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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历史事件和评论历史人物不能违背史实——驳王彬彬教授《1949年柳亚子的“狂奴故态”和“英雄末路”》

更新时间:2009-03-28

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读到王彬彬教授的文章《1949年柳亚子的“狂奴故态”和“英雄末路”》,一篇十多年前在《钟山》文学双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一篇评述1949年春毛泽东和柳亚子诗词唱和的文章。王教授认为,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第三联,“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是广为传播的警句,“但这‘牢骚’的具体内容为何,却始终是悬案。”为了探秘解疑,所以写了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王教授认为,柳亚子狂妄自负,自以为是第一流政治家,求官心切,想左右中共的政策,结果被中共所不屑,最后,美梦成空满腹牢骚。文章标题里用的引语:“狂奴故态”和“英雄末路”,便是王教授的点睛之笔。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王教授在引用史料时出现了若干不应有的纰漏,使得这篇文章——借用王教授的用词——变成“呓语般的言论”。 本文不想作全面评论,只想通过几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那尽量要把话说得准确些。”——笔者懒惰,再一次转引了从网上查到的王教授对《南都周刊》记者发表的谈话,那篇谈话的标题是“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

在王教授眼里,柳亚子“对从政无比热心”,“对官位有很高的期待”,于是他首先把关注点放在柳亚子的“仕途”经历上。

在“诗人毕竟是英雄”一节介绍柳亚子的历史时,王教授写道:“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也算是一省的政要。”1925年中国的政治是怎样的态势?王教授没有说明。须知,那时是北洋政府时期,江苏省在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的控制下。国民党是在野党,正和北洋政府唱着对台戏,处在受压制的半地下状态,为了避险,江苏省党部不得不设在上海法租界。拿1925年前后柳亚子本人的遭遇来说,1923年6月,柳亚子主办的《新黎里》出版了《劳动纪念特刊》,又在《<乐国吟>后序》署名“李宁私淑弟子”,因此被诬指为过激党,《新黎里》被勒令停刊数月。1926年10月,柳亚子被孙传芳指名查捕,先是躲到平望姑母家,后又改名唐隐之避入上海法租界。1925年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又是怎样的政治面貌呢?省党部里半数以上的领导人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它模范地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反对国民党内右派分共反共图谋的堡垒。就是从这次合作开始,柳亚子和共产党人结下生死之交。“四一二事变”中,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损失惨重。1949年3月在从天津到北平途中,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相遇,谈及往事,“黯然”作五言律诗两首,诗末有一段附言:“国共合作时代,余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长宣传部,侯绍裘副之;李一谔任监察委员;张应春长妇女部,宛希俨长青年部,刘重民长工人部,黄竞西长农民部,皆一时之选也。清党变起,侯、张骈首白下,遗骨难求;宛死江西;李谋暴动,死于故乡金山;刘在南京被逮,大骂蒋逆叛党叛革命,遂遭剜舌而死;黄在上海,与陈仲甫之子延年同时遇害,死状亦极惨烈。[1]”就是回忆当年战友牺牲的情况。诗中有云:“硕果今余几,丰功忍淡忘。表扬吾辈责,青史有光芒。”把身处这等经历怀抱这般心态的柳亚子,称为“一省政要”,这样的结论难道不是学术界的荒谬吗?

在“未必牢骚便断肠”一节里,王教授引用了3月22日柳亚子写给毛啸岑的信,对信中“估计有利可赚”句,他的解读是“其时上海尚在国民党手中,柳亚子就用了此种语言。‘有利可赚’云云,其实正表明他的待价而沽。”这也难怪,生于1962年的王教授,对上海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缺乏亲身感受,只能靠猜想写文章。王教授没有听到过那些日子深夜里警车的鸣叫声,没有经历过清晨突然知悉某个亲友失踪时内心的惊悸。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柳亚子的小女儿不得不忍痛烧掉了多年来珍藏的孙夫人(宋庆龄)写给她的信件。3月18日柳亚子抵达北平,22日的信是一封向亲友报平安的家信。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上海还处在白色恐怖中,柳亚子听到不少友人遇难的消息,如黄炎培的儿子被害,秦德君生死不明……他在给在美国的儿子的信里说:“我很关心三妹,总以没有收到她亲笔信为念,因为黄炎培的儿子已被蒋匪杀死,则柳亚子的女儿,又谁能保证呢?”柳亚子等乘华中轮北上是一次秘密行动,为保证旅途安全,需要隐匿身份,乔冠华要求离港诸人“片纸只字不许带”。一行人到达北平后,新华社发了通讯,更增加了住在上海的亲人的危险,因此,柳亚子的家信都通过友人转递,并且信中多用隐语。北平的转信人是范志超和黄娄生,上海的收信人是毛啸岑。毛啸岑是柳亚子的同乡好友,当时是上海中级信用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商界人士,所以信里的隐语也都带点生意经的色彩。如:称同行的沈体兰为“沈裕昌的小老板”;称来迎接的黄炎培为“黄老伯”;并自称“弟此次押货内渡,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就这么一封不得已用隐语写的平安家书,王教授居然解出“待价而沽”的意图,真可谓是“奇思妙想”了。

这顿饭,高河吃得很不踏实,杨晓梅精心安排了满桌的珍馐,但高河只觉食不知味。席间不断被老太太和杨晓梅问这问那,但高河却渐觉,这席间暖融融的亲情尽是伪装来的,直让他冷得发颤,特别是小表姐杨晓梅的眼睛,虽然笑意盈盈,但目光却寒冷彻骨。

为了坐实柳亚子“对官位有很大的期待”,王文寻章摘句主观推衍,抛却科学理性,抛却评论文章要用事实说话的规则,用自己的形象思维来编故事。如:从“欲借头衔荣父老”的诗句,王教授推衍道:“以柳亚子罕见的狂傲和自负,这职务的要求,决不会很低,应当是江苏省的主要领导吧,用老话说,就是‘封疆大吏’了。”从毛泽东复信谈到“国史馆事”,王教授的推衍是:“柳亚子提议设立国史馆,并希望自己在其中任职。任何职呢?以柳亚子的狂傲,总该是馆长吧,后来的文史馆副馆长一职,当非柳亚子初衷。”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大会上,柳亚子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王教授又推衍说:“这‘委员’之‘级别’虽高,但却是惠而不费的‘虚衔’。”总之,王教授决意要给柳亚子戴一顶“官迷”的帽子,否则“英雄末路”的创意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柳亚子喜欢当官吗?朱剑芒的《我所知道的南社》记述了一件往事:1934年3月4日,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为南社创始人陈去病逝世举行追悼会,当晚,在新亚酒店举行南社临时雅集,雅集上讨论怎样纪念南社时,冯心侠起立发言:我们从前参加中国同盟会,为的是革命,组织南社,也为了革命,决不会是做大官,我看只有柳亚子先生从不想做官,所以今后主持南社的纪念,也只有柳先生可以担任。冯心侠是参加虎丘南社成立会的老社员,他说柳亚子从不想做官,和王教授的说法截然相反。应当相信谁呢?相信与柳亚子相识相知20年的冯心侠,还是相信柳亚子逝世4年后才出生的王教授?四十多岁正值壮年的柳亚子不想做官,到六十多岁退休年龄而且“身心多病”的柳亚子却一改初衷变成官迷,而且还不要虚衔要实权,这种说法“是不能服人的”——自然,王教授可以辩护说,这是早已料到的质疑,他已经准备好了回答:“柳亚子的心态,是不能度之以‘常理’的。”这可是一面掌控在王教授手里的万能盾牌。

“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领人马下江南兵扎在长江。孙仲谋无决策难以抵挡,东吴的臣武将要战文官要降。”楼下的老陈喜欢听京戏,《打渔杀家》《贵妃醉酒》,经常是反复听,今天他听的是马连良的《借东风》。老陈坐在一张躺椅上,似睡非睡。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高得几乎超过了五楼。

王教授把第二个关注点放在柳亚子自诩高明,“要与毛泽东一同大显一番神通”,插手共产党的事务,使中共感到此人难缠,已失去使用价值,因此对柳亚子日趋冷淡。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柳夫人因盲肠炎住院手术,毛泽东写信慰问,信中提到:“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王教授评论说:“柳亚子在去信中,问及了有关‘谈判’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问非该问”。进而引申说:“不难看出,自以为有第一流政治才能的柳亚子,在这期间是十分技痒的,非常渴望能与毛泽东一起参与谈判,对谈判深度介入。”说柳亚子技痒,想和毛泽东一起参与谈判,王教授没有提出任何实证,完全是天马行空式的思辨推理。笔者请教王教授,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的谈判,柳亚子既不是共产党员,又早因谴责当局制造皖南事变,被蒋介石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他能以什么身份介入谈判?柳亚子严重口吃,期期艾艾的三分钟说不出五句话,他会毛遂自荐到谈判桌上去舌辩群雄吗?何况不论1949年在重庆,还是1950年赴苏联,乃至尼克松访华,毛泽东都只参加开局,负责定向决策,讨价还价的具体谈判都由周恩来主持,柳亚子有什么办法能“与毛泽东一起参与谈判”?王教授能不能不停留在空想中,拿出点实证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时柳亚子的心态,柳亚子在《八年回忆》里有清晰的陈述。“日本投降,当然是好消息,但,中国内部的问题,怎么办呢?……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30日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便把我心中的疑团完全打破,变得非常乐观了。总之,我信任毛先生,便有信任中国内部没有存在着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必诉之于武力了。”出于关心刚经过八年抗战的老百姓会不会再次陷入战乱,关心有没有可能组成联合政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柳亚子向毛泽东询问时局,怎么是“问非该问”呢?针对柳亚子的乐观心态,毛泽东回答道:“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回顾从1945年到1949年中国的时局,不正是按照毛、柳这番对话发展的吗?给柳亚子打一支预防针,提醒他放下幻想,准备斗争,怎么是“漫应之”的敷衍呢?从时间上讲,柳亚子有自己要忙的事,根本顾不上“参与谈判”,他正紧锣密鼓地筹备“柳诗尹画联展”,接着他还要串联毛泽东的赠诗《沁园春·雪》的发表及唱和。不要小觑“柳诗尹画联展”的意义,重庆谈判不仅是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更是一场争取舆论和民心的博弈,毛泽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来到重庆,展现了中共的和平诚意,在舆论上先胜了一局;在重庆期间,他会见各方人士,做了大量公关工作,如大革命时期主张分共的西山会议派健将覃振,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毛泽东两次会见覃振介绍中共主张,后来覃振友好地提醒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心张学良的前鉴。在蒋管区的宣传中,中共总和“匪”字连在一起,观众从联展中看到尹瘦石画的毛泽东画像,读到柳亚子的配诗:“恩马堂堂孙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鸾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吁。岳峙渊渟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2]”把毛泽东和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与马、恩、列并列;又使读者得以通过《沁园春·雪》,领略毛泽东的气魄和文采,中共的形象改观,影响扩大,这是在谈判桌外的另一场舆论战,是柳亚子对重庆谈判的一种别开生面的介入,又何需带着邓艾之疾坐到谈判桌旁去凑热闹呢?

在“未必牢骚便断肠”一节里,王教授写道:“看着同住六国饭店……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被毛泽东召见,柳亚子心里的悲凉和酸楚,可想而知。”这种说法不是王教授首创,3年前,即2004年,孙有光写的《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一文也作如是说,说得比王教授还邪虎,柳亚子甚至扬言要投湖上吊呢!实际上,柳亚子因遭冷遇而心怀不满,根本是一个伪命题。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到北平,柳亚子作为民主党派的30名代表之一,应约去西郊机场迎接,并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均同乘一号车阅兵;当夜,又参加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的小规模宴请(两桌共20人),何曾受到怠慢?哪来“悲凉和酸楚”之感?柳亚子真有什么锦囊妙计急着献给毛泽东吗?没有。1949年5月毛泽东和柳亚子有两次单独会见,主要的话题是论诗。5月1日在益寿堂,“尽出近作相质”。5月5日香山赐宴后,毛泽东为他题写册页:“池塘生青草 空梁落燕泥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花暖鸭先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光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诗,因书以为纪念。”其实,柳亚子和毛泽东的交流一直是畅通的,那就是诗和信。诚如王教授所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来到北平后,第一要务是实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目标,但是有些人另有想法,提出“第三条路线”,对国共“各打20大板”,对这些人需要做工作。3月25日益寿堂夜宴时,“餐毕谈和战问题,毛表示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决不轻易渡江,亦决不停战。”(《黄炎培日记摘录》),就是向民主人士通报情况。中共的决策立即得到柳亚子的响应,夜宴归来即赋诗云:“百万大军南下好,夫差授首甬东天。”28日,他又在给毛泽东的诗笺里写道:“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不少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后一句,甚至认为那是在用归隐“撒娇”,却忽略了前一句“安得”两字,“安得”是未来式,表达一种期望,这种期望正合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心意。既然两人已经取得共识,毛泽东又是日理万机,忙着和、战的决策,何须多此一举地安排单独会见呢?4月23日深夜,“闻大军已下南都”,大局已定,心情放松愉悦。5月1日,毛泽东携妻女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是抚慰?不需要。是欢庆!既然毛、柳二人的想法已在顺利执行中,那就用不着再多说什么。于是,论诗取乐,沿长廊漫步,乘画舫游湖,优哉游哉。

个税应关注的“临界点”和计算“盲区”。由于个人所得税税率有7个级别,因此每个级别对应一定的临界点与平衡点,也就形成了6个区域内的计算盲区。因此,按照个税表计算,可以得出每一级税率对应的临界点和所在的计算盲区,位置分别为:

在停机大修过程中,利用二回路几个腐蚀产物主要分布的设备,对核电站二回路系统运行过程中腐蚀程度的评估,以此评定电站在运行过程中,采用AVT(R)控制二回路水质效果的方法,很好地结合了大修腐蚀检查数据,更进一步反映了电厂控制水质的实际效果。且大修产生的腐蚀产物评价参数,可为电厂的老化管理评估,提供十分重要的参数,对核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种金属盐——硫酸铜也可作安全的蚀刻剂使用,主要用于腐蚀锌版和铝版。其腐蚀原理与氯化铁类似,如以锌版蚀刻为例:

《感事呈毛主席》和《和柳亚子先生》是两封诗笺,用以诗代信的特殊形式交流思想和政见,是诗坛佳话,政坛佳话,也是一次民主协商的实践。要读懂这两首七律,需要先弄清楚原诗诗题中的“感事”,柳亚子究竟感的是什么事,因为“牢骚太盛”是由“感事”引出来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牢骚”是一个中性词,它的解释是“烦闷不满的情绪”。烦闷不满可以是对时局、对某件事,与“私欲”不等价。准确解读毛、柳诗词唱和的关键,就在找出有实证的关于感事—牢骚的史料。

王教授用来证明柳亚子倚老卖老的另一个史料是“反动印章案”,认为柳亚子“这样一种夸人的方法,比骂人或许还令人难受。”柳亚子有两枚印章,被革命博物馆收藏,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两枚印章都涉及三国时的典故,本意是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是在缺乏历史知识的人的直觉里,却会认为是对领袖的侮辱。康生抓住这个情况,把这两枚印章定性为反动印章,称柳亚子是“老牌反革命分子”,引发了反动印章案。文革结束后,这起冤案自然应当平反。但王教授却另有看法,他写道:“不过,‘文革’结束后,这事也没有一笔勾销。”怎么就没有一笔勾销呢?他引用王晶垚在《柳亚子纪念文集》中的《纪念南社与柳亚子》一文:“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时,大会主席团决定在会上宣读一份《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107人的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向读者暗示,康生对柳亚子的诬陷不属于要平反的事件。如果查对王晶垚的原文,便能够发现,王教授有意略去了王晶垚紧接着解释为什么致哀名单里没有柳亚子的一句话:“那时,林彪、江青的同伙康生还未被揭露。”更加诡异的是,就在这本《柳亚子纪念文集》的第14页,明明登载了胡乔木《在柳亚子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讲话的第一段提出:“但在十年动乱期间,柳亚子先生也像大批革命战士一样,竟受到康生之流的肆意诬陷诽谤。现在我们纪念柳亚子先生,就是纪念他一生的革命业绩,恢复对他的公正的历史评价,并学习和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纪念柳亚子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专门为柳亚子遭受康生诬陷诽谤平反。很遗憾,王教授却视而不见。掐掉头,再去掉尾,这般断章取义的手段,实在太过分了吧。

开天辟地君大健,俯仰依违我大难。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驩。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王教授的第三个关注点,主要的关注点,自然是探秘柳亚子的牢骚。王教授认为,由于“柳亚子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失望”,他是“怀着满腔春意来到北平的,但很快心态就给人以由春到冬之感”,满肚子怨气,发出了“咄咄逼人,不知轻重”的牢骚。王教授引经据典,对《感事呈毛主席》与《和柳亚子先生》逐句进行推敲,企图找出牢骚的内容;但是王教授感到有点棘手,似乎不能自圆其说,有两个地方“卡壳”了:一处是毛泽东的和诗里的“落花时节”,与3月的早春二月不对位。另一处是柳亚子原诗的第三联,王教授把前句“头颅早悔平生贱”解读为:“我后悔平生为了你这个朋友,为了共产党人的事业而不计生死,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牢骚就发得咄咄逼人,不知轻重了”。但是又觉得这种解释与后一句的表忠心,“肝胆宁忘一寸丹”,对不上榫头,“第五句和第六句意思有些矛盾,或者说,第六句的转折有些突兀”。怎么办呢?王教授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强词夺理地说:“但其实这正可以看出柳亚子写此诗时的真实心态。”

关于第一点,王教授的缺失在于没有探查毛泽东的和诗公开发表的过程。毛泽东的这首七律最早发表在1957年元月《诗刊》创刊号上,后来收入1963年版的《毛主席诗词》,1964年又有《毛主席诗词》第三次印刷版。这三个版本的诗题以及选用的原诗都不一样。诗题和原诗的变化,都经过毛泽东首肯,自然具有某种意图。是什么意图呢?笔者不知情,不宜妄加猜测。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中,注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写作时间是“1949年夏”,再结合所附原诗的写作时间,与“落花时节”对上位了。笔者还可以告诉王教授,在毛泽东亲笔书写并由田家英送给柳亚子的诗笺中,原本是“暮春时节”,公开发表时作者有过改动,改成“落花时节”。

关于第二点,问题出在王教授对第五句的解读太离谱,完全歪曲了柳亚子的真实心态。柳亚子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四一二事变”被列入黑名单,发生复壁事件亡命海外。后来,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又恢复了他的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对这样的发展,柳亚子内心很纠结,认为自己默认中央监察委员身份,与背叛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领导层虚以委蛇,属于失节行为,内心自责。而且这种心态由来已久。1935年柳亚子去菲律宾旅游回国途经广州,想起廖仲恺、朱执信、侯绍裘、张应春等故友,“万感填膺”,作《七律·别广州一首》,三、四联为“草间怜我空偷活,泉下逢君已隔生。朱亥侯赢同抉目,欲呼张妹更谁膺。”就是表达这种心情。在1945年写的《致马歇尔将军书》里,最后的署名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谨上。”1949年自港北上途中,遇到杨之华、张曙时等旧友时,又有“靦颜待尽”,“视殉节诸公,实多惭德矣”的感慨。《与某兄书》(见《柳亚子选集》上册)中的“弟虽亦曾失节,有梅村不死之恨,然魏延反骨,自问犹存也”句,就是“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的白话文表述。柳诗中的第五、六句一气呵成,接续上毫无矛盾。王教授居然读出柳亚子的“真实心意”是后悔此前支持了共产党,这个判读毫无事实依据,完全是乱弹琴。对该诗的第二句,王教授虽然查找资料,用了王粲依附刘表的典故,但是这个解释不实在。还是引用《与某兄书》里柳亚子的几句话吧:“人苦不自知,弟则自知甚明。平生矜才使气,不可一世,犹是四十年前南社狂奴故态耳。情感冲决,不可一世”;第一联的前句点赞毛泽东创丰功伟业的本领,后句坦陈自己狂放不羁矜才使气的性格,前后呼应,符合旧体诗的叙事模式。

文学本来是王教授的专业,但为了给自己的立论找根据,竟不惜抛弃基本常识,甚至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稍有古典诗词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按徐柚子《词笵》的标点)在所有评点这首词的文字中,从未见到有人认为苏轼在倚老卖老,居然把周公瑾叫作周郎。为什么柳亚子写了“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论定延京尊后圣,毛郎一语奠群哗”等诗句,就成了倚老卖老呢?1932年的毛泽东,30多岁,正值有为年纪,同样是“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形象,为什么就不能用“郎”称之呢?“南阳讵敢劳三顾”,确实用了诸葛亮的故事,但王教授在节录时,故意删去了诗题中“是日昼寝方酣”,以及该诗第一联的“朽木难雕午梦忘,衣冠颠倒讶苍黄”,有意把隆中高卧的典故误导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完全曲解了柳亚子的原意。不客气地说,笔者感到,王教授似乎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做派,预定“罪名”,再去千方百计的搜罗“罪证”,用这种方法评论历史人物合适吗?

从上面的几个举证可以看出,王教授下笔叙事主观随意,使用史料不严谨。他寻章摘句,但是绝少说明所用史料的历史背景,从而产生多处误读,如从毛啸岑信中的“有利可赚”,竟读出“待价而沽”的意思;他断章取义,引文只取对其论点有用的内容,如掐头去尾,回避“南阳讵敢劳三顾”用的是隆中高卧的典故;他对史料画蛇添足,轻率地加进私货,把自己想象成毛泽东、党中央的代言人,断言柳亚子“轻视与鄙夷”毛泽东和共产党,“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真是偏见比无知更荒谬。总之,他没有把史料看成第一性的客观存在,错把自己天马行空式的思辨当成现实,这种主观主义的治学方法不可取。俗话说,文如其人,《柳亚子的“狂奴故态”和“英雄末路”》评论的是柳亚子,字里行间透出的却是王教授的思维模式、王教授的价值观和是非观,王教授又何尝不是在书写自己的学品和人品呢?

王教授拿柳亚子遭冷遇说事的另一个题目是:“在‘民革’筹建过程中,柳亚子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民革’在决定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时,柳亚子最初却被排除在外。”照例,王教授没有交代民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提出参加新政协代表名单的,也没有列出六人名单是哪六个人,更没有解释为什么名单中既没有宋庆龄(民革名誉主席)也没有何香凝(民革中常委)。王教授断言:“这名额当然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由哪六人出席,不用说,也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王教授居然越俎代庖,在替中共中央决策了;并故意指认给柳亚子带来失望的决策人是中共。这是王教授泡制的又一个伪命题。1949年2月28日,民革在北平召开中央联席会议,会上公推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陈劭先、梅龚彬和朱学范为出席新政协的代表。2月28日,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都没有进入解放区,没有把握一定能到会,自然不便列入代表名单,问题就那么简单。令笔者费解的是,王教授为什么要以“不用说”的肯定语气,把柳亚子没有列入第一批名单和中共中央挂钩呢?

本文不拟解读柳、毛间唱和的两首七律,只是提供有关原诗的一些史料,供有兴趣者研讨。为叙述方便,先把公开发表的柳亚子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抄录于下:

通过对扬州市连续9年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扬州市水环境生态安全的主要警源是河道污染严重、污染治理措施差,经济社会压力大以及自然水环境条件下降。从扬州市水环境生态安全年际变化可以看出,扬州市水体水质恶化现象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稳定控制,水环境生态安全仍处在预警状态。预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提高自然水环境条件,合理统筹经济发展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扬州市水环境生态安全建设的重点。

在王教授的文章发表后的十多年里,不断有人追根溯源,认真考查与“感事”有关的史料,如革命博物馆的周永珍女士,访问过民革成立时的当事人朱蕴山和张克明,翻查过民革中央的会议记录,并把她的调查结论,柳亚子“对成立民革有不同意见”,写进了《鹦鸣集》。《鹦鸣集》不是公开出版物,或许在书店里买不到,但是她与《柳亚子传》作者张明观对有关史料的交流和讨论,收入了张明观的《柳亚子史料札记》和《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容易查到。简言之,柳亚子所感之事,是对成立民革的看法,不是对待遇不满。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AJPE 2003年出版4期,2004-2005年出版5期,2006-2008年出版6期,2009年出版8期,2010年后每年出版10期[4]。2013年文章总数为257篇,2014年为217篇,2015年为181篇,2016年为204篇,2017年为196篇,平均每年的文章数达到211篇。包括评论、研究、信件、AACP报告、回顾、教育简介、ACPE报告、会见主席、ALFP声明:观点/对比、更正、教学设计和评估、会议摘要、学校海报、教学革新、声明、教师专题、观点/对比、书评、收到的书籍、地址等栏目,还有一些主题栏目,如公共卫生、教师的发展、学生领导力及认证教育的未来[5]。

柳亚子写这首七律时,先打了一个草稿,经过吟诵修改后,定稿为上面的文本。这首七律最初的草稿是:

程序模块,按下倒计时启动按键,利用单片机内部时钟进行60s倒计时,无线电能开始传送能量。当计时结束,主控板外围的继电器1导通,信号发送端停止发送。在该系统中,继电器1就相当于一个自动开关。

王教授常常作这样的描写:“但我想,在这期间,毛泽东就不但感到了柳亚子的可用,也感到了他的难用。”“这恐怕不仅令毛泽东,也令那时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觉得别扭。”柳亚子想请范志超当生活秘书,引出了王教授的大段抨击:“这首先关乎‘待遇’问题。如果柳亚子不在享受此种‘待遇’者之列,那就不能为其配秘书,此事不能含糊。更重要的是,秘书不能由自己选定,而应由有关部门选派。尤其为柳亚子这类‘民主人士’派秘书,要由有关部门选择组织上信得过的。因为他的使命,实在不仅仅是‘秘书’。从此事也可以看出,柳亚子的政治感觉,实在是很迟钝的。”不知道王教授这段说辞有什么根据,难道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就那么不放心,要秘书去执行什么“使命”?在这些叙事中,王教授已经不再是王教授,而是在替毛泽东、替所有共产党人思考问题了。王教授继续发挥道:“他(按:指柳亚子)常常忍不住把自己与毛泽东同时歌颂……这就像在墙上并排挂上同样大小的两幅画像,一幅是毛泽东,一幅是自己,然后再朝两幅画像跪拜。”这样写评论文章,用形象思维代替理性判断,近乎“戏说”,有违王教授提出的“要把话说得准确”的原则。那么,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前引的《八年回忆》里,柳亚子紧接着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和毛先生,在1926年四五月间本来是见过面的……毛先生正在当着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哩,如今,一眨眼已是十九年了,这十九年里,毛先生做着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我自己还是一介书生,故我依然,身心多病,那得不自惭形秽呢。”明明自认是“一介书生”,明明是“自惭形秽”,与毛泽东拉开距离,怎么能说“两幅图像”是“一样大小”呢?柳亚子确实和毛泽东讨论过挂两幅画像的问题,在《孙总理与毛泽东》一文里有陈述。不过,所议论的不是毛泽东和柳亚子两人的画像,是毛泽东和孙中山两人的画像;而且,提出这个构想的不是柳亚子,是毛泽东:“他(笔者按:指毛泽东)说:‘苏联挂起照片来,一个死人加上一个活人(指列宁和斯大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挂起照片来,也是一个死人加上一个活人(指孙总理和毛主席),那也算是相同的一点吧!’说到那儿,大家哈哈大笑。”

《柳亚子史料札记》里有这页草稿的照片,可以清晰看出修改的痕迹。1965年陈毅请毛泽东替他改诗,毛泽东在复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像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是不能不用的。”毛泽东还引用朱熹的话向陈毅解释:“‘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3]”柳亚子对草稿的修改,就是用比、兴润色提升诗味。相比之下,草稿比较直白,或许对理解柳亚子的原诗有所帮助。

王教授重点引用了柳亚子写的《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称之为“呓语般的言论”,据以说明“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十分遗憾,王教授仍然对该文是什么时候写的,柳亚子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没有细加推敲。其实,这篇文章是一把打开“感事”秘密的钥匙,二者思想内容一致,只不过文学体裁不同。

1948年10~11月,国民党内持反蒋立场的各个派别(民主派)齐聚香港,商议成立统一组织,柳亚子主张,待成立的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体,应当延续国民党二大的道统,积极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中国国民党的金字招牌,已经给独裁者丢在毛坑中二十年了,但要是我们把它捞起来,把清水洗洗,沉香熏熏,再给它油漆一下,还是有作用的”。中共则希望成立一个新组织,响应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的号召,与柳亚子的理念不合,柳亚子的观点没有被接受。他心里窝火,11月24日辞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12月9日写了这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显然,这是一篇备忘录式的文章,记述了柳亚子对成立民革的看法,正是周永珍女士所说的对成立民革的不同意见。当时从大局出发,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这篇文章只存档于他的书匣里,没有公开发表,直到他逝世30年后,才编入《柳亚子文集》和《柳亚子选集》面世。柳亚子认为:“对于本党,积极的使命,是在遵行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沟通苏美,避免世界第三次大战,保卫和平,以达到总理‘天下为公’之目的;消极的使命,是不搅军队,使一般官僚、军阀、党棍、政痞之流无所施其手段。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对得住总理在天之灵,对得住从兴中会、同盟会、民元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直到今天中国国民党的真正信徒,对得住为革命而牺牲的前前后后千千万万的烈士烈女了。”诚如《柳亚子选集》的编者在附言中所说:“虽然文中有的意见和提法可以讨论,但主要内容都很重要。他坦诚、鲜明而又充分地说明了个人的观点和基本态度,可说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一个重要文献。”王教授称它是“呓语般的言论”,是柳亚子在炫耀“自己的政治才能”,谁个政治上幼稚,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政治这个名词内容十分丰富,在评述柳亚子的政治眼光是第一流还是不入流之前,有必要对政治一词的内涵做一些界定。资中筠在《老生常谈》中提出,“关于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义感,对社会不公、民间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有些看似具体的个别事件,却牵扯大的政策和体制背景,一不小心就会与政治沾边,这是广义的政治,谁也逃脱不了。”那么狭义的政治呢?“是指官场沉浮、权力斗争,还有不在其位无能为力的政治决策。”笔者赞同资中筠的看法。

先从广义政治的角度分析柳亚子的作为。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发生了三次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北伐)、工农革命,以及一场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精英革命),柳亚子主持的南社被称为同盟会的宣传部,掌控着革命派的舆论阵地。武昌首义后,清廷和南京临时政府处在对峙状态,袁世凯想坐收渔人之利,通过南北和议篡夺政权。柳亚子坚决反对让权给袁世凯,辞去临时总统府秘书职务,回上海组织反袁舆论,指出“南都临时政府取消之日,即中华民国亡国之日”,“恐第二次革命终不能免”。不出所料,袁氏篡权后,杀戮南社精英,镇压二次革命,最后演出洪宪称帝的闹剧。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动国民革命(俗称大革命),柳亚子受命回乡筹建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孙中山总结40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俄为师,成立黄埔军校,组建一支有信仰(三民主义)的军队,准备北伐。不幸,1925年孙中山因积劳成疾逝世,国民党内分共与反共的情势日趋危急,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柳亚子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始终不相信蒋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因此,他提醒中共,军队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否则,“恐怕你们的大好头颅不知要被谁砍去呢。”不幸又被柳亚子言中,“四一二”、“七一五”,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被屠杀。经过这场变故,中共认识到掌控军队的重要性,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发动了工农革命。中国的工农革命应当走什么样的路,仿效苏俄发动城市起义占领城市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柳亚子也有自己的判断:“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在中共党内的王明、博古等人排挤毛泽东的时候,只与毛泽东有一面之交的柳亚子却预言,毛泽东将是继孙中山之后的中国革命的领袖。抗日战争期间,柳亚子请友人画了“抗日三图”:《辽东夜猎图》《樱都跃马图》《东都谒庙图》(东都,台湾的别称),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见:收复失地、打败日本、台湾回归。对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走向的判断,对划江而治还是打过长江去的看法,前面也都已经谈过。在这些历史节点上,在带方向性的政策上,就广义的政治来讲,柳亚子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自认政治眼光第一流,并不是虚妄的,是有实证的。实话实说,何必故作谦虚。

从王教授对“估计有利可赚”的解读,从王教授不齿柳亚子屡屡做出不讨中共欢心的举动,从王教授对柳亚子反对尾巴主义不能依顺中共心意的评论,不难看出,王教授眼里的政治,是指官场沉浮,是利益驱动的政治,也就是资中筠所谓的狭义的政治。以狭义的政治考察柳亚子,认为他不懂官场潜规则,“是极其幼稚的”,笔者不持异议。一个坚持独立人格率性而为的人,确实不是混迹官场的料。

笔者也赞同夏衍的评语:“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太天真了。”在前引的《八年回忆》中,柳亚子自称“一介书生”,这个自我定位相当准确。放到现代社会里,“书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主义者。他一贯直言不讳地说出心里话,哪怕是会惹祸的心里话,哪怕是不讨好的心里话,哪怕是后来被证伪的心里话,绝不虚伪,绝不随风倒。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品格。社会是多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定有良好的行政执行力。柳亚子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他出的主意有时缺乏可行性。他也不是脚踏实地的践行者,“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事不可为,拍拍屁股走人,“汾湖便是子陵滩”;他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俯仰依违我大难”。因为“自知甚明”,深感“我们这般人,本来是在矛盾中生活的,不矛盾又将怎样呢?”所以他要感叹毛泽东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自己却“故我依然,身心多病”。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柳亚子也脱不开这个历史的逻辑。

中共中央果真如《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所描述,看不惯柳亚子的狂放不羁,给他“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使他的心态“悲凉而酸楚”,逼他走上“英雄末路”吗?事实绝非如此。就笔者所见:1958年柳亚子病逝后,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仪式,移灵时执绋的有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人。1983年,1200人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集会,纪念柳亚子逝世25周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讲话,指名批驳康生对柳亚子的诬陷,“恢复对他公正的历史评价”,表示要“学习他那种把毕生献给民族振兴、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认清历史方向,随时代而前进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为革命事业苦斗不屈的奋斗精神。”请注意,中共领导人对柳亚子的政治眼光的评价是“认清历史方向”,是“随时代而前进”,并不是王彬彬教授所说的“根本就不入流”。就是在这篇讲话中,胡乔木向台湾喊话:“中国共产党愿与一切主张祖国统一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共在拨乱反正之后,选择纪念柳亚子的机遇,再次宣示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决心,并表达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意愿,绝非偶然。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就是王教授的文章发表两年后,柳亚子与马相伯、邓中夏、朱自清、吴运铎、张太雷、张应春、李公朴、陈延年、侯绍裘、恽代英、费巩、陶行知、彭雪枫、瞿秋白等50人并列,入选“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模范人物”。在介绍柳亚子事迹的材料中,没有说及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与王教授的说法相反,柳亚子不是自命的英雄,是家乡人民授予柳亚子“英雄”称号。建立新中国是柳亚子毕生的理想,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理想,他没有把自己的家藏留给后代,而是全部无偿捐献给新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吴江博物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馆……都收藏有他的捐赠。英雄没有走上末路,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抛弃这位数十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战友,英雄没有被遗忘,英雄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肯定。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4]”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近来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就在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几个青年人居然身穿侵华日军军服,在紫金山的旧碉堡前拍照留念;网上的“百度知道”搜索中,出现了所谓“大陆四大无耻文人”的条目;在某个热播的电视剧里,多次出现一群军人后代行纳粹礼取乐的镜头。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反映了一些人的价值观扭曲和历史知识浅薄。习近平连续用四个“走出来的”来强调民族复兴的“来之不易”。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先辈们经历艰难曲折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作为后来人,作为乘凉者,应当理解植树人,应当感恩植树人。这样才能激发起一代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感,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承续,不断超越。诚如胡锦涛2008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说:“历史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启示。”如果忘记了前人曾经的苦难,如果不懂得前辈们曾经的艰难探索,如果没有急迫的忧患意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就可能迷路,就可能失足。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是夯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实基础的必要措施。翻出并议论十多年前的旧事,就是希望能与王教授取得共识,以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为己任,完成人民教师应负的社会职责。

参考文献

[1] 柳亚子.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M].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531.

[2] 张明观.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74.

[3]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608.

[4]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7.

 
柳光辽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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