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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如何影响海归知识溢出效应?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 言

在世界各国都把争夺人才置于重要战略高度的今天,如何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与其作为经济增长源泉之一的技术进步问题成为了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目前既有的文献来看,与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从海外人才回流中获得了显著的正效应(陈怡安,2016)。然而此判断可能高估了海归回流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因为东道国是否获益于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有关(陈怡安和杨河清,2013),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又取决于一系列制度因素。在这些制度因素中,法治水平非常重要(朱敏和高越,2012;陈怡安,2013)。这是由于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归企业家才能的分配,当腐败现象比较普遍并且被制度化时,非生产性活动的机会多于生产性活动,且经济利益更高,有才能和高学历的海归企业家更愿意进行寻租活动而非生产性工作(徐静和卢现祥,2010;Fisman和Vig,2012;陈怡安,2017)。

理论方面,一个良好的法律体制环境不但有利于吸引海归回流,而且能通过降低海归创业的成本,为国内企业向海归企业学习新知识和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支持,从而促进本土企业获得正向的海归知识溢出效应(Hermes和Lensink,2003)。同时陈怡安(2017)认为回流国的腐败水平对海归创新创业释放的知识溢出效应能产生很大影响,且腐败水平是影响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对经济转型期国家来说,法治环境方面的欠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对海归知识溢出效应的吸收,同时也制约其对海归释放知识溢出的有效利用(Meyer和Dan,2001)。

在腐败领域,回流国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多数学者认为腐败会对海归企业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是海归创业的“绊脚石”(Mauro,1995;Tanzi,2000;Mo,2001;Knack,2007)。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腐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投资,充当了“润滑剂”的功能(Dreher和 Gassebner,2012),即“润滑效应”。从现有文献看,目前回流国腐败水平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的影响均未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回流国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可能因制度约束而呈现出一定的非线性“门槛”特征(邓富华和胡兵,2013)。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献提出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Aidt,2009;邓富华和胡兵,2013),既存在正效应也存在负效应,且总体效应取决于正效应和负效应在一定制度环境下平衡的结果(Dong和Torgler,2011),即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非线性关系(Mendez和 Sepulveda,2006)。然而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文献从实证角度探讨制度约束下回流国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的非线性特征,且以中国海归回流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尤其鲜见。那么海归回流作为最新的知识溢出渠道,其知识溢出效应是否受回流国腐败程度的影响,即腐败对于各区域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是“润滑效应”还是“摩擦效应”?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对此进行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本文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方面,本文可能是首篇评估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的文献,丰富了对人才跨国流动领域的研究。现有研究中国海归人才回流的文献,重点讨论了海归回流的现状(魏华颖,2014;陈怡安,2014;王辉耀和苗绿,2013)、海归回流的适应性(王辉耀,2015;王蓉蓉,2012)、海归回流动因(杨河清和陈怡安,2013;许琦,2012)、海归回流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李平和许家云,2013;杨河清和陈怡安,2013;朱敏和高越,2012;朱敏和许家云,2013)。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目前还未有文献评估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的影响。但正如前文所述,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动力,同时对经济转型期国家来说,法治环境方面的欠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对海归知识溢出效应的吸收,同时也制约其对海归释放的知识溢出的有效利用。因此,理清制度环境中腐败对于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毫无疑问是理解海归回流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本文在前期文献基础上(张林等,2014;陈怡安,2016),引入腐败水平的“双刃”性,验证了海归回流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效应的非线性关系,通过强调腐败在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中的重要影响而扩展了以往的研究。同时在方法上,现有大多数文献检验门槛效应时都采用了交叉项模型法,虽然该方法可以检验单门槛效应,但无法检验多门槛效应,也无法检验门槛效应的显著性与门槛值的准确性,为克服交叉模型法的缺陷,本文借助非线性回归技术的门槛回归方法,以区域腐败水平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腐败水平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对门槛效应的显著性及相应门槛值的准确性进行检验。

二、理论分析

将式(4)转化为对数线性函数形式得到:

首先,海归企业家将部分资本用来贿赂官员,海归企业的利润或者潜在利润被腐败所剥夺,海归企业家可能会控制生产规模(Mo,2001;陈怡安,2017),同时将剩余的储蓄转向地下投资,并且虽然这种方式可能效率较低,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海归企业不堪腐败带来的重负,会选择退出(徐静和卢现祥,2010;陈怡安,2017)。

其次,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归企业家才能的分配。当腐败现象比较普遍并且被制度化时,非生产性活动的机会多于生产性活动,且经济利益更高,有才能和高学历的海归企业家更愿意进行寻租活动而非生产性工作,他们甚至会离开私人部门而成为一名腐败官员(Fisman和Vig,2012)。邵传林和张存刚(2016)的研究表明,高效的法治制度有助于保障海归企业家获取其创业行为和创新行为所带来的全部收益,法治的重要作用在于保障合同的顺利实施,使交易双方均能形成稳定预期,而无效的法治环境不仅会抑制海归企业家精神发挥,还会诱使海归企业家行为从创新创业等生产性活动转向寻租游说政府等非生产性活动。

最后,腐败还会抑制海归企业创新活动,延缓将新技术运用于新设备、新生产工艺的进程(Fisman和Vig,2002)。由于海归引进回国的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需要政府批准,所以比起正在使用的旧技术、旧工艺更容易受到腐败官员的要挟,海归企业为了规避腐败的影响,索性按部就班而不思创新(陈刚,2015),另外,追求创新的海归企业往往面临着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因为海归创新型企业的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模式具有前沿性和超前性,市场不易理解,因此海归投资者往往较难把握(Anokhin和Schulze,2009)。由于绝大多数海归投资者的价值链在某个阶段都必须涉及到官方授权,因此,腐败必然会增加海归企业家所承担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水平(李后建,2013)。

上述文献可以看出,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对海归创业征收的税收,腐败程度越高,海归回流创新创业承担的投资成本越高(徐静和卢现祥,2010)。因此,投资者往往选择腐败程度较低的省份,换言之,回流国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归回流的动机。那么技术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作为最新的知识溢出渠道,中国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是否受国内腐败程度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这方面的研究则鲜有探讨。

她变了,变得失去自我。她的世界里只剩下秦川——关心秦川,服侍秦川,取悦秦川,爱秦川。她为秦川而存在,为秦川的要求而存在。那时她相信这是爱情的力量。秦川英俊潇洒,腰缠万贯,彬彬有礼,善解人意。秦川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

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检验结果呈阳性(+),那么他患肝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可以通过如下计算得出:设总人数为N,用古典概率模型,可以认为:

更进一步的,也有学者认为腐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投资,充当了“润滑剂”的功能(Dreher和Gassebner,2012)。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制度缺陷导致政府机构的低效、无能和管理不当,如果不向官员行贿的话,一些经济活动根本难以进行或者成本极高,腐败反而为这些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可能性(徐静和卢现祥,2010)。因此,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僵化管理所必需的润滑剂,能起到减少制度磨擦、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的作用。同时当存在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由政府干预导致的扭曲时,虽然腐败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扭曲,但它可能使个人避开这种干预,进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从前期文献可以看出,关于腐败与海归知识溢出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正向”、“负向”的影响关系,那么海归回流作为最新的知识溢出渠道,其知识溢出效应是否受回流国腐败程度的影响,即腐败对于各区域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是“润滑效应”还是“摩擦效应”?由于前期文献没有获得较为一致的结论,同时显示回流国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Zurawicki和Habib 2010),因此,本文将对此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建立基于中国各省市腐败水平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的门槛面板模型,利用 1995—2015年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各省市腐败水平与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基本事实

本文利用 2013年《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每千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来衡量各省市的腐败程度 本文借鉴了陈刚(2008)、李后建(2013)、李宏彬(2009)的思路。。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中国留学基金委》中各省市2013年每万人海归回流人数数据,描绘了2013年腐败程度与海归回流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

又可称为“软件改革”。按照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体系,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政策制度保障的要求,深化我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改革。与此同时,把军民融合政策制度改革纳入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中统筹推进,以形成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工作运行体系。由此,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疏通军队的“经络血脉”。

与“陆贾赋”不同,“荀卿赋”在文质选择上则更加重视“质”的重要性,即更加重视文章的内在内容,更加重视文章内容逻辑的清晰缜密。由于“荀卿赋”所属各家作品如今仅存荀卿一家之作,且其余各家均不甚著名,故在此主要通过对“荀卿赋十篇”相关内容的理解阐述此观点。

  

图1 腐败程度与海归回流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全国样本内腐败水平的两个门槛值的参数进行估计,从表4中第(5)列可以发现,当腐败水平低于最低门槛值 21.284时(corruptionit<21.284)所对应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估计系数为0.064,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腐败水平s_flowit∗I(21.284≤corruptionit≤23.889)处于21.284和23.889之间时,其所对应的估计系数符号为负,海归知识溢出的回归系数为-0.014,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腐败水平s_flowit∗I(corruptionit>23.889)跨越第二个门槛值23.889以后,海归知识溢出的回归系数下降为-0.032,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上述结果说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当腐败水平跨过第一门槛值时,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摩擦效应”;而低于第一门槛后,腐败程度对中国海归知识溢出具有明显的“润滑效应”,这与回流国较低的法治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中国海归企业家参与腐败行为的动机有关(Méndez和Sepúlveda,2006)。

(二)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 Coe和 Helpman(1995)的知识溢出计量模型,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会随着本国知识资本的增加和国外知识溢出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应是这些因素的一个函数,即基本模型为:

 

其中 TFPit 是地区i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地区i第t年的国内研发存量与国外的研发存量,国外研发存量主要通过国际技术扩散三大路径——进出口贸易、FDI以及国外的专利申请进行知识溢出(Grossman和 Helpman,1995)。故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海归的知识溢出项,假定包括海归在内的各个渠道的研发存量,且本文重点关注海归这一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与腐败的关系,所以将其他三大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国内研发溢出存量纳入控制变量Xit中,得到:

“正常人”最可贵的品质在“自知之明”。他对自己的才能才华,兴趣特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自己内心之所思所想,他遵循自我意愿而绝不轻易从众随俗。他认为:生命是自己的,做自己喜欢且能做的事,乃生命价值之真正所在!

 

更进一步的,通过前文分析发现理论上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构建的基础模型为:

 

其中与Corruptionit分别为地区i第t年的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与腐败水平。由于本文主要考察我国腐败水平对海归知识溢出的影响,因此,将其他影响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因素纳入控制变量Xit中。另外,各地区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知识与先进技术的扩散依赖于地区的“吸收能力”(Savvides和Zachariadis,2005),同时研发投入是科技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研发资本存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技术进步的能力(李平和许家云,2011),因此,将吸收能力Absorbit以及中国国内各地区研发资本存量纳入控制变量Xit中,并且王永齐(2006)的研究表明国内投资Investit、政府支出Govit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因此将上述两变量也纳入控制变量Xit中。

同时为考察腐败是否对我国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产生影响,本文用腐败指标与海归知识溢出效应变量的交叉项表示,则式(3)扩展为:

门槛效应检验之后,需要对门槛值进行估计和检验,表3列出了全国范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腐败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值估计结果及其95%,的置信区间。以全国为例,根据表3中所示结果可知,门槛1和门槛2的估计值分别为21.284和23.889,似然比值 LR均小于 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处于原假设接受域内,表明模型(7)的两个门槛值与实际门槛值相等。同理,分别以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为研究对象时,仍然可以得出门槛值与实际估计值相等的结论,各自最终的门槛值均可估计出来。

 

理论上,腐败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润滑效应”和“摩擦效应”。而多数学者认为腐败对海归企业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影响,是海归创业的“绊脚石”(Mauro,1995;Tanzi和 Davood,2000;Mo,2001;Knack 和 Keefe,1995;陈怡安,2017)。同时,认为腐败妨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多数研究发现,腐败行为本身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成本,但它从多种途径抑制了私人投资,由此带来的社会损失是一国经济陷入泥沼的主要原因之一(陈刚,2009;徐静和卢现祥,2010)。其影响机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其中,解释变量Corruptionit衡量i省第t年的腐败水平指标,μi为各省市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方程(5)认为海归回流知识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还受到人力资本水平、腐败水平、政府支出和国内投资等方面的影响(Eaton和Kortum,1996)。同时前期文献认为回流国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Zurawicki和Habib,2010),而事实上这种差异会因制度约束而表现出非线性的“门槛”特征。同时Borenztein(1998)认为只有当回流国本身的制度水平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可能对海归回流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进行有效的学习、吸纳和模仿,并将这种情况称为海归回流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即只有当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或超过一定的“门槛”水平时,海归回流才会带来正的知识外溢效应。

22例进行肝胆手术的患者中未出现术中死亡病例,无术中肝缺血病例,22例患者的术中麻醉情况较好,术后复苏较快,22例患者均无术后严重并发症,其中复合硬膜外阻滞19例,全麻2例,腰麻1例。

因此,在此基础上本文更进一步地利用Hansen(1999)门槛面板模型验证腐败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区域腐败水平是否为影响海归知识溢出效应差异的门槛因素。在模型(5)基础上,首先假设存在单门槛效应进而建立单门槛模型(6),然后将其扩展到双门槛模型(7)甚至多门槛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出现上述情况,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部分单位对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思想观念存在偏差。一些基层领导存在“重业务轻宣传”的思想倾向,把宣传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没有认识到宣传工作是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宣传工作没有领导抓、没有具体人做。

 

其中,腐败水平Fit为门槛变量,γ1、γ2为待估计门槛值,且γ1<γ2,I(⋅)为示性函数。lnXit表示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他控制变量。当Fit≤γ1、γ1≤Fit≤γ2、Fit>γ2时,门槛变量α1、β1、α2、β2以及α3、β3等为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或弹性关系。μi为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截面的个体差异,即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

1.TFP增长率(TFPit)。由于单豪杰(2008)估算了 1952—2006年中国各省的实际资本数据,并随后将其更新至2013年,本文基于该数据计算人均实际资本增长率指标值,然后再利用公式“TFP增长率=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1/3×人均实际资本增长率”(阿齐兹,2002)计算了TFP增长率的指标值。

2.腐败水平(Corruptionit)。前期学者 Fisman和 Gatt(2002)以及 陈刚等(2008)采用被判罚滥用职权的公务员数量作为度量美国各州的腐败程度并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指出公务员滥用职权的犯罪率是度量真实腐败水平的一个合理指标。因此,本文借鉴Fisman和Gatt(2002)的方式,以人民检察院每年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案件数与公职人员数之比(CASES,件/千人)指标来度量中国的腐败程度,其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检查年鉴》中各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 由于一些省份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在个别年份中只公布了贪污受贿渎职案立案数或涉案人数中的一个,因此,本文借鉴陈刚等(2008)的思路,假定该省市案均涉案人数在样本区内是固定的,并以此推算出这些缺省数据。

3.吸收能力(Absorbit)。本文用HKit表示地区i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采用中国国内各学历层次的人力资本存量来构造中国总体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标,计算公式为:其中Hit为地区i第t年各种教育层次的人口数,wi为受教育年限,我们采用马为超(2009)的方法,设w1=6、w2=3、w3=3、w4=4、w5=3,分别代表小学、初中和中专、高中、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类型。因此,吸收能力可表示为:

并且对于模型(4)、(5)、(6)中所有指标变量的数据获取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科技年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OECD统计数据库》、《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留学基金委》以及《中国检察年鉴》中各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宏统计数据库》等整理得来,具体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再考察其他控制变量的表现,腐败水平corruptionit 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腐败对我国技术进步效应具有显著阻碍作用,而本文认为这正是腐败改革进程大大滞后于整个经济发展进程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支持了姚耀军和史文婧(2013)的观点。另外本文发现,吸收能力(absorb)、各地区投资支出(invest)、国内各地区历年研发存量(s_demestic)以及各地区政府支出(gov)皆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些结论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的预期。

4.中国国内各地区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根据各地区历年研发存量以及过去的研发投入流量测算得到:其中,表示地区i第t年的R&D资本存量,R Dit为地区i第t年的研发投入,δ为折旧率。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注:表1中变量字母小写代表该变量取对数的形式。

 

符号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tfp 全要素生产率 1300 3.759 0.2666 2.684 4.145 s_demestic 国内各地区历年研发存量 1300 11.951 1.646 8.970 18.252 s_flow 海归回流的研发溢出存量 1300 7.751 1.319 5.018 10.802 gov 各地区政府支出 1300 6.343 1.678 4.563 9.082 absorb 人力资本吸收能力 1300 17.527 1.553 14.530 21.440 invest 各地区投资支出 1300 9.972 2.917 3.991 12.098 corruption 腐败水平 1300 20.144 3.271 17.843 24.177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上文所设定的门槛面板模型(6)、(7)以及借鉴 Hansen(1999)的检验方法,本文利用 Stata13.0进行数据处理。首先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以区域腐败程度为门槛变量来检验,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单门槛和双门槛效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三门槛效应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三门槛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限于篇幅,故其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这充分说明海归回流知识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基于区域腐败程度的双门槛效应。

 

表2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注:①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 P 值和临界值为采用自抽样法模拟 3000次后得到的结果。

 

F值 P值 1%,显著性水平 5%,显著性水平 10%,显著性水平单门槛 4.242** 0.001 7.712 3.421 2.487全国 双门槛 2.853* 0.069 6.434 3.659 2.986单门槛 9.33*** 0.005 6.721 3.621 2.534东部 双门槛 6.281** 0.013 7.112 4.248 3.043单门槛 4.463** 0.021 6.842 3.661 2.532中部 双门槛 4401** 0.024 7.422 3.633 2.436单门槛 3.701** 0.041 6.252 3.862 2.631西部 双门槛 4.505** 0.033 9.303 4.277 3.155

(二)门槛值估计

一个平静的夏日午后,哈蒙德和摩尔收集了不少漂浮在海面上的木材,这些从伐木公司“逃脱”到海上的漂流木对航海会有威胁,但对于像哈蒙德和摩尔这样有执照的原木打捞者来说,海上捞木挣钱谋生虽然风险不小,但他们干得得心应手,也是他们热爱的一份工作。

 

表3 门槛值估计结果及置信区间

  

门槛值1 门槛值2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全国 21.284 [1.1423,1.6412]23.889 [1.7913,1.9682]东部 19.032 [1.9972,2.5642]22.876 [1.3674,3.4107]中部 20.432 [1.3451,1.7956]21.912 [1.8123,2.1466]西部 21.243 [1.2469,1.7961]23.873 [1.6965,1.9685]

(三)全国样本的参数估计结果

估计出门槛值后则需要对模型(7)进行参数估计。考虑到门槛效应对控制变量的敏感性,本文以全国样本为例,将控制变量逐步纳入估计模型(7)中,并利用软件Stata13.0的xthreg命令获得估计结果(见表4)。从表4中第(1)列~第(5)列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两个门槛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进一步提高,且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与腐败水平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说明我国腐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回流释放的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抑制作用。

从图1可以发现,以2013年为例,中国腐败程度与海归回流人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腐败水平较低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其海归回流人数的确较多,这是由于理论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产权保护程度和合同履行程度好,腐败的空间就会相应变少,那么海归回流人数也应较多。但一些经济水平中等偏上的省份,如江苏、湖北、山东、河南等,由于制度落后于经济增长,尚没有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存在市场化提供的腐败机会,因此,腐败水平相对较高,但这些省份的海归回流人数也同样较高。上述情况或许可以说明腐败与海归回流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当然2012年后,反腐力度的加强可能对此结果有一定影响,对于腐败与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是否真的存在非线性的关系还需要计量检验做出判断,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设定计量模型进行深入探讨。

 

表4 全国范围的双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注:圆括号内数值是普通的标准误,方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自抽样次数为 3000次;******分别表示在10%,、5%,与1%,显著水平下显著,所有推断皆在稳健标准误下进行。

 

(1)(2)(3)(4)(5)it corruption -0.615* -0.714** -0.628* -0.921*** -0.642**(0.868)(0.908)(0.878)(0.873)(0.868)[0.308][0.306][0.333][0.316][0.308]_(21 284)it itit s flow I corruption∗<.0.0559* 0.061* 0.052** 0.0533** 0.064***(8.179)(9.312)(9.011)(9.125)(8.171)[4.513][4.557][4.658][5.013][4.317]_(2.284 it sflowI∗1≤23889)≤.corruption -0.0411* -0.0413** -0.0406** -0.0422** -0.014***(8.161)(8.211)(8.717)(8.917)(8.566)[4.171][4.211][5.617][6.811][7.771]_(23 889)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0.021* -0.023** -0.025** -0.022** -0.032***(2.882)(2.871)(2.893)(2.803)(2.612)[1.361][1.321][1.331][1.131][1.267]corruption∗s_flowit -0.071* -0.061* -0.074* -0.072** -0.075***(5.123)(7.23)(8.056)(8.43)(8.12)[4.53][4.57][4.68][5.13][5.77]s_demestic 0.073* 0.083** 0.048** 0.081***(0.808)(0.878)(0.873)(0.868)[0.506][0.533][0.516][0.508]gov 0.044* 0.032** 0.046***(6.717)(6.917)(9.566)[4.617][5.811][8.771]absorb 0.016** 0.018**(0.768)(0.708)[0.608][0.606]invest 0.005**(7.303)[6.116]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地区腐败程度较低,腐败是海归企业家可能绕过繁琐的行政程序、避开过多管制和不当法律体制的有效手段,此时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Liu(1985)的观点,即当腐败程度较低时,腐败相当于“高速货币”,能够加速运转官僚程序,缩短文件在行政办公室滞留的时间,进而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但是,当一地区的腐败程度上升到一定程度(跨越第一门槛)后,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摩擦效应”,原因主要是由于较高腐败租金的存在将激励海归企业家更多地脱离生产性活动而从事腐败活动从而抑制其知识溢出效应的释放(Murphy 等,1993)。

另外各地区投资支出变量 Invest以及各地区政府支出变量 Gov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同时海归回流知识溢出变量的数据来自陈怡安和杨河清(2013) 要直接查找各省市每年回国的海归人数很困难,目前《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上只能查找到每年回流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但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使我们无法获取各省市每年的回流海归人数,而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数据更适合本研究的需要,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根据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数据的相关统计,中国海外留学生较集中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八个国家,本文通过计算中国留学生较集中的这八个国家每年回流中国的留学生数来近似每年回国的海归人数。

(四)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参数估计结果

在对全国样本的双门槛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后,本文进一步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分别进行估计,门槛变量均为区域腐败水平。具体估计结果分别见表5—表7。从表5东部为样本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当腐败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海归回流知识溢出对该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估计系数约为0.05。当腐败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海归知识溢出对该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但估计系数仅为 0.0241,说明此时腐败水平对于海归释放的技术进步效应的促进作用还比较有限。但当腐败水平变量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海归知识溢出对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存在急剧“下降”态势,其估计系数降至0.0112。这主要是由于当腐败程度较高时,法律的不健全和对政府的弱约束导致了政府权力过大,对市场干预度过强,营商管制复杂性更高(李雪灵等,2012;陈怡安,2017)。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海归企业家经营风险更高,不确定性更大,海归企业家不仅得不到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公正的社会待遇,反而会时常遭受来自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歧视”和“掠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海归回流释放的知识溢出效应(Fisman和Vig,2012)。

不存在任何预先的编码方案或者先验设计的新方案适合新的数据,并且数据中出现的编码方案可能产生更准确的陈述; 因此,在编码期间,通常需要回顾评论、重新编码,以便适应编码方案中的新修改。[31] 根据新的编码方案,对同伴反馈进行人工分类,编码者和研究者对部分反馈分别编码,通过讨论解决编码者之间的不一致,对同伴反馈类型编码的信度进行测试。 综合运用文献回顾和人工编码的识别方法,耗时长但是信度高。

 

表5 东部地区的双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变量 系数 Robust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it corruption -0.412** 0.0434 4.561 0.034 19._(032)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0.0502* 0.0731 7.934 0.102 19.032 22.876_()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 ≤ 0.0241** 0.0231 4.874 0.022 22._(876)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0.0112*** 0.0213 7.188 0.000 s_demestic 0.004* 0.0438 4.897 0.095 gov 0.061*** 0.0312 4.431 0.000 absorb 0.009** 0.0311 7.743 0.041 invest 0.211* 0.0502 5.811 0.081

表6是对中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发现当腐败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20.432时,腐败水平对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正效应,其估计系数为 0.0732,这和东部地区比较来看,影响程度相对大一些。这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制度落后于增长,中部多数省份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而腐败是海归企业家绕过繁琐的行政程序、避开过多管制和不当法律体制的有效手段,因此可以看出,中部地区较低的腐败同样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润滑效应”。而当腐败水平处于第一门槛值与第二门槛值[20.432,21.912]之间,此时腐败对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的“润滑”效应逐渐减弱,其估计系数为 0.0125。当该地区腐败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 21.912时,腐败对于海归知识溢出效应出现明显的“摩擦效应”,其估计系数下降至-0.021,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

小结:限饲对于后备牛生长,或是第一泌乳期产奶量不会有明显影响,完全可以实现。另外,限饲可以喂得更少,消化更好,提高整体消化率,减少排泻。同时,限饲对瘤胃pH值没有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瘤胃微生物数量,更好地产生微生物蛋白,对后备牛瘤胃发育是非常理想的。

 

表6 中部地区的双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变量 系数 Robust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it corruption -0.313** 0.0455 6.562 0.033 20._(432)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0.0732* 0.0634 4.023 0.065 20.432 21.912_()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 ≤ 0.0125** 0.0245 7.843 0.013 1._(2 912)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0.021*** 0.0236 10.173 0.004 s_demestic 0.0039* 0.0235 4.831 0.091 gov 0.064*** 0.0313 4.412 0.000 absorb 0.007** 0.0411 7.744 0.041 invest 0.234* 0.0503 5.812 0.083

同样,从表7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来看,只有当该区域的腐败水平值低于第一门槛值 21.243时,该地区的海归回流知识溢出对该区域的技术进步影响效应才为正,其估计系数为0.876,而当腐败水平处于第一门槛值与第二门槛值[21.243,23.873]以及跨越第二门槛值 23.873时,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对该区域的技术进步效应均为负。这是由于在腐败较为严重的地区,海归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会将部分资本用来贿赂官员,企业的利润或者潜在利润被腐败所剥夺,海归企业家可能会控制生产规模(Mo,2001),同时将剩余的储蓄转向地下投资,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企业会因不堪腐败带来的重负而选择退出(徐静和卢现祥,2010)。但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制度日趋完善,市场体系日趋有效,腐败程度的进一步降低有望进一步带动当地海归企业家创新创业释放更大空间的知识溢出效应。

 

表7 西部地区的双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变量 系数 Robust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it corruption -0.405** 0.0531 7.53 0.021 1._(2 243)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0.876* 0.0532 4.95 0.092 1.2_(2 43 23.87)3 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 ≤ -0.025* 0.0432 4.87 0.023 3._(2 873)it it s flow I corruption∗> -0.024*** 0.0253 9.14 0.000 s_demestic 0.0041* 0.0222 4.89 0.091 gov 0.056*** 0.0314 9.04 0.000 absorb 0.006** 0.0412 6.72 0.031 invest 0.212* 0.0520 4.81 0.071

综合表5—表7,可以看出无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当腐败水平较低(低于其第一个门槛值)时,海归回流知识溢出对各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为正,尤其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海归回流知识溢出对各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非常大,而当腐败程度逐渐提高,腐败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东部、中部海归知识溢出对各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都为正,但是此时西部地区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对该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已为负。而当腐败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中、西部地区的海归回流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均为负。其原因主要归结于,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腐败现象可能较为普遍,当这些地区腐败被制度化时,非生产性活动的机会多于生产性活动,且经济利益更高,有才能和高学历的海归企业家更愿意进行寻租活动而非生产性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海归企业家引进回国的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需要政府批准,所以比起正在使用的旧技术、旧工艺,更容易受到腐败官员的要挟,海归企业为了规避腐败的影响,索性按部就班而不思创新(陈刚,2015)。以上分析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中国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均存在基于区域腐败水平的门槛效应,同时腐败制约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现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

五、各省腐败水平与门槛值比较

本文进一步计算出各时间段内东、中和西部地区的腐败水平均值以及各省市腐败程度值,并与三个地区的门槛区间进行对照(见表8)。就东、中和西部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总体腐败水平均值从2005开始已降低至第一门槛与第二门槛值内,并且从2010

年开始,东部地区的腐败水平已降至第一临界值内,说明东部地区从2010年开始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开始整体呈现明显的“跃升”态势。具体到东部每个省份而言,发现从2005年开始,北京、天津、上海等一线发达城市的腐败水平已降低至第一门槛值,同时发现海南省的腐败程度一直徘徊在第二临界值右侧,并且福建、河北、浙江三省从2005年起其腐败水平出现了恶化,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有市场化提供的腐败机会。

 

表8 腐败程度均值及其与门槛值的比较

  

注:☉表示落在腐败水平第一门槛值与第二门槛值95%,置信区间之内;⊕表示落在第一门槛值置信区间左侧。

 

区域 省份 1995—1999年 2000—2004年 2005—2009年 2010—2013年北京 22.893☉ 20.563☉天津 22.087☉ 21.103☉河北 21.763☉ 22.198☉上海 22.342☉ 22.193☉山东 21.893☉ 21.042☉江苏 21.7832☉ 21.793☉福建 23.678 22.712☉广东 23.982 22.012☉浙江 22.012☉ 22.023海南 23.672 23.702东部地区[19.032,22.876]辽宁 24.782 23.793地区均值 24.92 23.023山西 22.234 22.345内蒙古 22.323 22.121吉林 22.373 22.553黑龙江 22.423 21.521☉安徽 22.223 22.329江西 22.470 22.453河南 23.320 22.221湖北 22.458 22.892湖南 22.818 22.348中部地区[20.432,21.912]广西 22.331 22.401地区均值 23.232 22.422 18.889⊕ 18.083⊕18.893⊕ 18.973⊕22.126☉ 22.543☉17.819⊕ 17.123⊕21.053☉ 20.549☉21.223☉ 20.889☉23.783☉ 24.328☉21.112☉ 20.892☉23.124 23.678 23.934 22.923 23.901 21.453☉22.298 17.898 22.564 22.678 22.052 22.033 22.612 22.353 21.489☉ 21.582☉22.422 20.461☉22.512 20.553☉22.181 20.582☉20.653 20.187☉22.762 22.423 22.320 22.251 21.786 20.922四川 21.254☉ 21.657☉ 21.7833☉ 21.982☉贵州 22.113☉ 22.253☉ 22.261☉ 22.372☉云南 22.012⊕ 21.457☉ 22.211☉ 22.272☉西藏 21.423☉ 21.425☉ 22.037☉ 23.126☉陕西 22.143☉ 22.267☉ 22.461☉ 22.672☉甘肃 22.067☉ 22.088☉ 22.106☉ 22.114☉重庆 21.345☉ 21.543☉ 21.641☉ 21.842☉青海 21.538☉ 22.292☉ 22.293☉ 22.387☉宁夏 21.487☉ 21.490☉ 21.613☉ 23.182☉新疆 21.740☉ 22.053☉ 22.433☉ 22.577☉西部地区[21.243,23.873]地区均值 23.1287 22.4532 21.786 21.983

对中部地区而言,其腐败水平从 2005年开始已降低至海归知识溢出效应由负转正的第二门槛值内。同时中部各省市整体上看是每隔五年其腐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遏制。同时发现湖北省 2005年其腐败水平便已降低至第二门槛值内,时隔 5年,2010年湖北的腐败水平已低于其他中部省份。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一地区制度环境对海归创业释放的知识溢出效应能产生很大影响,且金融发展是影响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陈怡安,2014)。而湖北省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经济金融中心和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科技实力雄厚,自然资源富集,产业基础良好,在政策支持上,湖北省和武汉市都对引进金融机构和后台中心给予大企业直通车的便利和保姆式的全程服务 中国金融网“增强武汉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竞争力”(http://active.zgjrw)。。例如,武汉市成立了服务专班,并在金融机构注册入住、购房、租房、税收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为金融机构办理登记入驻等各种事项提供“一站式”和“保姆式”服务。因此,其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使得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落户武汉创新创业,同时便利的创业企业手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管制的强度,而政府管制可能是一种创造租金和抽取租金的机制,政府管制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损害社会福利(DeSoto,1989;Shleifer和 Vishny,1993;陈刚,2015),从而较低的政府管制强度促进了海归企业家的创业活力。同时黑龙江、吉林省的腐败水平从1995年至今变化不大,其主要是由于上述两省市场较缺乏活力,政府管得太死,产业单一,过度依赖投资,官商作风较普遍,同时这也与目前东北经济发展明显落后有一定关系。此外,安徽、江西、河南三省的腐败水平从2010年开始降低至第二门槛值内。

西部地区来看,西部各省市腐败水平比中部、东部各省高,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西部多数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中东部,即使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这种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李凯,2008;尚衡,2012)。例如,制度缺失、计划经济体制约束、制度环境约束等,同时政府部门对该地区市场的过度管制,均可能抑制潜在海归企业家的创业活动,进而对该地区经济造成诸多负面影响(陈刚,2015;陈怡安,2017)。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新开办一家企业的成本都非常高,而在管制更为严格的国家,当地政府的腐败程度也更严重,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也更庞大,但当地的产品质量却并不会比管制程度更低的国家要好。随后的一系列文献研究也都证实,严格的政府管制不能避免和修正市场失灵(Djankov,2009;陈刚,2015),说明西部地区的政府管制可能阻碍潜在海归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另外西部地区的腐败水平距今二十年间一直高于第一门槛值,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影响效应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西部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提升还有很大空间。

六、总结与讨论

理论上,腐败与知识溢出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正向”和“负向”的影响关系。那么海归回流作为最新的知识溢出渠道,其知识溢出效应是否受回流国腐败程度的影响,即腐败对于各区域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是“润滑效应”还是“摩擦效应”?基于中国大陆 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深入考察了区域腐败水平与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的关系,发现腐败水平与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和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当腐败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腐败对中国海归知识溢出具有“润滑效应”,而当腐败水平跨过第一门槛值后,腐败会对中国海归回流知识溢出具有明显的“摩擦效应”,这说明回流国较低的法治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中国海归企业家参与腐败行为的动机。第二,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我国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腐败程度,并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当腐败水平高于第一门槛值时,东、中部地区的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依然为正,但是西部地区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已经为负。第三,受腐败水平门槛的限制,我国腐败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尚不能为释放更多的海归知识溢出效应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支持。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在研究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时,我们不能单纯地探讨其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而也应该审视其相应的制度环境,如与法治环境有关的回流国腐败水平。本文研究发现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依赖于其所处地区的腐败水平。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释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海归企业家的寻租需求和政府官员的主动创租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相互强化的作用,进而使得海归企业家参与腐败行为的概率大大提高,而较高腐败租金的存在将激励海归企业家更多地脱离生产性活动,而从事腐败活动,从而抑制其知识溢出效应的释放。因此,回流国改善其法治环境,进一步加强反腐力度,会有利于弱化海归企业家参与腐败行为的动机,压缩海归企业家的寻租空间,进而使得海归投资者通过市场选择而不是通过“非生产性”的腐败行为来优化配置资源,从而使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有更大程度的释放。

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现代工笔画艺术存在不同的探索与表现形式。一方面,以展现工笔绘画的色彩空间与图式语言来扩大传统工笔艺术的感染力与表现力,当代工笔绘画艺术家对工笔画艺术及其生存环境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开拓,将工笔绘画置于广大的时空之中,给观者以丰富的联想与参照,并赋予其审美情趣和视觉方式的某种现代特征;另一方面,许多抽象的、装饰性的作品通过高度的提炼、概括以及适当地夸张、变形,恰当地传达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具有独特之性,发展了传统工笔绘画艺术的装饰美。细观罗春辉的作品,我们会明显感知,他是综合上述两种表现形式并形成有自己风格的艺术家。

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一方面,通过估计腐败对中国海归知识溢出的门槛效应,我们发现受到腐败水平门槛的限制,我国腐败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尚不能为释放更多的海归知识溢出效应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支持。同时也说明回流国低劣的法治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中国海归企业家参与腐败行为的动机,尤其由于海归企业家经验不足且缺乏一定的资源性优势,容易将腐败作为一种次优选择,以便尽快地绕过回流所在地区的投资障碍,减少制度摩擦,从而较为便捷地进入其所在的投资领域。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也表明,当腐败水平跨过一定门槛后,腐败会对中国海归回流知识溢出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省份的腐败水平足以弱化中国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效应。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只有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法治环境,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的“润滑效应”才能长期持续下去。

图2为在τ1=5,λT=5,Cwf=1,ηc=ηT=0.85,D1=D2=0.96时,中间压比π1和各换热器热导率分配λi与总压比π的关系.当高低温侧换热器、回热器和中冷器的总热导率为定值时,设热导率分配为:

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期,为广大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截至 2015年年底,中国已引进“千人计划”专家五千余人,加上地方政府的“千人计划”,归国工作的“千人计划”人才已超过万人,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动力。而本文是首篇评估腐败对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的文献,对理清制度环境中腐败对于海归回流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是极有益的完善补充,能够为政府引才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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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安
《南开经济研究》 2018年第02期
《南开经济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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