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统治我国北方地区长达200余年。建国后，契丹人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重视发展农业，积极营建城市，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作为辽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金属冶铸加工业达到较高水平，但是有关的记载却少有发现，使得我们难以深入了解其具体发展情况。近些年，辽代遗址考古发掘和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冶炼遗址遗迹，辽代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金、银、铜、铁制品，为研究辽代冶金加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在此，笔者通过梳理发现的矿冶遗址遗迹以及金属器物分类资料，结合史料记载，对辽代冶金业的发展及其管理制度进行初步探讨。

一、辽代的矿冶遗址遗迹

从考古发现来看，辽朝五京城内一般都有冶炼铸造的场所，在一些头下州以及宫卫州中也发现有冶炼遗迹。现根据矿冶遗址遗迹的所在地区，分述如下。

(一)内蒙古地区

内蒙古地区是契丹人分布的主要区域，发现了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辽代城址，其中在辽上京、永州城、饶州城等城址都发现了冶炼遗址或遗迹。

辽上京城址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分皇城和汉城两部分，北面为皇城，南面为汉城，两城中间以墙相隔。[1](P.510)汉城是上京重要的经济、贸易区，有集市、作坊、馆驿；在汉城北部、皇城南门以南500米处，考古发现较大面积的冶炼遗址，含有铁渣的堆积达3～5米。[2](P.47)永州是辽代斡尔朵所辖宫卫州之一，在文献中有记载。据考古调查，城址位于内蒙古翁牛特旗白音塔拉东南方，城内的建筑遗址大多已经被沙土覆盖，在城内南墙西段发现大量炼渣。[3]饶州又称饶乐州，也属斡尔朵所辖宫卫州，故城位于内蒙古林西县城西南60公里。全城分东、西两城，建筑遗址多集中分布于东城。在东城东门内附近的建筑遗址上布满了冶铁的炼渣，在西城南半部发现有冶炼作坊遗址。[4]饶州城出土的金属器多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车零部件、兵器等。考古人员在对饶州所辖长乐、临河、安民三县的调查中也发现了冶炼遗迹。[5]其中，在长乐古城的南部有大片高于地表的建筑堆积，其上布满了冶铁焦渣和坩锅残片，焦渣堆积厚达1米，表明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冶炼场地。此外，考古人员在呼和浩特东南50多公里处也发现了一座辽代城址，在城址东部的地表上散布有炉渣灰和炼铁块，可能为冶铁遗址。[6]

(二)辽宁地区

辽宁辽阳市是辽代东京府所在地，在其周围分布着大量辽代方州军城，其中在辽代建制的铁州、大宁镇、同州等地都发现有矿冶遗址。

考古人员在辽宁营口北汤池村附近名为打铁炉沟的地方发现古代炼铁遗址一处，遗址地面遍布铁渣和建筑构件。在村西还发现三个高约5米的铁矿渣堆，一个直径3米的铁渣坑，沟崖上有三处长约5米的灰烬层。在村子周围的山上还发现了古矿道，深3米、长0.4米、宽5米。这里应是一处集矿石开采、冶炼与铁器加工为一体的场所。[7]在北汤池县古城址的调查中还发现了大量辽代生活用品，并在城内挖出一方带“铁州”字的石刻。《辽史》记载：“铁州，建武军。刺史。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户一千。在京西南六十里。统县一：汤池县。”[8](卷38《地理志二》P.523)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这里很可能是辽代的铁州城。辽宁岫岩县长兴发现的一处居住遗址中也分布有冶铁作坊，其中一处残窑址附近有红色窑壁砖残块和冶铁焦渣残块，另外一处发掘区的灰坑内也发现大量冶铁焦渣残块和窑壁砖碎块。根据考古发现判断，这里应是一处冶铁作坊遗址。长兴遗址的年代在908年契丹统一辽东之后，附近有一处大型辽金遗址，卜常益推测此处应为辽代的大宁镇。[9]

在辽宁开原市中固新屯村北发现的古城址，被确定为辽代的同州城，城址有丰富的辽金时期遗存。[10]在中固附近的山中还发现了铁矿。《辽史》载：“同州，镇安军……县二。东平县，本汉襄平县地。产铁，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8](卷38《地理志二》P.531)文献中记载当地产铁、用铁的情况得到考古发现的印证。此外，在辽宁鞍山市官墙子辽代城址附近的山上，也发现了开矿采冶痕迹，这里在辽代属于东京道辽阳府所辖范围。

(三)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由于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加之与辽都城距离较近，因而成为辽代的重要矿冶区。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矿冶遗址，如位于赤城县的龙烟铁矿发现有辽代的遗物，应是辽代一处采矿区。[11]考古人员对滦河支流瀑河两岸的古银矿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上百个辽代开采银矿的矿洞，仅一座山上就有银洞四五十个，最深的矿洞可达200余米，矿洞内既有平巷，也有斜巷，这里可能是辽代的白银冶炼中心。[12]此外，在平泉县铅南沟村发现有炼铅遗迹，附近还发现有大量砖瓦等建筑构件，黄信等学者推测此处可能也是一处辽代城址。[13]

辽代的矿产资源由政府直接管理。《辽史》记载：“夏四月乙未，猎黑岭。五月，清暑永安山。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银，请置冶，从之。后遣使循辽河源求产金银之矿。”[8](卷17《圣宗耶律隆绪(八)》P.227)这里的阴山指阴山南北，西南路招讨司是辽西京所辖军政机构之一，设于丰州。[26]为了加强管理，朝廷派专人到各地去调查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时，为了体现对冶金业的重视，辽朝皇帝有时也会去矿区视察，如辽景宗在天赞六年游幸时，曾去一处银矿“观银冶”。

(四)吉林、黑龙江地区

[2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1).

位于黑龙江泰来县的辽泰州是辽上京边远地区的重要宫卫州，也是辽设在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曾置德昌军节度使司。城内的建筑遗址分布密集，其中在中部偏东的位置发现有面积较大的冶铁作坊区。[17]

(五)北京地区

北京延庆县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辽南京附近的重要冶炼区，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保存炼铁炉最多的辽代矿冶遗址。由矿山、冶炼、作坊及生活区遗址构成，其中发现矿山5处、冶炼遗址4处、作坊及生活区遗址3处。[18]

[18]刘乃涛.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J].大众考古，2015,(4).

从上述各地区所发现的矿冶加工遗址遗迹来看，一些规模较大的矿产区在辽代都已经被发现并被开采利用，很多采矿区周围都有冶炼设施；而金属加工作坊都位于城址内部。

二、辽代的金属器物

契丹人在生活、生产中广泛使用金属器物。近些年，在辽代的城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金属器物，通过这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到辽代金属器物的制造加工达到了较高水平。

YANG Yang, JU Zhi-guo, YUAN Ming-yuan, LI Rong-xian, ZHANG Hui-qun, NING Zhong-ping, FANG Ming, LI Xin-ming

(一)金银器

辽代的金银器多出土于墓葬，种类有装饰品、生活用品、鞍马具、丧葬用具和祭祀用品等。1954年发掘的赤峰大营子辽墓一号墓是辽驸马赠卫国王墓，该墓虽然早年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有金球、金钮扣等饰品，银杯、银壶、银箸、银碗等若干生活用具，3套鎏金银马具、3套鎏金铜马具、1套错银铁马具及一些包金错银类武器。[19]1992年发掘的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中也出土了大量金银器，有金戒指、金手镯、金耳环等金饰件，银盆、银勺、鎏金银壶、鎏金银杯、鎏金银盒、鎏金银罐、金花银碗、金花银簪等银器，还有佩戴于死者头部的金制或银制面具。[20]这些金银器品类丰富，做工精致，反映出契丹人金银器加工的较高工艺水平。

辽代对金银的提炼工艺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能够提炼出含量在90%以上的金和含量在95%以上的银。[21](P.71)这为金银器加工奠定了良好基础。辽代金银器的加工技术主要吸收自唐代，综合运用了铸造、焊接、掐丝、挫磨、抛光等多种工艺手法，同时采用团花的模式和高浮雕技法，此外还有鎏金、贴金等工艺。

词汇是文本中最小的语义单位，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能最直接的反映民族的特有文化。所谓“文化负载词”或“文化承载词”就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2）。在总体结构上，岭南文化可分为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三个组成部分。（仲伟合、左岩，2015）包含饮食，服装、交通等大量的物质文化负载词，如：云吞、叉烧、粿汁、卤鸭、点心、大排档等。传统节日、春运、花市、族谱等社会文化负载词。如碉楼、秦琴、粤剧等精神文化层面的负载词。

(二)铜器

辽代遗址中发现的铜器也很多，种类丰富。有日常生活用品，如镜、灯、锁匙、盆、铲等；饮食器具，如碗、著、勺、壶、盘等；装饰品，如戒指、手镯、冠饰和其他小饰件；马具饰件，包括带饰配件、鞍具配件、带扣等；丧葬用品，如铜丝网络和铜面具、铜靴垫等；佛教用具，如造像等。此外还有数量较多的铜钱币。

在过去近六十年的编程历史中，编程语言的抽象级别不断提高，人们都在努力让编程语言更有表现力，这样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代码完成更多的工作。笔者经过查阅资料发现：如今影响力较大的趋势主要有三种，“声明式的编程风格”(包括“领域特定语言”及“函数式编程”)、“动态语言”(其最重要的方面便是“元编程”能力)以及多核环境下的“并发编程。此外随着语言的发展，原本常用的“面向对象”语言，“动态语言”或是“函数式”等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各种主要的编程语言都受到函数式语言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讯 英国和欧盟日前就“脱欧”协议草案内容达成一致引发英国政坛波动，多名官员因不满草案内容辞职，首相特雷莎·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面临挑战。当地时间11月16号就有英国保守党议员表示，预计下周会宣布针对特雷莎·梅举行不信任投票。根据保守党党内规定，一旦有15%的保守党议员致函党内“1922委员会”主席要求举行不信任投票，将触发对首相领导权的挑战。也就是说，要想发起不信任投票，在315名保守党议员中需要48名议员致信。

辽代铜器的材质有青铜、黄铜和少量红铜。铜器加工工艺主要分为铸造和锻造。1981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在豪欠营村的辽墓中清理出一具女尸，女尸身穿铜丝网络，脸戴鎏金铜面具。[22]网络由粗0.5～0.8毫米的铜丝编成，铜丝直径较细、粗细均匀，六边形的网孔纵横相连、层层相套。通过对铜丝网络的化学成分分析，发现铜的纯净度较高。这也说明辽代的炼铜技术很好，已经能够炼制出较纯净的铜。辽代铜器中有为数较多的黄铜器，这也是辽代冶铜加工业比较独特的一个方面。我国有意冶炼黄铜开始于五代至北宋时期，而在铜中添加金属锌使之成为黄铜的铸造工艺，在明嘉靖年间才开始普遍使用。[23]辽代遗址中出现的黄铜器是因为独立掌握了黄铜冶炼技术，还是由来自波斯等国的原料制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铁器

契丹人生产、生活中使用最为广泛的金属器是铁器。日常用具有灯、熨斗、剪刀、锥、门扣、锁匙、漏勺、炉、桶、锅、钉等，生产工具有铲、斧、钳、凿、锛等，农具有锄、镰等，武器有剑、刀、矛、镞等，车马器有马镫、马衔、马镳、铃和各种车部件。

丰富的矿藏和冶铁业的发展，为辽朝铁器的生产加工提供了前提条件，而生产生活中对铁器的大量需求，也推动了铁器加工业的发展。辽朝冶铁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渤海工匠的传入。辽灭渤海国之后，大量渤海人被迁到契丹本土建立州城。《辽史》载：“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8](卷60《食货志(下)》P.1032)。上京道和中京道的十几个州县，有的完全是因安置渤海人而建，有的则有不少渤海人居住。渤海人擅长炼铁及铁器加工，将冶铁加工技术带入了辽朝。《契丹国志》记载：“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24](卷24《王沂公行程录》P.230)契丹人的铁器加工工艺较为先进，在吉林农安万金塔基中出土的薄铁小塔，厚0.8厘米，由铆钉和子母扣接合而成，体现了辽代较为高超的锻造加工工艺。[25]

三、辽代对冶金业的管理

[24]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脑出血(ICH)是指脑实质内的出血,以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出血最为多见[1]。我国的ICH患者主要是由高血压病诱发,所以我国一直沿用高血压脑出血的诊断。高血压脑出血的发病年龄为25~85岁,男性的发病率略高于女性[2]。随机抽选我院收治的50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资料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临床护理干预效果。报道如下。

(一)对矿产资源的管理

除矿冶遗址遗迹外，河北地区还发现了一些金属器物加工作坊遗址，主要有北安州的铸铁和铸铜作坊址以及著名的柳河馆与打造部落馆。位于河北隆化县城北的土城子城址，存有大量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物，其中大多数是辽、金、元时期的。遗物则中有大量铁器，有一些铁器是铸而未用的，大部分是用后废弃的，器物类型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马具等。[14]在城址的东北角有面积约300平方米的铸铁遗址，还残存部分熔炉，炉体由青砖砌成，炉外有大量铁炼渣。[12]在北安州故城的北侧发现铸铜作坊，破坏严重，只留有一处铜器窖藏，在窖藏的土层中混有灰土、烧土和炼渣，出土残破铜器300多公斤，铜器的种类主要是炊器。土城子城址应是辽代中京道北安州的治所，考古发现表明这里也是辽金时期铁器铸造中心之一。在滦平县白旗乡还发现一座炼铁炉，炉为立筒式，直径有2 米多，炉内积存大量炼渣和木炭屑，当为冶铁遗址。[15]遗址周围发现了大量辽金遗存，与文献记载中提到的渤海人居住的“柳河馆”地理位置相近。在距离此处70余里的隆化县韩麻营村有“打造部落馆”，这里所用的锻铸原料可能都是取自“柳河馆”。 “柳河馆”与“打造部落馆”是辽代设置于古北口至辽中京之间的馆舍，在这两处馆舍所在地附近发现有冶炼遗迹，说明其也是辽代重要的冶炼中心之一。

一般发现矿产资源后，辽政府便会在当地设置坑冶进行开采，并将俘虏的汉族居民和手工业者安置在周围，形成矿冶和加工中心。辽代矿区集中分布于东京道和中京道。《辽史》记载：“长乐县，本辽城县名。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8](卷37《地理志一》P.506)饶州是辽代早期在唐松漠都督府基础上修建的一座城址，所辖的三个县都是渤海国迁来的居民，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技术，带动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使饶州逐渐成为地区性手工业和商贸中心。《辽史·地理志(三)中京道》记载：“泽州，广济军。下，刺史。本汉土垠县地。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8](卷39《地理志三》P.548)大量采矿中心的形成，为辽代金属加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使遍布城镇的金属加工作坊得以兴盛。

(二)对金属加工的管理

辽朝政府在管理矿冶的同时，对金属加工也进行一定的管理。辽代城镇大都有加工金属器物的作坊。辽宁铁岭昌图八面城城址是辽代东京道所辖的一座重要城址，是当时南北交通线上的重镇。[27]城内出土了“韩州刺史”铜镜和“柳河县印”铜印，该城应为辽代的韩州与金柳河县治。在城址中还发现了铸造犁铧、犁镜和趟头的铜范，可见当地有铸造农具的作坊。位于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的辽代利州城址，出土有童子四亭纹铜镜，在铜镜边刻有“利州□□官丘”款，可知当时利州已经有制作铜镜的作坊，“丘”字应是验纪官的名或姓。[28]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出土的一件铜葫芦形器的铜扁带上刻有“匠盂文恭”的字样[29]，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墓中出土的金制带扣上錾有“匠郭俱造”字[30]，显示其出自金银器制造作坊。金属加工作坊和工匠在自己制造的器物上刻记号，这是辽代对金属加工进行管理的方式之一。

(三)管理机构和职官

辽朝对冶金业实行分级管理，设有监、冶、场、务、坑、井等分级管理机构。《辽史》有关南面官设置中记载：“上京盐铁使司……自涅里教耕织，而后盐铁诸利日以滋殖。”[8](卷48《百官志四》P.897)盐铁司是辽政府设置对盐铁业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职官为盐铁使。《辽史》中有“北面坊场局冶牧厩等官……铁坊……已上坊官……五冶，未详。太师，已上冶官”[8](卷46《百官志二》P.820)的记载，反映了辽朝冶金业管理职官的情况。河北丰宁在辽时属中京道，这里黄金储量和产量都非常丰富，丰宁县五道沟门一处辽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随葬品，显示墓主人身份特殊，可能是辽政府派驻在这里专门管理黄金生产的官员。[31]

石刻资料中也有一些关于辽代冶金业管理官员的记载。在耶律羽之的墓志铭上，记载他曾“加太傅判盐铁”[20]；在《大辽故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铭》中提到“昭文馆直学士知盐铁使事邓中举奉厝灵柩以营葬事”[32]。耶律羽之与邓中举，都曾担任盐铁司首官，属于国家级监管盐铁的官员。辽朝有专门从事银器加工的“银院”，由政府设官管理。如《朝阳东塔经幢记》记载建塔施主是“捨手打棺银院使丁仁宪”；《韩绍娣墓志》上记载墓主韩绍娣曾“监当银院”。[33]院使、监院当是管理“银院”的官员。《丁文逳墓志》记载墓主丁文逳“旋出为景州龙池冶监。其冶铁货岁出数不供课，比来为殿罚者殆且十数人……亲时铸炼，所收倍于常绩”[34](P.554)。景州属南京道，在今河北遵化附近。丁文逳担任的景州龙池冶监当是管理冶金业的地方官员。

《辽史》记载：“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曷术’，国语铁也……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8](卷60《食货志下》P.1032)契丹人自建国初就重视冶金业，兴冶采炼，制作金属器具，并设置专门机构加以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辽代城址、墓葬中冶铸加工遗址遗迹的发现和大量精美金属器物的出土，以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反映出契丹冶金业的发展状况和工艺水平。

对辽代冶金业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史料中对契丹人的采冶加工技术介绍得非常少，对金银器、铜器和铁器的制作工艺也鲜有提及。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还需要深入发掘考古资料。

[参考文献]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当下的工程机械噪声原理主要分为两种：①工程机械在正常运行时候进行气体交换时造成的“空气动力噪声”。常见的例如风扇噪声，进气噪声，排气噪声等。②工程机械在运行时自身震动产生的噪声也成为“结构力噪声”。在工程机械中一般“结构力噪声”噪声源一般为工程机械的大功率高转速的发动机。工程机械发动机的“结构力噪声”又被分为燃烧噪声与机械噪声两类。除了“空气动力噪声”，“结构力噪声”这两类噪声外还有因为液体在管道中流动时造成系统压力改变的引起震动而产生的“液压系统噪声”和因为二次振动引起的“板辐射噪声”等。

[2]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17]张柏忠.辽代泰州考[J].北方文物，1988,(4).

[4]林西县文化馆.辽饶州故城调查记[J].考古，1980,(11).

综上所述，经过TBL、CBL、PBL融合教学法在八年制临床医学生病理实习课中实践提高临床思维综合能力，为打造较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医学专门人才奠定基础，对提升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5]林西县文物管理所.辽饶州及长乐临河安民三县调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5).

[6]张郁.内蒙古呼和浩特郊区毛不浪的辽代城址[J].考古，1962,(11).

[7]崔德文.辽代铁州故址新探[J].北方文物，1992,(2).

[8]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岫岩满族博物馆.辽宁岫岩县长兴辽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9,(6).

[10]裴耀军，陈莉.辽金元时期辽北地区的建置及交通综述[J].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7,(2).

苦荞(Fagopyrum tataricum (L.) Gaertn)是药食两用杂粮作物，具有耐瘠薄、耐冷凉、生育期短、易存活等特点，在黄土高原高寒冷凉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生产优势[12]。目前对苦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质资源、利用价值[13, 14]、农艺性状[15]、栽培技术以及水分对苦荞生理生态的影响[16, 17]等方面，而已往有关作物耐低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水稻[1]、小麦[18]、大豆[19]等主要粮食作物上，而有关苦荞耐低磷胁迫机制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11]王兆生.龙烟铁矿矿区发现辽代炼铁遗址[J].文物春秋，1994,(1).

[12]田淑华，石砚枢.从考古资料看承德地区的辽代矿冶业[J].文物春秋，1994,(1).

[13]黄信,等.承德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址勘查报告[J].文物世界，2008,(5).

[14]郑绍宗.隆化皇姑屯辽北安州及其附近遗迹调查简报[J].文物春秋，1991,(7).

[15]承德地区文物管理所，滦平县文物管理所.河北滦平辽代渤海冶铁遗址调查[J].北方文物，1989,(12).

[16]陈相伟.吉林怀德秦家古城调查记[J].考古，1962,(4).

[3]姜念思，冯永谦.辽代永州调查记[J].文物，1982,(7).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在分析过程中，多组间的数据比较处理采用One-way ANOVA方法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9]郑绍宗.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6,(3).

吉林公主岭市秦家屯镇发现的辽代城址被认为是辽代东京道所属的信州。[16]城内在距古城北门约500米、与西门相对的地方有一处大土包，土包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150米。考古试掘的探沟显示，在50厘米以下的地层中有三层明显的铁矿渣堆积，每层铁矿渣之间夹杂着木炭灰、铁矿渣和炭灰厚10～20厘米左右。吉林省榆树县大坡古城，被认为是辽代宁江州。大坡古城建于辽晚期，是主要用来防御女真族的军事重镇。[2](P.141)古城南城墙外东北角处有面积较大的居住遗址，附近有冶炼作坊和粮仓建筑。

[21]王志强.吐尔基山墓金银器的纹饰和成分[A].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四次学术年会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2]吉成章.豪欠营第六号辽墓若干问题的研究[J].文物，1983,(9).

再给他们介绍“生物圈二号”的案例，引导学生思考“生物圈二号”失败的原因。让他们了解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和微妙的关系，不是人类能够轻易模仿出来的。认识到人类对地球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必须尊重大自然，激发他们更加珍爱地球和探索地球奥秘的热情。

[23]李延祥,黄全胜.倭铅勾金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8).

辽代冶铸业和金属加工业是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辽朝政府对其十分重视，专门设置机构进行分级管理。《辽史》记载：“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8](卷37《地理志一》P.499)上京盐铁使司就是管理盐业和冶金业的中央机构。此外，地方也设有专门的冶金业管理机构和官员。

[25]刘振华.农安万金塔基出土文物[J].文物，1973,(8).

[26]何天明.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6).

[27]王禹浪，郭丛丛.辽宁地区辽、金古城的分布概要(三)[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3).

[28]喀左县博物馆.辽宁喀左县辽代利州城址的调查[J].考古，1996,(8).

[29]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

[30]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J].考古，1978,(2).

[31]张汉英.河北丰宁五道沟门辽墓[J].文物春秋，1996,(2).

4.1 结论 以杭州龙井品牌为例对农业品牌真实性、网络口碑和顾客价值共创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主要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32]计连成.辽庆陵又有重要发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2).

[33]张国庆.辽朝手工业门类与生产场所考述——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是作为金融市场的创新商业模式，拓宽了市场的融资渠道，其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将金融产品不断的丰富与传播，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发展的福利，同时也将资源配置效率大幅度提升，因此通过财务风险防范的方式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确保互联网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各项风险降到最低，才能够为我国经济做出更加大的贡献，也是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希望本文的拙见能够对相关人士有所帮助。

[3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出版单位发行的图书专业性强，并且能满足广大读者学习需要时，图书的预约就愈发频繁。图书馆可圈定上一学年图书预约率高的出版单位，分析一下这些单位发行的哪些类图书上一学年受到在校生的欢迎。根据上述的调查结果，图书馆可调整下一学年购买此类图书的复本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