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文学的贵族，它与其他文学类型一样，必须依赖语言与世界交流和对话。语言是一种图示或符号，乃人类赖以表达心意的工具。诗歌语言是语言的一种形式，同样受到语言规范的制约。但是诗歌语言毕竟是艺术语言，“是一种可颂而又可感的语言，一种心灵的感受性较敏锐的文学的凝结” [1]17，必须时常变革创新，而语言陌生化便是其中的一种创新。语言的陌生化最早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是根据诗歌语境的特殊需要而进行超越常规的运用，要求扭曲，甚至偏离实用语言，使语言产生动人的修辞效果与魅力，从而使诗歌有着令人惊喜的审美功能与价值。越南华文诗人在现代诗创作时出于对表达的需求，通常结合自己的个性及文本的语境，为了达到更好的修辞效果而偏离语法规范，并置意象，通过超常搭配等而有所变革，在诗歌独特的审美语境中产生陌生化。本文着重在语法和修辞两个方面对越南华文现代诗的语言陌生化进行探析。

1992年，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下属北京胶印二厂，面临企业技术改造缺乏资金的窘境，发展后劲不足。而彼时香港利丰雅高成功在港交所上市，刚刚由香港向深圳迁厂，根据发展战略正在寻找下一个合作目标，双方一拍即合。于是，1993年10月北京利丰雅高应运而生，成为北京市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印刷企业。

一

语法规则必须遵守，但诗人往往持着自己的个性，常常打破传统的语法规则，用超常搭配法组合词句。因此，词语的超常搭配乃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手段。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一段话最能说明作家诗人不甘臣服于语法规则而试图进行语言的革命，他说：“在《逍遥游》《鬼雨》一类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拆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2]208诗歌语言的陌生化主要是通过语法规则的偏离，通过意象使用、跨跳等手法造成高度的语言变异，使得诗歌语言呈现陌生化。越南华文现代诗语法的陌生化包括“名量”、“主谓”、“动宾”以及“定中”等超常搭配方式。

就“名量”（名词与量词）超常搭配而言，量词的指物性和工具性比较明显，一般人甚至作家在使用的时候不太经意。但对于语言特别敏感的诗人作家而言，量词具有特别的修辞效果，使用好了可以令人耳目一新。以中华传统美文为例，比如，明代散文大家张岱《湖心亭看雪》中写湖上影子时所运用的名量超常搭配：“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三两粒而已！”[3]136有学者指出：“‘痕、点、芥、粒’四个量词，新颖独特、韵味悠然。一般情况下称人为‘粒’，那简直是笑话。可在这种特定语境中却恰到好处：作者巧妙用‘外视点’观察事物，如凌云鸟瞰地面，大小相形，以小衬大，则更显示了西湖冰雪世界的广阔与浩茫，从而营造出一种特有的诗意氛围。”[4]312张岱的匠心在量词名词的超常搭配，效果在于使到微小隐约之状生动而形象化，辽阔深远的雪景图跃然纸上。越南华文现代诗中，诗人们对于“名量”超常搭配也颇具匠心。比如，越南现代诗人刀飞的诗篇《瀑布》中有这样的句子：“俯身飞坠/让豪气/哗然冲霄//成了一匹匹/梳理后/永远剪也剪不断的/皤皤白发” [5]22。量词“匹”本是用于纺织品或缧马等，作者用“一匹匹”修饰“白发”，赋“白发”予一种丰盛的形状，使诗句充满动感，这是量名超常搭配的效果。类似的例子在越南其他华人诗人中也多有出现，如蔡忠的《受伤的鸟》中就有诗句：“天空蓝蓝千万里/展翅翱翔一片/理想……”[6]64不难看出，这个例子中的量词与中心词，即名词之间的搭配与一般搭配相异，这就是量词名词的超常搭配。“片”作为量词是指面积、范围、景象等，通常与“药”或“景象”搭配，不和抽象名词搭配。但是，在“一片/理想”中，中心词都是抽象名词。这样的搭配突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和语言习惯，一方面产生了诗意，另一方面使句子生动贴切。综上，“名量”的超常搭配用在特定的语境中能够发挥量词的修辞功能，把抽象的名词具体化，让它成为可感可触的具体形象，正是量词在诗歌中特殊效用。

就“主谓”超常搭配而言，指的是“双方组合后形成句法结构上的主谓结构”[7]17。诗歌语言中的主谓超常搭配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一般依赖比拟修辞表现出来。我国朦胧诗人顾城的《一代人》把黑夜人格化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8]10。明显的，“黑夜”被诗人赋予人的特性，与动词“给”搭配，形成超常的主谓搭配，使得诗意模糊。从文学的外延关系来看这首诗，“黑夜”暗示文化大革命。它使得“我”的眼睛发黑而看不清方向，但是觉醒后却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方向。在越华诗人创作的现代诗中也常常看到类似的诗句。如陈国正的《坐扁的夜》：“想起你到时候/总是不经意的/总是/从那扎旧情书碰跌一枚风干了的/相思/凝重重又把夜/压得痛起来//偏偏/惹来几滴/涩涩湿湿/夜又坐扁了//你是过境的云/偶然驻足又/潜别/千水也千寻/当年一双断掌的/挥手/挥落故土的泥香/淼淼烟波你已在湄河之外//风雨尽处看夜夜/霜雪/饮不尽八千里满地/湖江//仰脸/冷月独照/树影后拖出一扇晚风/凉不起总是/住著云的小楼/于是酸酸的/于是/三更已过//远处/你忘记带走/一叶/相/思”[9]84-85。这是一首充满乡愁情感的诗，描写出夜与相思相应的心情。这首诗成功的地方很多，其中一个是拟人化的使用。例如：第一节中的“相思/凝重重又把夜/压得痛起来”，用拟人化的手法描述“凝重”的“相思”“把夜压得痛起来”；诗的第二节“偏偏/惹来几滴/涩涩湿湿/夜又坐扁了”，几滴“涩涩湿湿”的相思泪水，竟然把夜“坐扁了”；诗的第三节中“你是过境的云/偶然驻足又/潜别”,用人的动作“驻足”与“潜别”来陈述“云”，也是拟人化的写法；诗的最后一节被赋予人的性质“你”，忘记带走了“一叶相思”。这些拟人手法的运用，使主谓搭配超常，诗的语言因而陌生化，产生特别修辞效果。

就“定中”超常搭配而言，在语法上是指“定语+中心语”的结构。这里的定语既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副词或短语等，中心语则可以是名词性中心语、动词性中心语或形容词性中心语。“‘陌生化’定中搭配指在句法结构上属于定中结构的超常搭配。一般情况下，定语对中心语所指对象进行限制，将该事物从类同事物中区别开来，具有‘指限性’；或者对中心语进行描写，细致刻画描写对象。诗歌的‘陌生化’定中搭配表现为：把描写甲事物性质状态的词，移来修饰和描写乙事物” [13]118-119。例如，赵明的《外婆的纸扇》一诗：“一缕瘦骨/包含了三千里山山水水/如火的南国骄阳/当椰树把厉害的日晒/拂在地平线下/便刷开了/收音机里浓稠的琼剧唱腔/同样是椰林/同样是热的发慌的土地/湄公河河水/冲不净缠绕五指的深情//当相思锁不住一场梦/新愁便展翅成多情的海浪/使劲摇曳/掸不掉的还是那固执的乡音/纵使岁月把风吞食殆尽/一身往事/始终在空气里/隐隐作痛”[14] 23。诗中的定中超常搭配有“南国骄阳的日晒拂在地平线下”、“新愁便展翅成多情的海浪”和“岁月把风吞食殆尽”等。“南国骄阳的日晒拂在地平线下”，其定语“骄阳”与中心语“拂”就构成了特殊的施事关系。在一般常识中，“骄阳的日晒”应该是“照射”而不是“拂”，“拂”有轻轻擦过之意，如“清风吹拂”；相对于常规认知而言，“骄阳的日晒拂”便是定中结构的超常搭配了。“新愁便展翅成多情的海浪”中的“新愁”是属于人的主观情感，与“展翅”的搭配也是超常搭配，因为“展翅”一般用于描述鸟类的动作或行为，这样的搭配已经超出了常规语义的搭配。“岁月把风吞食殆尽”中的“吞食”通常是指动物的动作或行为，而“岁月”是指年月而非动物，从其表层语义来看，它们的搭配完全超出常规的搭配范围。但从其深层语义来看，这样的搭配又完全符合人们的认知，因为在诗的语境中，“岁月”明显具有“人化”的特征。

3、采用坡屋面时，瓦片铺设整齐、匀称，粘贴牢固，搭接严密，檐口平直。当屋顶存在掉落灰土、烟尘等隐患时，应采取隔层措施，隔层结构安全、构件完备和平整洁净。

从心理学角度看，通感是一种感觉的挪移。这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运用形象思维和联想的结果，这种联想有助于各种感官的彼此沟通。越南华文现代诗中运用通感的佳作很多，例如诗人曾广健的两首现代诗，首先《路灯》一诗：“为什么会把你远别的影子拉成/一支针/尖锐地/夜夜刺向我的心//恨不能把针/刺盲我的眼睛/或者/刺死我的/脑袋” [12]108。诗中的路灯“把你远别的影子拉成/一支针，尖锐地/夜夜刺向我的心”，是由视觉（影子）联想到触觉（尖针夜夜刺向我的心），这样的诗句将视觉转化为触觉，使不可触的“影子”变得可感可触，形象地描绘出路灯的“影子”深深刺痛一颗孤独的心，从而引起读者的伤感之情。再看《鸟语花香》一诗：“鸟语/从贴在墙上的/挥春/跃了出来/清脆洋溢满堂//春联站在门外/笑迎/妈妈从花市捧回/两盆春色/香喷喷”。在这首诗里，有听觉（鸟语）、视觉（春联站在门外）和嗅觉（春色香喷喷）的相互融通，人们在欣赏春联的时侯，看见春节的吉祥喜庆，进入忘我的境界，似乎听到了“鸟语洋溢满堂”的“清脆”之声，又似乎嗅到了“春色香喷喷”的春花，从听鸟语而能看见喜庆的画面，再从喜庆的画面而能嗅到春色的盎然，这种奇妙的心理现象就是通感的修辞陌生化手法。

修辞是诗人常用的语言技巧，以达到特别的语言效果和修辞效果。一般的修辞手法的使用，人们都耳熟能详，而修辞陌生化则有必要深入探讨。修辞陌生化不是一般的修辞手段，它是修辞手法的进一步变异，使得诗句的表现力更为强烈，更能凸显内容。这里仅就通感作一探讨。

就“动宾”超常搭配而言，在汉语语法规则中，动宾之间往往呈现出支配、使动、意动和为动的关系。其中，动宾之间的支配关系更容易产生陌生化效果。动宾之间的支配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排列在一起，发生支配或影响与被支配被影响的关系。从语义角度看，动词表示的是动作行为，而这个动作可以施加到宾语所表示的事物上。任何违反这个规则的搭配被视为错误搭配。但是，在诗歌语言中，具体动词或具象动词和抽象宾语往往可以巧妙地组合起来，形成超常搭配，效果是使得抽象的事物取得比较实在和具体的意义，化虚为实，化抽象为具体，化静态为动态，虚实相生，迸发诗意。例如：如陈国正的《老人》：“吃着一个个孤影/度日/翻读一页页春天的遗嘱”[9]36。这首诗有两个超常搭配。第一个是动宾超常搭配，动词“吃”与“孤影”搭配；另一个是量词“页”与名词“春天”的搭配，两个陌生化的搭配带来语言的新鲜感。又如陈小虎的《梦，嚼碎了》：“今晚，像去年的那个时候/加班，回家/孤灯一盏黯然等我/悄悄，静静的不敢打扰梦里的家/门外，街灯俯瞰静然的路/就这样悄然披了我一心凄凉/一起，冰冷的水，喝了/凉凉的饭，吃了/嚼碎了这夜的梦……” [10]71在这首诗里，“街灯俯瞰静然的路/就这样悄然披了我一心凄凉” 一句用到了动宾超常搭配。动词“披”一般是指覆盖或搭在肩上，所以一般说“披衣服”，动宾结构明显，但是诗人却说“街灯披了我一心凄凉”，就使得句子脱离了一般的动宾组合。“披衣服”变成“披一心凄凉”。“披凄凉”不合逻辑，因为“凄凉”乃抽象词语，与动词“披”无法搭配，然而，在诗歌中，这是一种超常搭配，暗合诗歌创作的基本原理“虚实相生”，诗意因而迸出。诗中的语境是，夜深了，家人已经悄然入梦，而“我”却在“那个时候加班回家”，为了不“打扰梦里的家”，“我”只能“喝了冰冷的水”和“吃了凉凉的饭”，那种“凄凉”的心情不难体会。这首诗勾勒“我”多么渴望与家人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安稳生活的念头未能实现，无可奈何，只能与孤独的“街灯”一起“嚼碎了这夜的梦”。

二

线上教学是普通高校社区学院的重要教学方式，网络学习可以有效缓解社区成员的工学矛盾，减轻社区成员路途不便、行动不便、时间不便等问题。许多普通高校利用网络教育平台开展社区教育，建设网上学习社区、虚拟社区学院、数字社区学习环境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网络教育的课程体系、教育手段应用、支持服务体系比较成熟。社区学院应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网络教学、移动教学、泛在学习、微课程学习、MOOC学习等现代学习方式。

通感，简单地说，就是感官的五觉相通，这是诗歌的一种手法，诗人在创作中使具有不同感受的器官之间形成感觉的错位与转换。通感在中外诗文中运用广泛。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到，声音有尖锐与钝重的分别，因为听觉与触觉有相似的地方。我国古代文论鲜少论及通感，但在诗歌创作中却大量存在。钱钟书《痛感》一文中指出：“中国诗文有一种描写手法，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理解或认识。……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等多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15]62-64钱钟书在这里说明了通感的特点和规律。朱光潜在《诗论》中说：“一部分象征诗人‘有着色的听觉’（Colour-hearing）一种心理变态，听到声音，就见到颜色。他们根据这种现象发挥为‘感通说’（correspondence，参看彼德莱尔用这个字为题的十四行诗），以为自然界现象如声色嗅味触觉等所接触的在表面上虽似各不相谋，其实是遥相呼应、可相感通的，互相象征的。所以许多意象都可以借声音唤起来。” [16]109

家住陕西洋县的退休职工马土林得知五建专门派人来看望他时，他和老伴热泪盈眶，逢人就非常自豪地说：“企业没有忘了我们，大老远地派人来看我们老两口了。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在动宾超常搭配中，名量与动宾超常搭配往往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陌生化效果。如陈国正的诗篇《月的联想》（四）：“拧干月色/伸手在朦胧中/摸出一碟/孤独，让自己慢慢下酒。”[11]31这里有双重的超常搭配，第一个就是 “拧干月色”，第二个是“摸出一碟/孤独”的动宾搭配。“孤独”怎么可能被摸出？“孤独”本就无形无状，只是一种意会的思绪，而诗人不仅“摸出了孤独”，而且“孤独”居然盈握，被冠以数量词 “一碟”，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它不仅形象地补足了“拧干月色”的动作，而且不具形的“孤独”思绪有了可感可触的形象，诱人遐思，予人丰富之美的感受。 曾广健的现代诗《美的岁月》也是运用了名量与动宾超常搭配：“一喜/一怒/一哀/一乐/串起的日子是粒粒/多姿多彩//白云缀丽了蓝天/树翠草绿花艳美/月光柔抚了川河/星星多情送秋波//一曲雨的浪漫后/当和风打开心扉时/阳光/跃/出/七彩缤纷” [12]116。诗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都用到了语言的超常搭配，第一节的“一喜/一怒/一哀/一乐/串起的日子”，是量词名词的超常搭配，第二节的“白云缀丽了蓝天/月光柔抚了川河”，第三节的“阳光/跃/出/七彩缤纷”属于动宾超常搭配。

通感能够从多角度呈现诗人复杂的内心感受和情思，把文本与诗人意念拉开，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因此越南现代华文诗人也在诗歌创作中大量运用这样的修辞手法。例如诗人陈国正的两首现代诗，一首是《爱情副题》（三）：“急流涌流飞流/最好涓涓/悦耳还是细水长流” [11]8。这里，诗人运用了视觉与听觉的转换，告诉人们，爱情需要持久性的呵护与创造，虽需激情但并非“急流涌流飞流”，而是涓涓的“细水长流”。另一首是《红杏》：“探头/无非放远视野/谰言闲语满天飞/骂得狗血喷头” [11]3。在这首诗里，诗人将视觉转为听觉，通感变型，把红杏出墙的喻意转换为“探头”，是为了追求更广阔的“放远视野”，寓意自己不顾别人的“谰言闲语”而努力追求诗歌崇高的艺术境界。

多重通感手法的运用，更能让诗意直抵人心。如曾广健的诗篇《多情烟雨西湖中》：“一片柳绿/点点飞絮/醉舞着/微风细雨//远远长廊上/隐约乍见/梁山伯与祝英台/难分难舍的/离情/等到游船来时/我的眼角/都湿了//雷峰塔上/我又听到白素贞在饮泣/苦苦的恋情/几许的相思//远远高耸的灵隐寺外/缘/在湖心荡漾/朦胧中/掀起/满湖烟波//浮泛着的三潭映月/钟情地常年厮守/一轮又一轮/圆月之夜的/蜜意//还有断桥似断非断/微风梳理着缕缕的青丝/婀娜伸出纤长的/温柔/掀开了我的心扉/写满缠绵诗章//挥别时/我还是把恋情留给/西湖。”[12]160-161诗人多处运用通感，描绘了一幅缠绵悱恻的西湖爱情画卷。其中，“一片柳绿/点点飞絮/醉舞着/微风细雨”诉诸触觉，“雷峰塔上/我又听到白素贞在饮泣/苦苦的恋情/几许的相思”诉诸听觉，“浮泛着的三潭映月/钟情地常年厮守/一轮又一轮/圆月之夜的/蜜意”则诉诸视觉。触觉、听觉和视觉相通，效果在于打破了感觉的界限，丰满了意象的内涵，把海外华人对祖国美丽山河向往和赞美的乡愁具体地呈现出来，也扩大了诗的想象空间。由于通感打破了感觉的习惯，超越了感觉本身，诗歌语言因而出现变异的美。

诗歌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不能凭借哲学和智力来判断和认识。对于通感这个修辞陌生化的手法，不甚了解的读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误解，懂得这个理论的就可以欣赏诗人所作的努力。

三

诗歌语言繁复多变，陌生化的手法也多样化，包括语音陌生化、语义陌生化、语法陌生化以及修辞陌生化等，笔者论述的只是其中两个方面，其余暂未论及。鉴赏诗歌也常常基于这种陌生化的美学标准。从创作和阅读的角度看，这种美学标准源于人们审美心理中的新奇感和惊异感。语法的陌生化以及修辞的陌生化与其说是反规范，不如说成突破规范，这是术语诠释的不同。越南华文现代诗语言的陌生化手法还可进一步探究，其中语序、词语、矛盾语言、词性陌生化的情形也可以归在这个范围里面，修辞技巧的变异使用也是越南华文现代诗语言陌生化的重要途径。研究越南华文现代诗的语言陌生化手法，可以阐明越南华文现代诗的艺术张力、艺术蕴藉和审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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