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正视现实的创作精神，或一种如实反映生活的创作方法，又或者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1](P1)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被放大为一种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其内涵与外延也都被模糊扭曲。因此，本文所探究的“现实主义”，正想回归它作为文艺思潮或创作方法之一种的原始概念，将之作为20世纪初世界性现实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产物，这更符合现实主义登陆中国时中西交流的历史背景。

回顾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坛，可以列举出许多现实主义的提倡者、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作品，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胡适、冰心、沈雁冰等人都在理论或创作方面，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但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现实主义的提出还只是一个口号。如温儒敏就认为新文学的先驱如陈独秀等人，仅仅“主张中国新文学效法欧洲，先走现实主义的路”，尚未形成具体目标，“直到1918年底1919年初，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现实主义的提倡才有了稍为具体的内容，初步树起了理论上的纲领，从而在文坛上得到普遍的重视”。[1](P13-17)

在考察图的贯通性时，一般会存在两种题型，第一，至少应该除掉几条边来破坏原图中的贯通性；第二，即使将原图连通，在除掉有限条边的情况下，这个图是否依然可以连通。

然而若换一角度，仅从文学创作角度看，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文坛真正被接纳被认可，却并没有这么早、这么顺利。通过总体考察20世纪20年代前后文坛内外流行的欣赏倾向，并具体结合问题剧、问题小说的潮流，及鲁迅、冰心等人的创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后知后觉”的状态。

一、文坛流行的创作与普通读者的喜好

对于五四前后鲁迅的小说创作及其后流行的“问题小说”等，因其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特点，常常给予现实主义的定位。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从作品本身来看，鲁迅的多数小说确实包含现实主义因素，但同时也具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其他特点；至于冰心等人创作的“问题小说”，则其中称得上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其实并不多。而考察两者在20年代初文坛的接受情况，冰心的《超人》等创作可谓风靡一时，鲁迅的小说则始终徘徊于流行之外，直至20年代中期前后才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究竟20年代初流行何种文学呢？周达摩在1931年回顾中国新文学的演进时写道：

民国八九年时，新文学初创，作者虽众多，然内容形式均浅薄。无足称道。……小说则仅有外表描摩，杂以伤感之语，即措辞佳者亦鲜见。

然颇足注意者有数人，兹略述于下——

林业技术推广与林业生产发展严重脱节，林业生态技术推广缺乏多元化的技术。另外，目前林业技术推广人员、设备和技术管理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在整个林业生态建设和发展的时代都非常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全面关注。目前，我国林业技术推广的主要形式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指导方针进行的。然而，在具体工作中，许多员工或相关人员过于注重个人利益，而没有充分重视自身服务能力的提升。此外，还有一些技术人员自身素质低，工作责任心差，无法与林业进行良好的沟通。同时，林业生态整体发展需求的变化也是陌生的，这对制约林业生态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谢冰心，名婉莹，系周作人之门徒，当时作短诗多首，题目《繁星》，刊入《晨报副刊》。又发表其处女作《超人》于《小说月报》，遣辞流丽，寓情真切，立时轰震文坛。……

此时文坛，几全以冰心为偶象，因而仿作者竞以词体化诗，旧典章重用，新骈俪大兴，然皆不若冰心之作法自然。崇古者亦另眼看之，于是学校作文之风，亦尚冰心矣。[2](P628)

汪静之的《蕙的风》，辞虽浅鲜，然所咏之爱情诗，有浪漫诗人之风。盖当时青年，受礼教束缚甚深，一旦睹此，乃目为奇作，无他因也。

确实，在宋代理学家群体中，只有朱熹对石刻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态度。但是，鲍鼎对朱子金石之学的阐释犹未达一间。朱熹不仅喜爱金石收藏，精于金石之学，“证经考史”“极其能事”，而且开拓了石刻的文化用途，提升了石刻的文化意义，成功实现了石刻文化角色的转化。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的这种学术取向和文化自觉来自何处，又有怎样的文化史意义呢？

冰心在20年代前后发表了多篇小说创作，其中多半后来都被称为“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等。冰心还于1921年1月4日加入了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在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小说月报》上，经常一卷乃至一号中有数篇评论冰心作品的文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作品的流行。从引文中可以看出，20年代初文坛流行的是有着“浪漫诗人之风”的汪静之的《蕙的风》，及清新自然、不染凡尘的冰心的《繁星》等小诗，甚至引起了“旧典章重用，新骈俪大兴”，而《超人》这部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也是因其“遣辞流丽，寓情真切”。

与冰心、汪静之等相较，在20年代初的文坛，最起码在广大的青年读者群中，鲁迅是不温不火的。而因着当时文坛的流行趋势，创造社也后来居上：

在当时，刚刚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的青年们，对于他(指鲁迅——笔者注)的作品，还不能深深地接受，倒是晚出的创造社的充满着伤感与热情的作品大受青年们的欢迎。[3](P311)

然而，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价值虽最终被认可，仍不得不将之视为一种遗憾。1936年在鲁迅先生刚刚去世不足5个月时，冯雪峰发表了之前应鲁迅要求，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译本所写的序——《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这是一篇回答鲁迅“在文学上属于那一种主义”问题的文章，并经过了鲁迅生前亲自审核修改。最终在冯雪峰的文稿中呈现出的是：

这之后直到1923、1924年前后，西方写实主义小说日渐通行，再加上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了解懂得西洋文学知识，并集合创办期刊予以传播，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价值才逐渐被认识：

选取2016年6月～2018年1月在我院实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CI）的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96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8例。其中，观察组男31例，女15例，年龄51～78岁，平均年龄（62.75±2.37）岁，发病至PCI平均时间（0.65±0.14）h；对照组男29例，女17例，年龄52～79岁，平均年龄（63.08±2.52）岁，发病至PCI平均时间（0.63±0.16）h。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超人》是一篇成功的著作……最能救近来一般青年的堕落。著者正面极力写何彬的觉悟，但他心血的焦点在叫喊背面的一般悲悯的青年……青年们热烈的希望，被社会恶浊的势力打倒，发生种种悲观的念头：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梦幻的。从此走错了前进的正道。意志强固的，自杀以解脱痛苦；意志薄弱的，天天囚在愁城里过烦闷的生活！而近年来青年犯这现象者，更似流行病一般。这是何等不幸，何等悲伤！但是徒然烦闷苦恼，想坐待光明的世界实现，这岂不是呆笨到十分么？……《超人》是救我们青年的上帝啊！[10]

时西洋近代作品翻成中文者日多，莫泊桑、柴霍甫(即契诃夫——笔者注)之小说尤为充斥。写实艺术之精华，乃由此大白于文坛。然中国作家能取写实艺术者，即鲁迅一人而已。

北京因学者林集，刊物如春笋之初萌。最著名者如《现代评论》、《晨报》、《京报》附刊、《语丝》、《猛进》等，撰述者多大学教授，即富西洋文学知识，且力倡新文学批评。鲁迅之价值，乃由此日坚定矣。[2](P629)

三是结合实际工作及时给予员工精神鼓励。既要表扬团队，又要逐一表扬每位员工的比较优势，要让员工觉得自己对于团队很重要，有一种“主角”的感觉，充分发挥优秀员工的模范带头作用，从而实现整个团队共同进步。

于是，尽管鲁迅的作品成为“在此冰心势力范围之下，有唯一成功之作者突起文坛”，但可惜的是仍“为大众所不识”。实际上，这与“现实主义”的未广泛流行有关。周达摩对此现象作了分析：只因“当时读者多属青年，欧西写实派之作品未先睹，故鲁迅之艺术为一般所不了解。在此三数年中，鲁迅不得成名即此也。”“当时中国青年不识鲁迅，盖不识写实艺术也。”[2](P628-629)

这一认识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因为经过了鲁迅将“原稿上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两个名字涂去了”，并明确地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有些影响。”[4]然而，因为早期读者对鲁迅作品“现实主义”艺术认识的滞后，也导致了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整体上对欧洲“现实主义”思潮及创作方法接受的滞后。

在文学思想上，他受欧洲，特别是俄国的近代写实主义的影响，如戈果理(即果戈理——笔者注)、契诃夫、科罗连珂、安得烈夫诸人的作品等。[4]

二、新文学倡导者的选择与偏好

同样是20年代初，不仅文坛流行的创作及普通读者的喜好值得关注，文坛内部新文学倡导者们的选择与偏好，也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流传与接受情况，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一点在“问题剧”与“问题小说”热潮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主要家具大国的进出口量数额庞大，但大部分国际木质家具贸易是在已划分好的世界经济区域内进行，并且在经济区域内的贸易额达到世界木质家具贸易额的一半。其中，欧洲区域内的家具贸易现象尤为突出，其经济圈内的贸易额比例达到四分之三左右，而欧洲区域外的贸易额仅占四分之一;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由于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家具进口大国，所以其区域外的家具贸易占比也高达四分之三左右;而在亚太地区，众多国家的家具市场十分发达，且以出口为主，所以仅有约40%的家具发生在亚太经济圈内。

“问题剧”与“问题小说”的热潮主要兴起于“五四”前后到20年代初，可说是在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动下产生的，与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联系。关于“问题剧”，最为著名的还是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所推出的“易卜生号”，对易卜生戏剧进行了专门译介。此“易卜生号”刊载了罗家伦、胡适翻译的《娜拉》、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袁振英所写的《易卜生传》等，而开篇胡适所写的《易卜生主义》则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胡适首先就声称：“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 即从现实主义角度肯定易卜生及其戏剧，之后他又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由此特别称赞易卜生“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5]。研究者温儒敏更直接将胡适等倡导新剧的目的归结为：“他们更希望通过易卜生《娜拉》、《国民之敌》等社会问题剧的译介，向青年灌输勇于向传统思想道德挑战的精神”，以及向新文学鼓吹“写实主义”[1](P28)。然而不得不说，写出“世间的真实现状”、使青年“勇于向传统思想道德挑战”这些目的在现在看来，与鲁迅发表于1918年5月的《狂人日记》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及所能达到的效果，具有相似之处。乃至一些细处，如胡适指出社会的不道德造就了一种“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这也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语相似，“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6](P447)且鲁迅所说更为深刻。

这其中有许多原因。首先，胡适等新文化建设者在1918年提倡易卜生戏剧等“社会问题剧”，是为了应对当时北京昆曲流行对新戏剧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这一具体问题。其次，初期“问题剧”的“不开药方”的宗旨在之后“问题小说”兴起后，也慢慢变成需要“药方”了。1919年下半年起，冰心等人已经开始“问题小说”创作，这里仅以冰心的《超人》为例。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5]

坐了三个小时的车，才抵达那座城市。找到黄书记所留下地址的地方，我远远地看到，气派的房子布置成了一个以黑色为主色的灵堂。中间豁然摆放着黄梁的照片，与七年前一模一样。我站在灵堂外边，黄书记站在门外，看了我一眼，别过脸去，面无表情。

这一譬喻后来正多用来形容鲁迅的小说创作。然而，在艺术方法、思想内涵、创作特色，乃至发表时间上：《狂人日记》与“易卜生号”同刊于《新青年》且比之还要早上一个月，与“问题剧”可谓“异曲同工”的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不仅“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7]，连同一阵营的战友也未曾给予摇旗呐喊甚或理解重视。

另一方面，胡适不仅对“易卜生主义”的内涵进行了概括，而且提出了一个“只开脉案，不开药方”的譬喻，成为初期“问题剧”的努力方向：

冰心的《超人》于1921年4月发表在《小说月报》上，6月即有评论称其在写实方面不失为“一个忠实的镜子”，所照出来的“不是理想的而是事实的母爱；这样的母爱，断不足令世界充实和有意识”[8]，即从指出社会问题角度，认可作者点明了社会上的母爱缺失问题。接着7月则有学者发现：《超人》等作品表现的“爱的理想”“可以制服一些消极的情感——愤怒、烦闷、忧伤、厌恶……”[9]。进而到11月时，有潘垂统的《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更为明确地指出：

结果(图2B)表明：208例ICC患者中，消瘦组、体质量正常组与超重肥胖组的5年CRR分别为90%、84.9%、87.2%；由于消瘦组及超重肥胖组患者未能随访至10年或中途失访，仅得出体质量正常组的10年CRR，为87.3%。3组CR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在这里潘垂统将冰心的《超人》或者说《超人》所开出的“母爱”“爱的理想”的“药方”，当做“救我们青年的上帝”，这是与上文所述冰心作品在青年读者中的普遍流行相呼应的。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现实主义作品，继被胡适等新文学倡导者忽略后，也已经不适于“五四”退潮期社会现实的需要了，无论创作者还是评论家都不再满足于“只开脉案，不开药方”，开始寻求“包治百病”的“特效药”了。

当然，鲁迅作品本身的特性，也是其未被关注的原因。内蕴的过于深刻和丰富，而表现却又较为含蓄朦胧，导致无论普通读者还是学者们对鲁迅作品的接受都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相反内涵简单或者说浅薄的作品，在当时却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沈雁冰在1923年为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写下了第一篇较有学理性的批评：《读〈呐喊〉》。其中沈雁冰这样形容自己读到《狂人日记》时的感受：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于吃辣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7]

“还有一点是，鲁西液体肥，能够使农作物植株健壮根系发达，增强抗旱、抗倒伏能力，增产效果明显。另外，黄瓜的种植周期一般都是100天左右，早熟的是80天左右，晚熟的120天左右，鲁西液体肥能够提供黄瓜整个生长周期所有的养分。”一旁的魏青松经理补充说道：“之前是因为不知道用鲁西液体肥到底效果怎么样，所以今年只是几个棚用了这个肥料来做实验，通过对比发现效果确实很好，下一年我准备全部使用了鲁西液体肥！”

而同样是沈雁冰，在面对冰心的《超人》时，竟然感动得哭了出来。他在1921年发表的《超人》篇末以“冬芬”的名义附注道：

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罢！ 冬芬附注。[11]

“愈辣愈爽快”显然不如伤感的“爱”来得动人心弦，这不仅反映了阅读体验上的区别，还说明了主旨理解上的差距。沈雁冰认为自己懂得了冰心的《超人》，而对于鲁迅《狂人日记》的内涵却终究没有说清。鲁迅曾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可见鲁迅仍渴望有人回应，且鲁迅的创作目的本在于唤醒沉睡的人们[12](P439-441)，自然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然而，从20年代初文坛的接受情况来看，鲁迅的初期实践算不得成功。而这之后鲁迅的小说作品都较最早的《狂人日记》容易理解了些，最后更从小说转战杂文，不能不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此时期作品境遇的影响。

三、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存状态及发展反思

提起现实主义，不得不承认在一段时期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和意义被提升到了不太恰当的位置，本来是属于文学诸种创作方法之一的‘现实主义’成了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忽视了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性。”[13](P149)而实际上，后期被无限推崇、滥用的“现实主义”，其很早即以最纯粹的面貌显现于鲁迅初期的小说创作之中，遗憾的是并不为人所重视。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现实主义”的普遍发现，才逐步获得广泛认可的。这既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悲哀，也是时代先行者鲁迅的悲哀，诚如研究者温儒敏所说：

杨秉奎的手在一盘残棋上缓缓移动,他在小房子里跟自己下棋。窗上,贴着红纸剪的“忠”字和“公”字,除了一张没刷油漆的单人木床,还有桌子、椅子、箱子、柜子,都没刷油漆,木质已被岁月涂得黑亮。床上挂着蚊帐;炉子上的水壶吱吱作响,突突地冒出水汽;一条大狼狗懒洋洋地卧在炉旁。

只是鲁迅的思考太深刻了，远远超越了当时一般作者的认识水平……众多“人生派”作家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全面把握欧洲和俄国的现实主义，同样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领会鲁迅的现实主义。他们是在经过自己的创作实践，逐步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才不断追随鲁迅，从鲁迅的创作中体会和吸收现实主义的精髓，终于汇成有声有势的现实主义大潮的。[1](P26-27)

这叹息与反思的，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对于现实主义的“后知后觉”状态。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程或许本可以早上许多年，然而接受本身是需要过程的，接受的滞后并不能抹杀真正具有超越价值的文艺作品及创作方法。1936年刘大杰在《鲁迅与写实主义》一文中明确宣布：“一九一八年登在《新青年》的《狂人日记》，便是鲁迅披上写实主义的服装，出现于中国新文坛的第一声”，并称“中国的写实主义，从鲁迅的手开始，由鲁迅的手完成。”[3]然而，更为遗憾的是，将现实主义作为受世界性现实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纯粹的文艺思潮或创作方法，却只保留了短暂的时间，很快就为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所替代。

直到80年代，在伤痕、反思、改革文学阶段，当代文学的发展才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而“回归的方式是淡化现实主义原则中的党性、阶级性等社会主义精神，代之以一般的人道主义精神，回复批判现实主义传统。”[14](P79)但因“伤痕文学”等实际仍未脱之前政治化年代的影响，也因“人道主义”讨论的被迫终止，“寻根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取而代之。这之后，到80年代末迎来了“新写实小说”潮流。如於可训就强调“新写实”首先是“革新和变化着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发展和延续”，只不过这时的“新写实小说”，“已经不属于传统的或称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范畴”，而是“一种可以称为现代主义的新质的现实主义文学，所以又有人把它称为‘现代现实主义’”[15](P34-35)。可惜“新写实小说”也因琐碎化、精神缺失等问题，最终和强调形式的“先锋文学”一起在90年代走向了“新历史小说”潮流。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 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进入新世纪，一方面“现实主义文体在经过1990年代的短暂沉寂之后，又重新获得了大多数小说家的青睐”[16](P77)，“有人惊喜地把这股风潮称为：现实主义的回归”[17](P53)。只不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许多研究者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困境”问题，以及现实主义变成了“现时主义”“主旋律”，而缺乏对“人性”的表现，“失掉了内在坚实的价值系统”，成为新“问题小说”被用于商业炒作，或扮演官方的“喉舌”“工具”等[14](P81-82)，这其实成为整个“新世纪文学的困境”。

1936年面对鲁迅的逝世，郁达夫曾发出感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18](P289)这同样适用于描绘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的经历。考察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在20年代前后的生存状态，可以发现中国文坛对现实主义存在着一种“后知后觉”的态度。而延伸来看现实主义在整个20世纪乃至新世纪的发展状况，则可以说原初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基本一直处于被压抑扭曲的状态。这不得不引起反思。然而反之，也未必定要执着于现实主义，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无论“写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都未尝不是一种“新镣铐”[19]，中国的文学创作早已应该跳出追逐“主义”的藩篱。

参考文献：

[1]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周达摩.中国新文学演进之鸟瞰[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卷一)[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 ]刘大杰.鲁迅与写实主义[J].宇宙风，1936(30).

[4]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J]．工作与学习丛刊，1937(2)．

[5]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6)．

[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雁冰.读《呐喊》[N].文学(周报),1923-10-08.

[8]枝荣:批评《超人》[N].时事新报·学灯,1921-06-21.

[9]洪瑞钊.中国新兴的象征主义文学[J]．时事新报·学灯，1921-07-09.

[10]潘垂统.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J]．小说月报，1921(11).

[11]冰心女士.超人[J].小说月报，1921(4)．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朱晓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14]邵燕君.茅盾文学奖：风向何方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困境[A].新世纪文学脉象[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15]於可训.代序 混迹于一代人中间——我所亲历的新时期文学与批评[A].新世纪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6]雷达主编.新世纪小说概观[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

[17]周立民.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新世纪文学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8]郁达夫.怀鲁迅[A].郁达夫全集(第3卷散文)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9]汪敬熙.为什么中国今日没有好小说出现？[J].小说月报，1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