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是一种诞生于美国本土的哲学思潮，因为美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欧陆脱离，即使在文化传承上也被视为欧陆传统之外的存在，所以在大部分研究者的想象中，实用主义经常被标榜为一种独特的、带有美国特色的、与欧陆传统并无瓜葛的哲学思潮。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用主义在其古典发展阶段就表现出一种与欧陆哲学传统的本质性关联。皮尔士经常将自己的实用主义逻辑学视为对康德先验逻辑学的一种继承和改造；詹姆斯的心理学研究则与德国心理学家屈尔佩、铁钦纳等人的心理学哲学保持着内在对话的可能性，并且对后来20世纪初的胡塞尔现象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典实用主义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约翰·杜威，其与欧陆哲学尤其是其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关系就更为明显了。当实用主义走过古典阶段，经过卡尔纳普等人带来的分析哲学的洗礼之后，在20世纪中后期以一种新的形态获得了巨大的复兴，这种形态就是新实用主义，有的研究者因其非常注重语言问题也把其称为“语言实用主义”。[1]与古典实用主义相比，新实用主义与欧陆哲学传统进行对话的意愿更加积极，它不仅重申了在古典实用主义阶段就表现出来的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联，还大范围地扩展了这种关联，以至于在它的哲学叙事中，像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更为现代的欧陆哲学家成为这种叙事的不可或缺的词汇。与古典实用主义(胡克除外)相比，在新实用主义的叙事中马克思哲学得到了非常明显的关注，虽然关注的程度在不同的新实用主义者那里会有不同，采取的角度与立场也各自不一，但是关注的热情和深度却是有目共睹的。接下来，我们将依据出场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论，概括介绍新实用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问题，这一问题将自身集中表现为马克思出场学的新实用主义解释学处境以及马克思哲学的身份定位问题，最后我们将抛开这一出场学语境并基于马克思哲学的统一性来对这种定位做出评判。

一、作为形而上学家的马克思

在新实用主义的出场学语境中，马克思最多的一个出场学身份就是“形而上学家”。需要先行辨明的是，在新实用主义的用语中，“形而上学”的含义比较宽泛，它并不局限在亚里士多德为形而上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而是与尼采所批评的“柏拉图主义”有些相似。在其“内在实在论”阶段，由新实用主义者普特南提出并加以批判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代表着新实用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典型理解。根据普特南的论述，形而上学实在论坚持一种观点，即“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对‘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描述。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2](P.55)。普特南将这种观点称为一种“外在性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坚持从“上帝之眼”(the eye of God)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在普特南的描述中，形而上学实在论有两个基本预设。首先，它设定了自在之物的存在，其最主要的规定就是对于心灵的不依赖性。我们将世界或对象统称为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对于心灵的不依赖性往往是由客观性来表达的。但是，正如迈克尔·德维特指出的，单单由客观性还无法证成自在性，因为像某些唯心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心灵或精神才是最终意义上的客观之物。所以在客观性之外，德维特为自在之物增加了另一条规定，即其存在方式必须是“非心智的”。[3](P.11)自在之物的非心智的存在方式不仅拒绝黑格尔式的唯心论，它还拒绝贝克莱和密尔等人的现象主义。如果将唯心论和现象主义坚持的原则称为内在性的话，那么自在之物所要求的客观性和非心智性就是一种对于内在性原则的超出，一种外在性原则。正是基于此，普特南才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观点称为一种外在性的观点。此外，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第二个基本预设就是一种认识论立场，即自在之物的存在允诺了一种唯一的真理，其标准就是与自在之物的符合，而我们的心灵由于某些功能能够把握住这一真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这两个基本预设决定了其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尤其是第二个预设，即我们对于世界之真理的认知性把握，成为整个传统伦理学、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的基础和标准，我们唯有基于这一大写的真理，才有望合理地规划和组织我们的伦理生活。在新实用主义者看来，传统形而上学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以大写的真理为目的探求和信仰活动。新实用主义对形而上学的这种看法得到了以赛亚·伯林相关思想的支持。在伯林看来，欧洲浪漫主义产生之前的时代不管是以知识的形式还是以信仰的形式，均表现出一种信念，即世界是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存在和发展的，不管这种规律是自然存在的还是神义的，它们就是世界的内在结构，而我们或者以理性认知的方式或者以宗教信仰的方式正好能够把握这种内在结构，并根据这一结构来安排自己的道德生活甚至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如果我们没能按照这一结构行事，这一结构自身内含的目的论计划仍然会进行下去，并在此进程中置我们于不顾。[4](PP.2～7)普特南和伯林一致认为，这一传统形而上学信念直到康德那里才被终结。在康德发起的形而上学批判中，与形而上学实在论最为相关的一点就是他区分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界。康德虽然承认我们能够对自在之物进行“思想”，但是他却坚决否认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认识”。[5](P.20)认识和知识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直观内容，而直观内容本身却是现象性的东西，由此我们的认识就无法直接切中自在之物，只能止留于现象界。如此一来，康德就通过为知识划界的方式而终结了以追求大写真理为目的的形而上学。

正是这种以追求大写真理为目的的形而上学，构成了马克思在新实用主义那里的出场学语境。由此，根据这种语境，在新实用主义者眼中马克思的出场学身份就成了一个形而上学家。然而，何以马克思是一个形而上学家呢？既然形而上学的最根本规定在于对大写之真理的追求，那么说马克思是一个形而上学家，必然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也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追求大写的真理。在普特南以及更为激进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看来，正是如此。普特南指出，形而上学实在论虽然在康德那里被终结了，但是它却以各种现代形式存活下来，其中之一就是物理主义(physicalism)。[6](P.200)在普特南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被视为一个形而上学家，主要是因为他是个物理主义者。在普特南这里，物理主义与“物质主义”(materialism)、科学主义(scientism)以及进化主义(evolutionism)的意思相同，与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论(materialism)不同，它指的是一种还原论思想。这种还原论尤为明显地表现在我们上述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第二个预设上。根据第二个预设，我们能够把握内在于世界本身的大写的真理，而伦理生活的正当性则在于根据这一真理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从相反的方向说，整个伦理领域的根基应被还原为非人的即不依赖人类心智的自在世界，并且以现代数学和物理学为典范的现代科学成为人类深入了解这一自在世界的唯一通道，伦理学必须以现代科学为标准，唯有此我们才能不断完善自身并符合世界的目的论要求。[6](P.89)在普特南的视域中，马克思正是这种还原论的信奉者。他认为：“人类的命运在于进化直到自身成为上帝……这一进化论观点出现在马克思和斯宾塞那里。”[6](P.143)在普特南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支持这种意义上的进化论，主要在于他声称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以一种准先验的方式论证了资本主义消亡的必然性。[7](P.100)另一位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将马克思的这一出场身份判定为科学主义。[8](P.10)我们知道，在罗蒂的语境中，科学主义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都在加以讨伐的对象，因为它坚持自己提出的某些隐喻和观念才唯一正确地揭示了探究活动和自在世界的本质结构。[8](P.18)在罗蒂看来，马克思尤其是费尔巴哈论纲之后的马克思无疑是个科学主义者，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经用意识形态批判终结了哲学，进而用政治经济学研究终究了意识形态批判，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就是普特南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验论证方式。此外，罗蒂本人所坚持的反基础主义真理观成为他批评马克思的最终根据。所谓基础主义真理观，其实质指的就是我们上述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第二个预设。罗蒂所向往并加以论证的一种“唯名论文化”，正在于要放弃这种大写的真理观，鼓励人们“不再试图利用一个单一的观点来涵盖生命的一切面向……我们不可能超离我们所使用的种种语汇，而掌握一个后设语汇，将一切可能的语汇、一切可能的判断与感觉方式，统统予以考虑进去”[9](P.8)。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协同性。协同性以共同体的一致认同为规范，不再将人绑缚在真理的客观性追求上，罗蒂将这一点视为新实用主义的启蒙观。一切以大写的真理为目的的追求都是将人的自由绑缚在客观性上的做法，而一旦认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说来就是一种对社会事项之内在客观性的揭示和追求的话，那么以新实用主义启蒙观来看，马克思的做法无异于是反启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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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蒂对早年马克思的赞成相似，普特南同样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发现了一种准实用主义风格，普特南的做法是通过综合青年马克思和杜威来完成的。在关于民主理论的论证过程中，存在两种常见的基本策略。第一种被普特南称为“形而上学的”或“先天的”(a prior)论证模式，这种论证通过求助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来论证民主的合理性。第二种论证策略被普特南称为“经验心理学”模式，也即以经验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方式来为民主制度提供经验性证明的模式。普特南指出，这两种论证策略在杜威看来都不是完美的，因为先天论证模式最终所依靠的方法乃是“皮尔士称之为关于理性准许之物的方法，而这一方法正是经验告诉我们无效的方法”[12](P.215)。另一方面，经验心理学模式因其经验性缘故无法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充分的有效性证明。普特南指出，杜威的民主哲学正是在不满这两种论证模式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它开辟了民主论证理论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同样建基于一种人性理论，不过不再是形而上学的/先天的，而是一种弱化的、“压缩的”版本。这种压缩的人性论与形而上学人性论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以固定的、静态的人类本质为鹄的，而前者却悬置了这种意义上的人类本质，它主张人类追求的价值和需要“并不是一种满足或愉悦的被动状态，而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我们最想要的是通过我们的活动来实现我们意愿的善，而不是被动接受”[12](PP.215～216)。正是在这里，普特南认为，青年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与杜威式的实用主义风格非常接近。在杜威看来，人类对诸种价值(比如民主)的追求是创造性的，不是被动性地接受摆在某个地方的已然完成的善，而是通过生产性活动为自己制造善。普特南认为，青年马克思同样坚持这一立场，他不仅认为人类并不具有在所有社会形式下保持不变的人性，他还指出我们正是通过生产性的非异化劳动来发现我们自身并成为我们自身的。[12](P.439)也就是说，青年马克思和实用主义因对生产性实践活动的共同重视而走到了一起。

常见的氧气、氮气、氩气、氢气、氦气均属于压缩气体。压缩气体充装过程中均使用压力来计量气瓶的充装量，一旦压缩气体气瓶充装压力过高（超过其设计压力），就存在爆炸的风险。GB/T 14194—2017要求“（压缩气体）充装压力不大于气瓶水压试验压力的三分之二”。

二、作为准实用主义者的马克思

虽然普特南和罗蒂多把马克思视为一个形而上学家来加以批判，但是马克思在他们那里的出场学身份并不是单一的，这一点在罗蒂晚年的政治哲学论述和普特南早期的亲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非常明显的。与马克思的第一个身份不同，作为准实用主义者的马克思在新实用主义这里获得了高度的评价。新实用主义虽然被标榜为古典实用主义的新阶段，但是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却被坚持下来，这一立场就是一种非自然主义的还原主义，即一切理论活动和其他高级的人类活动最终说来都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实践样式，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活动直接等同为自然主义行为，也就是说，人类实践活动的样式是多样的且相互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正是基于对实践优先性的共同肯定，新实用主义者不再以单纯形而上学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而是将其诠释为一个准实用主义者。[8](P.25)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实用主义规定的出场学语境中，马克思被一分为二了。一方面是作为形而上学者或科学主义者的老年马克思；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准实用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我们将这点确认为新实用主义出场学语境中马克思身份的“二律背反”。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史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二律背反与曾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中的一场争论相关。这场争论中的一方将自己标明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另一方则将自己视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更为接近的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遗产，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通过“认识论的断裂”更加看重成熟期的马克思思想。韦斯特对马克思思想中两种逻辑的指认与这一争论最为接近，而普特南和罗蒂的马克思解释虽然在大的方向上与此保持一致，但在具体细节上仍然有一些差异。比如他们虽然认同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主义立场，但是并没有直接将这一立场称为人道主义的，而是更加倾向于将其与实用主义一起置入亚里士多德开辟的实践哲学传统之中。[12](P.216)然而，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对马克思实践主义立场的认同有望使我们走出这一二律背反的困境。但是，实践主义何以能够超越二律背反以便通达一个整全的马克思哲学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先行厘清马克思实践主义立场的基本内涵。

在新实用主义语境中，马克思首要的出场学身份就是形而上学家。新实用主义做出此一判定的重要根据就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为一种意在揭示大写真理的形而上学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细节上，以普特南和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看法与卡尔·波普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批评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最终说来是个科学主义者和历史决定论者。但是，与此相悖的是，在新实用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方向，根据此一方向，马克思的出场学身份不再是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践主义者和准实用主义者。这一立场的代表者不仅有新实用主义者中的左翼，如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科耐尔·韦斯特，还包括某种程度上的普特南和罗蒂。

在对实践唯物主义做现象学解释的过程中，国内学者邓晓芒在马克思那里区分出“实践”一词的六种意义，即“感性现实”“自由自觉”“历史性”“社会性”“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的现实本质”“辩证法的发展形式”。[16](PP.3～4)实践的这几种含义凸显了实践首先不是抽象的精神或理念，同时也不是单纯的感性直观，任何对实践进行还原论操作的做法都没能保持住实践的本体论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之于马克思主义就像现象之于现象学一样，都是不能再对其进行还原的“元事实”(Ur-sache)。当然，实践是人的实践。但更为重要的是，人是实践的人，是实践的产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P.5)而传统人本主义的缺陷就在于没能看到这一点，反而将实践还原进人的固定的类本质之中。当韦斯特等人将青年马克思视为一个追求个体性的多样性的实用主义者和伦理主义者时，他们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体论，而这也是造成他们将青年马克思与作为科学主义者的马克思进行分割的原因。马克思的实践主义之所以是“辩证法的发展形式”，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既是人类对象化力量得以实现的方式，又是这种对象化力量异化自身的方式，并最终还是这种异化了的对象化能够再次扬弃异化回返自身的方式。基于这种实践主义立场，虽然在来源上讲马克思有可能受惠于浪漫派对个体性的重视，但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个体性的多样性为出发点的。他的出发点不是个体性及其尊严，而是作为个体性之真正感性活动的实践。同时，马克思也不是以个体性的多样性为鹄的来提出社会改造的。与其出发点类似，马克思的目标不是孤立的具有类本质的个体，而仍然是具体的实践，是异化劳动在实践过程中对异化的扬弃。这样理解的实践主义，可以说既是自然主义的又是人本主义的，也可以说既不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人本主义的。它把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扬弃于自身之中，成功地超出了由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构成的困境。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主义立场本身就包含有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因为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也即在“被国民经济学家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实践的辩证性得到充分实现。本来是作为对象化力量的实现的劳动，却异化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由此“对象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7](P.91)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表明，这种资本主义阶段下劳动的异化状态最终会为异化的扬弃开辟道路。这一点不是基于什么人本主义的道德确信，而是基于实践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和规律，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正如邓晓芒指出的，如果将马克思的这一贡献直接等同为一种科学主义的甚至形而上学的实证经济学研究，那就太肤浅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是一种经济学研究，但是这种经济学研究本身是属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或者用马克思的现象学出场学语境来说，就是这种经济学研究是属于“实践现象学”的。我们一直在表明，马克思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现象学拒绝任何还原论操作，不管是对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伦理主义解读，还是对晚年马克思的科学主义—经济主义解读，都无法正视马克思本人所赋予实践的重要地位，也无法理解基于实践主义立场而来的马克思哲学的统一性、整全性。

三、“二律背反”及其超越

新实用主义不仅包括像罗蒂、普特南和韦斯特这样明确将自己视为实用主义者的哲学家，在更大范围内还包括那些亲实用主义的后分析哲学家，比如奎因、戴文森、麦克道威尔以及布兰顿等人。但是，就马克思在新实用主义那里的出场学而言，最为明显和最有代表性的立场是由罗蒂、普特南、韦斯特等人提出来的。至于奎因、戴文森等人，虽然其语言哲学已经步入后分析哲学阶段，但是他们基本上对马克思哲学没有投入多少关注。而像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这样的“匹兹堡学派”中人，因其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故而要比奎因和戴文森等人更有意愿关注马克思。但是，与罗蒂、普特南相比，他们对马克思的研究和评论仍然很少，并且往往都是就黑格尔或亚里士多德而言马克思，并没有就马克思而言马克思。因而，上文对马克思的新实用主义出场学身份的类型学描述，基本上能够代表整个美国新实用主义传统对马克思哲学的看法和立场。我们已经表明，这种看法是由两个背反的立场构成的。以普特南和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当其站在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审理马克思问题时，他们便倾向于将马克思尤其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视为一个形而上学家或科学主义者；而当他们站在拥护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时，青年马克思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并且在他们看来，青年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所发动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具有巨大的价值，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实用主义保持一致。作为新实用主义者中准马克思主义者的韦斯特，他提供出来的马克思出场学语境根本说来没有超出上述两种语境。韦斯特的马克思解释是从马克思哲学的伦理学维度开始的，他指认出马克思哲学中的两种运作逻辑，这两种运作逻辑在来源上讲分别借鉴自德意志浪漫派和英法社会主义。在早期马克思那里，这两个精神资源是彼此支持的，浪漫派注重的个体性的丰富性和尊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基于社会改造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完善才有可能获得实现，只是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改造的逻辑逐渐被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信念所代替。由此，在韦斯特看来，马克思思想中的亲实用主义成分就只剩下一种道德确信了，即个体性的多样性及其尊严的重要性。而当初同样是亲实用主义成分的社会改造信念，虽然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被抛弃，但是在韦斯特看来，这种信念已经转变为一种科学主义，而这就完全背离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故此，与这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相比，韦斯特更加青睐于葛兰西这样的坚持意识形态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比如阿尔都塞相比，葛兰西更加注重马克思哲学中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改良，而非科学性的经济学研究。

罗蒂对马克思的实用主义解释所采取的策略正是突出青年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优先性品格，罗蒂这一做法的主要依据就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8](P.10)在费尔巴哈论纲中，第一条就指出了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实践”的重要性，而以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偏颇在于或者没能真正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或者就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将实践视为一种一般性的经济活动。[10](P.6)论纲的第二条涉及认识论中的真理观，马克思在此表明的真理观，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现实性”或“此岸性”，与罗蒂式的反基础主义真理观是非常接近的。马克思指出，思维的现实性力量不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如果仅仅在理论探讨的范围内来争论思维的现实性，那么这样的争论就与感性的人的活动毫无关联，思维的现实性必须被作为一个实践性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这里所谓的实践，不是指静态性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符合，即思维与世界的符合，而是指一种动态性的相互调整和改变。马克思指出，传统唯物主义必然会在世界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上犯一种二元论的错误，而真正的实践的观点则是认为世界的改变和自我的改变是一种同时发生的相互一致的活动。由此，马克思就直接破除了真理符合论的基本前提，使得静态的符合变成一种动态的、在实践活动中的相互协调一致。罗蒂的反基础主义真理观，需要首先加以反对的就是真理符合论，也即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第二个预设。在批评符合论的过程中，罗蒂提醒我们需要放弃传统的“世界”概念。传统的世界概念指的就是形而上学实在论所设定的自在世界，而我们所有的人化自然都是基于不同的范畴模式对这一自在世界进行划分的结果。与此相应，我们必须放弃康德式的先验心灵模式，将先验自我及其功能去先验化。罗蒂认为，康德用直观、概念和先验自我等表达的东西，其实无非就是一种语言行为规则。所谓概念对直观的综合、经验本身，指的是我们能够用语言做出一个最基本的句子，比如说“桌子是红的”。其中，形容词“红的”指的是感性性质词汇，我们如果仅仅有这些感性性质词汇还不足以做成句子，同时也无法说明我们具有语言能力，因为一个经过训练的动物也可以在看到红色的面板时发出“red”的声音，我们如果没有感性性质词汇之外的词汇和语言能力，那么我们就无法与动物区别开。这种语言能力，就是将一个感性性质词汇运用到主词之上的能力。如果说我们拥有并理解感性性质词汇(“红的”“硬的”等)，那就是说我们同时也拥有并理解物理客体概念或实体概念，感性性质词汇在一个句子中作为核心词的联结项而出现。单纯的无联结关涉地拥有感性性质词汇是不可能的，除非像被训练的鹦鹉那样拥有，这就是罗蒂对康德先验心灵哲学中“直观无概念则盲”原则的语言行为主义改造。[11]我们可以看到，罗蒂对真理符合论的批评与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批评共享着很多一致性观点，双方最终都诉诸于实践活动，只不过对于罗蒂而言，实践活动的首要意义乃是语言性实践，而马克思作为一个前分析哲学家并没有特别区分出这一层面，在他看来语言只是实践的一种样式而已。[10](P.34)

在马克思的新实用主义出场学中，除了上述实践哲学这一语境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语境，那就是以科耐尔·韦斯特为代表的“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据韦斯特自己介绍，其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受到罗蒂“历史主义转向”的强烈影响，在此影响之下，他开始迅速地接受黑格尔—马克思传统。韦斯特始终关注的是个体性的多样性与社会民主制度之间的互动关联，在他看来，这两个面向在马克思那里均得到了充分的关注。马克思从浪漫主义那里看到了维护个体性之多样性和尊严的重要性，又从早期社会主义者那里继承了对“普选权、妇女权利、废奴主义以及工会民主”的重视，这两个面向最终发展为马克思哲学中的两种逻辑。第一种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逻辑”，即“一种道德确信：个体性的完善唯有基于一种全方位民主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才是可能的”；第二种逻辑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逻辑”，即“科学地阐释以利益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机制和发展趋势，这样的社会滋生了一种狭隘的个体性和一种不充分的社会民主”。[13](P.9)我们可以看到，在由韦斯特规定的这种新实用主义出场学语境中，马克思的出场身份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作为伦理学者的马克思，这一重身份决定了他对改造社会以便改造人性的信念；另一方面是作为实证科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这一重身份使得马克思更像是一个基础主义者。不过韦斯特不直接称之为基础主义，而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保留了“社会的解释性命题具有被担保的可断言性”[13](P.9)。韦斯特承认，他对马克思的解释是经过杜威、胡克甚至罗蒂中介的，他之所以要积极彰显马克思的伦理学身份，就是因为这一身份的根基在于反基础主义，这一点是与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致的。至于马克思的第二个身份，韦斯特虽然同样支持社会改造对于完善人性的重要性，但是他将马克思第一重身份中的反基础主义加以彻底推进，试图以此来取消马克思第二重身份中的基础主义残余。也就是说，韦斯特放弃了马克思对于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规律的信念，转而去践行一种实用主义式的社会改革。韦斯特将罗博托·安格尔(Roberto Unger)视为这一方面的代表，在韦斯特看来安格尔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第一重身份，还有效地用杜威式的实用主义改造了马克思的第二重身份。“将马克思关于创造人类社会的概念从进化论的、决定论的以及经济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方式是运用杜威关心的历史性的具体的社会安排……”[14](P.214)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多把韦斯特的道路视为对爱默生和马克思、杜威和葛兰西的一种综合。[15](PP.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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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鲍白令之有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言其公，“家”言其私。百家言者，不属于王官而属于私家，易辞言之，即春秋以下平民社会新兴之自由学术也。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诸子……[注]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1页。

根据儿童的个别化支持计划，除了儿童安置部门的专业人员对儿童服务外，其他相关的专业人员也根据个别化支持计划对儿童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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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虚拟化的技术构建计算池、网络池、存储池和桌面池，最终形成一个可以共享和处理信息的统一的资源池。这是一种由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等设备构成的数据资源。正常办公人员、教学人员可以享受到应用层提供的体育教学系统和办公OA系统的应用程序。学生可以享受到用户层对于数据中心的访问权限和服务支持。移动教学桌面云和资源层的管理构成了管理层，最终形成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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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有抗菌活性，不同溶剂提取物抗菌活性不同，这也说明黄连用不同炮制方法时，其抗菌活性也不同。黄连对多种细菌均有抗菌作用，但细菌不同，其抗菌成分有差异，说明不同成分作用于细菌的机理时不一样，但这都是体外试验。中药体内抗菌机理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很多微生物及受生物体内环境的影响。现在研究认为，中药抗菌是对细菌、对机体多环节多途径作用的综合结果。少数中药抗菌与其有效成分直接作用于菌体有关，而大多数中药抗菌机理是激发生物体内在的其他抗菌因素，以及降低细菌毒力或者减轻细菌对组织细胞的破坏作用等途径起到抗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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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养殖是未来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提高规模化养殖水平，才能实现标准化生产，降低市场风险，抵御国际市场的冲击。我省奶牛和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较高。与生猪和奶牛养殖不同，肉牛和肉羊养殖出栏时间长，资金回笼时间也长，所需的周转资金比奶牛养殖多，奶牛的养殖模式不适合肉牛和肉羊。因养殖母牛和母羊成本高收益低，规模化养殖场不愿意养，造成近年来养殖场因牛肉价格持续走高而大量屠宰母牛。因此，母牛、母羊和幼畜应以农户散养为主，规模化养殖场以育肥为主。形成中小养殖户和规模化养殖场并存的养殖结构，稳步推进我省肉牛和肉羊规模化养殖水平。

[16]邓晓芒.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原本是有关情感话题，整整20多分钟却没提及一个“情”字，一个“爱”字，这正是《窗外》的魅力所在，它让羞于启齿的学生能敞开心扉侃侃而谈；它保护了心里已有冲动想法的学生的自尊，又使其在内心不断反思；它将老师、家长视为高压警戒线的青春期学生情感难题在轻松的氛围下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