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齐梁时期，是中国文论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经典著作。但一方面因年代久远，导致不少异文产生，同时又用骈文写成，词旨晦涩，因而存在不少令人费解之处。笔者在研读其《颂赞》篇的过程中，即发现当今学者对“雅而似赋”、“不辨旨趣”、“敬慎如铭”三处的解释不尽相同，众说纷纭。而这看似微小的三则词语释读，实则关系到刘勰对颂与赋、雅、铭文体之间异同的认识，颇值得进一步辨明。笔者不揣谫陋，拟在前人基础上，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雅而似赋

《广成颂》和《上林颂》是东汉经学大师马融(79-166)的两篇作品，前者见《后汉书·马融传》，后者今亡。二文虽名之曰颂，实则赋体。如《广成颂》铺采擒文，篇末寓讽，故刘勰说：“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1]327对这种模糊文体功能的写作方式提出批评。《文心雕龙》诸多版本中，此处本无异文，但由于《上林》久佚，加以个人理解的差异，致使后人对其文字产生种种疑问，首先需要理清和说明。

挚虞《文章流别论》是产生于《文心雕龙》之前的一部重要文论著作，也是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重点参考的对象。对于《广成》《上林》二颂，其云：“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2]2647很显然，刘勰上述的评论正从此申发而来，郭晋稀认为，“雅而似赋”中的雅“当是颂字之讹，正指《广成》《上林》，用《文章流别论》为说”[3]。笔者认为，“颂而似赋”虽可通，但问题在于：一是没有版本依据，二是“雅而似赋”自可解释，不必强加校改。其次，对于“弄文”，刘永济校曰：“疑‘美文’之伪。”[4]亦属臆断。杨明照云：“按本书屡用‘弄’字：《杂文》篇赞‘负文馀力，飞靡弄巧’，《谐隐》篇‘纤巧以弄思’，《养气》篇‘常弄闲于才锋，其用弄字，义与此同。《议对》篇“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正以弄文为言。”[5]116足以证明“弄文”不误。

“雅而似赋”文词明白浅易，但蕴藉丰富，后世解释也颇有出入。该句中，首先需注意的是“雅”字。“雅”本为鸟名，后引申为雅正之意。《毛诗序》解释说：“雅者，正也。”又云：“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则“雅”又为讽谏之意。那么此处的“雅”字究竟作何解释呢？笔者翻阅诸多著作，发现以往学者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种，一作典雅、雅正解，一作讽谏解。作典雅、雅正解如：

赵仲邑：“语句典雅，可是像赋。”[6]

《文赋》云：“颂优游以彬蔚。”李善未作解释，吕向补充说：“颂以歌颂功德，故须优游纵逸而华盛也。彬蔚，华盛貌。”[21]又张少康《文赋集释》引徐复观语：“《诗·大雅·卷阿》：‘优游尔休矣。’朱熹《集传》：‘闲暇之意。’”并补充说：“此处，乃从容自然，歌功颂德而不着痕迹。”由此可知，优游乃从容和缓之义[22]。所以优游应当是从容和缓之意。“敬慎”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共有三处，分别是《大雅·民劳》：“敬慎威仪，以近有德。”以及《大雅·抑》及《鲁颂·泮水》中的句子：“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又张衡《东京赋》曰：“敬慎威仪，示民不偷”，李善注：“敬，宜也。”[23]“敬慎威仪”指仪容庄重而严肃。刘勰用来指称颂与铭的风格特点，即认为它们严肃而慎重，不流于浮华。这么看来，敬慎与优游的词义并不相同，二者强调的是颂体风格的不同方面，不能完全划等号。

（3）要加大对青年企业员工的教育培养，青年职工是供电企业的活动主体，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指导，畅通青年职工的上升渠道，不断完善激励制度，保障青年职工的福利待遇，能够有效激发其创造思维和创造能力，避免青年人才的流失。

张灯：“文字雅丽，酷似辞赋。”[9]

张长青：“词句典雅，但是像赋。”[10]

如果整体样本充分性度量值(Measure of Sample Adequacy, MSA)>0.70，Bartlett’s的P值≤0.01时，说明该条目可以用于后续的因子分析。通过正交旋转修改最初的问卷条目的分类结构进行EFA，并将其用于SEM中的测量模型。

这种观点还可细分为二种，一为文辞典雅，如赵仲邑、张灯、张长青。一为文意雅正，如向长清、林杉①。二者区别不大，故而视为一类。

吴林伯：“有诗雅之意，而辞却似赋。”[13]

作讽谏解如：

林杉：“虽然典雅，却写得象是赋。”[8]

陆侃如、牟世金：“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11]174并注：雅是风雅颂的雅，这里指有雅的用意、内容。

短短的两天中，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那么久。我和伙伴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一起做游戏，互相帮助。由于我年纪小，此次军训时间也不是很久，父母没有给我零用钱。当我在小卖部对着棒棒糖口水直流的时候，新认识的一个大姐姐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大方地递给我五元钱。我买了五根棒棒糖，自己留一根，另外四根与伙伴们分享。军训的第二天，经过了一天愉快的游戏活动——骑马、攀岩、滑翔、射箭等，我水杯里的水早已喝光了，当我口渴的时候，是我们班的“小暖男”史核钧大方地请我喝可乐。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棒棒糖，喝过的最甜的可乐了，那味道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这是友情的甜，我收获了甜甜的友谊。

周振甫：“雅：正，指讽谏。”[12]86

据黎永兰的生前好友透露，黎永兰和林雪川2012年认识之后，林雪川提出交往，但黎一直以阅历、层次相差太大等为由拒绝。直到2013年，林雪川以“无耻的非法手段”逼迫黎永兰和他确认了恋爱关系。

褚世昌：“‘雅’指的是《广成颂》写作的动机是规讽统治者轻视武备。”[14]

“雅”作为《诗经》中的一种，无论是大雅还是小雅，均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用以抒情言志的作品，具有讽谏的作用，故而上述学者将这里的“雅”理解为讽谏。上述两种解释孰对孰错，笔者认为，不仅要分析其词义，还需联系前后文及《广成》《上林》颂的写作背景，方能判断。考察“雅而似赋”的内在逻辑，可理解为“雅，而似赋”，也可作“雅，但似赋”。前者表修饰关系，后者为转折关系。不管这里的雅指文辞典雅还是文意典雅，均与后文“何弄文而失质乎”的批评矛盾。刘勰对颂这种文体界定说：“敷写似赋，而不入华奢之区。”[5]117认为颂虽可铺排，但不能奢华无节制。而上文的“弄文”也即等同于这里的“入华奢之区”，意在指责《广成》《上林》卖弄文辞。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是典雅呢？显然这种观点无法成立。

如果将“雅”理解为讽谏，则“而”字必为修饰关系，方符合原意。《诠赋》篇云：“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无贵风轨，莫益劝戒。”[5]97刘勰对一味注重文辞而忽视讽谏功用的赋作提出批评，正与此相同。这么看来，把“雅而似赋”中的“雅”理解为讽谏，与文意也不矛盾。

由此可见，这里的“雅”当为讽谏之意。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还可以从《广成》《上林》颂的创作背景来进一步论证。《后汉书·马融传》载：

刘勰在总结颂的文体特征时说，颂“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5]334。关于这句话中的“敬慎”一词，大多学者都理解为恭敬慎重或庄重严肃之意，如陆侃如、牟世金译作：“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11]175周振甫解释为：“庄重谨慎象铭文，但不同于规劝警戒的含意。”[12]86-87此外仍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解释“颂惟典雅”至“汪洋以树义”时所云：

当时俗儒普遍认为应该大兴文德，废弃武功，因此朝廷“寝蒐狩之礼，息战陈之法”，但这样也导致了一系列治安问题，奸猾纵横，民生不安。对于这种情况，马融颇为愤慨，上颂以讽，指谪国政，主张恢复蒐狩之礼。《上林颂》原文虽已佚，但《艺文类聚》引《典论》曰：“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16]1730-1731当时灾害连连，民不聊生，而桓帝却游猎上林，马融对此不满，上《上林颂》讽谏。两次上颂目的，均在指责当权者的过失，与《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而变风变雅作矣”的精神一致。所以把“雅”字理解为讽谏，无论从文意看，还是从写作背景和意图考察，都是合情合理的。

刘勰在《颂赞》篇中强调：“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5]315指出“雅”具有讽谏的功用，恰好与此处的“雅而似赋”遥相呼应。同时，“雅而似赋”的后面一句是“何弄文而失质乎”。“质”当为颂的本质，也即决定其是颂体而非赋体的最根本条件，显然这里的“质”即指颂体有颂无讽的特点。那么“雅而似赋”中的“雅”字，只有解释为讽谏，才会与“失质”相互照应，若为雅正，上下文的意思便会扞格不通。

二 不辨旨趣

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2]2647。

刘勰在《颂赞》篇中批评挚虞说：“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辨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5]331后世研究《文心雕龙》之人众多，但“不辨旨趣”的含义一直未见合理解释，而这事关刘勰对颂体的态度，也即颂之体式的基本要求，故需详加辨明。为便于论述，我们首先列出《文章流别论》的相关原文：

在解释文意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厘清一个版本问题。“不辨旨趣”，唐写本作“辨”，黄叔琳注本作“变”。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等人径以“变”字解释，均认为挚虞所持观点为颂中羴入风雅而旨趣不会改变，刘勰因此对其批评。细读挚虞原文，这种观点实属误读。在挚虞看来，《赵充国颂》和《显宗颂》本为颂作，却羴入了风雅的内容，无论是措辞还是行文语气，都流露出不满的态度。此处若为“变”字，不仅忽略了“不辨旨趣”的异文现象，同时也违背了挚虞的原意。

其实，这个问题前人早已有所关注，范文澜注：“孙云唐写本‘变’作‘辨’。”[17]詹锳引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若作‘变’，则系转为扬、傅二家之颂有所辩护，无论于语气辞义，俱嫌脱节，故以改从唐写本为胜。”并云：“唐写本‘变’作‘辨’，按作‘辨’字是。”[1]333杨明照亦云：“按‘辨’字义长。盖谓挚虞‘杂以风雅’之评语过于笼统也。”[5]116此处当作“辨”字无疑。至于“不辨旨趣”的含义，詹锳引《文心雕龙斟诠》：“彦和此节论挚虞《文章流别论》之品藻，虽颇为精核，但……以其语过于空洞，并未说明颂与风雅之旨趣究竟有何不同，使读者难以了解其指归所在，故于‘至云杂以风雅’句后，即紧接此断案曰‘而不辨旨趣’，则其所谓不辨云者，自指挚虞之评语但言其然而未申述其所以然而言。”[1]332-333即认为刘勰批评挚虞是因为其没有区别清楚颂与风雅旨趣的不同。这种解释从字面似乎说得过去，但要联系上下文，则明显存在逻辑不通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原文和相关文献的研读，发现另一种解读方法要更为合理。

根据上文所引《文章流别论》的文字可以看出，挚虞对扬雄《赵充国颂》和傅毅《显宗颂》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它们并非纯正颂体的写法，而是掺杂了风和雅的内容。《显宗颂》今已不存，但《赵充国颂》尚在，收录于《昭明文选》卷四十七。根据李善注，文中多处化用《诗·雅》，如“汉命虎臣”，《大雅·常武》：“进厥虎臣，阚如虓虎。”“整我六诗，是讨是震”，《大雅·常武》：“整我六师。”《大雅·常武》：“徐方震惊。”甚至文中还直接说：“诗人歌功，乃列于雅。”所以这种羴雅入颂的写法是极为明显的，挚虞因此表示不满。但刘勰对《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态度却恰好相反，他说：“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认为《赵充国颂》和《显宗颂》虽然“浅深不同，详略各异”，但在“褒德显容”方面，与《诗经》中的颂篇并没什么区别，仍是正确的作颂之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刘勰对二颂看法与挚虞的不同，也就是他对挚虞进行批评的原因所在。

同时还需注意到，刘勰批评挚虞时用到了“黄白伪说”的比喻。《吕氏春秋·别类》篇：“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牣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牣也，又柔则锩，坚则折，剑折且锩，焉得为利剑！”[18]前人讨论“不辨旨趣”时，很少联系到这个比喻，但其对于理解文意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白锡和黄铜各有短长，辩难者得出“剑折且锩”的结论，是基于白锡易折，黄铜不够坚硬，把两种金属熔铸在一起，那么各自的缺陷就会掩盖对方的优点，所得之剑只会既容易折断，又不够坚硬。而刘勰认为，颂主告神，风雅用于人事，把本不属于告神之用的风雅羴入颂作，自然会破坏颂之体式。我们看到，二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即均以掺入缺陷来消除自身优点，因此刘勰将它们加以类比。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文中的“杂以风雅，而不辨旨趣”是指挚虞只注意到《赵充国颂》、《显宗颂》中的风雅之意，但是没有对二颂的旨趣进行辨析，即认为二颂虽含有风雅的内容，但“褒德显容”的功用并未发生改变。所以这里的“旨趣”，其实指《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精神主旨，显然不是颂与风雅之间的关系。

三 敬慎如铭

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搜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纵横，乘此先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15]。

王忠铭（1966-），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微藻生物活性物质提取和微藻能源化利用技术研究。

陆士衡《文赋》云：颂优游以彬蔚。李善注云。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上，故优游彬蔚。案彦和此文敷写似赋二句，即彬蔚之说；敬慎如铭二句，即优游之说[19]。

黄先生认为刘勰的观点源于《文赋》，故径直将二者等同起来。此外，与上述两种对刘勰观点进行阐发的解释不同，刘师培则对刘勰的说法径直提出异议，他认为：

三代之铭，分为二体：一主儆戒，略近于箴；一主颂美，与颂为伍。皆铭刻于器。前者如汤之《盘铭》及《大戴礼·武王践祚》篇之铭十七章；后者如孔俚《鼎铭》是也。彦和此所谓铭，专指近于箴之一体而言，故谓颂应“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不知铭中尚有颂美之一体。此句若易“铭”为“箴”，则义无不安；以箴铭之作俱宜简敛，而箴则惟有规戒之义，无颂美之义也[20]。

在刘师培看来，刘勰上述论断中，如果将铭换为箴似乎更加合适，因为铭兼有规诫和颂美之意，而箴只有规诫的意思。

3) 在消毒过程中，切刀高速旋转将滴入的消毒液击打成雾状，壳体内腔充满雾状消毒液，从而使壳体内壁及切刀完全粘附消毒液，起到全面消毒的作用。

（2）财政部门跟踪评价。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财政部门根据预算单位报送的绩效运行跟踪情况进行审核和汇总，并选取一定数量的财政支出（包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进行重点跟踪监控，开展绩效再评价，形成“全面覆盖、重点再评”的绩效评价新机制。对财政支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督促部门和单位落实支出责任。

上述三种观点各不相同，究竟哪一种更加合理。笔者反复研读《颂赞》篇原文，并综合考虑颂、铭的文体特征，认为黄侃的观点过于牵强。刘师培的观点有误，刘勰称颂与铭一样严肃谨慎，正是看到了这两种文体的共同点，并无不妥之处。陆侃如、牟世金与周振甫的观点虽符合刘勰原意，但对于“敬慎”的深层含义并无阐发，所以还需进一步分析。

向长清：“文雅而似赋。”[7]

刘师培说：“彦和此所谓铭，专指近于箴之一体而言”，“若易铭为箴，则义无不安”。原因是“箴则惟有规戒之义，无颂美之义也”。言下之意即认为“敬慎”乃箴及“近于箴之一体”的铭所拥有，而表颂美之义的铭则没有这个特点，所以才会认为若将刘勰原文变为“敬慎如箴，而异乎规诫之域”更为合适。这种观点存在一个假想的前提条件，即首先判定刘勰“不知铭中尚有颂美之一体”，但事实并非如此。《铭箴》篇中，刘勰两次对铭的颂美作用强调，他首先引用臧武仲论铭之语：“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并举出具体作品加以补充：“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5]139后又在下文称“铭兼褒赞”[5]140，可见，刘勰对铭之颂美功用认识得很清楚。既然如此，自然不能认为“敬慎如铭”是因为刘勰不知铭的颂美功用而有此说。

刘勰认为，颂、铭的相同之处是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恭敬谨慎态度，同时又排除了以规劝为宗旨的铭。因为从文体特性上看，箴和“近于箴之一体”的铭与颂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前者主规诫，后者为颂扬。而记功颂德之铭与颂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甚至很多情况下二者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正因如此，刘勰才会认为颂与这类的铭较为相似，都为恭敬严肃之作。同时为了表达确切，又加以补充，将用于规诫之铭排除在外。因此我们看到，倘若依照刘师培的观点将铭换为箴，反倒违背了刘勰的初衷。

刘勰在将颂与铭作对比时，正是基于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而构成颂、铭“敬慎”特点的原因和表现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与颂、铭的用途有关。颂和铭虽是不同的文体，但均源于古代的礼仪制度，在使用场合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概括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俱为告神之辞；二是均有明确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以下我们便从这两个方面对颂、铭的“敬慎”特点进行分析。

颂、铭用于告神、祭祀时，是指与神灵和先祖的对话，文辞须典雅凝重，不能有浮华和不恭之处，也就是需要庄重而谨慎。关于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16]1018刘勰也认为：“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5]108颂乃用于宗庙之正歌，与描写人事的作品不同，所以必须“敬慎”。正如赵湘在《宋颂序》中所说：“臣湘谨清净心意，盥沐舌发，稽首穹昊，拜手皎日，撰为《宋颂》，以告于神明。”[24]撰写之前有如此多的仪式，虽然只是恭谦之词，但也显示了作者对之的确极为重视。同样，铭最初刻于鼎等器物之上，史岑《出师颂》“功铭鼎铉”李善注：“铭者，论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勋劳，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23]661说明铭也与颂一样用于祭祀。此外，铭还可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礼记·祭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25]表明铭的作用之大及地位之高。将功德刻于鼎上，其目的是传之久远，供后人瞻仰，所以行文须严肃谨慎。

古董车队从海防发车经越南广宁下龙湾、越南首都河内，经越南老街进入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再经蒙自市到达终点站昆明市，行程达1000公里。

颂、铭均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政治需求，二者另一个共同点是用于纪功，一方面以德服人，便于管理天下，同时也以刻石方式进行传播，留待后人称颂。这两个方面的意义都是极为重大的，前者是为了现实需要，后者则有着显著的历史意义，都需要谨慎对待。颂、铭有着明确的使用对象和场合，倘若没有注意到这些，那便是失礼的表现，《诗经·鲁颂》便是极为典型的例子。秦汉之前，只有天子才可用颂，鲁国国君僖公身为一介诸侯，但《诗经》中却存留四篇歌颂僖公的颂作。尽管后代不少学者为之辩解，但仍遭到很多人的指责而被斥之为“变颂”，如宋代的严粲就说：“《鲁颂》，颂之变也。……雅、颂，天子之诗也，颂非所施于鲁，况颂其郊乎？”[26]《鲁颂》不被后人认可的重要原因就是颂专用于天子，而僖公只是诸侯而已，以诸侯的身份配颂，就是不合礼法。区分如此严格，说明了颂在创作时的谨慎严肃。宋张俞《答吴职方书》记载，自己曾为人作《讲堂颂》，但对方“谓俞所作《讲堂颂》为叙己之徳，于书衘立石，礼未便安，俾别为记闻之”，认为以颂体记之不合乎礼仪[27]。尽管张俞在信中举出前代很多的例子进行辩驳，但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颂体尽管在后世的适用对象虽不再限于天子，但仍未能普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森严的社会等级。

晚明官箴书不仅在数量发生了骤增，而就单部官箴书的规模来说，相比于宋元及明代中前期，总体上也有所增大，出现了祁承爜《牧津》44卷、鲁论《仕学全书》35卷、陈龙正《政书》20卷、苏茂相《大明律例临民宝镜》16卷、吕坤《实政录》10卷[注]④《实政录》有三种版本：7卷本、9卷本、10卷本。、佘自强《治谱》10卷、曹璜《治术纲目》10卷等大部头官箴书，以及达50卷规模的丛书《官常政要》。

MMP-9又称明胶酶B，作用底物主要是Ⅳ、Ⅴ、Ⅶ、Ⅹ、Ⅺ型胶原以及明胶、纤维粘连蛋白、弹性蛋白等。研究发现，老年小鼠左心室中MMP-9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均明显升高[27-28]；而敲除MMP-9可通过减少TGF-β诱导的骨膜蛋白和结缔组织生长因子的表达，减少胶原沉积，进而减轻老年小鼠的心脏纤维化，改善心脏舒张功能[28]。还有研究发现，TIMP-1在正常心脏组织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表达增加，同时伴随着MMP-1或TGF-β表达的增加，心脏胶原比例失调，心脏纤维化发生，提示TIMPs和MMPs的平衡失调参与了年龄相关性心脏纤维化[29-30]。

与颂一样，铭文在这一方面也有着相同之处。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上文所引臧武仲论铭，身份不同，铭刻的内容也不一样，说明了古人对铭文创作的认真及要求之严。成书于梁代的《文选》收录有陆倕《石阙铭》一文，程章灿师认为，“此篇得以编入《文选》，固然与陆氏曾为‘昭明十学士’之一或有关系，而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这篇文章对梁朝政权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从梁武帝即为起，“萧衍及其萧梁政权就面临着正统性的质疑，承受着由此造成的心理焦虑”，急需向社会宣示自己的合法性。所以萧衍对《石阙铭》极为重视，并亲自动手润饰，“对于梁武帝来说，撰写《石阙铭》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其次才是一次文学创作”[28]。这样一篇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铭文，无论是作者陆倕还是萧衍无疑都需要十分严肃认真地对待，充分体现了铭文严肃谨慎的特点。

注释：

①向长清和林杉并未明确说明是文意还是文辞。倘为文辞，则与赵、张、张无别。这里权且认为他们的解释为文意雅正。

金属平衡管理是衡量冶炼企业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通过计算金属回收率，反映金属元素的回收利用状况和损失方向[2]。

[参考文献]

[1] 詹 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 李 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6.

[3] 郭晋稀.文心雕龙[M].济南：齐鲁书社，2004:77.

[4]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

[5]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81.

[7] 向长清.文心雕龙浅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111.

[8] 林 杉.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120.

[9] 张 灯.文心雕龙新注新译[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76.

[10] 张长青.文心雕龙新释[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132.

[11]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12]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24.

[14] 褚世昌.文心雕龙句解[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82.

[15] 范 晔.后汉书[M].李 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1954.

[16]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58.

[18]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662.

[19] 黄 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3-74.

[20]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25.

[21] 萧 统.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55.

[22] 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7.

[23] 萧 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4] 赵 湘.南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6:7.

[25] 孔颖达,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06-1607.

[26] 严 粲.诗缉[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476.

[27] 程遇孙.成都文类[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20-523.

[28] 程章灿.象阙与萧梁政权始建期的正统焦虑——读陆倕《石阙铭》[J].文史,2013(2):11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