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老年人口增长迅速，养老需求与日俱增[1]。然而，老年产品却十分匮乏，养老服务严重短缺，供需矛盾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不断探索养老服务供给新模式意义重大。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相关研究大多将养老服务归入公共服务进行分析，这可能与国家体制环境有关，同时也说明养老服务与公共服务市场化存在共性。综合来看，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养老服务市场化相关概念的界定。Li Chun(2013)用“市场化”来表达垄断性公共部门全部或部分职能向私营部门或不同竞争性公共部门转移的过程，并强调了市场化竞争性本质特征，将广义服务市场化概括为四种方式。[2]其中，服务外包是市场化最普遍使用的形式[3]，包括与其他政府、私人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签订的外包合同及联合承包合同四种[4]。二是讨论服务市场化安排的决定因素。包括降低成本、改善服务、提高管理灵活性及减少公共垄断低效率等经济性因素。[5]政治势力、财政压力、官僚制惯例和服务需求增长等政治性因素也被考虑在其中[6][7][8]，正如萨瓦斯所说，“私有化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而非经济行为”[9](P.114)。此外，消费偏好、文化习惯等社会性因素也是其市场化的主要原因。[10][11][12]三是服务市场化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市场化安排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为什么结果迥异？哪些因素影响了市场化制度安排的绩效？学者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许多尝试与探索。这些条件包括有效的契约安排、服务考核与监督机制、信息透明与有效传递、有效竞争机制等。[4][13][14][15]上述研究对于理解市场化绩效差异十分重要，但缺乏对因果机制的深入理论探讨。此外，这些因素间相互独立，并未形成一个体系，也使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受到质疑。

为弥补这一缺憾，蔡长昆(2016)提出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绩效分析框架，将制度安排影响因素与制度绩效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研究的弊端。他认为，市场化绩效核心因素是围绕契约安排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在交易成本视角下这种制度安排嵌套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之中。因此，制度环境属性是影响绩效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什么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制度安排更有可能取得成功。[16]这一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笔者深以为然，但同时提出几点看法。首先，制度环境对制度绩效是间接影响，二者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由于制度安排存在差异，不同的制度环境可能产生类似的绩效。不同时空条件具有现实性、长期性，正式抑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对于政策决策者而言，制度安排或许是更重要的控制因素。其次，契约安排的治理机制嵌套在制度环境之中，但文中对两者的内生性关系并没有进一步更为详细地说明，对契约治理机制内部复杂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没有更多地展开分析。此外，本文认为制度安排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微观经济主体，特定的制度安排通过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效应影响着绩效水平的高低，对这一过程展开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变量间复杂的作用机制。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将围绕以下内容展开。首先，运用比较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理论对养老服务市场化的经济学逻辑进行梳理；接着，针对服务外包中出现的问题讨论契约治理机制设计方案及其对第三方的激励约束效应；然后，对契约治理机制内部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相互作用关系作简要分析；最后，给出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其他文献从宏观角度研究制度绩效不同，本文从微观角度分析契约治理机制对经济主体的激励约束效应，并提出具体的契约设计方案；第二，摒弃静止孤立的研究方法，从动态联系的视角对契约治理机制内部的复杂作用关系进行分析，探索不同条件下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的作用边界及影响机制。

二、政府委托第三方提供养老服务的经济学逻辑分析

服务市场化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过程，既存在成本也存在收益[16]，且不同环境条件下成本收益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比较从科层制向市场化转变过程中成本收益的变化，试图解释第三方提供养老服务的动因，并讨论其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委托第三方提供养老服务收益分析

一般认为，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存在X—非效率。原因在于政府的行政性垄断地位使其外部市场竞争压力减弱，加之组织内部层次多、机构庞大，存在信息不对称及多层委托代理问题，在此条件下代理人更容易偷懒。若无适当配套激励，“偷懒”将是主动自发行为，久之变成了一种习惯，称之为“惰性”。这种与传统“经济人”假设对立的现象即为X—非效率。故而，人们认为市场化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X—非效率。但相关研究显示并非总是如此，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领域，由于服务契约并不存在于竞争性环境之中，因此，市场化所预期的高收益并未成为现实。*X—非效率理论涉及市场环境(ME)、企业组织(EO)和经济效率(EE)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EE=f(ME,EO),表示企业行为是惰性和环境双变量的函数，不仅取决于企业组织特征，还受环境特征影响。因此，在竞争不充分的环境下，经济效率可能表现不佳。竞争是许多市场化成功案例的根本所在，但在缺乏竞争、公共管理能力下降的情况下，通常从服务外包契约中获得的收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3]正如Pack所说，“竞争性招标对于揭示成本小、质量优的生产者是必须的”，而这个目标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无法实现。[17]竞争通过揭示生产者私人信息，使政府发现最佳潜在合作伙伴变得容易，在减少高昂搜寻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均衡价格水平，提高了服务质量。[18]因此，在有效竞争环境下的养老服务市场化可以产生X—效率。

在配电网中，由于受到变电站选址和通道受限的影响，往往需要对已有变电站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长期负荷增长需求；但由于现场施工条件限制和电网安全规程要求，不得不选择全站停电改造，且改造周期较长。以某地市公司110 kV变电站为例，停电时间长达5个月，在此改造期间，配电网运行压力巨大，能否平稳度过负荷高峰时期，缺乏理论支撑和可行性论证，施工中能否安排全站停电进行升级改造缺乏有效规程参考和指导意见。

其次，政府直接提供养老服务会使庞大的政府规模进一步扩张，巨额管理成本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在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急需政府转变职能、缩小规模以节约财政开支。市场化能够节约成本，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灵活性，带来更多的创新研发活动。[3][10][12][19]竞争机制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最大程度避免资源浪费。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企业家时刻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动向，不断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为使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不断创新生产技术、改进组织管理方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增加服务专业化程度，从而使其生产率超过行业平均生产率，获得超额利润。在再生产环节企业家决定利润分配，将部分资本投入到研发环节进行创新活动，以求充分挖掘企业潜在生产能力，已达到未来获得更多利润的目的。在社会服务领域这种冒险行为对科层制的政府来说困难程度激增。

此外，缺少公民参与及权力制衡机制也是对政府提供服务诟病的主要因素。[2][10][11][16][18]在私人产品市场上，消费者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商品与服务。如果认为厂商损害自身利益可要求赔偿，若拒绝赔偿，可向法院或第三方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但在传统公共服务市场上，政府既是服务提供者又是市场监督者，要求其自我监督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公众的合法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市场化安排通过引入权力制衡机制对经济主体道德风险产生威慑力，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加之公众普遍参与促进了服务信息的协调、交流，在降低政府监督成本的同时，也使得经济主体权责明晰、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

我喜欢《水浒传》，是因为喜欢书中之人，觉得108将一个个是英雄豪杰，一个个都可敬可爱，连偷鸡的鼓上蚤时迁也不例外。可是，在近来的一天夜间，我忽然有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这108人不是在书中电影中电视中，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还是那么可爱可敬吗？不，不仅不可爱可敬，还会让我感到十分惧怕。

(二)政府委托第三方提供养老服务成本分析

本文将服务外包产生的成本归结为三点，即委托代理成本、政府寻租腐败成本、市场竞争不充分效率损失，并从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探讨三者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

政府委托第三方提供养老服务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委托代理问题。一是服务质量难以保障。服务可测性直接关系到供应商机会主义潜能，影响委托代理成本。服务可测性*在这里，服务可测性指的是确定服务数量和质量的绩效衡量标准及服务过程监督的难易程度。越低，代理方机会主义行为被识别并被惩罚的概率越小，因而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也越高。[20]养老服务效益抽象，服务质量、服务水平难以衡量，监督活动又存在极高的成本。养老服务企业利用自身专业优势，隐藏行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机会主义行为屡见不鲜，养老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二是服务对象“逆向选择”。企业拥有业务经营优势，掌握大量服务对象信息，据此可推测其服务需求及服务风险，从而选择服务风险低、服务期望利润高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因此，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导致急需照顾的老年人得不到服务，降低了服务效率。三是服务资源配置扭曲。政府在与第三方合作过程中会给予部分服务各种形式的补贴、奖励，目的是激励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但由于企业具有逐利属性，往往只对政府给予补贴的服务项目进行投资，对老年人其他方面的需求置之不理或关注较少，从而使得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出现扭曲，整体效率不高。

一是完善征收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和《物权法》第42条规定的土地补偿标准主要依据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对土地被征收后的用途和收益缺乏考虑。为保障农业领域PPP稳定发展，应当建立征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与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挂钩的制度，以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竞争压力的存在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在可比较的环境中，机会主义行为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契约终止风险。[21]通过竞争性投标过程可以得到最低价格和最优质量，并揭示真实的私人信息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创造效率契约。[22]但在市场化过程中，常常不满足充分竞争条件，原因在于服务的另一个特征——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指的是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一旦形成便很难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因素分为三类，一是资产本身专用性，二是资产地理区位专用型，三是人力资本专用性。。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事前专用性投资对事后交易收益产生影响[23]，在交易中专用性资产投资比例越大，在投资完成后被“敲竹杠”的风险就越高，通常来说，企业会寻求包括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内的社会纽带来避免“敲竹杠”损失。[13]显然，这给腐败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企业与政府间的网络化关系限制了市场的有效竞争。[11]不仅如此，在交易达成过后，这些专用性资产会在后来的讨价还价中为第一个契约获胜者创造优势，对潜在进入者造成可置信威胁，从而形成策略性进入壁垒，阻止后来者进入，进一步加大市场垄断风险。[4]此外，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职责被重新塑造[24]，政府与公民间的关系变得比单纯服务提供者与客户的关系更为复杂，这种微妙的变化给权力主体寻求市场准入租金、信息租金等提供便利，更加深了政府官员对腐败的痴迷程度，让市场化安排陷入严重的寻租困境之中[2]。

如前所述，经济主体间显性及隐性契约关系的有效性是市场化制度安排绩效的核心因素。因此，本文接下来讨论显性契约、隐性契约设计问题，分析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约束效应，并阐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三、最优显性契约构建及激励约束效应分析

古典契约理论强调一种理想化的契约关系，假定契约是完全契约。在新古典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条件下，“完全契约”能对交易中所有问题进行清晰地界定，因而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引入信息不对称后，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从违约索赔与惩罚转向契约合理化设计，认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合理、全面的正式契约，即显性契约。以下讨论信息不对称下的最优显性契约设计方案并分析其激励约束效应。

(一)最优显性契约构建

根据契约理论，信息不对称时最优显性激励契约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优化设计。第一，尽可能准确度量服务效益。本文认为，养老服务效益是伴随着服务过程出现的，能够额外带给老年人生理及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这种生理健康水平及心理满意程度难以量化，不同于一般货币性收益的直观可见，其测量难度大大增加。因此，需要针对养老服务行业的特性建立一整套“核心参照指标”，从而避开测量技术上的困难，科学、准确地评估养老服务绩效。此外，服务过程中有效的监督及对违规企业严厉的惩罚机制也能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从而保障服务效益的实现。第二，尽可能剔除掉外部冲击的干扰。有两种办法。一是先相对准确地获得有关外生随机扰动项的信息，再将其从最优显性契约中剔除。相对业绩比较理论认为，最优薪酬契约中应引入相对业绩指标，用以剔除管理者能力之外的系统性风险影响，其好处在于能够提供更多的单一业绩薪酬契约不具备的最优额外信息，从而降低道德风险。[25]二是尽量使外部冲击影响最小，以致其对效益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外部冲击影响是决定性的，那么努力程度将无关紧要，最低努力水平将是服务企业的最优选择。因此，降低外部冲击方差能够减少激励成本。

(二)最优显性契约激励约束效应分析

一般来说，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是交易主体在契约成本约束下为追求交易效率所进行的契约安排。[29](P.51)显性契约是正式的涉及法律的契约关系，主要依靠第三方强制实施。在契约中作为执行判定标准的相关内容满足可证实的条件下，显性契约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时的机会主义问题。[30](PP.85～87)否则，因无法依靠第三方强制实施，显性契约就会失去效力。隐性契约是非正式的不涉及法律的契约关系，一种没有具体形态的默示条款，其效力根源在于潜在利益的约束。在信息对称情况下，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易被察觉，显示经济主体内在特质的信号——声誉——能被较为准确地预期。因此，在长期博弈中，企业机会主义倾向降低。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使用贝叶斯法则修正参与人类型的预期与其真实类型间偏误增大，将会限制声誉机制效力的发挥。

关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来龙去脉，以往人们多根据范仲淹一系“君子党”的言说系统做判断，实际上我们不妨从王拱辰的角度来看看这一案子的发生，北宋安焘为王拱辰写的墓志铭里写滕宗谅在庆州挥霍无度，“人情怨愤，无敢言者”，王拱辰了解到此事后，“遂具劾奏。朝廷方遣使薄责，而宗谅尽火其籍以自盖。公论奏益急。时执政大臣有欲薄其罪者，乃止削官、降虢州。公奏不已，又贬岳州”。墓志铭中干扰司法公正的“时执政大臣”，就是范仲淹。由于“君子党”的文学话语遮蔽，我们在历史上是很难听到王拱辰发出的声音的。［14］

四、隐性契约、声誉机制的激励约束效应分析

以三方治理结构为基础的显性契约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或抑制机会主义问题，正是因为那些写进契约作为执行判定标准的相关内容是可证实的。但并非所有条款都满足可证实条件，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依靠正式的显性契约借助于第三方力量规范治理双方交易行为无法成为现实，需要借助于以双方治理结构为基础、以交易关系依赖为支撑的关系型契约——隐性契约。

(一)隐性契约、声誉机制的价值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具有有限理性，不能完全预期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同时，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人们根据经济理性原则人为地将契约设计得不完善。由于契约中部分作为执行判定标准的相关内容很难被第三方证实或证实过程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所以契约实施存在困难。因此，大多数契约纠纷并非依靠法庭，而是依赖传统、习俗、信誉、文化等因素解决，这就产生了隐性契约的观念。其中，声誉机制一直被认为是确保契约绩效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显性契约的替代和补充，其能够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长期收益，进而改变其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决策。

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角度出发，一般认为，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过程中，由于参与人类型不是共同知识，参与人能够使用贝叶斯法则修正有关其他参与人类型的信念，并基于这种信念选择自身的策略性行为。[26](PP.177～189)所以，博弈参与人会设法选择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产生这种稳定信念的过程，就是声誉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一经济主体的声誉就是显示该经济主体行为倾向或不可观测内在特质的一种信号。[27](PP.37～38)因此，在交易活动中，有关经济主体的声誉状况就成为影响其长期收益最终结果的重要变量，声誉机制能够在约束经济主体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声誉机制对养老服务企业的激励约束效应分析

声誉是在长期重复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经济主体内在属性及类型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水平能够影响最终均衡结果，因而对经济主体行为选择产生激励约束效应。

首先，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包括服务开发商、中间商、运营商、金融服务机构等各类企业，具有严格的资格审核制度。平台上的企业直接面对众多服务对象交易。因此，交易重复进行且相互关联。企业签订的实际上是一种长期关系型契约，并且交易频率越高、次数越多，声誉效应越显著。其次，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由政府相关部门运营管理，形成政府评估、第三方监督、消费者反馈多维度科学评价体系，保证声誉评价客观准确。随着云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信息传播渠道进一步拓宽、传播速度加快，不仅在平台上能快速浏览，还能通过智能设备APP、手机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快速传播，从而能够对平台上的企业维持声誉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最后，企业入驻平台初期，需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一旦发现违约行为，所缴保证金将被扣罚，信誉水平将被下调。有严重违约行为的企业，除负相关法律责任外，还会被平台拉入黑名单，拒绝其再次入驻。这种可置信威胁不仅能够加大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还能够对市场上其他潜在参与者产生警示作用，使声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2.声誉机制对养老服务企业的约束效应 一是个人实施约束效应。养老服务企业一旦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其真实类型就会被博弈参与人发现，服务对象可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拒绝再次与服务企业进行交易。二是第三方实施约束效应。声誉模型中，一方为长期固定参与人，另一方为不固定参与人。对于每一位消费者来说，博弈只有一个阶段，其本人并不能对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企业实施惩罚。但由于欺诈信息可传递给其他潜在博弈参与人，因此，对欺诈者惩罚可由第三方实施。三是社会实施约束效应。根据社会嵌入性理论，养老服务本身具有社会嵌入性[28]，并非仅与经济因素有关，更涉及伦理道德等问题。如果养老服务企业存在违约、弃养等机会主义行为，不仅要受到法律制裁，更会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精神上的打击远比经济损失严重得多。因此，把原博弈嵌套进社会范围更大的博弈中，无疑是对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最大的约束。

3.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促进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分析 声誉机制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包括交易可重复进行、信息披露与传播有效及存在可置信威胁三个方面。[27](P.45)本文认为，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可以促进声誉效应发挥作用。

1.声誉机制对养老服务企业的激励效应 一是信号传递激励效应。在经济活动中，每个养老服务企业都希望给市场上其余参与者传递对自己最有利的信息，比如向消费者传递服务质量优良的信息，向潜在合作者传递信誉良好的信息，向融资机构传递投资风险小的信息等，这些有利信息会在未来交易中帮助企业减少大量交易成本，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二是信息甄别激励效应。好企业比质量较差企业更易于维持声誉，因为质量好的企业由于其实力和能力相对较强，所以维持声誉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在长期博弈中，会产生分离均衡，好企业会形成一种竞争上的优势，提供高质量服务并获得较高利润。三是信息搜寻激励效应。由于服务购买行为发生前要进行相关信息搜寻工作，在庞大的声誉信息网络中找到合适的服务企业需要付出大量信息搜寻成本，而声誉好的企业更容易被识别和选中，从而能够缩短交易等待时间，提高交易总量，获得更多利润。

五、显性契约、隐性契约相互作用机制分析

契约治理结构能够重塑微观经济主体激励约束机制，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提高契约运行效率，进而影响制度安排绩效。因此，研究契约治理结构内部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的作用边界及相互作用机制十分必要。

由分析可知，信息不对称能增加委托代理成本，为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便利条件。而在最优显性契约安排下，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且努力表现的内在动力被激发。原因在于三个方面。其一，企业努力收益将更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外部扰动在最优薪酬契约中的影响被去除或大大削弱，企业所得收益与其努力程度间有更高的相关性，努力的外部性被完全或部分内在化，企业不过多承担能力之外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满足激励相容条件下，代理人有努力表现的内在动力机制。其二，企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机会主义行为更易被发现。养老服务业是典型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服务过程主要靠人力资本推动。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形式都有各自相对成熟的标准，服务信息隐蔽性较差。因此，企业的虚假行为很容易暴露。其三，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高。养老服务业固定成本高、必要资本量大，且部分资产具有一定专用性，因而，投资行为发生后会产生大量的沉淀成本。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被发现将面临严厉处罚，甚至被要求退出市场，这将使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因而，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降低。

总体而言，本文对养老服务市场化推广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为政府委托第三方提供养老服务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提供了参考思路。基于上文的分析结果，有如下政策建议。

[11]Hultquist A.,et al..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Rapid Growth on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 Provision and Delivery Arrangement Choices in North Dakota[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7,(7).

对于解释变量，本文引入两个虚拟变量：现金支付方式cash，现金和股票混合支付方式mix。如果cash=mix=0，则表示支付方式是股票支付。另外，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并购前一年的财务杠杆率leveragei，并购规模scalei，公司规模sizei，和成长机会tobinQi.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

 

信息对称性、可证实性与契约安排的匹配关系

  

信息可证实程度及其特征信息对称程度及其特征 信息可证实程度较高较低信息对称程度较高显性/隐性契约隐性契约较低显性契约显性契约+隐性契约

这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信息对称且可证实。这种情况下的信息搜集、信息处理相对容易，对交易双方权力、责任界定相对简单。因此，无论显性契约还是隐性契约都能够限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两者在效果上无显著差异。第二种是信息可证实但不对称。这种情况下由于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较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对参与人真实类型的信念与其实际类型存在偏差，贝叶斯法则失效从而声誉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信息问题影响契约主体的博弈能力，信息优势一方利用不对称信息将契约收益向自身转移，并且常常能避开声誉机制的束缚。这种情况下，需要借助强有力的显性契约规范代理人行为，对交易重要环节施加刚性约束，严厉惩处违约行为，降低契约风险，确保契约效率。第三种是信息对称但不可证实。这种情况下显性契约第三方治理机制失效，但仍可用隐性契约进行治理。原因在于信息对称度高，代理人的行为选择可被较为准确地观察，从而发现其真实类型。这种有关参与人类型的预期通过声誉机制影响代理人未来交易收益值，从而能够产生激励约束效应。第四种是信息不对称且不可证实。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尤其在养老服务业服务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单一的显性契约或是隐性契约都不能有效阻止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因此，本文认为最优的契约治理结构应是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的有机结合。二者在兼容基础上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从而达到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兼顾、即期收益与未来收益两全、自我执行与强制执行多策并举、刚性约束与柔性约束多措并重，共同减少养老服务企业的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在于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在当前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背景下，养老服务市场化模式应运而生。但市场化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安排绩效迥异。学者们明白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但忽略了中间变量市场化安排本身的复杂性。本文延续前人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研究，重点分析养老服务市场化过程中契约治理机制的设计方案及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约束效应，从而在具体制度安排与绩效间建立起微观分析机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围绕市场化契约治理机制展开，但标题中并未出现“市场化”“外包”等字样，而是采用“委托”一词凸显其契约关系本质。此外，文中对契约治理机制内部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初步和试探性的。两种维度不足以说明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的作用边界及复杂作用机制，这一领域还存在更大的探索空间。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此时此刻，我谨向全国水利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向关心支持水利改革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第一，健全市场监督惩罚机制。养老服务具有抽象性、隐蔽性，不易衡量其货币性收益，因此，一般契约中规定的根据最终收益支付相应报酬的方式在此并不完全适用，宜在契约存续期间对契约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采取政府或权威第三方随机抽查的方式，减少监督成本。对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违反合同规定的企业，一旦发现坚决严厉处罚，并将不良信誉备案，作为支付报酬时依据的奖惩清单及签订后续合作契约时的参考依据，加大企业违反契约的机会成本，从而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

倒不是因为他没考好，按分数，他比我们都高，上个重点本科没问题。但我们无法理解学霸的想法，他说：“要做就做到最好，要读就读最好的大学。”

第二，建立多维度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可从服务数量、质量、内容、形式、成本等维度准确度量服务效益，实现有效激励。具体而言，服务质量与服务满意度、服务效果正相关，可用相关指标进行评估。服务数量可由统计数据得到，建议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业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水平。服务内容以服务项目与老年人不同层次需求匹配程度进行评价，并考察服务个性化、差异化、人性化等指标。鉴于目前行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建议以国外先进服务标准为参照进行评估。服务成本可以政府直接提供相同服务发生的人均成本或市场上提供类似服务企业的人均服务成本为标准进行评价。

本次调查，企业用人规模为50-200人的比例为35.03%，占比最高；其次为用人规模为500人以上的企业，占总体比例的31.53%。如表1所示。

第三，建立相对指标“竞争标尺”。可横向比较的相对指标能够反映企业外部市场环境的优劣，如反映行业内部服务人员供给状况，技术进步情况、金融支持程度等。通过与行业内相同或相似规模企业服务质量、服务满意度、服务人员素质结构、服务信息化、设备智能化等指标进行比较，剔除某些行业共同性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不利时增加报酬，有利时降低报酬，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企业被错误惩罚及错误奖励的可能性，降低企业风险成本，使企业报酬与其努力程度关系更为密切，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第四，健全法规政策，完善法律制度。在法律制度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企业提供养老服务存在法律风险。为规避此类风险，企业常对老年消费者采用“价格歧视”“服务歧视”等策略。显然，这种“逆向选择”降低了服务效率。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责任主体。同时，企业的投资、生产、经营活动受金融、土地、税收、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通过改变企业预期进而影响企业行为。政策越是连续稳定，企业越注重长期利益，从而不断进行资本投资，改进技术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因此，降低政策风险，提高政策稳定性能够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第五，加强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属于公共品，运营维护的边际成本很低，由政府运营能克服不正当竞争的弊端。平台汇集各类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节省大量信息搜寻成本。政府作为协调机构，能够降低争端解决成本，提升老年消费者信心，促进服务交易总量增加。同时，平台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企业以往的服务表现和信誉等信息，消费者可据此获得对企业直观的了解，通过比照平台内其他企业做出最优选择。对企业来说，平台意味着一次性交易转向关联交易，企业短期行为不仅影响当期收益，更影响未来价值的贴现。因此，从长期来看，企业为实现未来利益总贴现值最大化，有积极表现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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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二年级，所有学生开始进行团体协作项目，共同完成研究项目。他们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为了回答各类型的社会问题，学生们需要从书籍和网络上收集信息，进行访谈，并为他们的案例总结一个合理的结论。这些研究项目让学生们充分利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从而完成信息评估。

[6]Ferris J..The Decision to Contract out:An Empirical Analysis[J].Urban Affairs Quarterly,1986,(22).

沈阳工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和上海皇廷酒店集团联合建立了“沈阳-上海双基地”项目，深化校企合作，加强校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力争做到校内基地经营常态化，校外基地操作熟练化。2017年，学校举办了“沈工皇廷学院”揭牌仪式。截至目前，校内基地开展了常态化的咖啡服务，学生运营，教师管理，在校内获得较好的口碑。此外，校外基地的opera培训教室也是学生掌握信息化软件技能的重要基地。

[7]Carver R.H..Examining the Premises of Contracting Out[J].Public Productivity & Management Review,1989,(1).

[8]Benton J.E.,D.C.Menzel.Contracting and Franchising:County Services in Florida[J].Urban Affairs Quarterly,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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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udge K.,J.Smith.Purchase of Service in England[J].Social Service Review,1983,(2).

按照上文分析，我们将信息对称性、可证实性与契约安排的匹配关系总结在下表之中。

[12]Wright,M.,et al..Improving ISC Performance through Outsourcing Considerations for Using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s to Increase Innovation,Capacity and Efficiency[J].Vaccine,2017,(17).

[13]Shou Z.G.,X.Zheng.Contract Ineffectiveness in Emerging Mmarkets:An Institutional Theory Perspective[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6,(46).

[14]Desrieux C.,et al..Putting All One's Eggs in One Basket: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3,(1).

[15]Cai S.F.,K.Ci.Producer Services Outsourcing Risk Control Based on Outsourcing Contract Design:Industrial Engineering Perspective[J].Systems Engineering Procedia,2011,(2).

[16]蔡长昆.制度环境、制度绩效与公共服务市场化：一个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16,(4).

[17]Pack J.R..Privatization and Cost Reduction[J].Policy Sciences,1989,(1).

“我觉得拿到MS很大的改变是，它给你一个机会去认识其他行业领军的人物，无论是金融界，还是文化或艺术界等。当你在某一个行业做到顶尖，你可能更容易去认识其他行业顶尖的人，这其实是对你思想上的一个扩充，对你逻辑的一个延展，对你见识的一个增长，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这可能是我拿到MS以后，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8]吴德胜,李维安.声誉、搜寻成本与网上交易市场均衡[J].经济学季刊,2008,(4).

[19]Amir H.,M.Warner.Privatization and Its Reverse: Explaining the Dynamics of the Government Contracting Process[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4,(2).

皮亚杰说：“儿童是具有主动性的人，他的活动受兴趣和需要所支配。”浓厚的兴趣，是作文的一种良性的、有力的刺激和动力的源泉。以前的老师讲得多、深、透，学生写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早已失去作文的兴趣。教师应创设宽松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充分尊重和相信每一位学生，注重以情感促表达。

自从2003年10月中央出台 《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东北，多次对东北振兴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大连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深入实施 “四个着力” “三个推进”，结合大连实际，围绕 “两先区”建设目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勇于创新，锐意进取，在全面振兴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东北全面振兴发展中领头羊和排头兵地位凸显。

[20]Williamson O.E..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3).

[21]Hart O.,J.Moore.Foundations of Incomplete Contract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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