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和二十五年(1007)，辽圣宗耶律隆绪下令于“七金山土河之滨”[1](卷39《地理志三》P.545)建新都中京，中京城的建立不仅标志着辽朝政治、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同时也加强了辽宋间的往来联系。作为五京之一，中京在辽代历史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辽中京故城即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古城遗址，其地处老哈河北岸的冲积平原之上，地理坐标(西南角)为41°33'14.93"N、119°7'30.58"E。目前城址外城东墙、北墙基本无存，南墙东段被老哈河冲毁，仅西墙和南墙西段保存状况稍好；内城地表可见东、南、北三面城墙，西墙仅残存部分墙体；皇城尚保留有西墙、南墙西侧和东南角楼等遗迹。

相较于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辽上京研究而言，学界对辽中京的关注稍显不足。考古方面，自1959年至1960年对大明镇城址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后，除了1986年至1987年对城内大塔基座覆土进行清理，再未系统开展过考古工作；研究方面，多集中在从政治制度层面讨论中京的兴建原因和性质地位，对中京城本身、特别是中京城的形制结构与建置沿革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

本文拟结合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和卫星影像，梳理分析中京城的营建形制，绘制中京城复原平面图，并在此基础之上考察中京城的历史沿革等相关问题。

一、营建形制

辽中京城包括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垣，城中心一条南北向主干道连接外城南门直到皇城大殿，两侧街道与建筑多东西对称分布，整体布局规整有序，呈以南北向中轴线对称的“回”字形结构。

(一)外城

辽中京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4200米，南北3500米，城墙墙基宽约11～15米。开三门，均建于南墙之上，“南门曰朱夏门”[2](P.17)，“东南曰中和门”[3](P.88)，又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既又执手于中京景昌门外之邸中”[4](卷8《政宣上帙八》P.54)，可知西南门曰景昌门。三门中仅朱夏门建有正方形瓮城，边长约60米。

城内街道呈对称分布。中央干道南北走向，宽约64米，两侧各有三条南北向经路；另有五条东西向纬路与中央干道相交，居中的一条路面最宽，约15米，为东西向干道，五条纬路之间另发现数条未与南北干道相交的较短道路。[5](P.15)

中央干道两侧发现南北成列分布的廊舍建筑基址和排水沟，在排水沟旁还发现有可能为坊墙的石头墙基。宋使路振记载，中京城“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2](P.17)。而《元一统志》中记录了中京城内的七坊，分别为丰实坊、虎臣坊、世恩坊、利通坊、货迁坊、致用坊、劝善坊[6](卷2《辽阳等处行中书省》PP.210～212)。项春松根据《李知顺墓志》《耿延毅墓志》等资料考补中京城内另有“贵德坊”[7](P.67)。故中京城内初建时可能设六坊，后增建两坊，成八坊两两相对格局。

结合考古勘探的情况，除中央干道外，五横六纵十一条街道将外城南部划分为了四排十六个方形区域，若以东西向两个为一组，中央干道两侧各分出四个东西500余米、南北300余米的长方形区域，加上不与中央干道相交的较短纬路，正好构成八个隋唐以来里坊四门十字街的标准布局，与文献记载中的八坊可相互印证。

朱夏门以北约300米的中央干道上，保存有一处长方形夯土台基，应为市楼基址。《王曾上契丹事》中记载中京城建有四座市楼：“曰天方、大衢、通阛、望阙。”[1](卷39《地理志三》P.549)根据中京城对称的布局结构，判断剩余三处市楼分别位于中央干道北部和东西向干道两侧。

内城阳德门东南约500米处现存一座佛塔，俗称“大塔”或“大明塔”，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结构，通高约80.22米，塔东南为一处大型寺庙遗址。《元一统志》曰：“大定府东北隅丰实坊……感圣寺，在大定府丰实坊，有佛舍利塔。”[6](卷2《辽阳等处行中书省》P.211)文献所载感圣寺与该寺庙遗址位置相吻合。

阳德门西南约300米处，经考古发掘发现有大型的辽代房基。路振《乘轺录》载：“宿大同驿，驿在阳德门外，驿东西各三厅，盖仿京师上元驿也。”[2](P.17)《辽史》亦云：“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1](卷39《地理志三》P.546)阳德门外东南方位已证为感圣寺所在，故该处建筑基址可能即为接待往来使臣的驿馆。

外城西南隅山坡上曾发掘一处寺庙遗址，与王曾所述“城内西南隅冈上有寺”[1](卷39《地理志三》P.549)相吻合。苏颂《和游中京镇国寺》云：“庙塔奚山麓，乘轺偶共登。青松如拱辑，栋宇欲骞腾。”[8](P.75)诗文中的镇国寺位于中京城内的山岗之上，由于城内再无其它高岗，可证该寺庙遗址即为镇国寺。

春光这样明媚，花儿万紫千红，这一切居然无人欣赏，没人理会，她伤感了，难道自己就像无人爱惜的春天，悄悄流逝，年华虚度吗？“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中，杜丽娘做了个梦，在梦中她见到手持柳枝的少年书生，大胆地和他幽会了。《惊梦》之后，家教已锁不住她，她不顾母亲的教训，第二天又去后花园寻梦。

景昌门西南约200米残存一座佛塔，俗称“半截塔”，经考古发掘，为辽宋时期较为典型的华塔[5](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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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apalli等[15]通过理论演绎和试验验证，提出了基于两个独立应力状态变量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方程，方程形式如下：

(二)内城

内城居于外城中央偏北，平面同样呈长方形，东西2000米、南北1500米，一周均建有马面，总数约60个，墙基宽约13米。仅开一南门，名阳德门。

杨宇冠（1956-），男，江苏东台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二级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中央干道进阳德门后变窄，宽约40米，在皇城以南约80米处向东西各分出一道，三道南北并行至皇城三门。

内城中建筑数量较少，仅在中央干道东侧80米和西侧100米处发现两处建筑遗址，与路振“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耳”[2](P.17)之记述基本吻合。

(三)皇城

皇城位于内城北部正中，与内城共用北墙，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000米，东南与西南修有角台。南墙开三门，中曰阊阖门，两侧分别为东、西掖门。

中央干道入皇城后称御道，宽约8米，通正殿，殿名未见记载，苏赫提出正殿可能为圣宗行册礼的昭庆殿[9]。但是据《辽史》记载，太宗会同三年(940)，“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1](卷4《太宗下》P.51)，故太宗时已设昭庆殿，位于南京，并非中京正殿。

东掖门通武功殿，西掖门通文化殿。东、西掖门以北约80米处各发现有一处建筑基址，发掘者推测为武功门与文化门所在。[10]但考路振所述“自东掖门入，至第三门，名曰武功门，见虏主于武功殿……自西掖门入，至第三门，名曰文化门，见国母于文化殿”[2](P.18)可知,东、西掖门与武功、文化门之间均另有一门，《辽史》中亦有“内三门”[1](卷16《圣宗七》P.211)之记载。自东、西掖门至宫殿约400米，根据位置判断，考古发现的建筑基址应为第二门所在，而武功、文化两门应位于更偏北的位置。

从微观上看，中小型制造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下的进步，取决于生产经营模式和质量管理方法。新经济环境也会产生更多复合型人才和管理模式创新，进而影响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服务效果、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

根据对辽中京城形制结构的梳理分析，绘制出城址复原平面图(图1)。

  

图1 辽中京城复原平面图*现有勘探和发掘资料中并没有记录外城各街道的具体位置，根据《元一统志》中对丰实坊的记载，结合卫星影像中可见的地表遗存情况，在复原平面图中对外城街道和坊市进行了还原。

中京城整体营建风格较明显地仿效了隋唐以来的汉制，反映出辽代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辽史》曰中京“拟神都之制”[1](卷39《地理志三》P.546)，其外城南部规整的里坊结构，确与神都洛阳相似。此外，中京城三重城垣的布局以及建筑风格，又多仿照北宋东京开封城，如路振所云“阊阖门楼有五凤，状如京师……(大同驿)盖仿京师上元驿也”[2](P.17)。外城中央干道两侧沿街所建的廊舍，更是城市结构从唐代封闭的里坊制向宋代开放的街市制过渡的产物。

与此同时，中京城部分结构特征也反映了辽朝独特的民族风貌。城内留有大量空地，可能为契丹族人安置车帐而居的场所，符合其“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属乘车”[11](P.79)的生活习惯；作为城市防御的重心，仅内城城墙修筑马面，适应了多民族杂居的城市人口状况；城内外多寺庙佛塔等宗教建筑，体现出辽朝宗教信仰方面对佛教的推崇。

此外，统和二十五年十月，圣宗“驻跸中京”[1](卷14《圣宗五》P.177)接见宋使。宋抟使辽后曰：“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东北，城垒卑小，鲜居人，夹道多蔽以城垣。”[12](P.13)到了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路振使辽后则描述“契丹国外城高丈余步，东西有廊，幅员三十里”[2](P.17)。因在二十五年始建，宋抟出使时中京尚未修筑完成，自感城垒卑小，至路振出使时有“幅员三十里”之记载，此与中京城周长15400米相吻合，可见此时中京城主体已经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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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沿革

在厘清形制结构的基础上，下面进一步就辽中京城的营建过程和兴废沿革等问题展开讨论。

市场最开始形成的时候，整个市场中并没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准则对其进行约束。由此一来，滋生了许多危害经济发展的“害虫”。经济法对采取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手段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个体或者群体进行制裁，维护了整个市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氛围。

(一)营建过程

中京城的始建年代，《辽史》中有统和二十三年(1005)与统和二十五年(1007)两种记载。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集中体现，中京城自辽圣宗朝建立之后，逐渐成为辽朝中后期首都所在，承载着政治、经济、外交、祭祀礼仪等多方面的职能。至金、元、明三代，随着政治军事地位的变化，城址历经多次改建，与社会历史的变迁相呼应。

但是综合《辽史》和宋人史料语录中的相关记述，兹以为中京城的始建时间应为统和二十五年。

4月16—19日，长江委水利抗震救灾水质应急监测组对玉树城区水源进行了应急调查监测。经现场调查，地震前后水源无明显变化。

《辽史·圣宗五》曰：“(统和)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1](卷14《圣宗五》P.177)《辽史·地理志三》记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统和)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1](卷39《地理志三》PP.545～546)《辽史·圣宗五》又云：“(统和二十六年五月)己巳，遣使贺中京成。”[1](卷14《圣宗五》P.178)据此记载，中京城于统和二十五年始建，二十六年建成，时间上正合“董役二岁”之说。

总体而言，中京城的营建特点可以归纳为，整体形制介于唐宋之间，结构布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综上，中京城始建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春正月，建成于统和二十六年(1008)五月。梳理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将中京城之营建划分为三个阶段：(1)统和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为初建阶段，中京城总体框架基本形成；(2)圣宗统和、开泰年间又相继展开一系列修缮工作，包括增修宫殿、加筑市楼、修建宗庙、寺院等，内部功能日趋完善，结构布局基本成型*《辽史·圣宗五》记，统和二十七年(1009)夏四月，(圣宗)驻跸中京，营建宫室；《王曾上契丹事》记，开泰元年(1012)，中京城有市楼四，曰天方、大衢、通阛、望阙，相较路振使辽时增置四座市楼；《辽史·圣宗六》记，开泰元年(1012)十二月，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辽史·圣宗七》记，开泰七年(1018)冬十月，中京新建二殿，曰延庆、永安，开泰八年(1019)春正月，建景宗庙于中京，开泰九年(1020)十二月，诏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3)圣宗朝后中京城再无大规模修建，仅兴宗、道宗年间零星增置了部分衙署和佛寺类宗教建筑*《辽史·兴宗三》记，重熙二十三年(1054)，兴宗幸新建秘书监；《辽史·道宗一》记，清宁六年(1060)，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此外，1982年对中京城内大塔进行清理时曾在塔基发现有“寿昌四年”(1098)之墨迹，可证大塔修筑之年代。。

(二)兴废沿革

自辽代兴建至明代废弃，中京大明镇城址历经多次改建，目前地表尚保留有辽、金、元、明等四个时期的遗存(图2)。在此，结合各时期城址的布局结构，梳理辽亡后，中京城在金、元、明三代的兴废沿革。

《金史·太祖本纪》曰：“(天辅)六年正月癸酉，都统杲克高、恩、回纥三城。乙亥，取中京。”[13](卷2《太祖本纪》P.36)天辅六年(1122)，金攻占中京后置中京路，仍以大明镇城址为大定府治所。“海陵贞元元年(1153)更为北京”[13](卷24《地理上》P.557)，改中京路为北京路，于大定府置北京留守司。纵观整个金代，大定府虽不再是首都，但作为京府城，仍是金代陪都之一，具有较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因此，金代大明镇城址基本延续了辽代整体布局，并无大规模改动，仅在皇城内加筑一座边长180米的城堡，叠压于辽代宫殿基址之上[10]，具体位置不详。

元初大定府“为北京路总管府”[14](卷59《地理志二》P.1397)，至元七年(1270)“改北京为大宁”[14](卷59《地理志二》P.1397)，隶属辽阳行省，大明镇城址由陪都降为辽阳行省下辖的大宁路治所。政治地位的下降在城址形制结构上有直接的体现：辽代所建外城东、北两道城墙被废弃，加修内城墙(见图2)，城址整体向西南收缩，改建后东西约3250米、南北约3000米，面积较辽金时期缩减了1/3。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于大明镇城址置大宁府，隶北平布政使司，至洪武二十年(1387)，改为大宁卫，“始修葺故城，奏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此”[15](卷9《历代州域形势九》P.379)。大宁卫作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治所，是明初北疆的一处军事重镇。根据遗存情况判断，洪武二十年的整修，加固了元代外城城墙，沿城内西南高岗修筑一道弧形城墙，并于城南开凿一周护城河(见图2)，强化了城址的军事防御功能。此外，明代曾在城址中部修建一长方形小城，东西530米、南北620米，内有长宽均约40米的建筑基址。[10]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宁王府建于此，永乐元年迁于江西南昌。”[16](卷40《地理志一》P.906)推测该小城可能为宁王府旧址。靖难之役后，永乐元年(1403)北平行都指挥使司迁至保定府，“以大宁地畀兀良哈”[16](卷91《边防》P.2236)，其地逐渐为兀良哈三卫占据，大明镇城址遂渐废弃。

《辽史·兵卫志下》曰：“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号中京。”[1](卷36《兵卫志下》P.484)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辽史》校勘记采信此种说法：“疑统和二十年献七金山土河川地，二十三年始建城，二十五年中京成。”[1](卷39《地理志三·校勘记》P.554)

  

图2 大明镇城址Corona卫星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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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夏门以南有一处宴饮射猎之所，名为南园，路振记述“园中有台”[2](P.19)。半截塔东约1000米处曾发现有边长近百米的建筑遗址[5](P.20)，可能为南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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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水平低。不单是育肥指标，母猪的生产性能（母猪利用率、产仔数、哺乳率）也低于发达国家，养猪技术落后，设施条件差，除发达地区和后来兴建的一些猪场设施较好以外，很多猪场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无法提供现代猪所需的良好环境，发挥其生长潜能。

1)从图7～图10可以看出对雾滴带电后能够显著增加雾滴总体的沉降粒数，在4.5kV电压下比非静电下雾滴总体的沉降粒数增加了20%左右，显著减小了各个采样点上雾滴沉降粒数之间差距，使雾滴的沉降分布更加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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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颂.和游中京镇国寺[Z].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高度专业化的知识特性。知识服务需要提供者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往往是客户所不具备的,或者是客户满足自我知识需求的成本太高，或者客户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获取这些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知识服务提供者以其专业化，可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明码标价。服务的高附加值特性。知识服务是通过自身的知识创新,在满足客户需求的过程中,帮助客户实现创新,是一种高智力型难以复制的创新服务,因此具有高附加值，此附加值是知识服务提供者将专业化服务与客户需求巧妙对接的创造性产物。

[9]苏赫.辽中京[J].文物通讯，1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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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保连接区域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在沟渠中，要求管道两侧至少有150mm的净空区域。如果是公称尺寸较大的管道，要求有更大的净空区域，同时也取决所使用的工具。

[14]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重金属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显示，本区绝大部分调查面积的土壤，其环境质量处于清洁状态，仅局部地段土壤环境质量为轻微污染，主要为重金属Cd轻微超标。

[1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6]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