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的思想观念“四重叠加”深刻变革的新时期，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态势。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思潮调查报告显示，自2011年以来，民粹主义在“最受关注社会思潮排名”中的位置不断前移：2011年列第9位，2012年列第8位，2013年列第7位，2014年和2015年均列第4位。[1]而到了 2016年，在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则上升到值得关注的国内外重要思潮的第一位”[2]。

民粹主义也称平民主义，源自19世纪下半叶的北美和东欧，在历史上经历过多种表现形态。在互联网时代，民粹主义与网络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而生成了网络民粹主义，其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值得重点关注。2015年的思潮调查报告在总结民粹主义动向时强调：“在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尤为活跃。”[1]网络民粹主义的蔓延和扩散对我国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建设、政治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等造成了重要影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密切关注和正确认知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形态，深入分析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因素，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治理之道，对于消解大众网民的民粹情绪、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概述

2009年以来，国内学界有关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成果开始增多，涉及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涵盖网络民粹主义的含义、特征、表现形式、动因、影响及治理举措等多方面内容。但相对而言，学界对网络民粹主义核心关系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社会思潮的演进是社会阶级和阶层变化的晴雨表。”*参见赵智奎《如何看待中国当今社会思潮的激荡》，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5/c_124500165.htm，2017年11月21日。对于网络民粹主义而言，“‘民粹’的术语中包含着大众和精英的特定关系”[3](P.39)，展示的是一种大众阶层对抗精英阶层的思想观。因此，精英与普通大众的关系构成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核心关系问题。要更好地理解网络民粹主义，就需要从精英与普通大众关系的核心视角进行深入的研究。希尔斯是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西方学者，他认为，“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应该建立在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关系之上，这是研究民粹主义无法回避的核心关系”[4](P.103)。国内学者康晓光认为，“在分析中国政治的运行过程时，‘官与民’视角已无法认识中国的实质问题，而应转换为‘精英与大众’的视角”[5]，这对于我们认识网络民粹主义具有启发意义。但是，目前专门从精英和大众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网络民粹主义的成果还不多见，有一些研究探讨了社会阶层变化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国家—精英—底层大众’的分层结构，造成精英阶层与底层大众之间关系割裂甚至对立，而这是网络民粹主义滋生的重要因素”[6]。针对微博公共领域的民粹主义治理，还有学者提出，“要构建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促进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的社会合作与团结”[7]，但并没有展开论述精英与大众之间应如何互动的问题。本文以网络民粹主义的核心关系问题为导向，从精英与大众的阶层关系视角，探讨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根源，提出治理网络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实现精英与大众有效整合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针对于现代柔性制造产业，如航空航天制造业，其所制造的工业零件具有品类多、批量小以及精度要求高等特点，传统的生产制造方式不能够全面满足这些生产需求特点，导致航天航空企业发展的成本较大、产品的质量和响应速度受到影响。因而实现工业机器人的高精度定位方法的优化发展，实现高精度补偿技术，提高柔性制造水平，能够为对航空航天制造领域在内的柔性制造行业提供新的动能，也可以预见，在现代柔性制造行业发展的带动下，工业机器人的精准度较为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而工业机器人将会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表征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

[1]潘丽莉，周素丽.2015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调查报告[J].人民论坛，2016，(3).

第一，加快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秩序。其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利益调节中的基础性作用，运用市场机制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快破除行业垄断的步伐，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合理竞争，激发市场的活力。其二，优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推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不断提高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改善社会中下层的经济条件。要实行积极的工资政策，建立劳动报酬与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增长机制，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要适时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对低收入人群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力度。其次，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手段调节过高收入。例如，研究出台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种，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调节力度；严格控制垄断行业的不合理的高收入；取缔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灰色收入等。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特征

1.更彻底的平民性 在传统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往往是由某个领导者或政党发挥汇聚民意、动员舆论、领导社会运动等核心作用。而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使得网络民粹主义者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其来源广泛、构成多样；网络参与的匿名性使得网民能够更自由和直接地表达意见；分布式的网络传播技术还保障了网民参与的平等性，使其既能接受信息和网络围观，又能参与各种网络议题的设定和意见表达，网络表达更为分散。网络民粹主义在弱化中心化特征的同时凸显了更加彻底的平民性。

面对贫富不均的状况，尽管我国已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受利益藩篱等因素制约，旨在保持阶层间利益相对均衡的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完善。例如，市场对利益调节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一些领域的垄断现象还持续存在，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被视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公平“调节器”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存在着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的较大差距等。目前，并不完善的利益调节机制难以有效地调节社会的利益冲突，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趋于紧张化。网络民粹主义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大众对目前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要求公正、共享的利益主张。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港口、码头必须备有足够的用于处理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设施，并使该设施处于良好状态。港口企业自建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是其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具体体现。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能力建设中应鼓励具有条件的港口码头企业自建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工作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与挑战，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2013-2017）确立的课程教学改革总体目标[3]，结合我校的培养定位，明确以计算思维能力培养为核心、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案、完善课程教学成效评测方式，从而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体系；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具有推广价值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和课程管理规范；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的差异，分类分层次落实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使各专业的学生能够广泛接受计算思维方法的训练，提高学生利用计算思维解决专业相关问题的能力；明确学生的中心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3.世界互联性 网络本身具有无疆域性特点，在一些共同背景的诱发下，网络民粹主义很容易在不同国家民众间相互影响和扩散，从而迅速成为跨国性的政治现象。例如，在发达国家，近年来新媒体迅速普及，其中美国“仅推特就有1亿用户，社交媒体成为美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10]。网络放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因世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全球化等造成的诸多社会矛盾，促使右翼网络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蔓延。在美国，代表右翼反建制力量的特朗普借助推特等社交媒体成功当选总统；“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利用网络，正将整个政治光谱向右移动”[11]。

4.虚拟与现实的互动性 网络民粹主义是现实的映像。网络民粹主义不会只局限于网络空间的话语斗争，因为“仅仅通过点击率、跟帖或发言来表明观点、立场是难以满足网络民粹主义的现实关切的”[6]。当条件成熟时，网络民粹主义者就会走入现实，进行街头示威游行等社会运动，实现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以达到满足现实诉求的目的。近年来，一些民粹式的社会运动或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反映了网络民粹主义的这一特点。

(三)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网民数量不断增多，一个复杂的网络虚拟社会正在形成。网络空间俨然成为一些网民表达不满情绪、反映利益诉求的狂欢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网络民粹主义迅速壮大。他们对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公现象、少数精英堕落、民生问题等现实不满并进行批判，以“仇官、仇富和反智”的面目出现。近年来大量的网络热点事件大多属于此类。

在“仇富”方面，一些网民质疑富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因个别富人生活奢侈、为富不仁等表现而产生对整个富人群体的仇视，比如2010年发生的药家鑫事件。在“反智”方面，一些网民怀疑知识精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者而在网络上对其大加挞伐，例如2009年某教授因评论“邓玉娇刺官”事件而被部分网民群起攻击等。而“仇官”表现更为突出，对于个别官员腐败堕落、公权力滥用、官僚主义作风等的不满导致网络上存在着大量指责、不信任乃至敌视官员群体的言论，诸如2009年的杭州飙车案、2010年河北“我爸是李刚”事件、2011年郭美美事件、2013年李某某强奸案事件、2014年东莞扫黄事件、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件等。《民粹主义》一书的作者保罗·塔格特说：“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官员和富人的诋毁。”[12](P.127)官员、富人和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主体，他们成为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主要批判对象。

三、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

(一)对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评析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cnnic39/index.htm，2017年11月22日。：活跃在网络上的网民，年龄以10～39岁的中青年群体为主，占整体网民的73.7%；学历以初中、高中、中专、技校等低学历人群占多数，占比63.5%；职业以学生、无业和大众职业为主，占比87.7%，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企业、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只占12.3%；收入以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者为主，占比83.4%，5000元以上的中高收入者占比16.6%。综合可见，网络上的多数网民属于大众阶层，少数为精英阶层。

显然，集中体现大众网民情绪、态度或行动的网络民粹主义存在极大缺陷，表现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因自身立场的狭隘性而不利于社会和谐。在“大众”与“精英”简单二分法的斗争思维下，网络民粹主义容易陷入盲目攻击整个精英群体的“情绪泥潭”，增加了阶层间对话交流的难度；其基于自身立场所提出的相关方案往往带有非理性、短视、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激进的利益诉求等问题，容易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二，因网络话语的喧哗而危及社会共识的形成。大量非官方、亚文化、负能量的民粹式话语在网络空间大肆传播，不断蚕食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解构着我国本已脆弱的社会共识，造成社会的进一步撕裂。其三，存在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民粹主义从事非法活动的风险。网络民粹主义的依附性和“空心化”特质使其容易成为别有用心者从事非法经济、政治活动的利用工具。近年来，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专门帮人策划网络舆论的专业推手、“网络打手”和公关公司等，试图通过制造某种网络舆论来施压于政府以达到为自身谋利的目的。总之，对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危害性，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警惕，做到防患于未然。

除此之外，网络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保罗·斯塔特认为，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民粹主义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12](P.3)。我国网络民粹主义也是对当前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警示。“目前，中国社会形势趋于紧张、社会冲突加剧已成为共识。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阶级分析是理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基本的框架。”[13]对于网络民粹主义，同样可以从阶层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当下，我国网络民粹主义主要以“仇官、仇富、反智”的二元对立形式存在，体现出大众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怨恨和抗争，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叠加下精英与大众阶层间的紧张关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精英与大众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而非敌我矛盾，但若回避矛盾或处置不当可能致使阶层间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有可能发生矛盾的质变转换，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网络民粹主义所折射出的精英与大众阶层间的对立和撕裂问题，深刻剖析其原因，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缓和阶层间的矛盾，维护好社会稳定，网络民粹主义也就会失去滋生的土壤。

(二)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现实根源分析

第二，促进社会组织参与阶层整合。在多元利益主体共存的当今社会，社会组织是政党和政府之外的促进精英和大众整合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当前，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其在反映阶层诉求、协调阶层利益、凝聚社会共识、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正面功能。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了，大众在与精英互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方面就拥有更多的底气和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借助网络民粹主义发声的动力也会随之降低。

1.利益分配不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同时，重构了以效率为先的利益分配新格局，社会利益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拥有权力、资本和知识资源的一部分人不断地追逐自身的利益，表现出利益的扩张性；少数人受“个人利益至上”等消极利益观的影响，甚至不惜违反法律、丧失道德、以侵犯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不义之财。由此，他们逐步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和资源，成为在利益格局变迁中的主要受益者。而在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主要依靠劳动报酬所得的群体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成为利益相对受损的一方。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例，2003～2012年，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参见杨文彦《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18/c1001-20253603.html，2013年1月18日。；2013～2016年，分别为0.473、0.469、0.462、0.465*参见《统计局：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 较2015年有所上升》，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01-20/8130559.shtml，2017年1月20日。。可见，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6～0.49之间，近年来虽有下降趋势，但仍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反映出我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

2.网络式话语斗争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民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极佳的舞台，网络动员更为迅速和快捷，网络民粹主义逐步发展成一种能够与传统政治话语权相抗衡的网络话语权，深刻影响了传统的政治生态。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责任约束弱等原因，网民得以对诸多热点事件作出戏谑性、调侃式、情绪化、偏激性的网络话语表达，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实施“扣帽子”“打棍子”“人肉搜索”等“暴政式”的话语斗争，表现出浓厚的批判性色彩。网络民粹主义通过上演“群体极化”的网络狂欢，迅速生成一边倒的网络舆论，释放出自身的巨大能量，政府的正常决策和执法活动因此面临较大的压力，甚至会有被非理性的网络民粹裹挟的危险。

2.社会结构失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的阶层格局逐步形成。一方面,精英阶层强势崛起。在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下，一部分社会成员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彼此间寻求利益联盟和利益互换，有较强的能力维护自身利益，属于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人等群体所支配的社会资源有限，个体影响力也较弱，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构成了庞大的大众阶层，其中一些人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而沦落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例如下岗职工、无业人员、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阶层流动出现减弱乃至固化的趋势。精英阶层自我壁垒化、寡头化和身份世袭化现象增多，精英对大众的排斥效应阻塞了大众阶层向上流入的通道。例如，《2017福布斯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财富白皮书》提到：“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的财富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国民平均财富的增长速度，出现了‘强者愈强’现象。”*参见许婧《福布斯财富白皮书：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2016年底达1261.08万人》，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5/24/c_129617636.htm，2017年5月24日。另外，原有的城乡二元户籍、人事等制度增加了社会流动的难度，普通大众如农民、工人及其后代难以有效地改变自身的命运，甚至还存在向下“逆流动”的问题，出现“弱者越弱”的现象，弱势群体容易陷入失望乃至绝望的境地。随着精英与大众分化的“马太效应”日益明显，阶层结构逐渐向“哑铃型”的失衡状态发展，加剧了大众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对立与仇视，助长了网络民粹主义。比如，网络上出现的大量涉及官二代、富二代的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网民一边倒的激烈抨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社会结构失衡状况的控诉。

3.阶层话语权不对等 话语权是指人们表达意见和诉求、并获得他人回应以发生实际效果的一种影响力。由于政治发展的滞后性，话语权在我国不同阶层间分配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精英阶层凭借其强势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垄断了大部分的“话语权”，在现有的政治平台上展示自身的影响力，主导着政策走向。另一方面，大众话语权旁落。目前公众还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政党利益整合的功能未充分发挥，党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一些地方的党群关系比较紧张；公众意见被直接吸纳进公共决策过程的效果有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屡禁不止，基层干群矛盾突出；作为公众组织化参与机制之一的社会组织发育还不成熟，进行阶层间利益表达、整合和协调的能力较弱等。由于参与机制不畅，大众的话语权实际上被边缘化，话语表达或者被忽视、或者因形式化而难以取得成效。

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民粹主义的泛滥是现实社会中大众阶层因话语权式微、维权艰难而将其诉求诉诸于网络空间的结果。由于对现实途径解决问题的效果不满，部分公众转向互联网，进行民粹主义式的演绎，塑造众声喧哗的效应，通过“话语权斗争”进行阶层话语权的重新分配，试图在对政府或当事者施压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

互联网时代，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形式和平台使人民获取信息渠道变得更加多元，传统的报纸、出版物等纸媒在人民群众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随着各种新兴媒体的出现，居民群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日益多样化，需求和个性日益差异化。针对不同人的阅读习惯，有机整合全区宣传活动相关平台及资源，开拓思路，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有机衔接，借力“微信”、客户端等自媒体宣传引导，进一步提升“六走进”系列主题活动的效果。

4.社会心理冲突较为严重 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社会成员对社会现象的普遍看法、情绪、心态等的综合体现。不同的经济地位、政治权利和知识水平等因素决定了阶层间会形成社会心理的差异和冲突。社会心理冲突构成了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社会心理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发生剧变，旧的价值体系在解构，而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仍在培育当中。受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西方文化的影响，阶层社会心理状况发生变化。一方面，精英中的一些人精神迷失严重、社会责任缺失，傲慢自大的情绪开始蔓延，“我们”和“他们”的阶层意识突出，在炫富、特权、冷漠等心理的作用下，不当言行增多，刺激了大众的神经。另一方面，大众阶层的社会心态趋于消极。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大众阶层因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话语权旁落等因素导致心理失衡，挫折感、被剥夺感和失落感强烈，对于精英阶层充满着不信任、怨恨、嫉妒、反感、敌意等复杂心理。《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显示：“仅34.3%的居民对社会公平持积极评价，居民对有钱人、有权的人等信任度普遍较低。”*参见《〈社会心态蓝皮书〉发布，仅34.3%居民对社会公平看法积极》，http://news.163.com/16/1213/20/C86LEPM800014 SEH.html，2017年11月21日。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心理冲突和对立加剧了阶层疏离和隔阂状况，减弱了对社会的整体认同感，大大增加了过激言行的发生概率。网络民粹主义可谓是对这种阶层间社会心理冲突状况的一种外化表达。

四、实现对精英和大众的有效整合

互联网之父温顿·瑟夫曾言:“互联网好比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我们若不喜欢镜中所见的映像，问题不在于去矫正镜子，我们必须纠正社会。”[14]要治理和消除网络民粹主义，关键在于实现对精英和大众的有效整合，消除阶层紧张和对立的因素，提高社会凝聚力，增进社会和谐。

(一)以利益的整合缩小两极分化

认真贯彻落实“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享发展理念，着力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健全阶层间的利益整合机制，满足大众的合理利益诉求，消除网络民粹主义所滋生的经济基础。

单位在用该方法来展开分析时，其需要把成本看成是产量的函数，然后再从此角度来展开研究，当得出结论之后，其需要与原始的成本与当前的结果进行成本区分，即主要分为两大类型。需要注意的是，联系成本与产品自身的动态分析，其是构成管理会计的重要部分。

第二，构建德法共治的利益约束机制。利益约束机制是指能够有效规范人们的利益行为、协调利益冲突的相互联系的制度和方式。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软约束。通过宣传教育，使全社会树立守法、诚信、公平、公正、共享的正确利益观，自觉抵制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等不良利益观，引导人们理性对待利益冲突和利益得失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规范的硬约束。发挥法治对人们利益行为的引领和规范作用。重点针对当前利益矛盾比较集中的领域，如劳资利益矛盾、房屋拆迁与补偿利益矛盾等，加快合法权益的法律化步伐，完善房屋拆迁与补偿制度、职工权益保障制度等规范性文件，做到有法可依；加强对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切实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以话语的融合纠正阶层话语权的失衡

要建立精英和大众的话语融合机制，畅通大众的话语表达渠道，完善大众的政治参与制度，实现阶层间的有效对话和平等交流，并取得最大的公约数，努力做到精英改革能够契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化解阶层误会、隔阂、孤立、敌视等易滋生网络民粹主义的因素。

第一，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大众政治参与制度。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根本途径，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如适当地扩大来自第一线的工人、农民等大众阶层的代表、委员比例；完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杜绝贿选等行为，提升代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健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群众的制度，畅通社情民意的反馈渠道等。其次，加强党政领导干部决策吸纳大众意见的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水平。例如，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接待民众的制度，建立对群众意见的回应制度，实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听证会制度等，并确保取得实效。

第二，拓宽大众参与对话和利益表达的新渠道。首先，丰富和发展协商对话的形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协商民主“以对话为中心”，可以消除彼此的误解和分歧，兼顾各阶层利益，是实现精英和民众之间沟通与合作的有效途径。当前，要着力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方式，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矛盾问题及时解决，防止矛盾的累积变质。其次，善用网络参与的新渠道。网络参与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趋势，也是党和政府听取民意的新途径。应进行积极的引导和规范，确保网络参与的有序进行，以充分发挥其优势，搭建网络参与的互动平台，如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开通网络举报的网站和新媒体；加大政府信息的网络公开力度；完善网络参与的权利义务、处理反馈等相关制度的规范等。

(三)以文化的粘合消弭社会裂痕、增进社会认同

共通的文化是紧密联系和团结社会成员的粘合剂。通过构建精英与大众共同认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可以消弭社会心理冲突和裂痕，增进社会认同，提升社会内聚力，促进社会和谐，从而铲除网络民粹主义滋生的思想土壤。

当前，由于缺乏主流价值观对社会各阶层的有效粘合，致使社会心理裂痕不断扩大，给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凸显了主流价值观整合的紧迫性。因此，要着力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凝聚，打破阶层对立的文化壁垒。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面对当下网络社会思潮的复杂形势，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一是在内容上，应增强人民性，包容民众的合理诉求和利益，避免过于理想化的悬空式宣传和说教。二是在载体上，除了应用好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外，要积极发挥微博、微信、数字报纸、移动电视等新媒体传播快、互动性强、精准到达等优势，提高宣传效果。三是在具体做法上，可在门户网站、论坛开辟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网页，进行对话、交流等网络互动教育，弘扬社会正气；培养尊重规则、理性意识以及科学理性的公民精神，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危害性进行坚决抵制和有力批判，提高大众网民辨别是非的能力，督促精英阶层克己修身，化解社会戾气。

(四)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阶层的糅合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情绪焦点在民生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因此，要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营造一个权利平等、机会公平、规则公正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阶层间的融洽相处，网络民粹主义也就无法兴风作浪。

第一，发挥政府对精英和大众整合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政府应理清自身角色定位，规范行政行为。在精英和大众的利益整合过程中，政府应扮演好协调者、仲裁者、监督者的角色，防止政府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还要严格规范自身的权力行为，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推行政务公开，加大公众监督和问责力度，化解因个别官员特权、腐败、乱作为等行为而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消除“网络暴政”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其一，要加强网络空间的立法和执法。要加强网络立法的统一规划，提高立法层级，修改现有互联网法规使之更有可操作性和系统性，补充制定针对新媒体传播等的新法规，依法坚决打击网络上的违法犯罪行为，净化网络空间。其二，要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网络的放大效应使得政府很有必要提前介入、对网络舆情进行合理引导。要全面收集与准确分析网络舆情的信息，培养民间和官方的意见领袖，及时疏导可能引发阶层对立的社会热点事件，解决民粹情绪于萌动状态。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机器人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算法,该算法将UIF算法与IMM算法相结合,实现了分布式系统中的多传感器数据融合(UIF-IMM).为了提高动作模式检测和变化的性能以及跟踪精度,在UIF-IMM中提出了一种融合IMM滤波器模型似然函数的方法.对比不同算法下的机器人跟踪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滤波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分布式多传感器环境下机器人的跟踪问题.

第一，推进社会领域的重点改革，让大众更体面地生活。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从一切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出发，及时地回应民生关切，锐意改革，进一步精准破解社会建设难题，努力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文化、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房价医疗、司法治安等民众比较关注的领域实现新的更大突破，使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普通民众，让民众体验到更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成长记录。建立学习记录袋，学生把自己一段时期内所学知识、技能等成长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自己有一个更明确的了解。如:作业、课堂表现、测验成绩、评价日记、自我反思等各种有关英语学习情况，以此进一步展示自己在大学生活的成长历程。在这期间，教师可以为学生制作学习成长记录的资料夹，如:学习表现、兴趣高低、工具使用频率、自学行为等。最重要的是学生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一套适合自己关于移动学习英语的记录袋，如:英语新闻、国家信息、听读练习、移动工具的录音、英文电影等，同样也可以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做自我评价。［5］

58到家也不例外，在拿到阿里的大额投资后已经很久没有投资动作。不过在陈小华看来，O2O行业需要苦练内功，把握好自己的节奏，“松树没有必要羡慕草，虽然有可能草长得更快，但当一棵松树的种子种在合适的土壤上，它未来成长的高度就已经可以确定了。”陈小华同时强调，58到家没有融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家政服务领域里，58到家没有一个大的对手进行烧钱竞争，行业的节奏始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二，构建开放公平、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机制，让大众拥有更多的希望感。合理的社会流动特别是通畅的向上流动渠道可以打破阶层封闭化的思维和行动，激发社会的活力，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当前，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阻碍社会合理流动的藩篱，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竞争、选贤任能的选人用人机制，着重加强对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录用工作的监督管理，营造健康向上的奋斗文化，努力杜绝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无序和失范现象，使普通大众既保持对社会和人生的合理期望，又拥有实现自身期望的可能性，从而减少社会负面情绪的感染、发酵和极端行为的发生。

(五)以组织的聚合推进社会共治

顶岗实习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一环，是学生在校完成基础技术技能的学习后，去专业对口企业参与实际生产过程，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完成一定生产任务的一种实践性教学形式，是培养学生进一步获得实践技能、创新意识及创业精神的重要途径，在整个高职教育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现顶岗实习过程的规范管理对提高顶岗实习的质量和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固然有网络技术发展的推波助澜以及网络空间治理的滞后性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深刻的现实社会根源，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参考文献]

由于民粹主义表象上的丰富多样性，使得对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比较困难，不过“推崇平民、排斥精英”是人们对民粹主义的直观认识。目前，有关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认识还不够统一和明确。如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强调社会分为人民与精英两大整体对抗阵营的网络话语和网络行为”[8]。还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指在互联网的虚拟社群中出现的一种极端平民化思潮，它将平民的利益与诉求作为终极的价值关怀”[9]。可见，学者们既认同网络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概念上的某种关联性，同时也重视网络语境的特殊性。网络思潮是现实的映照，具有表里的统一性。笔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外化为极端平民主义的网络话语和行动、内在地折射出阶层矛盾等社会问题的网络社会思潮。

[2]杨学博,等.2016国内外重要思潮盘点[J].人民论坛，2017，(1).

也就是那天半夜，我正睡得沉的时候，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我迷迷瞪瞪睁开眼睛，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02：15分。我接起电话含糊不清地“喂”了一声，李小树的声音劈头盖脸地从话筒里传来，他说：“哥们儿，我们要不要怀念许春花！？”

[3]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Ednrard Shils.The Torment of Secracy：The Background and Consg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M].Glencoe,IL:Free Press,1956.

英美文学课程涉及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英美文学史、经典作品选读。在大多数院校，英美文学课程设置，最多只有两学期，授课时间大致是每周2-4节，对于大多数院校来讲，英美文学的课时严重偏少；而传统的仅仅依靠课堂传授知识的方法，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对课程量的需求。笔者认为，英美文学知识的传授可以通过微信的订阅号来实现。英美文学的微信的公众平台可包括以下几个内容，“e课堂”“电子教材”和“课后练习”。

[5]康晓光.威权政府+法团主义:让底层有组织地参政[J].绿叶，2009，(7).

[6]陈尧.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J].学术月刊，2011，(6).

[7]梁刚.微博公共领域的民粹主义倾向论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3).

[8]刘小龙.网络民粹主义的内涵、张力与特征[J].探索，2016，(5).

[9]郭中军.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J].学习与探索，2012，(9).

[10]杨定都.美国政治遭遇“网络变量”[N].新华每日电讯，20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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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1)液化石油气的特性：液态密度：580kg/m3；气态密度：2.35kg/m3；气态相对密度：1.686；引燃温度：426～537℃；爆炸上限：[V(能发生爆炸的气体体积)/V(含有能爆炸气体的气体混合物总体积)]：9.5%；爆炸下限：V/V：1.5%；燃烧值：45.22～50.23MJ/kg。

[13]雷开春，张文宏.社会分层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效应分析——兼论社会冲突的心理机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利用去中心化共识的机制维护一个完整的、分布式的、不可篡改的账本数据库的技术，它能够让区块链中的参与者在无需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下实现一个统一的账本系统。近年来，区块链以集成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P2P）传输、新型加密算法和共识机制等技术的特点，已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研究讨论的热点，依靠互联网的产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其投入的力度[1]，但是目前全球还没有政府大力推广将该技术应用于物联网的身份识别系统。

[14]张胜友.社会转型与文学生态[N].闽西日报,20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