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有教授新作《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嘱我作序，我非常高兴，又感觉责任颇重。

Renzulli提出天才行为的6大“认知合作性特质（co-cognitive traits）”[29]：乐观（认知、情绪、动机上的乐观和对未来成功的信念）、勇气（精神和信仰上的正直和勇敢）、对主题或学科的迷恋（热情和喜爱）、对人类关注的敏感性（利他主义和共鸣）、身体/精神的活力（领袖气质和好奇心）和对命运的感知（内控倾向、动机、意志力和自我效能）．

荣有教授二、三十年前，便开始关注音乐图像研究。记得他还在南阳师院任教时，便非常关注南阳汉画像石乐舞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探究，可谓尽得地利之便。后来，他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访学，师从刘东升老师，而刘先生正是我国较早关注音乐图像史料的研究者之一，曾编撰广有影响的《中国音乐史图鉴》。这对荣有先生进一步确立以音乐图像研究为方向，有重要启迪和推动。他后来完成的国家社科项目《汉画与汉代音乐文化研究》，就是他在图像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初期重要成果。

后来，他调到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今浙江音乐学院）任教，一直埋头苦干，始终围绕古代音乐史图像材料的搜集研究和相关理论建设这一核心课题，潜心钻研。现在，他完成了《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书稿，这既是他承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10YJA760029）的重要成果，是他在音乐图像学方面多年辛苦努力所迈上的学术新台阶新境地；同时，也是这一新学科在我国逐渐成形并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收获。

二十世纪，尤其后几十年，人类进入知识爆炸和科学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据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科学期刊便达10万种、书籍50万种，发表的论文多达500万篇，登记专利达70万件。这些数据，据说每年还以大约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1]22进入21世纪，这一发展步伐自然更加轻快迅猛。

2013年，对广东水利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台风洪涝灾害轮番袭击的情况下，全省水利系统坚决贯彻落实水利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安全三大目标，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全力做好水利建设、管理和三防减灾工作，水利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2）确认一站端站点尾纤没有连接继保装置后，在另一站端尾纤头连接OTDR进行故障点（包括断点和衰耗点）定位。若第（1）步的测试不通且经过定位的结果与原光链路相矛盾，则流程转至第（4）步。确认故障点是否在原光链路的跳接点处，假如否的话，流程转至第（3）步；假如是则假设跳接点处的尾纤或ODF出现故障，检查跳接点处的尾纤和ODF，尝试更换 ODF光接头或尾纤。更换后再次用 OTDR测试，若故障点排除则流程跳至第（1）步再次测试光链路；若故障点不能排除，则流程转入第（3）步，尝试纤芯调换。

另一方面，学科的不断细化、深化则继续发展着，以及不同学科、方法之间更多的交叉渗透。

当然，现代科学发展还有紧密结合技术、不断产生新理论新总结等多方面新趋势新特点。其中，对科学各学科以及科学本身的深刻反思，形成了新的“科学学”（科学哲学）等学科，标志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耀眼新成果。

下班之后，他们反复录制，录了好几遍，直到阿东觉得小丁说的”阿东”两个字比较接近他母亲的声音，方才回家。

前不久，笔者曾参加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有关“音乐北京学”的学术讨论会。如何看待和理解“音乐北京学”“音乐上海学”这类地域文化学与中国音乐学交叉结合孕育出来的新学科？它们出现和存在的合理性何在？对此，我曾抛开参会论文，讲了一个哲学史上著名的柏拉图买面包的故事：

据说柏拉图让仆人去买面包，仆人空手而归，说市场上有各种各样面包，大大小小的面包，不知您要买大面包还是小面包？柏说大面包吧！结果，仆人还是空手而归，说大面包中，又有白面包、黄面包，不知您要什么颜色的面包？柏说，那就要大的白面包吧！结果仆人还是空手而回，说大的白面包，有轻有重，您要轻的还是重的？柏说就要轻的吧。仆人再去，依然空手回来，说大的轻的白的面包，有方有圆，您要那种？如此数次反复，仆人始终买不来“面包”。

当代科学发展出现许多新趋势，一方面是出现了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大科学”态势，集中体现在宏大的规模和综合性，在国家乃至国际的规模上实行多学科、多部门联合。例如，上世纪40年代，美国出现的以制造原子弹为目标的“曼哈顿工程”，动员了15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涉及数百单位，历时近5年，耗资十几亿美金。但若与其后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比，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后者动员人数多达42万，有120余所大学和实验室、2万多家工厂参加，而且历时近10年之久，耗资近300亿美金。[1]24

还有一说是柏拉图让自己学生亚里士多德去买面包，去了四次都没有买来，最后还是自己出马才买回。

传说未必当真，但所含哲理则非常深刻。据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多次给自己孩子讲这个故事，以开启他们的思考路径。

故事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个非常具体的各具特色的“面包”，其颜色、大小、轻重、形状等等，都独一无二，均可与其他“面包”区分开来。同时，却并没有某一抽象的、普遍的、一般的“面包”存在。

1.2 基本概念 试题的第(1)小题： 水稻对Mp表现出的抗病与感病为一对相对____________。为判断某抗病水稻是否为纯合子，可通过观察自交子代____________来确定。

引申开来讲，我们所有的概念，以及所有的学科、所有的理论等等，本身都带有抽象性普遍性及一般性，都有从抽象到具体不断细化深入的必要和拓展空间，最终都需联系到或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存在。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人类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概念或理论上，需要不断深化细化，不断走向具体，解决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黑格尔曾说：“健全的人类理性力求具体的东西”，又说：“哲学最敌视最抽象的东西，它引导我们回到具体的东西去”（《哲学史讲演录·导言》）。马克思也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他们的这些话，深得哲学要旨和精髓，可谓充满智慧之光。

回顾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说所谓“科学”。“科学”其实就是不断分科之学，即不断细化、深化，不断走向具体，回到具体，不断产生新的分支学科以至新学科门类的裂变分化进程。

按照后殖民批评的观点，帝国主义的霸权一方面是通过军事冲突、民族迁移和对财富的探求等强力得以形成，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过程，因为对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个行使政治或经济权力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掌握想象的领导权的问题：帝国主义通过语言文化象征层面的表征，企图为殖民者民族认同打下坚实的基础[30]。大英帝国对苏格兰的殖民统治同样遵循这一范式。

主要仪器：FA1004A精密电子天平，上海菁海仪器有限公司；722型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菁华科技仪器有限公司；手持式折光仪，上海勃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CT质构仪，美国Brookfield公司。

同时，各种科学上的无人区处女地，又大多分布在各学科边缘地带、交叉地带，往往深藏不露，不走综合之路、融合之路，不通过学科之间伸展旁通、交叉渗透，便很难发现，更谈不上去攻占它。[1]287-288

古希腊时期，科学依托在哲学之中，后来还曾借宗教栖身。近代以来，科学独立，飞速发展。据说，至迟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的学科，已达5000门之多。但这并不意味科学上的“无人区”，已经开拓完毕，学科发展也到此止步。只要科学继续发展，不断前进，就意味着还存在科学的无人区和科学的处女地。据新的网络资料，世界上的学科已经过万。

我们所从事的音乐学、包括音乐史学等研究，相对于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学等大学科而言，是后起并面窄的小学科，但也是某些学科交叉的产物。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其深化、细化也概莫能外。“中国音乐图像学”就是原有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等学科的细化、深化发展，是音乐学、音乐史学的分科发展的新分支，体现了学科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逐渐具体化实践化。同时，也是音乐学、音乐史学与“图像学”等学科交叉渗透并逐渐结合的新的综合发展。

众所周知，研究古代音乐史，天然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因为在近代录音技术产生以前，音乐本体（音乐作品的音响）无法有效、完整地保存。人们主要依靠口耳传承，靠记忆保存，即所谓“活态传承”，不免发生种种改动变化。后来，东西方音乐文化中，均逐渐出现种种记谱法，出现不同的乐谱、曲集，它们配合口传心授，在帮助记忆传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记谱法性能各异，有疏有密，而且它们所记录下来的，更多是晚近几百年，也就是记谱法比较完备不断细密时代的音乐作品。要研究早期东西方音乐文化音乐行为，仍只能主要靠有限的文字的间接记载（文献材料）、古代遗传下来的音乐文物（实物材料），以及依据若干传承至今的活态音乐遗产（传统音乐、古乐活材料）进行“逆向考察”，以推求和传统“接通”。这些不同的材料（史料），为我们研究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多重、多样证据，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代音乐的认知和了解。

在实物材料中，除大量乐器、乐器附件、古谱实物、古文字材料（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手卷等）以及遗址遗迹外，很重要的一大类，就是图像材料。图像材料包括平面的图画、壁画、线刻画、画像砖画像石、各种浮雕、高浮雕、圆雕、乐俑、建筑装饰等等，种类丰富，角度多样，生动具体，很多得到长期较完好的保存。这些图像材料，有的直接描绘歌舞仪式作乐活动，有的反映各种现实存在的和想象中“天国”的乐舞场景，有的直接表现乐器、乐人，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历史价值。它们往往和墓葬、窖藏中的其他音乐文物密切联系，可以相互发明补充。比如人人皆知的敦煌莫高窟等地古代宗教寺院中的乐舞壁画，就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其他考古发现的大量零星图像材料，也十分宝贵。比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鸳鸯奏乐盒上怪兽击钟图，就揭示了战国早期编钟底层的大钟，究竟如何使用大木棒“撞击”演奏。又如，先秦以来古琴形制，如何从曾侯乙墓、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等地出土的十弦琴、七弦琴，从无徽、面板浮搁的半箱式，转变为后世有徽、合体的全箱式（即后世常见之古琴形制）？今天古琴的形制什么时候完成转变和定型的？这些问题，因古代文献失散，难知其详。幸南京、丹阳等地南朝大幕中，发现多幅线刻砖壁画《竹林七贤与容启期图》，清楚描绘出定型后有徽、合体的全箱式古琴图像。它们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迄今仍是我们所知最早的定型琴制史料。

近些年来，补充、丰富甚至改写我们古代音乐史册的大量重要新发现，许多与古代音乐图像证据分不开，这里实在无法一一列举，只好从略。

总之，“音乐图像学”也好，“音乐北京学”也好，这些新学科的出现和成长，都体现人类思想认识发展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逻辑的合理体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我们正一年比一年更迫近这样的目标：《星火》既要成为省内外作家眼中的发表高地，也要充当维系和改良本省文坛生态的湿地。

荣有兄《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指出，西方国家“图像学”的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末叶，而作为其后缀之交叉学科的音乐图像学，历史更加短暂。国际学界一般以1971年在瑞士成立的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音乐图像学分会，作为这一现代交叉学科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

作者之所以提出“中国音乐图像学”这个基本概念作为本文立论的基础，一方面，是“我国古老悠久图像文化传统赖以长期传承和发展的基本动因”，包括 “图谱学”文化传统和“金石学”学术传统，为“中国音乐图像学”提供了“存身之所”；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国家所谓的音乐图像学，迄今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而只是借用了作为美术史研究的图像学的方法”。换句话说，其实西方也没有现成的、比较成熟的、公众认同的、可直接援引参照的“音乐图像学”。即便人们承认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音乐图像学分会成立，可作“这一现代交叉学科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但严格说，它还只是一个有待完善完备的学科发展方向，尤其需要中国等学者提供大量的历史图像材料和新的学术成果学术思维，加以补充和丰富。

·肺隐球菌感染：推荐使用氟康唑，400 mg/d口服或静脉滴注，疗程12个月，如抗病毒治疗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100个/μL在治疗1年后停止氟康唑维持治疗。

因而，作者特别说明本书只是：借用约定俗成的现代音乐图像学之名义，作为实现中国图像文化传统与当代世界图像文化理念融合接轨的桥梁，并将最终成果的名称确定为《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

由此可见，这部《概论》，既结合参考西方源自美术史学图像学的“音乐图像学”的方法、名义，又充分结合作者三十来年对中国自古以来相关图像研究，以及中国学界的学术传统，并对这一学科尝试提出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架构。它既不盲目推崇西方学术，生搬硬套同时还贬低自己文化和学术传统，也不盲目自大，拒绝世界同行的先进理念和可供参考的成果，而简单夸大自己文化和学术传统。作者的这一努力方向，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是积极而又比较客观的。

当年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时，曾指出什么才是吸收西方文化思想的正确态度。陈先生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陈先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而“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2]

陈先生认为，我们一方面必须吸收输入外来的学术，另一方面必须不忘本民族的地位（身份、思想和学说文化等），同时，还要对外来的与本民族的文化都有所改造或革新，外来文化也必须经过“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陈先生的看法可谓远见卓识，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既不存在什么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西化的问题，既不要固守所谓“国粹”，还要反对守旧泥古；既不要“全盘西化”，还要反对西化，反对忘本。也就是要融汇中西，使民族重启新机，进而扩大开张，从而“创造适应时代、适应民族特质与需要的新文化。”[3]

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学术传统，就是近代以来不断成长壮大的科学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以及新近不断取得突破的中国音乐考古研究的有益经验，也可注意吸取。

有关“中国音乐图像学”的概念、学科定位、方法特色等等问题，曾经发生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对“音乐图像学”能否成立，能否称“学”，曾有不同意见。

贵州黄：观赏石界称国画石或画面石，主要产于黔东浅变质岩地区，石质为元古代黄褐色板岩，分布广，储量大，装饰性强，很有市场开发展价值。

荣有教授注意到：西方音乐图像学的提出，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条件，也有其局限；同时，还注意到中国自己古老文化中的“图谱学”文化传统和“金石学”学术传统，有自身价值，但也有局限，所以愿意结合两者，加以吸收改造，构建新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甚至将其在中国的发展经验，反馈到国外，对世界音乐图像学的建设，作出东方应有的贡献。这一计划应该肯定。

前缀之学（“学×”“学××”）且不说，即便后缀之学（“×学”“ ××学”），也有不同含义，有广义、狭义之分。例如，“小学”“中学”“大学”，指的是不同级别不同程度的学校，或不同等级的学习进程，以及文化知识的深浅不同。也可以指有关前缀之“××”的很多知识、学问，如“中学”“西学”等。还可以指科学、学术的分科——“学科”。

藤尾的父亲决定让甲野继承遗产，但对于藤尾来说是不公平的。藤尾毕竟是亲身的女儿，难以理解养子来继承遗产。受西洋文化影响的藤尾，出现了抵抗情绪也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夏目漱石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藤尾母亲的形象。失去父亲的藤尾，母亲对藤尾的成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甲野明确表示不继承这个遗产，但是藤尾的母亲却表示怀疑。她对女儿藤尾的婚姻横加干涉。

而同为“学科”，也有大、小之分、成熟不成熟、严整不严整之别，广义狭义的不同① 随手举例，英国学者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便指出有广义的“科学”，可以理解为知识的理性积累，就是严谨的、系统的方法进行评估的知识，人们常用德语“学术”（wissenschaft）来指称这种“科学”。狭义的“科学”，则指严格遵循实证主义的科学。参阅该书第3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12月第1版。。还有的表示既成之事实（公认的独立学科），例如，物理学、化学，则是大的、成熟的学科；理论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等，则是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形成的边缘新学科，也较成熟、独立。

因此，叫不叫“××学“，与相关专门知识是否成为公认的一门系统的、独立的、成熟的科学学科，并不能简单等同。所以，既不能什么都叫“学”（如近年冒出来的厕所学之类），有但也不必逢新“学”必反、必纠。有的“学”，不过是表示努力方向、希望所在，只是某种决心的表示，当然也有的不过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西方学术界动辄叫“××学”的现象泛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不必大惊小怪。

其实，作为科学的分科，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独立，是有严格的学术标准的。美国著名科学学家（科学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教授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科学学”的学科标准，广被认同引用。他认为，一门学科必须要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形成了一套实践中公认的范例（examples），即为特殊的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的模型（models）。这些范例把定律、理论、运用甚至仪器都包括在一起，也称为“范式”（Paradigm）。广义而言，“范式”是某个特殊领域中科学研究的总方法，它是关于世界的看法，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行动的习惯。狭义上，“范式”是指特殊的成就或范例，具体说，“范式”包括符号概念、模型、信念、范例等等成分。他认为范式中最主要是是范例，其特点是既能吸引一批拥护者，又能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4]76

他还强调，范式与科学活动中的科学家密不可分。他用“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ies）这一概念，来表示范式与科学家的关系。一个特殊的“科学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在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的，并承诺在科学实践中运用相同的规则和标准。因此，范式是科学（包括学科）成熟的标志，范式变革，就是科学革命。[4]77

显然，按照这一理论，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能否独立，主要看有没有建立起由很有代表性的成果体现的相关科学范式，以及承认遵循这一科学范式的“科学共同体”。这是学界内部的标准，与社会上一般人看法，应该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很有必要运用这一标准来看当前建设中的种种新学科，比如“音乐图像学”，以及新提出的“音乐上海学”“音乐北京学”之类学科。也许，库恩提供的判断学科成立标准，相当于“十八岁成人”那样的一种特别标准；“音乐图像学”，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也许还不那么成熟、那么高大。然而，今天的它，已经摆脱了牙牙学语阶段，将要结束学步试跑阶段，甚至，已经开始迈入茁壮成长的青少年期。也许，它还未到“十八岁”法定年龄，距离成熟，还须假以时日，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它也是一个“人”（“学”）啊——一个正在成长壮大即将迅速成熟的“人”（“学”）啊。

2.先在炒锅内加汤500 g，精盐5 g，味精 3 g，料酒 5 g，下粉丝、糟鱼、鱼肚，烧沸后倒入火锅内。海参，肚均小块，与鱼丸一起放进火锅内铺平。将蛋卷、鸡肉、火腿、冬笋均切成长5 cm的薄片，分别放在海参、鱼丸上，使之成为4色对称的刀面，4种刀面之间留有间隙。

也许更重要的是，既然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产生不可避免，是一种历史和学术逻辑发展的必然，那么，与其过多指责挑剔，不如多多扶持，多多助其成长，以尽早构建起这一学科的有效科学范式、形成相关的科学共同体。

因此，愿意借此机会提一点粗浅的建设性意见，供荣有教授和其他朋友参考。

我认为，至少在中文里，“学”在词组中不同位置，有名词、动词等不同词性，有不同的所指、能指，因而不能一概而论、泛泛讨论。

我以为，这也可以作为荣有教授等有志从事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学人们的精神指导，而且，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已经在这一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了值得肯定的重要一步。

本次研究的主河道为巴塘河，扎巴曲为巴塘河的支流。扎巴曲汇入巴塘河后，最终向东流入通天河。新寨水文站处的河道横断面测站为21 480.34。

上世纪初开始建立的、近代意义的科学的中国考古学，通过吸收借鉴西方近代科学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创新结合我国悠久古史研究成果，加上极其丰富地下文物宝藏，其发展可谓得天独厚。

近几十年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空前兴盛，随国家建设事业发展，广泛运用科学的考古发掘，地下大批重要的实物史料接踵出土。可以说，中国的考古学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

作为考古实物材料中的一大类——图像材料，其相关研究也得到迅猛发展，正在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图像学研究范式。

我国的音乐考古事业，经过几代考古学界和音乐学界学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按照库恩的科学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等标准来看，也可以说趋于成熟。音乐图像（包括图画、壁画、雕塑、石刻等等）的研究，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分，也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研究心得，在方法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探索。科学考古学所运用的地层学（年代学）、考古类型学等特有方法，对遗址、墓葬的研究，对相关音乐图像材料的时间、空间文化属性的判断，也提供了重要凭藉和参考。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中的图像研究，以及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中的图像研究，以及科学考古学、音乐考古学等学科，也是我们建立中国音乐图像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来源，有许多重要成果和方法，值得参考借鉴。比如，建筑在地层学（年代学）等坚实基础之上的考古类型学（也叫标型学），对图像史料的断代研究和文化属性研究，不会没有帮助。所以，应该对考古学和音乐考古的成果、方法、理论，多加关注，并及时吸收到中国音乐图像学的研究中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

当前我国学术界，包括音乐学界，比较重视问题的细化、具体化，注重微观、个案研究，学科的分化、细化也如火如荼，研究者选题也越来越集中、具体，每年撰写出来大量的各类论文，限于教育体制学制方面种种局限，也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到分解的、细碎微小的问题上，这样才能集中有限精力学力完成学业。学科的细化，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本是学术深化发展的一种体现，但事物总是辩证发展，一分为二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方面的优点，也往往意味着不足和缺憾，即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很容易陷入细化，甚至细碎化陷阱，从而带来整体观照、宏观问题研究的不足或缺失。久而久之，不要说容易造成青年学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严重的，甚至连树木、树枝都不见了，只见树叶；更有甚者，则只见树叶的一小部分或一面，不见树叶的整体和背面，遑论了解树枝、树木，更遑论了解森林了。这样的“专家”眼中，事物的整体性被割裂、被分解，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造成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兴盛。因此，新的学科比如音乐图像学发展起来，逐渐壮大了，也仍有必要密切关注、紧密结合其他学科，尤其是友邻学科的发展，注意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对象的衔接、交错，注意整体的观照和多学科方法的综合开拓。

如今未及详细拜读荣有教授《概论》的全部文稿，不知书中是否全面关注到上述几方面这问题。我因作序而漫谈、漫想、漫议，捎带想起了后面这几点，不过是无的放矢。望荣有兄“有则加勉，无则补（改）之”——若文中已经提到这些内容，则可以印证共勉，会心一笑；若没有提到、或没有多谈这方面可借鉴参考的资源，则在以后的继续研究中，不妨适当补充、完备。

祝愿荣有教授大作早日出版！同时祝愿中国音乐图像学茁壮成长！

2015年7月暑中草成于北京昌平天通苑寓

2018年3月9日再改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参考文献：

[1]沈铭贤．新科学观[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C]//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7．

[3]刘桂生，张步瀛．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跋[C]//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326．

[4]孙惠．理性之魂——当代科学哲学中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