投入,加强居民住房、水电、煤气、电话、宽带网络的建设力度,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四)完善配套保障体系

要着力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水平。户籍制度是目前限制城乡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因素,应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和市民待遇差异。可借鉴日本经验,实施较为宽松的户籍制度。日本的户籍制度包括户籍和居民居住地证明。居民居住地证明可实现“户随人走”,只需办理简单的手续便可实现人口及其居住身份的迁移和流动,消除了农民进城或城市居民返乡的顾虑。我国部分城市也进行了户籍制度的探索,可及时总结、适时推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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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嘉明.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国际比较[J].探索,2014(3):141-146.

按术前有无髌股关节退变症状,将患者分为两组,其功能评分结果见表1。末次随访时与术前相比,有膝前疼痛组和无膝前疼痛组的OKS评分均降低、AKSS膝关节评分均升高、AKSS膝关节功能评分均升高、WOMAC评分均降低、髌股关节评分PF总分升高,两组的各项评分术前与末次随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和末次随访时,有膝前疼痛组与无膝前疼痛组之间在OKS评分、AKS膝关节评分、AKS膝关节功能评分、WOMAC评分和髌股关节评分PF总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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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新,艾永梅
《农村金融研究》 2018年第04期
《农村金融研究》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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