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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音乐史国际高层论坛”综述

更新时间:2009-03-28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湖南文艺出版社协办的“东亚音乐史国际高层论坛”,于2017年6月12日至15日在湖南长沙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东京艺术大学、釜山大学、台湾艺术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近2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此外,《人民音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等媒体负责人也应邀参会。此次论坛共分四个单元,每单元设主持人和评议人。围绕“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主题,来自东亚各国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了自己的近期研究成果。从与会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看,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录与解析、中外音乐交流、台湾音乐文献收集与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日音乐学论述比较、韩国古代音乐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沦陷区音乐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等。会议为东亚各国音乐史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为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东亚音乐史提供了新视角。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朱咏北主持了开幕式,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代表孙红成,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并祝贺论坛顺利召开。

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思维在企业管理中占据着越来越高的地位,而传统的财务会计,因其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十分容易被机器取代,这也就迫使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这一转型应当在企业中得到实际落实,当着手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后,就可以开始落实转型,这一策略可以解放很多会计核算人员,使其到能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的岗位上,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以及质量。

一、韩国古代音乐研究

东京艺术大学植村幸生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东亚军乐研究:以韩国为例》中,以朝鲜、韩国(以下简称朝韩)古代军乐制度为研究对象,考察12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朝韩军乐的特点及其流变。植村教授认为:朝韩古代军乐,源于中国汉代鼓吹乐,是军事与艺术的结合;军乐比宫廷音乐更能反映当时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制度;古代记录军乐制度的文献不多,散见于军书、仪礼书等;现代韩国对古代军乐研究较少,专题研究在东亚音乐研究中也未受重视,只见于一些零散文论;就朝韩两国音乐史的研究现状看,重点多聚焦于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而古代军乐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品类,探究其内涵,对于修改已有的朝韩音乐史框架,将起到补充作用。

综上所述,临床治疗高血压脑出血采用早期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能够有效提高临床效果,促进炎症因子水平减轻,显著改善神经功能。

[3]陆毅刚.中国军乐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08.

釜山大学崔昍教授提交的《韩国的音乐史研究史》,是对韩国音乐史研究的整理报告,作者以此检讨韩国音乐史的发展和变迁,试图在此基础上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崔昍教授因故未能到场参会,由釜山大学姜惠珍讲师代其宣读文章,钟芳芳博士现场翻译。崔昍教授列举了12世纪至21世纪初的主要韩国音乐史重要著作,并总结道:韩国传统音乐主要是由古代中国传入的唐乐与雅乐以及韩国本土的“乡乐”组成;研究韩国三国时期 三国时代是指在公元前57年到公元668年之间占据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前的上古时期 三国时期以前是朝韩历史上的上古时期,其地域范围包括中国东北和朝鲜存在的小国。例如,东濊、沃沮、扶余、伽倻、王山国、耽罗等。三国时代前,百济和新罗始祖,兼并了三韩(马韩、辰韩、弁韩)等各部落,扩张领土后建国。高句丽统一了扶余、沃沮、东濊和其他小国,占据了朝鲜东部和东北部分地区。3世纪时,三个国发展成熟,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音乐发展状况,要依靠中国的考古文物;研究隋唐时期的韩国音乐,可参照中国七部乐、九部乐的相关记载;高丽王朝时期,音乐史料逐渐丰富起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朝鲜王朝时期保留了大量高丽王朝时期的乐谱;韩国向来重视雅乐研究,现代学者李惠求一直致力于此项研究。崔昍教授指出:韩国音乐史尚处于文献的系统整理阶段,尚未用现代音乐学眼光加以审视;近来,古乐谱研究逐渐增多,但大都以西方音乐理论解析,并未站在本土文化的视角加以分析;韩国学者将在今后的探讨中更多地立足音乐文化背景,用以拓展古代音乐史范围。崔昍教授在文中多次提及:研究朝韩古代某个时期的音乐,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古代相关文献,但“需采取谨慎态度”。因为中国有关朝韩古代音乐的记载,大都是站在中国的国家立场进行的表述,未必都是客观真实的记录,需要与考古挖掘的材料相佐证。这一说法引起与会学者热议,不少中国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韩国古代音乐历史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东传后的再发展,无法割裂其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联。事实上,对待异域史料,涉及同一音乐事象在不同国度的语境。东亚学者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和话语背景的不同,与中国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不相一致也是情理之中。尽管这一角度不一定符合中国学术界遵循的史学传统,但“他者”立场的解读,也将成为一个独特的史料认识视角。对于朝韩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名属,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学者认为:可以专辟“朝韩民族音乐史”之类的名目或章节来书写、叙事,以适应现代国家的文化边界,避免不必要的学术争议。这类只有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研讨才能引发的话题,无疑是会议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也只有国际性学术会议才有这样的交流便利。

二、中国音乐在琉球与日本的传播

浙江师范大学杨和平发言题为《王光祈与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比较——兼论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王光祈和田边尚雄作为中、日两国研究中国音乐史的著名学者,对该领域的推进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中运用比较研究法,分析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以及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三者的内容、特征、价值和意义,旨在探寻中日研究的异同,为日后研究开拓视野。他指出,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是一部重要著作,叙述模式中贯穿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具有开拓意义。田边尚雄的东亚音乐介绍和中国音乐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我国学者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关注很少,对其系统性研究尚很必要。据杨和平教授介绍,2002-2014年间,东京艺术大学植村幸生教授从历史、文化的多重背景下,以90余条校注分析了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并出版为校注版《东洋音乐史》。这项工作对我们了解田边尚雄的音乐史观、重读史学家旧作及相关中国音乐史史料研究等都具有一定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家走出国门。他们一方面在海外传播中国音乐,另一方面学习“在地”音乐文化,成为中外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东京艺术大学王晓东学者提交了《中国民族音乐在日本的现状》一文,详细分析了1991至2006年中国民族乐器在日本的发展概况。他认为,根据学习人数、教师队伍规模、定期演出频率来看,二胡的传播在日本占有主流优势。其他中国乐器如洋琴、古筝、竹笛等,则很难成为维持生活的来源。他指出,日本现有琵琶,种类繁多,如盲僧琵琶、筑前琵琶、雅乐琵琶等,都为说唱伴奏。日本民众对中国琵琶知之甚少,只有通过日本正仓院所藏中国五弦琵琶才能清楚地了解由西亚传入中国再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通道。日本作曲家也尝试写过不少中国乐器与电声乐器、爵士乐队合作的作品,对中国乐器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POEM术后是否高发胃食管反流较有争议,缺乏长期的疗效和并发症的评估。本研究28例行POEM治疗的AC患者随访12~26个月,时间较长,且通过客观的辅助检查联合主观症状评分及健康量表评分,更好的观察术后疗效以及分析并发症。

三、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辑录与研究

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蔡秉衡教授提交《〈台湾文献丛刊〉对台湾音乐史研究的意义——以文庙释奠乐为例》一文。《台湾文献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对祭祀孔子的场所主要以“文庙”称呼,汇集的文庙典籍约有147种之多,其中的史料包含两方面:一是文庙修葺情形与建筑规制,二是文庙释奠礼乐。他指出,今日台湾管理文庙的部门多以“孔庙”为名,由此形成古今之别。“先师释奠仪注”多写于方志书,且存在后来刊印之书大量抄袭或承袭前书,故常重复或传写错误。虽有此缺陷,但《丛刊》仍为研究文庙发展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不仅要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双重视域着手,去探寻“文化研究”的固有学术路径,还必须打破学科与专业之间的限制壁垒,在交叉学科的视野里构建“文化研究”的新范式。构建“文化研究”的新范式,要突破之前的单一学科限制,创造性地融合文学与传播学等多学科视域中有关“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这一学术理路的立论基点,首先在于肯定“文化研究”作为当今热门学术研究关键词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破除学科之间的壁垒,有利于将不同学科中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范式进行组合、升华、调整和提炼,达到化为己用的目的。究竟应该如何开阔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化研究”范式呢?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中国古代音乐的记载散见于各类文献,将其搜集整理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工作。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徐元勇教授和他的团队近年来就在从事此项工作。徐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本团队主要成果——《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备览》的相关辑撰工作。徐教授认为:古代音乐史料可分五大类,即皇家或官方,诸子百家文史文论、官僚文人,稗官、寒士野史笔记小说,金石、出土文物,乐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可分为六个类别,即音乐专著,音乐专业期刊杂志、报纸,音乐音响、影响出版物及其说明书,综合人文、文艺杂志、报纸中的音乐史料,乐谱。他指出,在当前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查阅检索资料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但音乐史料辑录并制成数据库的形式,仍是一种重要基础性工作。李岩研究员在评议时说:徐元勇辑录整理的数据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自己曾经以主题词“广学流慈”搜索无果来看,该数据库还未做到逐字检索,尚需逐步完善。

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提交了题为《〈乐记〉中的图腾之“乐”辨析》的论文。他认为,“乐”字概念在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三次变易:一是西周“禮樂”之“樂”变殷商及以前的图腾之“”;二是汉代“五声八音总名”之“樂”变西周“音声舞容”之;三是近现代“艺术音乐”变“五声八音总名”之“樂”。以甲骨文“”标识的殷商祖先祭祀仪式符号,甲骨学界以“地名”解。但该“”字实际是“母体图腾(葫芦)”和“祖先图腾(木)”的合文,用以表示祖先祭祀之所、祖先灵魂所在之处、祖先宗庙所在之处,其中便包含了以歌诗乐舞、祖先供奉仪轨两大主体内容。西周建国,周公制礼作乐,使以往“祖先供奉”仪式独立为国家祭祀——“禮”独立于“”,“乐”字概念的第一次变易而写作“”,从而确立了礼乐盛世和儒家文化的前提。《乐记》作为后儒对西周礼乐制度中涵括音声舞容整体的“礼乐”之“乐”的追记,不可避免地仍留有殷商及其以前的“乐图腾”观念。在商、周祭祀仪式中包含着大量的该氏族图腾信息及血缘-伦理秩序观念。“乐”须“观”,故《左传》有“季札观乐”;而“观看”仪式活动,该宗族的文化源流、社会政治便可一目了然,故《乐记》云“审乐知政”。“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作为殷商遗“乐”,与西周国家祭祀、“礼不下庶民”制度相违背,故而背负了“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骂名”。[14]他认为,研究上古乐史、儒家礼乐观念等问题,最主要的症结在于学界对“乐”字本义认识的不足。只有用“图腾之乐”[15-19]这一“乐”观念解释这些重要范畴,才能克服以往儒家经典注疏文献中存在已久的隔膜与误会。

四、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

[7]蒋姗姗,周茂江.西式军乐在近代中国发展初探[J].现代交际,2015(12):76-77.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和GraphPad Prism 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广州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刘富琳教授提交的《中琉音乐交流史》一文,对中国琉球音乐交流史进行了详悉的考察和梳理。刘教授分析:1372年,琉球与明朝建立册封朝贡关系;1392年,明赐“闽人三十六姓”,中国文化(包括音乐)随之传入琉球;1897年,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琉球宫廷瓦解,交流中断,传入琉球的中国音乐流入民间;时至今日,这些音乐大部失传。刘教授归纳:中琉交往长达五百余年,传入音乐有宫廷音乐、民间音乐、戏曲、古琴以及三弦、琵琶,舞蹈则有跑马灯、采茶舞等;中国音乐传入琉球后传承形式可分原样传承与变化传承两种;传入途径主要有册封琉球使团、琉球进贡使团、“闽人三十六姓”、来华留学生、飘风难民、走私贸易商人等。刘教授认为,研究中琉音乐交流史可以管窥中国音乐对外传播的某些特征,也可以为今天的友好交往提供依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评议说:“刘富琳研究此课题的成功之处在于,展示了古代琉球(今日本冲绳)文化的特殊性,揭示出其文化基因源于中国而非日本的实质。”

上海音乐学院冯长春发言题为《口述音乐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受新史学思维影响,口述史在近现代音乐史学中引起广泛关注,方兴未艾。1958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起步,史料收集即包括口述史料,但经过“筛选”的史料普遍存在局限性,本身已成为历史研究对象。他认为,口述史在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弥补文献之不足;二、重建历史音乐景观;三、在效果史中理解音乐历史。同时他指出,重建历史音乐景观,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不可能是客观、原样的重建。对历史事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口述史同样不是纯粹客观的,是视域融合产生的效果史。两百年来,人们研究贝多芬的接受史、理解史,探索其作品的伟大,这个过程也是不断累积的效果史。他最后指出,从事口述音乐史工作的注意事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访谈者要对访谈对象及其研究领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二是有关访谈内容的出版所涉及的著作权问题需妥善处理;三是访谈者不应当以某种立场引导被访者,“工具史学”思维不可取。

湖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蒋立平发言题为《钱君匋儿童歌曲研究》。钱君匋一生心系音乐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许多中小学音乐教材,创作了大量儿童歌曲。他创作的歌词充满童真、童趣,又流露着古风古韵,今天看来仍有其借鉴意义。作者在对钱君匋填词的歌曲以及创作的歌词、旋律进行考证、分析的基础上,力求对其历史贡献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突出其作品的现实意义。

五、“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5]邱炎. 唐代军乐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7.

众多入选非遗项目的音乐品种,相关传承、保护及进一步发展诸问题,是目前音乐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类型。如何使传统文化获得广泛认同进而扩大生存空间,亟待理论探索。湖南师范大学朱咏北和朱奕亭联名提交发言论文《基于口述史的青山唢呐研究》。青山唢呐流行于湖南湘潭县青山桥、分水和石鼓等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者通过传承人口述史的记录整理,结合文献考究,对青山唢呐的历史轨迹、传承曲牌、演奏技艺、仪式用乐和生存现状做了分析,揭示其存在样态。他们认为,青山唢呐作为湘潭民间文化的代表,不仅渗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也鲜明地展示了乡村风貌。

六、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吴远华发言题为《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三题——以侗族音乐史为例》。少数民族音乐史与汉族音乐史一样,都是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范畴,但学界关注不多。作者认为,中国音乐史相对缺乏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成果,这类缺失在近些年来已经获得了很大改观。作者以侗族音乐史研究为例,提出撰写包括侗族音乐史在内的少数民族音乐史时,对文物、文献、方志和口述史料等应予足够重视,使文物、文献、方志与活态存在资料,互勘互证,获得经得起检验的结论。作者指出,应及早对民俗风情和礼俗仪式录音录像,记录乐谱、收集乐器、绘制乐雕等;对已有音像资料,分门别类,以求全面掌握资料。

结 语

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讨论史料客观性的问题,使参会的大部分学者都能切入这一主题。这是国际性会议之所以区别于仅仅由国内学者参与的国内会议的区别之处,因而也成为此次会议的最大亮点。对于这一话题,与会者的发言都从不同侧面响应了中国古代史料在不同话语体系的背景中必将有不同解读的焦点上。这样的话题将会继续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延伸。

会议的另一焦点是,不同史观造就了不同的音乐史著述。学者们列举了几个极端事例,日本田边尚雄所著的《中国音乐史》和相同时代中国学者所写的音乐史。因为话语背景不同、立场不同,导致了描述式样的极大差异。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学术范围的落笔点,必然产生了史学著述的歧见。这样的情状时时发生在史学领域,因而成为当代学者的前车之鉴。

2.3.2 响应面回归模型的建立及显著性检验。运用Design-expert 8.0软件对表2中的GASP提取率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模型。根据公式(1),得GASP提取率回归方程(编码方程)为:Y=2.54+0.10×A+0.38×B-0.32×C-0.12×A×B+0.33×A×C-0.23×B×C-0.38×A2-0.50×B2-0.36×C2。

口述史是近年来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对于古代史料汇集、再出版问题,到底应该如何采集、甄别、如何应用以及如何确立相关学术伦理等问题,也是本次会议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大部分学者对此表达了较浓厚的兴趣。虽然相关话题还将继续展开,但这次会议无疑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

本次参会专家、学者来自各不相同研究领域,出现了多种主题同时呈现的现象。这也使某一个话题不能获得贯穿会议、集中讨论的广泛参与度,因而不少议题最终未能获得普遍响应和广泛共鸣。总体上看,本次参会专家、学者大都处于中青年阶段,思想活跃、反应机敏,关注的话题大多是当代学术界最富有挑战性的领域,显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学术气象。

参考文献:

[1]樊琪.春秋战国时期军乐艺术探究[J].音乐创作,2016,(09):131-133.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的学生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坚持以人为本不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准则,也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学生为本,把个性化的管理思想贯彻落实到教育管理的全过程,将学生的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人本理念充分的体现出我国高校管理向专业化,人性化方向发展的重大转变。

[2]王福生.我国古代的军乐[J].乐器,1991,(04):40-41.

目前,中国学者关于古代军乐研究文论尚不多见。据笔者所见,主要集中于春秋战国及汉代鼓吹乐、古代军乐历史的研究,[1-13]对于这一品种传播到东亚国家的情况关注不多。植村教授的成果为我们研究东亚各国音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链接。人民音乐副主编张萌就植村教授的发言评论说:“植村教授用跨文化的视野、丰富的史料、扎实的田野考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众所周知,古代军乐自汉代鼓吹乐起就兼有军事、宴饮、仪仗功能。现代社会已难见到类似场景,韩国复原此项活动,为跨文化研究古代军乐找到立足点。”

[4]李双江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12.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发言的题目为《青海民族音乐发展的可持续性》。“花儿”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由九个民族参与的民间歌种,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李岩就青海“花儿”的起源、分布、代表人物、种类及现状等分别阐述,着重介绍享有“西北歌王”之誉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朱仲禄。他指出,千百年来中国音乐创作模式相对固定,常用已有曲调填入新词,这种方式可用“旧瓶新酒”概括。传承至今的“花儿”就是在这种创作模式下经久不衰。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调研时,当地民众为欢迎习主席所唱的“花儿”正是利用“旧瓶新酒”方式以旧曲填新词的典型表现。

[6]樊琪.春秋战国时期军乐艺术探究[J].音乐创作,2016(09):131-133.

哈尔滨音乐学院王岩发言的题目为《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音乐文化考略》。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特别是东北沦陷区,“伪满”政权施行的日本殖民文化,将文艺作为重要殖民统治手段。作者考察了沦陷时期哈尔滨音乐发展状况,包括西洋音乐、民间音乐、学校音乐、放送音乐、“国策文艺”音乐、反日爱国音乐等,以大量史实还原了此时期音乐的真实面貌。同时追溯并论述日伪政权文化侵略政策和实施过程特点,研究日伪时期在东北文艺政策对音乐文化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反思。笔者认为,沦陷区音乐作为近代史音乐的一部分,反映了日伪统治下的真实情状,是历史的缩影。对沦陷区音乐的研究有助于后人了解近代音乐史的全貌。

[8]段盛斌.我军军乐司礼功能的文化阐释[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02):57-60.

[9]卜建新.军乐的社会功能与本质[J].内蒙古艺术,2001(02):81-87.

[10]张芳梅,谷亚成.汉代军乐[A].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唐代文学学会:,2001:11.

[11]张玲.先秦两汉军乐与歌辞关系初探[J].闽江职业大学学报,2001(01):45-47.

第二,构建校企联合指导模式,建设创新进取的社团文化,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当代大学生抗压能力不高,在学习上、人际交往中,难免会遇到问题,产生困惑,尤其在教师和学生关系松散的大学生活中,学生心理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消除,可能会情绪波动甚至走向极端。因此社团大赛活动必不可少,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塑造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此外,针对社团场地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可通过构建校企联合指导模式来解决。企业能为高校社团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社团成员定期到企业开展社团活动,有助于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实践能力,同时还可繁荣企业文化,达到服务地方的效果。

至于“空腹喝凉开水,会克火抑阳,损坏体质”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早上是阳气升发的开始,如果喝凉水,脏腑的阳气会产生一种不良刺激,时间久了对健康不利。

[12]洪潘.旧社会军乐回顾[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3(04):60-63.

Variants of the performed operation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2.

[13]韩国鐄.中国现代军乐肇始初探[J].音乐艺术,1981(03):3-12.

由于BDBO术中截骨部分是骨对骨接触,往往可以获得很好的融合效果,术后很少出现假关节形成。与PSO相比,BDBO的优点为直接在顶椎截骨,如果脊柱畸形的顶点在椎间隙,那么BDBO的优势则更明显,且椎间盘的去除能降低术后假关节形成的概率。但BDBO因较PSO创伤大、截骨范围广,往往出血较多,因此要特别注意术中止血。

[14]王晓俊.《乐记》“乐本篇”中的图腾之“乐”辨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7(4).

[15]王晓俊.“豊”之字形出于祭祀之“壴”——“礼”自“乐”出考论之一[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3(04).

[16]王晓俊.宗周祭祀礼出于乐图腾——“礼”自“乐”出考论之二[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2014(02).

[17]王晓俊.以葫芦图腾母体——甲骨文“乐”字构形、本义考释之一[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4(3).

[18]王晓俊.以木图腾祖先——甲骨文“乐”字构形本义考释之二[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5(1).

[19]王晓俊.礼乐关系的乐图腾逻辑本源——“礼”自“乐”出考论之五[J].音乐研究,2015(1).

 
张方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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