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合法性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三者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不同的时代，三者组合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合法性来源是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拓展和调适的。因此，重塑合法性是一个对传统合法性资源进行重组、扬弃和更新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运行着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模式转变为以绩效合法性为主；新时代，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将逐渐形成以程序合法性为主导的，以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生态合法性等整体发展的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塑路径。

与0加药组相比，40 μg/mL OPC作用后Atg5和Atg12蛋白表达升高，相对蛋白表达量分别为3.20±0.09和7.52±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值均为-3.079,P值均为0.012；Atg16蛋白表达量在20～40 μg/mL 3组中，相对蛋白表达量分别为1.05±0.06、2.17±0.12和2.14±0.07，F值分别为-1.026、-2.623和-2.509，P值分别为1、0.052和0.07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总体呈现出升高趋势，特别是30、40 μg/mL 2实验组中，Atg16蛋白表达增高。

一、问题的提出

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统治和治理的依据。夸克认为，合法性是“公民对统治权利的承认”[1](P.12)；在韦伯看来，合法性是“公民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信仰”[2](P.319)；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P.47)。总之，合法性涉及民众对政治统治的支持、认同与信仰，是现代国家的生命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因此，合法性是其执政的前提基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期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合法性资源不断式微，并出现了危机。从中共十九大报告也可以明显看出，经济绩效合法性虽未退潮，但其重要性已明显下降。十九大报告明确地对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就是质量效益优先。追求经济绩效退潮的很大原因在于使其让位于质量效益优先。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里的“三步走”目标，明确提出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分解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指标，并且在经济指标中使用了“经济实力大幅跃升”这个定性描述。经济指标从定量到定性的明显转变，说明经济增长速度在现代化目标中逐渐式微，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绩效合法性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对新时代的“现代化”内涵和目标也作了进一步调整，中共高层的决策取向和治理方略相应发生变化。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全面重塑合法性架构。如何进一步重塑合法性，克服合法性危机，适应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的需要，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十九大报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绩效合法性之外拓展更多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宣言书和行动指南。本文基于基础理论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重塑的基本逻辑，以及重塑执政合法性的路径选择。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塑执政合法性的基本逻辑

赵鼎新在解释和批判西方经典政治学家对合法性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出执政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对应的意识形态、经济绩效、法律程序分别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理念基础、政绩基础和制度基础。这三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张力。不同的时代，合法性来源也不一样。合法性资源是随着社会变革、国家发展而不断拓展和调适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传统合法性的退潮，基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需要重塑其执政的合法性，以克服传统的合法性危机，并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执政政策带来的影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的政治基础，同时，执政合法性要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一)历史逻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的执政提出了新要求

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社会基本矛盾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合法性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有不同的合法性诉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共执政政策的变化，也决定了对执政所依靠的合法性来源的调适。从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到改革开放以绩效合法性为主的变化，再到党的十九大随着绩效合法性的退潮和弱化，中共开始重塑执政合法性，本质上是在适应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

东莞中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均球回忆说：“引进外资、工业园招商时总说交通便利我们有广深高速公路；谈订单的时候开口就是放心我们按时交货，走广深高速公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共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 。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5](P.363)，这样就偏离了“八大”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正确提法。因此，从1957年开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并且，意识形态合法性成为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但是，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效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978年国家开启改革开放的征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主动摆脱传统的革命话语，并代之以经济发展至上的发展话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大力发展生产力。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P.588)。接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坚持“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6]。此后一直到十八大，历次党代会报告都重申十三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因此，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共执政的绩效合法性压过意识形态合法性，成为执政合法性来源的主导性力量。因为绩效可以给普通民众带来经济上的实惠。正如亨廷顿所言，国家能够有效提供公共物品永远是国家合法性最为重要的来源。在这段时期，绩效是政治的生命，绩效是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

网站群建设实现了站群间分级管理，授权维护，共享资源。共享站群间软硬资源，消除网站群信息的孤立封闭，不仅节约了资金，节省了人力、物力，同时还促进了电子政务质的飞跃，实现了真正的一体化办公。

当历史的车轮走过“站起来”“富起来”的时代，中国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P.11)。着力解决这个矛盾，是我们党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任务。社会基本矛盾决定执政政策的发力点，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出了新要求。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7](P.11)。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主法治建设的不充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8](P.33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从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转向以绩效合法性为主。而中共十九大之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合法性来源也发生转向，因为“时代变了，一个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侧重也得随之改变”[9]。

(二)实践逻辑：绩效合法性的危机与退潮需要执政党重塑合法性

合法性事关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大局，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合法性遭遇挑战和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都出现了认同危机，因为其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合法性遭受绩效合法性的挑战，绩效合法性成为改革开放近40年中执政党主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但是近些年，绩效合法性也逐渐出现认同危机。面对绩效合法性资源不断式微，执政党需要积极拓展新的合法性资源以重塑合法性架构。

以绩效合法性为主导的时代，虽然GDP总量大幅增加，年均GDP增速曾长期保持10%以上，人民物质生活大幅改善，综合国力明显提升，“有效性”促进了合法性，人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满意度明显提高。但是，绩效合法性也有其局限性。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以绩效为考核指标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如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民众相对剥夺感增加；社会道德滑坡，价值体系崩塌；长期重视经济增长，忽视民主法治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未能充分体现；腐败问题严重，“老虎”“苍蝇”层出不穷；长期以工业、投资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生态破坏严重，绿水青山不在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绩效合法性的认同危机，甚至有的直接引发了区域性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破坏执政党的形象。因此，经济需要转型升级，合法性来源也需要拓展，合法性架构需要重塑。

1.2.2 调查方法 调查人员向参加者说明填写注意事项;参加者完成调查表的填写，当场回收;检查调查卷的完整性，如有空缺或遗漏，当场补全。培训前和培训后5个月，对护士使用同一张调查表测评职业性腰背痛的认知状况和行为状况进行自身对照。

绩效合法性危机类似亨廷顿所讲的“政绩困局”。“政绩困局”需要通过其他合法性资源来解决，绩效合法性需要以新的合法性资源来代替。绩效合法性资源的式微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理念中的绩效合法性是一个不断崇魅的过程；十九大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绩效合法性将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

No sooner appear stars than they disappear, strong wind will blow after seven days.

(三)理论逻辑：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和依靠程序合法性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7](P.29)。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的不仅仅是雄厚的经济基础、高度的文化自信、世界一流的军队，关键还要有卓越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本的政治保障。而程序合法性恰恰来源于卓越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在一套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程序上”[9]，这个程序需要卓越的民主政治制度来维护，因此，民主政治制度是程序合法性来源的重要基石。

韦伯认为，绩效合法性更多地反映的是民众对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认可，法理型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被广泛认可的法律和制度，而笔者论述的程序合法性与韦伯的法理合法性有些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程序合法性主要反映的是民众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认可，这个来源是否于法可依，重要的是权力的来源和对权力的制约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性。当然，程序合法性主要包括两个面向。一方面，程序合法性最核心的是统治者特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产生程序是否被广大民众认可，是否合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程序合法性还包括民众的政治权利、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民主和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也是程序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发展是由经济发展决定和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前景直接决定了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可能。”[10](P.526)并且，经济发展为政治发展和改革提供契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国家物质水平极大提高，人民群众实现了“求生存”到“求发展”再到“求幸福”的历史性飞跃。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对于国家绩效的要求会越来越超过国家提供绩效的能力，民众的价值寄托和政治参与欲望也会不断提高”[9]。当意识形态合法性赋予民众足够的“精神食粮”、绩效合法性赋予民众足够的公共物品时，寻求程序合法性就成为必然。

现代民主国家必须要寻求程序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政治底蕴和强大武器。程序合法性是合法性来源中的最重要和最高级的一环，程序正义下的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维护和增强程序合法性，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影响力，以有效抵御西方自由民主的现代化引力，实现现代化强国之目标。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塑执政合法性的路径选择

重塑合法性是对传统合法性资源进行重组、扬弃和更新的过程。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一些举措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弱化绩效合法性的同时，逐步拓展新的合法性资源，以重塑执政合法性架构。特别是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只有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不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合法性重塑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指明了重塑合法性的路径和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目标，它不仅包含着经济发展的各项任务和目标，也包含着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任务和目标，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我们党将积极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构建适合国情的合法性话语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逐渐形成以程序合法性为主导的，以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生态合法性等整体发展的，具有全方位、全局性的中国话语体系的合法性重塑路径。

(一)程序合法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随着决策取向和治理方略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塑合法性必将以程序合法性为主导，而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则是民主与法治，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流。这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涉及政治改革、完善人民民主的部分比重明显增加，而涉及经济部分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比重明显减少。重塑合法性，由绩效合法性优先转变为程序合法性优先，这是在历史的进程和现代化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一切财富的基础。生态环境之所以成为合法性来源，是由目前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现状决定的。长期以来以“GDP为本”，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导致环境赤字、治理赤字。生态环境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还使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为此，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大报告提及“绿色”关键词1次，而十九大报告提及15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成为党的报告中的“宠儿”，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为此，2016年环保部开始了号称史上最严厉的全国范围的环保大督查行动；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并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7](P.50)。因此，应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目前的“政治正确”，是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执政合法性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但合法性来源也是随着社会变革、国家发展而不断拓展和调适。根据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实际，笔者在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之外，延伸出道德合法性和生态合法性。笔者认为，道德价值和自然生态也应成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产品质量提供能力是企业对外提供合乎质量要求产品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资源和实力。资源是企业静态能力的体现，包括企业的人员资质、生产经营资质、财务状况、设备设施状况等内容，这些资源是建立质量诚信管理体系、保障产品质量信用意愿兑现的基本条件。在占有必要资源的基础上，企业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合理使用，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实力是企业的动态能力的体现，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质量诚信管理水平、检验检测水平等内容。[12]

(二)意识形态合法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丧失意识形态合法性必然导致政治系统的崩溃和执政地位的缺失。经济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使得传统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受到影响，意识形态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必须重塑人民赞同和拥护的意识形态，实现执政合法性。

道德合法性，是公民基于道德的正义对政治统治给予合法性的支持并自愿服从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合法性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合法性不可能离开价值和道德规范进行评判，罗尔斯的“正义论”为道德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罗尔斯试图在西方以“正义即公平”为民主社会奠定一个最合适的道德基础，力图消除制度中的不平等而达到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然而，正义的社会制度才是一个国家的道德根据和价值规范，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杨光斌认为，“合法性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 [14]。这里的正义性的评价标准就是“看其能否保护社会最不利者阶层的利益”[14]。因此，十九大提出“确保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7](P.48)，确保让所有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绩效无助于执政合法性的提高；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前提下，更应注重分配的公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可，有利于执政合法性的增强。精准扶贫给予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保障、精神的慰藉，更应该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承诺。扶贫不仅仅扶的是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看，扶持的是全体人民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主义信仰。

程序合法性不仅关乎民主，更关乎法治。程序合法性要求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征程，十九大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法治的，主要看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程序合法性不仅是对权力来源的认可，更是对权力的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要依靠法律制度和程序。十九大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7](P.68)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这是法治的进步。

十九大提出新时代“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7](P.4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十九大报告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领航灯塔,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因为它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P.18)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重塑意识形态合法性。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公意”，阐明人民主权的思想。“公意”是国家全体成员的意志，是全体成员反映其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幸福的共同意志，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恰恰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信仰，获得了全体人民的集体认同，集体拥护，并努力为之奋斗。

重塑人民赞同和拥护的意识形态，加强意识形态合法性建设，还要充分发挥国家领导人的魅力合法性资源。伊斯顿把构成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的、结构的和个人的来源”[11](P.274)。韦伯把合法性分为传统合法性、魅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其中魅力合法性是“基于对某个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征以及对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的忠诚”[2](P.322)。他们都强调，统治者个人魅力和品质的影响力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为从广义上讲，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特殊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十九大之后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章中进一步明确。之后，中央媒体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领袖”[12]，充分发挥了人民伟大领袖的作用。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远见卓识与卓越领导，是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2007年，Orsouw等[27]提出的CRoPS在文库制备时采用了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的技术,利用2种限制性内切酶将玉米自交系基因组DNA断开,之后经过连接接头与再次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处理,为2个自交系依次添加用以区分的标签,把2组样本结合在一起测序.CRoPS可被应用在基因组含多重复序列且DNA多态性较差的物种.现阶段CRoPS已被应用在玉米SNP开发[27-28]和群体遗传学研究领域[29-30].

(三)绩效合法性：坚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优先，改善民生

在当代国家中，合法性更加依赖于政治权力的有效性。“在现代世界，有效性主要是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3](P.51)有效性即绩效，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绩效作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因为一个稳定的政治统治需要政治系统不仅能在政治价值上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且还要能够创造惠及大多数人的发展绩效。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 ,被视为新时期统治合法性的新来源。[13]正是在“经济发展高于一切”的理论指引下，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而随着重塑合法性架构、程序合法性成为主导力量之后，绩效合法性必会减弱。因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政绩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紧张，以致于国家合法性在一方面的强化就会导致另一方面的弱化。”[9]我国目前的发展实际是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经济增长速度的L型走势将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在新时代，绩效仍然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新时代必须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7](P.30)。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这样，执政合法性才能不断增强。

(四)道德合法性：注重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

菊花当然不能说话，所以这个主人公和菊花的对话实际上是主人公自己和自己的对话。自己才是菊花本身，即使在监牢里，不能吸收养分，花朵变得越来越小，也有要开出有着象牙般光泽的花朵的心。最后，“我把这件事，写在了给我那身体很小的母亲的信中。”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只有一切只是在自己的心里发生的变化才是自己的真实。主人公在监狱中，通过在心中和自己的对话，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确的，然后把这决心传达给了自己的母亲。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前往铜鼓的过程，远不止手机导航显示的400公里那么简单，我们全程走高速的计划，被兴国境内一段长达几十公里的国道给搅乱了。

1．2．1 常规药物治疗 本文40例患儿就诊后均给予哌甲酯治疗，起始剂量5mg／d，然后根据症状控制情况调整到最合适治疗剂量。一般剂量为15～20mg／d，早、午餐后分两次给药，共8周。

(五)生态合法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程序合法性优先，应当不遗余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而实现全体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民主制度更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7](P.36)，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以促进程序合法性的成长。

合法性具有动态性和时代性，中共执政合法性重塑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也将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重塑执政合法性，将克服历史周期律，锻造划时代的政治结晶。在新时代，中共将逐渐形成以程序合法性为主导，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生态合法性等整体发展的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塑路径。其中，绩效合法性在新时代仍然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没有物质基础的合法性只能是乌托邦，而程序合法性将逐渐发展为主导性合法性资源，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回应，也必然发挥其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重塑政治合法性，巩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中共中央的权威，实现国家政治稳定，为满足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为顺利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强的政治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领导。

2.2.5 求知欲望:每一位患者在治疗期间都希望得到关怀与温暖,也希望得到优质的肠造口用具来控制排便,以此提高生活质量(4)。然而,在心理压力过大的情况下,患者的身体机能、机体免疫力等均有所下降,从而对后期的恢复构成不良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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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团作为高校课堂教育的补充和延伸,因其专业的交叉性、活动的实践性、组织的社会性而具有实践和教育的功能,在大学校园里发挥着重要的育人作用，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不仅为大学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了亮丽的风景，而且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与青春活力。要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大学生组建社团、加入社团、建设社团，深入组织开展校园文体、学术交流、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社团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大学生的参与意识、动手能力、团队精神，从而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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