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自汉代以降，文庙释奠的礼乐著述未曾间断，历代皆有记载。从《史记》的“故所居堂”描述以来，①“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上引文为笔者据点校本再自行断句。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 ，卷47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45．历代正史多有条记与文庙、释奠等相关的史料，包括帝王祀孔、诸侯或遣官致祭，此部分亦是主要的记载。其次，则为释奠的乐章歌词内容，另外则是以庙、学为描述的书写。② 兹举各正史相关的记载，简列如下：“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参见[汉]．班固．汉书，卷1下高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76．“上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参见[刘宋]．范晔．后汉书，卷15礼仪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3：3108．“魏齐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参见[梁]．沈约．宋书，卷17礼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485．“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参见[梁]．萧子显．南齐书，卷9礼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2：144．“二月丁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2太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38．“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参见[唐]．魏征、令狐德棻． 隋书，卷9礼仪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1．“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5礼乐志五[M]．台北：鼎文书局，1976：373．“定释奠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130乐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36．“其诸州释奠并遵唐仪。”参见[元]．脱脱等．金史，卷35礼志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5：816-817． “京师宜首建宣圣庙，定用释奠雅乐。”参见[明]．宋濂等．元史，卷160阎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3773．“颁《大成乐》于天下。”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50礼志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0．“颁太学《中和韶乐》。”参见[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84礼志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44．文庙释奠用乐，目前所知最早的时间，大约始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③“（章）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子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参见[刘宋]．范晔．后汉书，卷109上儒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562．南北朝时期，对于释奠乐是讳莫不明的，南齐武帝时王俭（452～489）曾对此提出意见。隋代首创释奠乐歌诗一首，记载于《隋书》当中。④“经国立训，学重教先。三坟肇册，五典留篇。开凿理着，陶铸功宣。东胶西序，春诵夏弦。芳尘载仰，祀典无骞。”[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15音乐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66．唐代于高宗显庆三年（658）国子博士范頵（生卒年不详）等人曾撰释奠乐歌诗两首，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9乐二 [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54．此歌词记载于《旧唐书》当中。②“《迎神》通吴表圣，问老探贞。三千弟子，五百贤人。亿龄规法，万载祠禋。洁诚以祭，奏乐迎神。《送神》醴溢牺象，羞陈俎豆。鲁壁类闻，泗川如觏。里校覃福，胄筵承佑。雅乐清音，送神其奏。”[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30音乐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24．然此前隋代至唐初，关于释奠乐的仪节概况也是不甚清晰。今日流传对于释奠用乐较详悉的唐代典籍，大抵要以萧嵩的《大唐开元礼》为主了。③《大唐开元礼》中的卷53《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卷54《国子释奠于孔宣父》明确使用了轩悬之乐，并用文字描述乐器的陈列情形，其余在卷69尚有《诸州释奠于孔宣父》、卷72《诸县释奠于孔宣父》等。

自元代开始逐渐出现书写释奠礼乐相关的专门著作，例如不著撰人的《庙学典礼》④《庙学典礼》内容所载为于元太宗窝阔台九年丁酉（1237）至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虽不着撰者，但确为元人所书，对于了解元代庙学的制度、规划梗概等，颇具参考价值，宋濂等撰的《元史》多据元末史料书写，此书内容非但可以与《元史》参看，甚至可补其不足，应值得关注。。明代时，此专门著作大量增加，例如陈镐的《阙里志》、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黄佐的《南雍志》、吕元善的《圣门志》、瞿九思的《孔庙礼乐考》、武位中的《文庙乐书》、蔡复赏的《孔圣全书》、刘天和的《仲志》、吕兆祥的《陋巷志》与《宗圣志》等著作；清代的释奠礼乐专著又胜于明代，例如孔尚任的《圣门乐志》、金之植与宋的《文庙礼乐考》、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孔贞瑄的《大成乐律全书》、蓝钟瑞的《文庙丁祭谱》、李周望的《国学礼乐录》、邱之稑的《丁祭礼乐备考》、吴祖昌的《文庙上丁礼乐备考》、阎兴邦的《文庙礼乐志》、庞钟璐的《文庙祀典考》、张行言的《圣门礼乐统》、宋际与宋庆长的《阙里广志》、郑晓如的《阙里述闻》、黄本骥的《圣域述闻》、沈德淐的《圣门志考略》、曾国荃的《宗圣志》等。由上可见，明清两代对于文庙释奠的研究与考订，灿然大备。宋金元时期对于释奠乐较详悉的描述仍少，明清时期对于释奠礼乐的著述成果，则非常丰硕，大抵是今日释奠礼乐参照的目标。

历代典籍对于释奠乐的描述多使用文字阐述，然对于实际的乐队情形仍不够明确，上开释奠礼乐的专门典籍，仅少数典籍有绘制奏乐图，这些奏乐图可使我们更清楚地认知乐队的摆设情形及乐器的相关位置，从而认识释奠乐在整个释奠场域中的情况。本文主要希望透过对这些典籍的查考，从释奠奏乐图中，探悉释奠用乐在历史长河中的流变情形。

一、北齐至宋代释奠的“轩悬”之乐

东汉章帝曾于元和二年（85）东巡狩回程途中至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1]，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对孔子祭祀所使用的乐舞，《六代之乐》并非释奠专用的乐舞。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有明确记载释奠乐使用的规模，“列轩悬乐，六佾舞”[2]，虽然仍未有专用的释奠乐，但所使用的乐器排列与规模，以及佾舞的队形已开始对后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从唐代即可看出。隋代释奠的规模未见设乐悬，“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3]358唐代从皇太子释奠所记载的规模，已可以很清楚看到“轩悬”的规模，“乐县之制，……轩县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释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4]孔子封号为“文宣王”是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⑤“八月，……制追赠孔宣父为文宣王。”参见[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9玄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1．此之前称孔子为“宣父”。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诏尊孔子为“宣父”，[5]今本《大唐开元礼》为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九月，由中书令萧嵩（668～749）等所撰，⑥“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参见[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8．书中对于释奠乐的规模已使用“轩悬”之乐了。《大唐开元礼》著录的唐代释奠乐规制在中央有皇太子释奠与国子释奠，在地方又有诸州释奠与诸县释奠之别，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时使用“轩悬”之乐，其规制如下：

前享二日，太乐令设轩悬之乐于庙庭东方，西方磬簴起北，钟簴次之；北方磬簴起西，钟簴次之，设三镈钟于编悬之闲，各依辰位，树路鼓于北悬之间，道之左右，植建鼓于三隅，置柷敔于悬内〔柷在左，敔在右〕，设歌钟歌磬于庙堂之上，前楹闲北向，磬簴在西，钟簴在东，其匏竹者立于堂下阶闲，重行东向，相对为首〔凡悬皆展而编之〕，诸工人各位于悬后。[6]

国子释奠于孔宣父时其“轩悬”乐大致与皇太子相同，唯一相异者在于“其匏竹者立于堂下阶闲，重行北向，相对为首。”[7]关于“重行北向，相对为首”与“重行东向，相对为首”，《大唐开元礼》所记载的乐悬陈设大多是“宫悬”之乐，凡是“宫悬”之乐的陈设皆是“重行北向，相对为首。”笔者再翻检“轩悬”之乐的陈设，如《仲春仲秋释奠于齐太公》《诸太子庙时享》等亦皆“重行北向，相对为首”，[8-9]唯独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时，其“轩悬”乐是“重行东向，相对为首。”此似乎与唐礼有出入，可能应皆“北向”为是。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其他任何集聚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相同，都是要反映集聚经济的效益.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1980)和规模经济理论(保罗·克鲁格曼，1981)将集聚经济的效益归结为知识外溢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知识外溢和规模经济主要体现为经济效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反映园区发展的经济效益，还要能反映园区的社会效益.

[14][元]脱脱撰．宋史，卷129乐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7：3014．

地方上兴建孔子庙约从唐代开始。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11]373，州、县学每年亦举行释奠，《大唐开元礼》分别记载诸州释奠于孔宣父与诸县释奠于孔宣父之礼，其中并无关于释奠乐陈设的书写，主要是因为州、县学释奠不使用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将孔子封为“文宣王”时，“于是二京之祭，牲太牢、乐宫县、舞六佾矣。州县之牲以少牢而无乐。”[11]376当时在长安与洛阳均有释奠并且用乐，此时释奠乐较大的变化，在于从先前的“轩悬”之乐提升为“宫悬”之乐，佾舞数仍维持在六佾。这里关于“宫悬”配六佾，[12]笔者认为此处或许可能有两个问题，一是《新唐书‧礼乐志五》有误，所记的“舞六佾”应是“舞八佾”之误写，金代孔元措在《孔氏祖庭广记》中书写此事时，也提出当时佾舞数为“舞八佾”；二是“乐宫县、舞六佾”是属特殊之制，孔子虽被封为“文宣王”，似乎有天子之位格但又不及。因此，在乐与舞上作一特殊安排，然此与礼制是不和的。《大唐开元礼》在开元二十年（732）成书，因此释奠乐的陈设并无“宫悬”的书写是合于史实的。

从《大唐开元礼》所书写的释奠用乐来看，此处并无奏乐图的绘制。因此，对于释奠奏乐的情形，需从文字当中去拼出当时奏乐的乐器摆设情形。事实上，从《大唐开元礼》所记载各种祭祀的礼乐陈设来检视，其乐悬相同者，则内文所记载的乐器陈设情形大抵相同，其中又以“宫悬”之乐为最主要了。宋代陈旸（1064～1128）于《乐书》中曾谈到唐代释奠用乐曾使用“宫架”之乐，并认为是有所不妥的。“唐开元中，释奠文宣王，始用宫架之乐，然孔子人臣也，用轩架足以，为礼，用宫架则过矣。”[13]4，陈旸仍然认为，使用“轩架”之乐是较为合适。唐玄宗开元的年号仅使用了29年，使用宫悬之乐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属于开元末，然陈旸又云于“开元中”使用“宫架”之乐，此在时间序上似又不符史实，但至少都表示唐代曾用宫悬之乐释奠之事。

宋代陈旸《乐书》所绘制的释奠乐《轩架图》（图1），倒是可进一步让我们理解唐代释奠使用的“轩悬”之乐的约略情形，也是属于释奠奏乐较早的乐队编制图样：

本研究中的所有手术均由一名高年资医生主刀完成。采用全身麻醉，麻醉成功后先取一侧侧卧位，标记出股骨、挛缩带的位置及两个入路的位置（见图1）。

菊糖的糖苷键是不能被人体肠道酶消化的，食用菊糖不会影响血糖水平和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对于Ⅱ型糖尿病、肥胖和其他血糖疾病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食品[20]。此外，菊糖被认为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通过增加排便次数和粪便量影响肠功能，提高结肠部位对矿物成分（如钙、镁）的吸收，以及促进VB的合成[22-24]，最近有研究发现，菊糖对直肠癌、结肠癌和乳腺癌有预防和抑制作用[25-26]。

  

图1. 宋代陈旸《乐书》释奠乐《轩架图》[13]2

《圣门乐志》另外还有一张《乐县舞佾图》（图18），此释奠奏乐图与《奏乐位次之图》有较大的差异，首先在人数上，前图有51人，后图有34人，《乐县舞佾图》增加了相、鼗两种乐器，麾、柷、敔、搏拊、相、鼗、笙与歌工等，皆采取东西向，其余乐器为北向。相似的奏乐图在清代尚有道光年间蓝钟瑞《文庙丁祭谱》的《乐舞佾县图》（图19），两者主要差别在于《文庙丁祭谱》无相、鼗两乐器。同治年间，庞钟璐《文庙祀典考》的《文庙乐县舞佾图》（图20），此图相近于《文庙丁祭谱》，唯《文庙祀典考》只用一个麾，另外特别的是，将琴的位置与佾舞第一列齐头，其余乐器依序对齐舞队。这种乐悬佾舞的释奠乐形态，今日释奠乐舞似乎多未见，从乐舞美感来看，所有队形皆采对称形式，这样的乐悬形式，仍然未脱“登歌”的形式。

圣朝春秋上丁，释奠于东序，上戊释奠于西序，并设登歌之乐，不用轩架而用判架，抑又不施之堂下而施之堂上，于其庭又不设舞马，是有歌奏而无舞，非古人习舞合乐之意，厘而正之，以广礼乐之教于天下，实圣朝急务也。[13]4

陈旸《乐书》成书于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此处所论的宋代释奠情形，约略在北宋晚期，显见此时的释奠用乐似乎不太稳定，因此，陈旸认为不合古法，应予以匡正。陈旸《乐书》的《轩架图》尚可于《宋史》的描述中验证：

四方各设编钟三、编磬三。东方，编钟起北，编磬间之，东向。西方，编磬起北，编钟间之，西向。南方，编磬起西，编钟间之；北方，编钟起西，编磬间之：俱北向。设十二镈钟、特磬于编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镈钟三、特磬三。东方，镈钟起北，特磬间之，东向。西方，特磬起北，镈钟间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镈钟间之；北方，镈钟起西，特磬间之：皆北向。[14]3014

这里《宋史》所描述的乐悬为“宫架”之乐的编制，将文中的南方部分拿掉，即属于“轩架”的编制。此处所述，大致上皆与《乐书》的《轩架图》相同。

《乐书》的《轩架图》中间标示有许多乐器排列，包含有埙、缶、篪、篴、箫、竽、笙、籥、管等九种乐器，此即是“堂下乐”的奏乐图示，各乐器的数量皆为十，如果是“宫架”的编制，则各乐器数量为十二。从乐器“八音”分类来看，“堂下乐”主要以金、石、竹、匏、土、木、革七类为主，“堂上乐”主要以丝、革两类为主，《乐书》另有绘制《堂上乐图》（图2）与《堂下乐图》（图3）。

  

图2. 宋代陈旸《乐书》的《堂上乐图》[15]

  

图3. 宋代陈旸《乐书》的《堂下乐图》[15]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堂上乐图》《堂下乐图》与《轩县之图》，并不代表元代释奠乐仍使用“轩架”的乐队形式，元代虽然仍有释奠的举行，但未见有使用“轩架”的释奠乐队形式。目前所知，释奠奏乐的“轩架”编制，仅及于唐宋时期，元代则开始改变了释奠奏乐的编制。

陈旸《乐书》的《堂上乐图》与《堂下乐图》所呈现的是“宫架”的编制，并不是释奠所使用的乐队图，然细数《堂上乐图》的歌生与琴瑟数量皆为十一，事实上这与“宫架”的编制不合，其数量应该皆为十二，《乐书》的《堂上乐图》恐有误，其《堂下乐图》的乐器编制数量皆为十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绘制有《堂上乐图》（图4）与《堂下乐图》（图5），此乐图的编制属于“宫架”，其《堂上乐图》的歌生与琴瑟数量皆为十二，此可用以参照《乐书》的《堂上乐图》之误，《文献通考》的《堂下乐图》大抵仍与《乐书》的《堂下乐图》相同。

二、从“轩架”到“登歌”释奠乐形制的转变

释奠奏乐形制的转变，主要是探讨从“轩架”到“登歌”乐队形制的历程。文庙释奠乐只用“登歌”的使用，目前所知最早可在隋代见到，隋代“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3]358北宋释奠乐主要使用“轩架”，然北宋曾于徽宗政和三年（1113）四月，由议礼局制定了释奠乐“登歌”的形制，其内容如下：

编钟一，在东；编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编钟之北，稍西；敔一，在编磬之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东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编钟之南，西上。编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坛下午阶之东，设篴一、箎一、埙一，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一，在箎南；箫一，在埙南。午阶之西亦如之，东上。钟、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埙、箎、笙、篴、箫工并立于午阶东西。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西，东向。[14]3016

上述之文，笔者将之绘成释奠奏乐图（图7），从图示中，可看出与今日的释奠乐队的形制已有相近之处。

元代初期，各地的孔庙多有荒废，释奠礼乐可能也不够完备。① “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参见 [明]．宋濂等．元史，卷157刘秉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91．元代称孔庙为宣圣庙，其主要过程为：

宣圣庙，太祖始置于燕京。至元十年三月，中书省命春秋释奠，执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诸儒襕带唐巾行礼。成宗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秋，庙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17]1892

因灌注桩位于砂土层中，地下水水位高，在试桩过程中多次出现塌孔现象，施工中采用以下两种特殊的护筒形式，以减少塌孔现象发生：

  

图4.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堂上乐图》[16]1

  

图5.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堂下乐图》[16]2

  

图6.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轩县之图》[16]8

  

图7. 北宋徽宗政和三年释奠乐“登歌”示意图（蔡秉衡制图）

事实上，京师文宣王庙于成宗大德六年（1302）六月开始兴建，[18]于大德十年（1306）完成，此年也同时举行释奠礼，“丁巳，京师文宣王庙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命翰林院定乐名、乐章。”[19]这里可以看到元代释奠使用“登歌”的乐队形制，在元代的记载中，尚未见有使用“轩悬”形制的释奠乐。元代开始使用“登歌”的释奠形制，笔者认为可能与孔元措（生卒年不详）有关。

孔元措为孔子五十一代孙，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受封为衍圣公，金朝灭亡后，孔元措于元朝仍袭封衍圣公，同时也撰有《孔氏祖庭广记》一书。蒙古未入主中原之前，太祖成吉思汗（1162～1227）曾“征用西夏旧乐”[20]1691，元太宗窝阔台（1186～1241）时期得孔元措之助整理汉人礼乐：

太宗十年十一月，宣圣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来朝，言于帝曰：“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 乞降旨收录。”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令元 措领之，于本路税课所给其食。十一年，元措奉旨至燕京，得金掌乐许政、掌礼王节及乐工翟刚等九十二人。十二年夏四月，始命制登歌乐，肄习于曲阜宣圣庙。[20]1691

孔元措对于元代初期祭祀的礼乐，贡献很大。文宣王庙释奠乐的运用，最早是从元太宗十二年（1240）由孔元措开始制定，文宣王庙释奠乐使用“登歌”乐，这应该是元代释奠“登歌”的起源处，元代所订下的释奠“登歌”形制成为明清释奠乐的范式，可惜目前未见元代释奠奏乐的图示，不知其乐器的相关位置情形如何。

明代释奠乐队的编制在明初时，“释奠孔子，初用大成登歌旧乐”[21]1502，虽无奏乐图示，然从《明史‧乐志》可见其乐队编制，“惟孔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埙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21]1505目前在明代可见较早的释奠奏乐图应属陈镐的《阙里志》，书中在舞谱之后附有《奏乐位次之图》（图8），其编制分别为钟一、磬一、琴八、瑟二，搏拊二，柷敔各一，埙二，篪二，凤箫二，洞箫二，笙四，龙笛二，应鼓一，歌工八。此奏乐图与《宋史》所载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释奠乐“登歌”图相较，变化甚大。

  

图8. 明代陈镐《阙里志》的《奏乐位次之图》[22]

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各乐器的座次不同，北宋除了编钟编磬为北向，其余乐器多采东西向，《阙里志》除了舞节为东西向，乐器全部为北向，这种北向多，东西向少的座次，成了明代释奠奏乐的主体。另外一项差异是“堂上乐”与“堂下乐”的问题，北宋的篴、篪、埙、箫、和笙、巢笙等乐器设于“堂下”，其余乐器与歌工皆设于“堂上”，《阙里志》则于丹陛的左右位置皆为舞生，所有乐器皆在“堂上”。麾的位置，北宋在西，《阙里志》在东，两者的乐器也有些微差异，《阙里志》的钟、磬是摆置于“堂上”的最后一列，不是摆在前头。但是如果以丹陛的位置向大成殿看的话，钟、磬位置则首先映入眼帘，这样的摆设位置，在今日的释奠乐上，则属常见，此或可看出，明代释奠乐仪对今日释奠乐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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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明代蔡复赏《孔圣全书》的《践位行礼之图》[23]292

  

图10. 明代蔡复赏《孔圣全书》之《奏乐位次之图》[23]293

再看李之藻《頖宫礼乐疏》的《先师庙乐县图》（图11）与《孔圣全书》之《奏乐位次之图》相比较，柷、敔移到最前面与麾靠近，搏拊也列在歌工之前。很明显看出，所有东西向的乐器均摆置于前面，而后才是北向的乐器。《頖宫礼乐疏》有记载其乐队编制，“钟十六，磬十六，柷一，敔一，建鼓一，搏拊二，琴六，瑟二，篴六，笙六，凤箫二，横笛六，埙二，篪二，翟籥各四十八，麾一，引节二，共乐生四十一人，舞生五十人，歌六人。”[24]324，《先师庙乐县图》与前文所载相同，唯“建鼓”在图中是写“楹鼓”，两种鼓实际上是相同乐器而异名。

  

图11. 明代李之藻《頖宫礼乐疏》的《先师庙乐县图》[24]329

明代从陈镐的《阙里志》到蔡复赏的《孔圣全书》与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其中所绘制的释奠奏乐图，可见到释奠奏乐的乐队座次，大抵在明代已逐渐形成“登歌”式的乐队形式，并逐渐定型化。从《阙里志》到《孔圣全书》的主要的差异，在于乐器座次北向与东西向的问题，明代约万历42年（1614）前成书的《頖宫礼乐疏》，也倾向部分乐器采用东西向座次，然对于清代的著述影响较大的似乎仍是陈镐的《阙里志》，这里，我们可从清代对于释奠奏乐图的图示中了解更多。

三、清代释奠乐的定型及影响

清代释奠用乐曾于康熙六年（1667），“颁太学中和韶乐”[25]，而后又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颁’中和韶乐’于直省孔庙。”[26]清代京师与直省文庙释奠乐队皆使用“中和韶乐”，各地的府、州、县学在春、秋两季释奠时使用“乡乐”，[27]3008此代表清代在文庙释奠乐的用乐上有等级的划分。清代“中和韶乐”的乐队编制为：

用于坛、庙者，镈钟一，特磬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建鼓一，箎六，排箫二，埙二，箫十，笛十，琴十，瑟四，笙十，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先师庙，琴、箫、笛、笙各六，箎四，余同。[27]2985

从清代朝廷的规定来看，文庙释奠乐的正式编制为镈钟一，特磬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建鼓一，箎六，排箫二，埙二，箫六，笛六，琴六，瑟四，笙六，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从成书约在康熙十三年（1674）的宋际、宋庆长《阙里广志》的《奏乐位次图》（图12）来看，其与朝廷的规定不尽相符，且差异甚大。其中无特磬与镈钟，瑟、篪、箫、笛、笙均较规定的数量少，鼓使用两个，乐器皆北向，无东西向的排列，座次排列与明代释奠奏乐图差异亦大。《阙里广志》的《奏乐位次图》上标示此图示为“明宪宗所颁也，世宗改为六佾”，看来是明代较早期的释奠位次图样。由此，益知其为何与清代不同，同时也发现，明代不同时期，释奠位次仍在变化中，然《阙里广志》的图样已逐渐产生影响。

  

图12. 清代宋际、宋庆长《阙里广志》的《奏乐位次图》[28]

  

图13. 清代孔尚任《圣门乐志》的《奏乐位次之图》[29]302

清代康熙年间，孔尚任《圣门乐志》的《奏乐位次之图》（图13）大致上与《阙里广志》的《奏乐位次图》相同，只是《圣门乐志》有两个麾，笙也多了两把。康熙年间，金之植、宋《文庙礼乐考》也有一张《乐舞总图》（图14），图中麾、歌工、柷、敔、搏拊等皆为东西向，其于乐器为北向。这里呈现出同样在康熙年代，释奠奏乐图已开始有差异。约略在康熙乾隆时期，汪烜《乐经或问》的《大成乐六佾位次图》（图15），该图大约与《圣门乐志》的《奏乐位次之图》相近，所不同者在于《乐经或问》的引麾两个皆靠于中间内侧，鼓只有一个，笛多了两个。总体上来看，清代在释奠奏乐座次上，除了《文庙礼乐考》仍分“堂上乐”与“堂下乐”，以及部分乐器仍采东西向以外，其他多以北向为主，且无“堂上乐”与“堂下乐”之分。

清代“堂上乐”与“堂下乐”之分，除了上述以外，尚可见其释奠总图的图示。康熙年间金之植、宋《文庙礼乐考》的《释奠总图》（图16）仍分有“堂上乐”与“堂下乐”，此在其《乐舞总图》亦可见到，其形制与明代蔡复赏《孔圣全书》的《践位行礼之图》大致相同。道光年间，蓝钟瑞《文庙丁祭谱》也有一张《释奠班位图》（图17），此图并无“堂上乐”与“堂下乐”之分，从释奠总图与班位图来看，明代至清初，释奠乐尚有“堂上乐”与“堂下乐”之分，晚清时期则逐渐不分，此与释奠乐舞图上所呈现的结果相符。

  

图14. 清代金之植、宋《文庙礼乐考》的《乐舞总图》[30]399

  

图15. 清代汪烜《乐经或问》的《大成乐六佾位次图》[31]

  

图16. 清代金之植、宋《文庙礼乐考》的《释奠总图》[30]356

  

图17. 清代蓝钟瑞《文庙丁祭谱》的《释奠班位图》[32]176

《乐书》释奠乐的《轩架图》，并不完全合于《大唐开元礼》所描述的释奠乐陈设情形，此处所示《轩架图》，正可比较出唐宋之异同。陈旸对于北宋时期的释奠乐使用的情形，他提到：

结 语

释奠奏乐的形制，最迟从南北朝的北齐开始使用“轩悬”的乐队编制，隋代释奠乐只用“登歌”形制，唐代与两宋时期，仍承袭“轩悬”用乐，隋唐时期虽无“轩悬”的释奠奏乐图留存，然从其文献描述释奠用乐情形，再参照宋代陈旸《乐书》所绘制的释奠乐《轩架图》，大抵仍可看出“轩架”的形制。宋代释奠虽主要使用“轩架”，然北宋徽宗朝也有短暂使用“登歌”形制。元代释奠乐未见“轩架”的使用，主要是以“登歌”形制呈现，从明清时期的释奠奏乐图可看出，元代可能是目前所知，从“轩架”转变成“登歌”形制的转折点，此对于明清两代的释奠用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与清代相关的文庙释奠著作最为丰盛，其中所绘制的释奠奏乐图也是最多，从中可以很明确看出，释奠奏乐的乐器摆设位置的变化，明代逐渐将“登歌”式的乐队形式定型，清代的奏乐图留存较多，从图示来看，似乎明代陈镐《阙里志》的影响较大。

  

图18. 清代孔尚任《圣门乐志》的《乐县舞佾图》[29]313

  

图19. 清代蓝钟瑞《文庙丁祭谱》的《乐舞佾县图》[32]181-182

  

图20. 清代庞钟璐《文庙祀典考》的《文庙乐县舞佾图》[33]

关于“堂上乐”与“堂下乐”之问题，明代从陈镐的《阙里志》到蔡复赏的《孔圣全书》与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其中所绘制的释奠奏乐图，除了《孔圣全书》的《践位行礼之图》外，三部典籍几乎皆无“堂上乐”与“堂下乐”之分。再从清代的释奠总图与班位图来看，清初释奠乐似乎希望追寻古制，使用“堂上乐”与“堂下乐”，然至迟在道光年间以后则逐渐不分，此与释奠乐舞图上所呈现的结果相符。今日文庙释奠乐奏乐的座次，不论是遵循明制或是清制，皆无“堂上乐”与“堂下乐”之分，可能与明清孔庙相关典籍的记载有关。

[17][明]宋濂等．元史，卷76祭祀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6：1892．

从历代释奠奏乐图的变化来看，从“轩架”到“登歌”，再从“堂上乐”与“堂下乐”到无堂上、堂下之别，文庙释奠用乐似乎是由繁入简的变化，这与古礼至今礼亦由繁入简的情形相同，古代礼乐是逐渐式微或是暗合现代意义，或许各有支持者，然而古人礼乐的人文教化似乎为世人逐渐淡忘，礼乐真正的内涵也与我们渐行渐远。从商周已降，我们即以礼乐行教化，莫等礼乐湮没而徒叹息，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其言犹在耳。期望从文庙释奠乐中，逐步重建释奠乐的编制与古礼，恢复礼乐的人文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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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9礼仪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0．

此外，还通过数值计算进行了检验。例如，Cupillard和Capdeville（2010）揭示出：在考虑球状地壳构造的情况下，当噪声源在地表呈空间均匀分布时，就可以正确推定其衰减，但当噪声源为局部存在时，就无法进行正确推定了。相同的数值验证也经Weaver（2011）得出了结论。

[3][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15音乐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礼乐志十一[M]．台北：鼎文书局，1976：46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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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萧嵩．大唐开元礼，洪氏公善堂刊本，卷53吉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92．

其次，预习必须要有检测与反馈。学生通读这一单元课文后，我要求学生摘出五篇课文中朴实而饱含深情的语言，体会作者在遣词造句方面的妙处，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进而了解什么是细节描写，进一步探究课文中精彩细节描写的作用，把握细节描写的方法，并在单元学习结束后将本单元学到的细节描写运用到写作中。

[7][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54吉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99．

[8][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55吉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04．

[9][唐]萧嵩． 大唐开元礼，卷74吉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72．

治疗后,观察组30例显效,13例有效,总有效率为95.56%;对照组24例显效,11例有效,总有效率为77.78%;两组总有效率差异不显著(P>0.05)。

[10][梁]萧子显．南齐书，卷9礼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2：144．

[1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5礼乐志五[M]．台北：鼎文书局，1976．

[12][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5历代崇重[M]//郭齐，李文泽编．儒藏，史部第一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96．

[13][宋]陈旸．乐书，卷195乐图论[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九乐类，1986．

释奠使用“轩悬”之乐并非唐代开始，刘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裴松之（372～451）曾提出释奠使用六佾之舞的建议，而后南齐武帝时王俭（452～489）根据裴松之的做法，认为释奠宜用“轩悬”之乐，舞蹈宜用六佾之舞，“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儛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10]唐代的开元礼更进一步确立、规范了释奠乐的规制。

[15][宋]陈旸．乐书，卷113乐图论[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九乐类，1986：1-2．

通过高中数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逻辑推理的基本形式，学会有逻辑地思考问题，能够在复杂的情境中把握事物的关联和发展脉络．此类考题通常以命题、数学归纳、几何证明等学科知识为载体，要求学生能够利用题目中给出的已知条件，进行逻辑推理，进而判断正误或者写出证明过程．通过这类题目的考查，能够让高考在一定程度上落实逻辑推理素养的考查．

(5)卤族元素Cl，Br在东营背景值最高，Cl背景值是其他市的20.75～66.29倍，Br背景值是其他市的2.52～7.27倍，F除在淄博、莱芜、济宁和滨州较高外，其他各市背景值变化不大；I背景值大致呈现出山东半岛沿海各地区>鲁西北平原>鲁中南>鲁北沿海地区的特点。土壤pH在威海、日照、临沂、烟台等4市土壤中整体显弱酸性，其中威海土壤pH最低为6.03，在青岛、莱芜、枣庄、泰安、潍坊整体显中性，在其余市显弱碱性，滨州土壤pH最高为8.28。

[1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0乐考十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1986．

做好工程的施工组织管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施工组织部署。整体施工以锚杆施工、锚管桩为主，剩余均为交叉作业，人员、材料、机械等均要满足施工主体要求，保证主工艺施工总体计划顺利实施。（2）施工协调管理。与设计单位、监理公司及业主有效协调，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所有进场材料，无论是成品还是半成品均要具备质量保证书，对使用的材料按照监理工程师要求送检，合格后才能使用。（3）构建科学的组织管理体系，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生产副经理、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各自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保障整体施工方案落实到位。

[18][明]宋濂等．元史，卷20成宗纪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439．

[19][明]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纪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471．

在陈镐的《阙里志》之前，阙里是无专门志书的，因此，《阙里志》所记载的内容，对后世阙里的相关研究均甚有裨益，也成为重要的参考目标。明代典籍绘有释奠奏乐图的，尚有蔡复赏的《孔圣全书》与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蔡复赏《孔圣全书》绘有《践位行礼之图》（图9）与《奏乐位次之图》（图10），从《孔圣全书》的《践位行礼之图》来看，释奠乐设有“堂上乐”与“堂下乐”之分，“堂下乐”位于丹陛两侧，图中另注：“如丹陛窄，舞生移于丹墀献官之前。”，由此条文也可看出，古人对于祭祀空间与礼乐行仪，是容许有因地制宜的情形。今日孔庙建筑形制多为丹墀，舞生的佾舞常在丹墀上。从这里我们再对照《奏乐位次之图》，其图大抵有《阙里志》的遗绪，但是乐器不完全为北向，麾、歌工、搏拊、柷、敔等皆为东向与西向，且笙、箫、笛等乐器的编制也在增加，由《孔圣全书》的两图对照，在“堂上乐”与“堂下乐”上看，《奏乐位次之图》较无“堂上”与“堂下”之分，此较似于《阙里志》。

[20][明]宋濂等．元史，卷68礼乐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而在另一边，进驻云南已有1年多的菜鸟驿站，在此次“双11”高峰顶住压力，成为“最后100米”优质服务的代表。记者在昆明福居路菜鸟驿站看到，包裹按编码整齐排列在货架上，陆陆续续有小区住户前来取件、寄件，因服务周到、便捷，很多住户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2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1乐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

总之，科技创新正加速推进并广泛应用到全球经济、军事各领域，成为重塑世界格局、创造全球未来、引导人类永续发展的主导力量。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快速进步，取得成就也有目共睹，但离建成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22][明]陈镐．阙里志，明崇祯刻清代修补印本，卷2[M]//郭齐，李文泽编．儒藏，史部第一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189．

[23][明]蔡复赏．孔圣全书[M]．明万历十二年金陵书坊叶贵刻本，卷33[M]//郭齐，李文泽编．儒藏，史部第五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292．

[24][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明万历刊本，卷3[M]．台北：“中央图书馆”，1970．

[25][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84礼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2534．

[26][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94乐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2748．

[27][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1乐志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8][清]宋际，宋庆长．阙里广志，清康熙刻本，卷1[M]//郭齐，李文泽编．儒藏，史部第二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31．

[29][清]孔尚任．圣门乐志，清光绪刻本[M]//郭齐，李文泽编．儒藏，史部第十一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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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清]汪烜．乐经或问，卷3 [M]//丛书集成三编，第三十二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126．

[32][清]蓝钟瑞．文庙丁祭谱，卷4之1[M]//郭齐，李文泽编．儒藏，史部第十一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176．

[33][清]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光绪戊寅年刊本，卷首乐县舞佾图[M]．台北：中国礼乐学会，197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