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的热点大多源于现实的难点，邻避冲突也不例外。在邻避冲突中的邻避项目建设陷入了“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尴尬境地，地方政府在“封闭决策—公众反对—政府压制—冲突升级—停止建设”这一怪圈中被动应对。这种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的僵持成本、影响了社会稳定、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治理压力。为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给邻避冲突提出了应对策略。陈佛保等学者考察了美国处理邻避冲突的做法，认为通过经济补偿平衡利益和负担、推行志愿和竞争选址程序等作法，可以应用于邻避冲突的化解。[1]王佃利等学者把邻避设施建设作为一种抽象的城市空间进行生产，认为通过实现城市空间生产与空间资源配置过程和结果中的正义可以有效地化解城市的邻避冲突。[2]还有的学者尝试运用公私合作的治理模式来破解邻避冲突的困境。[3]但是，鲜有学者从政策营销的视角深入研究城市邻避问题，这便是本文的研究意义之所在。

一、政策营销的理论渊源及其在公共领域的应用

(一)政策营销的理论渊源

政策营销(Policy Marketing)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政策(Policy)和营销(Marketing)两个概念的组合。政策一般是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涉及政府管理或者公共事务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而“营销”涉及对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管理，属于工商管理的研究范畴。从这一点来看，政策营销是将工商管理的思路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范畴。学界一般将政策营销研究的兴起归因于营销概念的扩大化和新公共管理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营销学大师科特勒(Kotler)认为营销概念可以广泛地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营销概念“丛林”中出现了企业营销、非营利组织营销、政府营销、政治营销、政策营销等。同时，营销的价值理念也从遵守法律、获取利润，转变到承担社会责任，再到追求公共利益等。从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对“营销”概念界定的变迁可见一斑。[4][5]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欧美国家兴起，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等学者“重塑政府”思想的影响下，公共部门将公众视作顾客，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理念，采取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市场营销便是其借鉴的方法和技术之一。吉姆(Jim)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要使其自身具有灵活性、竞争力、透明度和变革力，就需要采用市场营销的思维方式。公共部门要想对公众做出更有效和更负责任的回应，市场营销是非常有效的工具”[6]。在营销概念扩大化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驱动之下，政策营销得以产生并快速发展。

关于政策营销的含义，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界定。最早对政策营销进行全面界定的是荷兰学者伯马(Buurma)，认为政策营销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方案与实践，促使社会行动者与其进行交易活动的总和，政府通过提供社会行动者可以接受的政策工具，要求其回应以相应的社会行动或者其他交易行为，最终促使双方实现各自的目标”[7]。这一概念将政策营销视作一种政策动员或者政策管理的工具。斯内夫利(Snavely)认为，政策营销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观念、价值、资源和利益的交换，是一种非强制的政策实现方式”[8]。他把政策营销视作政府获得公众支持的一种柔性管理方法。苏伟业则认为，政策营销不但是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之间消弭政策分歧、提升政策执行成功率的阶段，也是公共管理者在管理的理念上的转变，是调整公权力行使方式，利用更多政策对象接受政策的方式来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9]

2.7 不同喂养组行为比较 母乳喂养组24 h内开奶与采取泌乳措施所占比例均明显高于非母乳喂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综上，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治理理念和方法，政策营销强调政策主体(包括政策企业家)在整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充分借鉴和综合运用市场营销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坚持顾客导向，以更好地预测、识别和满足公众的需求，以柔性的手段来制定和执行政策，最终实现政策主体和政策对象的双赢。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政策营销作为一种公共活动，其执行主体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政策营销的客体是公共政策；政策营销的目标是满足公众的需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政策营销采取的是政策宣传和政策动员等柔性手段，而非强制手段；政策营销贯穿于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各个阶段。

(二)政策营销在公共领域的应用

政策营销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治理理论，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应用于公共领域，彰显了其强大的治理效果。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营销技术在政治选举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和特朗普，在政治选举过程中全面运用营销工具细分政治市场，调查公众需求，通过包装自身的政治产品，塑造自身形象，为政治选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国内学者赵可金从政治选举的角度分析了政治营销的重要作用，认为“政治营销的兴起，标志着美国选举从政党政治模式转向候选人中心模式，对美国式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10]。可见，政策营销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在我国台湾地区，政策营销运用于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2000年7月，为解决台北生活垃圾快速增长的问题，时任市长马英九决定推行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希望通过垃圾袋收费的方式来提高市民在垃圾分类回收中的积极性，减少城市生活垃圾。在推进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台北市政府采取了政策营销的策略。通过对垃圾费随袋征收的政策营销，“垃圾回收率从2000年的2.4%提升到2010年的45%”[11]，政策效果非常显著。由于此次政策营销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该政策被进一步总结为“台北经验”，在岛内广泛推行。

相较国外和台湾地区，政策营销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但是，学者章兴鸣认为，中国大陆的政策营销实践还是比较早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等与现代政策营销的“顾客导向”的思想有相通之处。[12]群众路线思想都与政策营销理念存在契合之处，并为中国的政策营销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政策营销应用于城市邻避冲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一)城市邻避项目政策性质与政策营销存在理论上的契合

盖伊·彼得斯(Guy Peters)等政策学者曾经论述过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认为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策目标关系密切，只有在适宜的政策环境下，面对适宜的政策问题类型时，相应的政策工具才具有运用价值。[13](PP.32～34)谭翀则认为“并非所有的政策类型都合适运用政策营销”[14]。因为政策营销强调对公众的政治动员和说服教育，这种柔性的政策执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策执行主体的权威性。同时，政策营销强调整个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需要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关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耗费大量的行政成本，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只有当一项公共政策需要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配合，否则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利益，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冲突时，才比较适合运用政策营销来解决问题。

3.2.4 因冷却器冷却芯子是横置，和大家了解的常规竖置芯子不同，故安装水管人员须清楚进出水管方位，以确保冷却器内热交换效果：冷风与冷水侧交换，热风与热水侧交换，否则将会影响热交换效果。

威廉·邓恩从公共政策问题结构的角度，把政策问题划分为结构优良、结构适中和结构不良三种类型。[15](PP.163～164)结构优良的政策问题的特征是决策人数很少、备选方案有限、结果可预测、政策风险和误差可接受；结构适中的政策问题的特征是决策人数相对有限、备选方案有限但政策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且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结构不良的政策方案包括很多决策者并且决策者之间存在价值冲突、备选方案很多、政策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政策风险控制难度大。结合盖伊·彼得斯等学者的论述不难发现，结构优良的政策问题没有必要引入政策营销，若引入政策营销则面临着不经济或者无效率；结构适中的政策问题可以引入政策营销，通过相应的政策营销提升公众的政策认同度和满意度，减少出现冲突的可能性；结构不良的政策问题应该将政策营销贯穿整个决策过程始终，通过相应的营销手段了解公众需求和政策建议，获得公众对政策的共鸣与支持，排除政策执行的障碍，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当前，中国不断涌现的城市邻避冲突，大多数属于结构不良的政策问题，小部分属于结构适中的政策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城市邻避政策的整个过程引入政策营销。

(二)化解城市邻避冲突面临的信任危机需要进行政策营销

[11]谭翀.台湾的公共政策营销及对我们的启示[J].理论与现代化,2014，(4).

信任危机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针对城市邻避项目决策，无论政府发布的是真实情况还是虚假情况，公众都倾向于认为政府掩盖了实情。由于地方政府对邻避项目带来的负外部性在治理过程中持漠视态度，公众对于政府治理负外部性的承诺始终不信任。一方面，政府总是通过相关专家、专业数据或者技术参数表明邻避项目负外部性的可控性，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另一方面，现实情况却是“污染的河流”“恶臭的气味”“多发的癌症村”等负外部性的影响不断。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双方的互不信任意味着沟通平台的缺失，双方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对话，进而加剧了邻避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通过政策营销，能够增进双方之间的沟通与对话，让公众了解邻避项目，同时也让政府对公众的意愿与需求有相应的了解，进而增进双方的互信。

(三)消解城市邻避项目公众参与困境需要进行政策营销

城市邻避冲突频发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邻避项目决策中公众参与环节的处理不当，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和满足，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加剧，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针对邻避项目决策的公众参与困境，王佃利认为，公众的参与意愿不足、公众参与在政府封闭式决策过程中客观受限、公众参与面临技术理性的挑战以及地方公众的集体非理性等因素引发了邻避冲突。[17](PP.128～129)郑卫从公共项目规划的角度，以北京市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为研究对象，把六里屯邻避项目的参与困境归结为技术理性的城市规划传统排斥公众的参与、政府的集权制决策模式漠视公众的参与、城市规划实施机制过度行政化、邻避设施规划涉及的利益复杂性使政府对公众参与产生排斥心理、公众参与主体能力建设不足与参与门槛高的矛盾等。[18]无论是技术问题、决策模式问题还是公众的排斥问题，都可以从政策营销价值诉求中寻找到答案。

政策营销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相应的营销方法和技术，促进公众、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政策的制定，从而构建一个政府与社会公众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全新治理模式。西方国家为了防止邻避冲突的发生，通过政策营销的方式，在制定邻避项目政策的时候鼓励公众的积极参与，地方政府会搭建相应的对话平台，与辖区内的公众进行意见的沟通和交流，辅之以相应的补偿手段(包括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化解邻避风险，促成邻避项目顺利实施。

三、政策营销在城市邻避冲突应用中的机遇与挑战

(一)政策营销在城市邻避冲突应用中的机遇

政策营销有利于精准识别城市邻避项目的政策目标群体。政策营销借助于市场营销的方式，在进行邻避项目决策之前首先要进行环境分析，以明确政策的议题。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包括内部政策系统、信息收集系统、政策支持系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政策调研，广泛收集邻避项目及决策信息，进而识别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问题，发现邻避项目政策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以确定政策议题。然后进行市场细分，精准识别政策目标群体。在邻避项目政策出台之前，根据政策目标群体距离邻避项目的远近细分不同的市场，了解政策目标群体及其特征和利益诉求等，对政策目标群体加以细分、评估，以明确界定政策目标群体。

政策营销有利于提升城市邻避项目政策的合法性。提供满足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存在的主要依据，也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来源。按照政策营销的理论逻辑，公众是政府的顾客，政府应该坚持“顾客导向”的理念，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通过相应的社会调研、需求分析、制定政策、实施政策以及营销政策等活动，精准地了解顾客的需求以及影响顾客需求的主客观因素等，建立并维持与顾客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城市邻避项目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其放错了位置或者带有一定的风险性，才引起相关公众的恐慌与不满并导致公众的反对。针对邻避项目，政府应借助于政策营销的方式拓展沟通渠道，创造与公众沟通的机会，传递邻避项目的信息，消解公众的疑虑，获得公众的理解与认可，进而得到公众的支持。

政策营销有利于消解城市邻避项目政策执行的阻力。政策营销是政府使用营销工具向作为顾客的公众和作为合作方的政策辅助者兜售政策产品以换取公众支持的过程，其实质是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实现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在政策营销过程中，除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之外，还包括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比如企业、研究机构、非营利组织等。参与主体的互动有利于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促进的城市邻避项目政策网络。在这个政策网络中，各政策主体存在着对政策资源的相互依赖、公共的政策价值观以及平等的话语权。在这种相互作用的网络中产生的城市邻避项目政策会更加科学合理，更能够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增加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

(二)政策营销在城市邻避冲突应用中面临的挑战

第一，城市邻避项目决策的封闭性带来的挑战。现行邻避项目的决策遵循“制定项目—政府宣布—政府辩护”的模式。在邻避项目建设选址的初始阶段，政府官员、体制内专家等政策主体进行封闭性决策，自主地确定邻避项目的“最佳位置”，然后将决策向公众公布，邻避项目在遭到所在地公众大规模的抵制之后，地方政府再对之进行辩解。这种封闭性的决策模式带有显著的“内输入”性质，“内输入”性质的决策模式由政策制定者和公权力占有者主导，政策主体驱动社会运转和政府活动的开展，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政治资源，主导了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直接用政治议程替代了公众参与议程。谢志平认为，这种带有“内输入”性质的封闭式决策模式导致了纵向层面社会结构的断裂和横向层面社会结构的碎片化。[19]而政策营销是一种对政策产品的营销行为，政策产品的性质和质量与政策需求的输入密切相关。从这一点来看，社会结构的断裂和碎片化不利于政策营销的顺利实施。

屋漏偏逢连阴雨，莫泰和古德洛克两名外援同时受伤，这使得山东男篮历史上第一次全华班连续作战，而在这个过程中，对阵青岛、北控、山西等“弱队”比赛时，全华班的山东西王是那么的孱弱，给人一种不堪一击之感。

第二，城市邻避项目政策网络结构不合理带来的挑战。亨利(Henry)曾给政策网络下过一个非常简明的定义，认为政策网络是“在政策系统或政策过程中，政策相关者围绕特定的政策议题，所形成的一种资源交换与合作的互动模式”[20]。在结构优良的政策网络中，政策相关者之间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政策营销的顺利实施。在城市邻避项目政策网络中，政策相关者包括政府、公众、邻避项目运营商、研究机构、非营利组织等。但是，从近年来频发的城市邻避冲突事件看，地方各级政府依然在邻避项目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聘请具有官办背景的科研机构和体制内的人员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公众的参与流于形式，非营利组织参与机会缺失，官方媒体垄断着信息的发布。因此，政策网络的参与主体、参与形式、参与机会以及参与渠道等存在着显著的不合理。而政策营销的顺利实施则需要政策参与主体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资源依赖和话语共享等。可见，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结构不合理的政策网络不利于城市邻避项目的政策营销。

第三，城市邻避项目政策企业家的稀缺性带来的挑战。尤金·刘易斯(Eugene Lewis)认为，政策企业家是那些“通过组织、运用共同体的力量来变革现有公共资源分配方式的人”[21]。这类人无论是处于公共政策的内部市场还是外部市场，都以具有创新精神而著称。他们既是城市邻避项目政策问题的倡议者，又是政策创新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政策营销的实际参与者和领导者。政策企业家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在城市邻避项目政策营销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公共组织过于强调程序性与稳定性，不鼓励冒险与试错；缺乏激励性以及由上级部门主导的人事晋升制度(下级只对上级关注的事情感兴趣，阻滞了下级对政策营销的热情)等原因，导致政策企业家在城市邻避项目政策过程中的稀缺，不利于政策营销在城市邻避项目中的实施。

[6]Jim H..The Case for Marketing in the Public Sector[J].Optimum Online,2011,(4).

四、基于政策营销应用的城市邻避冲突改进策略

(一)变革决策模式，实现城市邻避项目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城市邻避项目决策的封闭性引起社会结构的断裂和碎片化，不利于政策营销的顺利实施，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城市邻避决策模式进行变革。变革决策模式既需要体制的变革，也需要机制的变革。首先，从决策体制来看，在现行的城市邻避项目决策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是一种项目的发包与承包的关系，但是发包商与承包商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发包商拥有决策权力，承包商承担责任，出现了权利与责任的错位。变革决策模式首先需要改变这种决策体制，根据每个组织所掌握决策资源的多少，重新界定彼此间的关系，确定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尤其要准确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权利和责任，进而在政策营销的过程中明确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主体权利和责任，强化政策营销的主体责任意识。下级政府拥有了邻避项目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就会更好地实施政策营销，减少邻避冲突的发生。其次，从决策机制来看，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邻避项目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一要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基于多方平台，定期发布信息，向社会通报邻避项目的具体情况；二要建立协商对话机制，通过民主恳谈会、座谈会、发布会、听证会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同邻避项目政策相关方进行公开的协商对话，促进邻避项目决策方、建设方、运营方、媒体方、非营利第三方、地方公众等利益相关方协商对话，保证参与人员的全面性与代表性，实现城市邻避项目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同时，还要借助现代化的沟通技术手段进行政策营销，利用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政务微博等平台发布公众急需的权威决策信息，实现城市邻避项目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二)优化政策网络，实现城市邻避项目政策网络的规范化和柔性化

国内学者谭翀、严强等人从“结构—结果”的视角对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政策过程中只要存在政策网络，那么它就一定会影响政策过程与政策结果，政策网络不但建构和塑造了政策工具，而且决定政策工具的选择。[24]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政策营销，其运用效果与政策网络的结构密切相关。针对我国城市邻避项目政策网络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应当基于增进资源依赖、共同价值以及共享话语等政策网络实现要件的思考[25]，对政策网络进行优化，以实现政策营销在城市邻避项目政策中的效用。首先，要重构以议题为导向的城市邻避项目政策网络。地方政府应从邻避政策议题的需要而非自身的偏好出发，广开参与渠道、调整政策资源配置的方式，有效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到政策网络中，努力提高多元主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其次，要规范地方政府的邻避项目决策行为。限制地方政府自身的牟利行为，确保其在城市邻避项目决策中的公益性和中立性，分化其与邻避项目运营商利益联结的程度，从根源上遏制政府腐败的可能。再次，要规范城市邻避项目决策的多元参与制度。通过设定科学的甄选、投票以及表决标准，让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参与决策，降低邻避项目运营商将自身偏好强加于邻避项目决策的风险。

(三)完善考核机制，培育兼具公益性和进取精神的政策企业家

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营销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朱亚鹏等人认为，政策企业家一般具有意愿并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拥有专业知识和创新精神、具备优良的管理和领导能力，是批判精神的思考者，具有能够参与推广公共政策创新方案且能成功维持等特质。[26]正是这些特质，使得政策企业家在城市邻避项目政策营销过程中扮演了推动者、执行者和领导者等角色。但是在城市邻避项目决策过程中，由于公共部门天然的激励不足和绩效考核导向的偏差等导致政策企业家稀缺。这就需要完善考核与激励机制，培育兼具公益性和创新性的政策企业家。在公务员晋升方面，要打破传统的以经济建设为标准的公职人员考核晋升机制，使公务员尤其是领导者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政策营销；在公务员考核方面，既要看基础又要看发展，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和民生改善等指标作为公务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在公务员考核主体方面，要强化考核主体的多元化，既要注重上级领导的考核，又要引入“顾客”的考核，还要将人大代表、非营利组织和新闻媒体等纳入考核体系，构建以服务“顾客”为导向的多元考核机制，在制定城市邻避项目政策时，引导政府领导者主动与多元考核主体进行沟通，进行政策营销；在公务员考核原则方面，要坚持稳定性与灵活性并举，强调在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鼓励各种形式的创新，让有能力的政策企业家大胆地对公共政策和政策动员机制进行创新。

(四)转变治理理念，实现城市邻避冲突治理的韧性化和法治化

现行的“刚性维稳”的邻避冲突治理模式依赖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行政权威，引发了政策营销产品与所在地公众需求的脱节，导致了公众的冷漠和排斥态度，给政策营销的顺利实施造成了障碍。城市邻避冲突“刚性维稳”强调“搞定就是稳定，无事就是本事，摆平就是水平，妥协就是和谐”[27](PP.94～95)，使得中国的邻避冲突治理陷入一种怪圈，即各级政府针对城市邻避冲突治理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城市邻避冲突仍然频发高发，在某种意义上城市邻避冲突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这就需要转变“刚性”的治理理念，实现城市邻避冲突治理的韧性化和法治化。实现城市邻避冲突治理的韧性化，需要认识到刚性易折，而韧性才是化解城市邻避冲突的长久法则。首先，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审慎地制定邻避项目政策。其次，要认清城市邻避冲突的性质，认识到城市邻避事件是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科学地对待城市邻避冲突。再次，要建立科学的邻避冲突维稳制度的保障机制。建立一套完善的邻避项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制度，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利益表达的平台，使合理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建立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利益格局，减少邻避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公平感；建立科学的多元参与的邻避冲突化解机制，把城市邻避冲突化解在初始阶段，减少其相应的危害性。实现城市邻避冲突治理的法治化，需要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在城市邻避项目决策的动议、制定、执行以及评估各个阶段都要坚持法治观念，在发生邻避冲突及其解决方面也要坚持法治观念。同时还要突出法治的民主基础和邻避决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本位特征，奉行法治的底线思维，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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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中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分离器中无再燃烧，所以烟气经分离器后其温度会略有降低，在此假定其分离器出口烟温即炉膛进口循环灰温度比炉膛出口烟温低了5℃。

[5]章兴鸣.论政府营销的理论基础与公共管理方式的创新[J].河南社会科学,2010，(6).

第四，城市邻避冲突“刚性维稳”的治理思维带来的挑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22](PP.286～287)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稳定成为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也成为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城市邻避冲突作为一种社会抗争活动，极易引发诸如游行、静坐等群体性事件，危及城市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为了削减城市邻避冲突的负面影响，往往采取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的治理方式，借助自身掌握的各类公共资源，不计成本地对城市邻避冲突进行强力控制，从而形成了“刚性维稳”的治理模式。刚性维稳以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国家权力为基础[23]，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行政化的责任分解机制以及层级制的维稳绩效考核方法得以实现。这种刚性维稳的实现机制容易导致邻避项目的政策营销主体将注意力转向上级政府，引发政策营销产品与所在地的公众需求脱节，侵蚀政策的社会性。同时，由于邻避项目政策营销局限于政府内部市场，容易疏离外部顾客，引发公众对邻避项目政策营销的冷漠与排斥。

污水处理投入巨大，泥浆污染问题作为传统的环保难点也是“费钱”的大项。“相较于陆上钻井，海上钻井平台空间有限，需要通过船舶将钻井泥浆运回陆地上交给专业的公司进行处理。”安全环保科副科长王洪涛说，“虽然运输成本和处理成本陡增，但泥浆处理不能‘偷工减料’。”

自古以来，封禅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都是一项极其隆重的政治活动，其重视程度超过了历朝历代帝王登基的仪式，被定为国家大典。中国历史上的封禅活动，有史可据者，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从秦始皇到清乾隆皇帝，前后共有十二位帝王先后登临泰山。依此背景，铭座三泰宾馆选择了其中十位最具代表性的帝王，按照封禅泰山时代的远近从宾馆三楼至十二楼电梯间进行排列，一层一主题，一层一故事，一层一风采。房间内也是如此，床头上方墙上挂着的装饰画颇具心思，全部是关于泰山的著名诗句，房间不同画面内容也不尽相同。总而言之，无论入住在几楼，都会浸润在三泰宾馆独特的文化氛围里。

[18]郑卫.我国邻避设施规划公众参与困境研究——以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为例[J].城市规划,2013，(8).

1.1 对象 2011年1—6月在我科住院且使用静脉留置针的老年患者300例，按住院号的单双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5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种、静脉条件和用药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9]陈晓运,张婷婷.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以广州市垃圾分类为例[J].公共行政评论,2015，(6).

[10]赵可金.美国政治营销的兴起[J].美国研究,2008,(2).

[8]Snavely K..Marketing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A Public Policy Model[J].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1,(4).

马齐斯(Mazis)曾经说过：“政策营销意义在于强化政策的非强制性，增进与政策客体的沟通，促进政策客体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愿意服从和遵守公共政策。”[16]可见，公众对政策的服从和遵守是建立在理解和信任基础之上的。然而，我国城市邻避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信任的缺失所引发的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的出现是双向的，既有政府对公众的不信任，也有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这种信任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政府对公众的不信任表现为政府部门指责公众的邻避情结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在政府看来，邻避项目的政策目标是满足区域内整体公共利益的需求，而公众的邻避抗争则是一种狭隘的基于个人利益的自利行为，这种行为有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基于这样的思维，政府在进行邻避项目决策的时候往往会决策前掩盖、决策后告知，一旦出现大规模的邻避冲突再采取应急措施。

[12]章兴鸣.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营销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3，(5).

[13]盖伊·彼得斯.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M].顾建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4]谭翀.“政策营销”:源流、概念、模式与局限[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

[15]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谢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6]Mazis M B.Marketing and Public Policy: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1997,(1).

+δ[σ(α(z)),[σ(x),σ(y)]-σ([x,y])]-([σ([x,y]),σ(α(z))]

根据调查结果展示:高达75%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购买运费险(其中60%的消费者是因自身退货率常年较低，25%的则认为购买运费险的理赔流程太麻烦)。在其余愿意主动购买运费险的消费者中，近半数消费者会为高价值的商品进行运费险投保，而网购中类似“9.9元”包邮的商品几乎没人愿意购买运费险。

[17]王佃利.走出邻避困境——城市治理的挑战与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实验中，由于直接测量主轴热变形不太方便，所以用一根铁棒来代替主轴，把铁棒用磁性表座固定在主轴上，间接获得主轴径向与轴向变形。然后通过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测得这两个方向上的热误差数据。

[7]Buurma H..Public Policy Marketing:Marketing Exchange in the Public Sector[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2001,(11).

[19]谢志平.公共政策营销的体制性约束及其调适[J].政治学研究,2015，(3).

[20]A D Henry.Ideology,Power,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cy Networks[J].Policy Studies Journal,2011,(3).

要是专项扣除可以有效地进行推广，可以有效地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由于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所以负担情况以及税负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需要在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部分和人们有着密切联系的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不过这次修正没有明确地之处专项附加扣除的落实，扣除的各个细节在个税专项扣除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地进行体现。并且纳税人需要承担所存在各种责任，而且相关的部门需要进行配合，这样操作的难度以及管理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整体的成本是较高的。

运动控制系统被广泛地应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运动控制系统课程电气自动化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现代运动控制技术以各类电动机为控制对象，以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装置为控制手段，以电力电子装置为弱电控制强电的纽带，以自动控制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为理论基础，以计算机数字仿真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为研究和开发的工具。由此可见，课程涉及电路理论、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计算机控制、控制系统仿真、DSP原理等知识，是一门多学科相互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21]F E Rourke,E Lewis E.Public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Theory of Bureaucratic Political Power[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5,(3).

通过梳理以上各省相关政策可以发现，中央及各地方对成年孤儿的就业主要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落实社会保险等相关补贴、享受税收优惠、拓展就业渠道等方面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于建嵘.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再论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J].探索与争鸣,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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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范世炜.试析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的三种研究视角[J].政治学研究,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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