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主要以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大卫·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以及贾斯廷·海因泽克(Justin Heinzekehr)等人为代表的新流派，旨在立足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其中，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现代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而所谓现代性，指的是基于近代欧洲出现的以二元论、主体论、机械论和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价值体系，突出表现在人类中心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三重维度上。那么，为了建设后现代生态文明，有机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如何批判这三大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呢？其建构性批判的方法进路是否都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呢？本文将以此为线索展开探究。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其诘问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问题。人之于自然或自然之于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大体上划分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言说范式。受主客二分思维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克莱顿指出：“只关注人类自身是现代欧洲思想的主要病症。‘现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声称动物只是机器。这种‘人类例外论’哲学主张，必须按照人类与其他生物相分离的原则来分析人类自身。这种观点自提出之后，统治了欧洲哲学几个世纪。”[1](P.68)基于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对大自然横征暴敛并施以某种“为我所用”的“帝国主义态度”已然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割裂了一切“动在”的“互在”性这一前提性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础是有机哲学或过程哲学，其奠基人是英国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怀特海过程哲学揭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一切现实的存在都是“动在”，它是构成现实世界的终极存在；二是一切“动在”都体现出“互在”性，它表明作为“动在”的现实性存在都是关系性存在。换言之，整个宇宙都是动态性存在的，这样一种动态性存在是通过某一“动在”存在于另一“动在”之中而发挥有机效应的，这鲜明地表达了宇宙万物的无限开放性和相互关联性。按照这样一种有机哲学的致思路径，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一切“动在”的“互在”性割裂，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二元对立思维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他们只看到了“人”而忽视了“大自然”，他们只从对宇宙世界的要素抽离中来认识和把握世界，这将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正如格里芬指出：“我们首要的错误是假设我们能够把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并可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认识它们的真相。”[2](P.155)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立足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主张一切“动在”都是“互在”或都是关系性存在，要深刻认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实在性和规定性，正如柯布所言，“受其生存的社会关系及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所规定，人类生活在生态共同体中”[3]。这就要求我们应以有机整体主义的思维来看待世界，而“反对一切以误置具体性、严格的二元对立、存在物与其环境相分离的方式看世界的观点”[4]。

应当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以有机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就其证成方式来看，我们有疑问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只看到“人”而割裂了所谓的“一切动在的互在”？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对此，首先要搞清什么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呈现三种发展形态。一是宇宙中心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托勒密意义上的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但这一说法很快被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了。所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他只不过是浩瀚宇宙行星当中一个微乎其微的小生命而已。二是神学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即认为人类是宇宙的目的，人应该按上帝的旨意行事，这是上帝做出的巧妙安排。我们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忽视“物”的问题，而是强调人类和非人类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所以才有基督教徒所谓的物种博爱主义。三是人类利益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当作人类的终极目的。其实，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从“人”的利益出发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支点，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也是宇宙所有生物的本能体现。我们可以假设所有的人都被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而成为大自然中的“普通动物”，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普通动物”的每一员都会按照自身的利益需求来求生存和求发展。这就是说，一个存在物只能按照其物种身份及宇宙位置来进行某种角度的自我思考。因此，从事实形态上看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人”的问题显然不成立。从价值形态上看，人必然要以“人”的利益作为“类”存在的支点，排斥人类中心主义利益论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以人的利益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终极目的并不等于忽视了大自然、看不到大自然的承载限度及其生态脆弱性，而是早已看到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否则就没有古代社会所言“仁者以万物为一体”的价值理念和当代社会“五位一体”的统筹布局了。英国开明人类中心主义学者蒂姆·海沃德(Tim Hayward)说：“从某些方面讲，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避免(unavoidable)、不可反对(unobjectionable)甚至值得期待的(desirable)。”[5](P.45)因此，我们理解人类中心主义切不可将其当成物种歧视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来看待，因为这才是真正切断“互在性”并排斥非人物种的“无机”价值观，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理应要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基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作为“人”的主体和作为“大自然”的客体之间存在某种价值关系，但这种价值关系对于大自然来说凸显的只是“工具价值”，其本身并无“内在价值”(或目的价值)，所以大自然只能作为客体“为人所用”而并非“为人所护”。这样一种忽视大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说辞为人类肆意掠夺和开采大自然提供了一定借口，也为生态危机的发生埋下了伏笔。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此已有警觉，克莱顿引用“人类例外论”来表达“大自然仅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他指出：“学者们用‘人类例外论’这一术语，来概括那些认为人类独立于支配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自然法则之外的意识形态。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主要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建构价值观，而把一切其他生命形式看作人类实现自身利益的‘资源’。”[1](P.226)不可否认，大自然的确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能否定大自然本身可以作为目的而存在，大自然也有内在价值。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一切事物都是“动在”的“互在”这一理论主张，站在“地球共同体所有存在物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基本立场上指出，“现实是由相互联系的事件而不是由单独、孤立的物质构成。总体上来说，这些事件构成了所有生物和自然的生命，它们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必须把他者看作目标本身，而不只是作为手段”[1](PP.215～216)。此外，格里芬也明确表达了“万事万物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都具有内在价值”[2](P.152)的有机共同体价值观，并期望以此来代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1]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二、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经济主义：批判中的不足

经济主义(Economism)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它以追求人类无限经济增长和无限经济财富为终极目标，并坚信“经济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整个社会都应该围绕经济这一中心来组织”[7](P.107)。在某种意义上，经济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甚至被柯布称为“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宗教”[8](P.1)。我们知道，以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为目标的经济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显然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漠视了大自然的有限承载力，而结果就是“由这种经济理论产生的经济政策持续不断地毁灭着人类共同体和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9](P.225)。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此已有警觉，正如柯布所言，“人们已经把经济视为巨大的罪恶之源。他们意识到，经济增长意味着自然原料投入和废物排放将呈几何式增加，而且经济学家极少关注资源耗竭或污染问题”[10](P.4)。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主义的弊端也进行了揭露并给予了批判。

为保证路面具备良好排除降水功能的同时提高车辆行车舒适性，在施工时应对道路基层和面层的横坡度加以控制。本文根据《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F10—2006），采用经纬仪对竣工后级配碎石基层横坡度进行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应当说，有机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唯GDP是尊的经济主义批判，提出要抛弃GDP的衡量指标且以“社会善”的整体性指标来衡量社会进步，并最终建构一种以“共同福祉”为首要目标的共同体经济学，这种理想设定是美好的，但是其何以可能的问题难免会令人感到怀疑。一方面，从理论上看，要真正建构一种共同体经济学，绝非那么简单。即便柯布先生批判了传统经济学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以及各种复杂的计量分析，但是其所言的建构共同体经济学应寄希望于把经济学与物理学(如熵原理)、生态学、伦理学甚至宗教学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让已经分裂的学科重新成为一体”[10](P.131)，这难度已经够大了。况且，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柯布先生主张变革传统经济学而建构共同体经济学的可能性在于宗教神学。他说：“变革的真正可能性取决于，在一个世俗主义非常陈腐的世界中，人们内心深层的宗教情怀之觉醒。”[10](P.398)他认为神学(上帝中心论)可以抑制现实中的偶像崇拜、可以引起人们的忠诚、可以为理解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提供基础等。所以他说：“实现未来的目标(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也是一种宗教事件，正像我们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宗教事件一样。”[10](P.399)对此，我们无需赘言即可明白，建立在这样一种宗教神学基础上的共同经济学在全球化的视野当中何以能够真正有效地“共同体化”并实现人类的“共同福祉”，理论意义上不太可能。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看，抛弃GDP的衡量指标，以“社会善”的整体性指标来衡量社会进步在实践中不可行，在全球范围内也行不通。我们知道，GDP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经济规模、经济增长和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4]因此，我们国家就明确设定了GDP 增长不可以跌破6%的理论底线，因为它涉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等问题。而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抽象的“社会善”来取代“GDP”并使之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系统，实际上完全不可行，因为它无法量化。没有一个可量化的指标系统是难以实践操作的。

第二，批判经济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经济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殖”[1](P.18)。如何实现财富增值，在经济主义那里靠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独立的经济事实。克莱顿说，这个经济事实就是“开放市场中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市场中，资本成为流通的货币，商品借贷货币这个媒介进行买卖，并且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1](P.18)。可见，市场所呈现的资本力量是强大的，它所创造的财富也是不可估量的。伊冯·伯吉斯曾比喻认为，“市场是人类事物最好的仲裁”[15](P.122)。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对此进行了辩证看待。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否认市场的作用。例如，柯布先生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是能够发挥积极效用的。他认为：“如果不喜欢集权的官僚决策体制，那么就必须接受市场和利润动机这些概念，如果不把后者看作是一种积极善，那么可以把它看作两种恶中较轻的一种。第三种方案还没找到。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市场)竞争使利润保持在正常水平，并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10](P.50)但是，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如果一味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否认政府的作用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性。柯布先生指出了市场的三大局限性：一是市场竞争有自我消亡的倾向；二是自利对作为市场前提的共同体道德环境具有腐蚀性；三是市场仍然不能有效处理外部性问题。柯布先生认为，特别是市场的负外部性效应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曾举例，一个工厂排放到河流的污水损害了下游的渔业，工厂并不必须对渔民所受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通常的解决方法是，对工厂征收排污税，这个税在价值上与排污的外部成本相等。这就是说“河流的渔业用途要比把河流当作废物排放场所更重要”[10](P.55)。换言之，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受资本逻辑的主导，河流被贴上了价格标签，一些企业可以用钱来购买排污权，而这却在无形之中放任了对生态共同体的侵蚀。而克莱顿先生更是对经济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评判体系提出了诘问。他说：“当我们把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家庭、社区、生态系统，甚至这个星球——转化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以致市场价值取代了内在价值，这又会发生什么呢？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市场’主宰人类社会和这个星球所带来的损失时，人们才能真正理解现在的世界状况。”[1](P.19)从市场的一些局限性或潜在危险性来看，国家或政府的有效调控和干预是少不了的。克莱顿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文化源流和特点的分析得出，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存在都应该是“为了所有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1](PP.20～21)。所以，现代社会讲求市场的作用一定需要政府，并且要让市场从属于政府。按照克莱顿的说法，因为政府能够通过并实施那些有助于教育和培养公平的政策，能够采取措施约束那些以牺牲他人利益而变得有钱有势的自私自利的公民。

1月17—18日，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水利部部长陈雷发表了《深入贯彻中央水利工作新要求，全面推进民生水利新发展》的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团结和带领广大水利干部职工，开拓进取，勤奋工作，全面推进民生水利新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做出更大贡献。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出席会议。湖南省省长周强到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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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经济主义到消费主义：再批判及其问题症结

消费主义(Consumerism)是西方社会颇为流行的一种现代性思潮，在某种意义上看，它是受经济主义刺激和助推而产生的。如前所述，经济主义讲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和财富的无限增加，或曰“资本增殖”。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要实现增值就必须确保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无限畅通。换言之，资本家要想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不仅要生产大量的商品，而且更应将这些商品顺利地卖出去，否则他就不可能赚钱，甚至有可能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马克思形象地将商品转换成货币的过程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认为“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17](P.127)这就不难理解，资本家要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把商品卖出去)，其中最为重要的途径就是挖掘、刺激甚至制造出人们的消费欲望，通过打开和拓展消费市场来售出自己的商品，从而实现资本的增殖和财富的增加。当然，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消费”并不等于“消费主义”。“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要，但“消费主义”却是一种异化了的“消费”，它不再指向一种合理需要的满足，而是指向一种“消费社会”随心所欲的欲望膨胀和行为模式。因此，消费主义的内在逻辑是“大量生产(为了资本增值)—大量消费(为了满足一时私欲)—大量废弃(为了更新消费欲望)”。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要批判的就是这样一种消费主义。

第一，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或思潮以及明治文学的本质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研究在措辞和态度上虽然有的略显时代痕迹，［22］但大多本质把握比较到位，如:叶渭渠、唐月梅、平献明、于荣胜等。［23－28］这些研究中，比较醒目的是夏目漱石等文学大家的文学本质研究，如:谭艳红、王志松、郑礼琼。明治文学/文学史抒写研究，如:王志松、庄焰、刘立善、李强等。［29－35］

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首先批判了消费主义的“空洞物质观”。从哲学意义上看，消费主义视“物质”为无内在价值、无独立内容的空动之物、为我之物。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主义的物质观与西方哲学视野中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物质”的错误理解有关。培根、洛克、霍布斯、狄德罗等近代唯物主义大师仅对物质作了“机械的、祛魅的”理解，并把物质看作是一种如格里芬所言的“空动的存在”[18](P.128)。换言之，这里的物质是一种毫无生机的仅供人们生产、消费和使用的单存质料。而以贝克莱、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唯心主义则更是几乎完全消解了物质概念，其结果正如柯布所言，“自然界失去了其独立的存在，仅仅成为人类经验的感觉内容”[19](P.109)。从这个意义上看，消费主义视野中的物质观因此就变得毫无“自性”，毫无“尊严”，人们对它的把控可以随心所欲，我可以随时买进它，也可以随时抛弃它，即印证了海德格尔所言的“物道的遗忘”或“物的消灭”。[20](P.150)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物质观则与此大不相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是一种怀特海意义上的物质观。我们知道，怀特海对机械唯物论的批判最为有力，他认为近代唯物主义把物质仅仅看作是一种颗粒性的元素，是一种死寂的东西，而忽视了世界万物的“万有相关律”，没有看到物质的关系实在性内涵。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怀特海意义上的“event”概念，指向的是世界万物都是相互感通的有机体。从整个意义上看待物质，人们在现实社会的消费过程当中才有可能珍惜“它者”。

对物质所存在的机械性理解误区被认为是消费主义盛行的一个哲学依据。既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消费主义的物质观是空洞的物质观，那么，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问题，如果坚持怀特海式的物质观，是否就有充足的理由让人们“合理消费”呢？不一定。一方面，人们的消费欲望并不是来自对客观世界的“哲学认知”，而是来自对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多数人都只是“入世”的普遍性存在，而并非“出世”的特殊性存在。既然这样，人们也便仅仅知道作为主体的我所消费的东西只不过就是有别于我的“物”而已，而根本就难以在购买、消费甚至丢弃它的时候想到它也是“众生”。另一方面，“过度消费”和“合理消费”的界限或标准极其模糊，即便人们知道万事万物都是“相互感通的有机体”，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但他有时却真的需要消费(或使用)某种更好、更贵、更有意义的东西来实现“自我满足”，诚如马斯洛曾指出的人的自我实现需要，这应该可以较好地诠释人为什么有时会消费更多和更好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时确实很难区分什么是过度消费、什么是合理消费。因而，怀特海式的“物质”界定不见得一定会使人们“惜物”或合理消费。

1．“姦”读“奸”；2．“鱻”读“鲜”；3．“猋”读“标”；4．“麤”读“粗”5．“羴”读“山”；6．“毳”读“脆”；7．“蠱”读“古”；8．“赑”读“必”；9．“垚”读“尧”；10．“犇”读“奔”。

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消费主义的“技术实践观”。消费主义是建立在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机器大工业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文化现象。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显然，技术越发达，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越丰富、越智能、越引人注目，人们的消费欲望就越容易被刺激甚至控制。克莱顿批判现代技术几乎已经成了控制人们消费的新型鸦片了。他说：“获取事物并私自地使用它们构成了人类本性的重要方面。技术进步——新智能手机、新应用程序、新车——让每个‘新玩具’更吸引人、更令人着迷。今天，技术已超越宗教成为新的人民的鸦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人们都渴望获得并消费更多的东西。”[1](P.232)克莱顿就明确反对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他说：“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家把工业化生产模式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的做法，对土壤保护、作物轮作，尤其是对历史上依赖于小型农业社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P.235)所以，克莱顿主张返回到比较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他提出了一种较少技术参与的传统农庄与农耕方法。

有机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经济主义的分析，对过于强调市场作用这一层面进行了强烈批判，提出要让市场从“主人”的位置退居“仆人”的角色。如克莱顿说：“为了作为整体的整个星球的共同福祉，我们期望市场只发挥其附属的次要作用，而不是主宰一切。”[1](P.218)并且明确提出要强化和发挥政府的主体性地位和有效干预作用，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能够“帮助我们过得更好”[1](P.19)。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似乎有着明显的排斥市场而抬高政府的意思。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市场的作用不容忽视，政府的调控更是不可或缺，通过某种效用对比来降格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贬低市场作用而过于抬高政府地位的不科学性，体现在其根本难以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真正划清一条各自发挥作用的边界。一则政府和市场都存在着各自的缺陷和优势，政府不能干预的就需要市场去自行调节，市场无法调节甚至面临崩盘的就需要政府果断调控。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二则所谓的过多强调市场作用将导致诸如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表面上看是“市场”之因，而实质上却不能排除政府之因——干预过多、审批过多、监管不力以及执法不严等。三则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型来看，强市场与弱政府体现的是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政府与弱市场体现的是国家干预主义意识形态，而政府与市场协同发挥作用则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机马克思主义一边唱响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另一边却主张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国家干预主义意识形态，这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决策部署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已多次提到，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6](P.551)。

对此，需要指出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今天的技术已经超越宗教，成为能够让消费者“上瘾”的“技术鸦片”，并且也认为“技术鸦片”主导下的消费过程也直接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不排除技术的进步确实“引诱”了很多消费者过度追求新奇特，也确实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影响，但是现代技术绝不能被赋予一种“鸦片”的意蕴，否则就是对现代技术消极影响的人为扩大，这是不理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把科学技术界定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批判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但他认为适宜的小规模技术对生态环境治理仍然是有利的。戴维·佩珀批判过激进的环境主义者，指出他们无视社会现实，看不到科学技术对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作用。应当说，现代技术不能称作所谓的“鸦片”，它本身是客观而中立的，它没有任何“引诱”或“破坏”的主观能动性，而只有占有技术和应用技术的“人”才决定了所谓“鸦片”的负面效应。

[3]何慧丽，小约翰·柯布.解构资本全球化霸权，建设后现代生态文明——关于小约翰·柯布的访谈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企业应该尽量从原产地或者可靠的采购途径拿货，以保证产品质量。企业可以雇佣专业性较强的采购人员设计相关的采购标准或由采购人亲自把握拿货的质量。例如某超市共100平米，用50平米来卖生鲜，员工一半人负责这项业务，销售的业绩一半也来自此类产品，此类产品的价格比市面上低一成。这是因为这个超市有约三百位员工组成了一个生鲜采购的团队，大家分别负责不同的产品类别，更是有采购人员直接在原产地工作，与当地人进行良性沟通互相帮助，使得他们生产的产品质量有保证。再经过仔细的挑选等一系列步骤，以保证产品在交给承运人之前的品质。从根源上就能够把握住产品，来降低运输、仓储等成本。

消费主义所凸显出来的唯我主义价值观是典型的极端个人主义，这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有机价值观则恰好与之相反，它把个人、自然、文化等因素都有机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其找到了替代消费主义、抵制极端个人主义的重要力量。对此，我们且不说其是否有足够的创新性(中国儒家早已讲过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就以其实践操作性而言必定也是步履蹒跚。例如，克莱顿先生提出一条最重要的实践途径，那就是从中小学到高等学校就应一直推行有机教育——教给学生与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和价值观。[24]克莱顿认为通过有机价值观教育可以遏制消费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但操作过程中究竟如何在个体与集体、特殊与具体、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却又是一个难题。所以，克莱顿先生自己有时也不得不感到无助。他说：“英国最好的大学培养和驯化了大英帝国的仆人，这些人回顾自己在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时光时，往往把这段时光作为他们国家领导能力的形成时期……现在，对许多人来说，价值观培育已变得太过昂贵而被取消。”[24]由此可见，相关难题必然是要面对的，学校的有机教育告诉人们要合理消费，要节约资源，要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现实中一些人们却为什么总是很难践行呢？应当说，有机价值观教育任重而道远。

四、结语

基于以上，应当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反生态性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于破除现代性的一些弊端的，对于推进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从学术意义来看，其对现代性价值体系反生态性批判的某些观点仍然是存在疑问的，特别是在各自方法论进路上的批判阐述有时显得难以自圆其说或以偏概全。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对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张。对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发。一是我们研究某一新兴学派，切不可按照这一学派的“标榜性”话语来“顺势而发”，而更应以一名学者的身份来“逆势而疑”。二是任何一个新兴学派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源流，反其道而行，过于“标新立异”的学说遭受学界质疑乃是正常之事。三是虽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难，但是就有机马克思主义而言，提出问题显得比较轻松，但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把问题推到实践当中去那是有难度的。四是对于任何问题的分析，我们一定要坚持辩证的立场。比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难道非人类中心主义或有机共同体主义就没有局限性吗？类似这样的问题也是容易引起学界进行反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学四年，你如果全部用来睡觉，或是浑浑噩噩1460天，毕业时，收获的大概只是激增的脂肪、已渐迟钝的大脑和蒙上灰尘的心，连学位证能不能拿到都是个悬念。大学四年，你如果喝几百瓶啤酒，打几千次DotA，以三个月一段的频率谈十六场恋爱，最后得到的恐怕就是虚浮的体质、磨损的意志和沧桑的心。

第一，批判经济主义唯GDP是尊。经济主义认为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就是看一个国家的GDP指数，GDP不仅会“消灭贫困，终结阶级冲突，阻止人口增长”，而且“会实现环境保护，解决全员就业问题，以及提供资源追求其他价值”。[8](P.6)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看好经济主义的这些观点。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GDP指数不能足够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国民的经济福利，因为“GDP 包括了诸如犯罪、污染、健康等问题所产生的代价、事故、家庭破产等众多‘坏的东西’”[11]。此外，赫尔曼·E.达利也坦言：“我们不仅失之于计算这些代价，而且常常明确地把它们算作利润，诸如我们把清理污染作为GDP 的一部分。”[12](PP.8～9)应当说，单凭GDP是无法真实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和民众福祉的。正如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指出：“用GDP来衡量国民收入，就属于这样的幻觉和误用。当问题关涉对立的社会集团的冲突时，这种‘过分简单化’就变得格外‘危险’。”[13](P.Ⅺ)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主义唯GDP是尊的观点立场所呈现出来的较大“危险性”，就是对大自然的征服掠夺或者说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柯布先生分析说：“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世界范围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它导致GDP 在短期内快速增长，然而从长远来看，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代价则令人异常恐怖。大规模干旱，洪水的爆发，大量水土的流失，都是这些代价的一部分。正是对GDP 的崇拜使经济学家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对地球的恶化漠不关心的集团。”[11]克莱顿指出：“如果GDP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那么，这还称得上是真正的成功吗？”[1](P.119)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看待GDP应该“根据是否需要经济增长、在什么地方增长、采取何种形式增长才能强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以及自然环境的利益来作出各种决定”。[3]总体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国民的幸福生活，所以呼吁“对全球经济结构进行大调整，从而把‘生物圈的繁荣’发展放在第一位”[1](P.234)。其中，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调整的一个核心标准是“社会善”[1](P.235)，要考虑社会最底层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建构以“共同福祉”为首要目标的共同体经济学。克莱顿以中美两国作比较，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过去一味追求GDP的增长，现在开始关注过去曾被忽视并产生不利影响的其他社会发展指标。但不幸的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为国民提供一个良好的计算其政策对整个国民之影响的模式。所以克莱顿坦言：“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1](P.7)

[参考文献]

在此需要辨疑的是，“内在价值”究竟是属人的还是属物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大自然也有内在价值(或目的价值)，因此，我们应该将大自然也当作类似于人的主体来看，这样人们才有理由保护大自然。应当说，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重大挑战。当然，早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之前，已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内在价值”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也不算创新。不过，既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拿“内在价值”论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诘问“内在价值”论是否也有理由被批判？笔者认为，内在价值论应该是属人的而不是属物的，即大自然没有内在价值。因为，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论将陷入一种价值论上的客观主义。我们说，“价值问题”一定是从人的意义上讲的，也即指向某种对象性东西满足于“人”的效用关系，离开人谈价值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论将大自然与人等同起来看，认为大自然也是主体，这一定意义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按照这样的逻辑，“主体性就不再是人之为人的自为性表征，而只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性表征”[6](P.112)。这样，人与动植物又有何区别呢？我们说，在全球生态危机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更应该强调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呼吁全人类都勇于担负起拯救地球的责任。

[2]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第三，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消费主义的“唯我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反映出了一种唯我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它将作为个体的“我”放在了突出位置，为什么消费、怎么消费、消费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导个体的“自我意识形态”。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的消费已经不单纯是对“商品”本身的消费了，而更核心的是对商品符号或一系列价值编码的渴望乃至消费。人们认为高档商品的品牌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更是个人品味和尊严的体现，所以他买进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是“自我的价值”。艾伦·杜林揭示“‘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价值’……买东西变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种证明，又是一种社会接受方式的标志”[21](P.20)。彼得·S．温茨转述道：“我们庞大的生产性经济……要求我们将消费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在消费中寻求我们心灵的满足、我们的自我满足。”[22](PP.371～372)很显然，消费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唯我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23](P.29)。应当说，消费主义的这种唯我主义价值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它只看到“自我”，而没看到作为有机体的且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大自然，更不用说对大自然的呵护和尊重了；另一方面，它只看到“个体的消费欲望”，而没有看到“有机体的消费限度”。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地球本身已无法再承受资本主义制度所提供给的世界上1%的最富有者的花费支出，也不能再承受他们用财富换来的奢靡浪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无节制地占有与消费的冲动，驱动着失控的全球经济以不可持续的节奏驶向地球的极限(并超越这个极限)。”[1](PP.217～232)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要真正超越消费主义，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必须以“有机价值观”替代“唯我主义价值观”，如克莱顿所说的，“消费主义的真正替代性选择是找到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有机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能把个人和土地、自然和那些支撑它们的文化传统再次紧密联系在一起”[1](P.258)。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重要力量”[1](P.259)。

[15]Yvonne Burgess.The Myth of Progress[M].Wild Goose Publications，1996.

由表4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医学生认为有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对于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与价值观也有较清楚的认识。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单一，内容单调枯燥、缺乏创新，理论空洞抽象，没有或很少与实践结合，与医学生需求联系不够紧密。

[5]Tim Hayward.Politic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Values [M].Cambridge,UK: Polity Press,1998.

[6]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John B.Cobb Jr..Spiritual Bankruptcy[M].Nashville: Abingdon Press，2010.

[8]John B.Cobb Jr..The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m[M].Palgrave Macmillan，1999.

消费者会因商家慷慨的退货政策而提升对其的信任感和品牌忠诚度，即使商家为消费者购买了运费险，大部分顾客的退货率也并不会因此大大增加。故电商企业还是应将重点放在提高产品质量上，通过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最完善的退货服务来提升顾客的购物体验，不断增强品牌信誉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此外电商企业不必过分担忧运费险所带来的压力，因为消费者的行为具有策略性，会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应决策。若考虑产品价格和预估退货率，可参考以下建议。

[9]John B.Cobb Jr..Theological Reminiscences[M].Process Century Press，2014.

[10]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11]王治河，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宣言[J].国外理论动态，2016，(3).

[12]Herman E．Daly.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the Ecology of Economics[M].UK: Edward Elgar,1999.

《中华道藏》是2003年中国道教协会发起并组织编纂整理的一部道藏，它以三家本《道藏》为底本，对原三家本《道藏》所收各种道书作校补、标点、重新分类，并从近代发现的古道经中选取了50种增补其中，总计收录道籍1526种，5500多卷，4000余万字。与此前出版的各种影印本道藏不同的是，《中华道藏》是重新排版印制，繁体字，竖排版，加了新式标点，并进行了必要的文字校勘。这是继明代《正统道藏》之后，对道教经书首次进行的系统规范的整理重修，为道藏使用者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阅读方便的点校本。

[13]Marc Fleurbaey,Didier Blanchet.Beyond GDP: Measuring Welfare and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4]许宪春.GDP：作用与局限[J].求是，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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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设备由首部枢纽、滴灌带、输水管、施肥器、专用接头组成。专用接头用于微灌带与输水管的连接；施肥器用于灌水时向玉米随水追肥。在水源与主管间安装施肥器，安装接头以连接微灌带。一根微灌带可以同时向2行玉米供水。水源中不能有直径大于0.8mm的悬浮物，以免堵塞输水管孔影响滴水质量。在垄面上沿定植行方向距定植穴15～20cm铺上滴灌带，末端扎紧同定，另一端通过旁通与灌水主管相连，主管通过三通与水源相连。安装完毕，滴灌带滴孔向上，然后覆地膜绷紧、放平，两侧用土压严，滴灌带铺设在膜下中央。

两组均未出现严重低血糖症状，治疗期间对照组出现4例有症状低血糖、3例胃肠道反应，观察组出现2例有症状低血糖、4例胃肠道反应，上述患者均在进食或者治疗短期内缓解，且无需药物治疗。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是14.89%、12.5%，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间无统计学差异（χ2=0.115，P=0.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