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波澜不惊的文学批评界来说，张江先生自2014年以来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强制阐释的论文无异于投石冲开千层浪，迅速成为当下文学理论界的焦点性话题。时至今日，这一问题虽然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了最初的轰动效应，但在众多讨论中更为成熟，逐渐成为当下学者反思西方文化优缺点的一个平台。综观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文学理论界的中西文论之争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为该问题不仅与中华民族的近现代生存处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对于西方学术思想也不再是之前的学习模仿态度，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西方文学理论的缺陷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张江指出，“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途径”等四个方面是当代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主要表现，它们共同反映了当代西方文论日益脱离文本与语境的现实。[1]的确，在当代西方文论世界中，各种理论纷至沓来，将文学变成理论的角力场，使文学逐渐丧失其本体地位，进而沦落为理论阐释的牺牲品。强制阐释即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批判与反思。然而，当下西方文学理论界产生的这些现象并不只是哲学及其他学术思想越界的结果，也并非仅是当下西方学界突然兴起的学术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西方知识理念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些现象所折射的乃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背后的知识学困境。

为尔生来体态柔，因情感物寓风流。汝无血气何知觉，自是诗人想象来(“来”，此据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碧琳琅馆抄本，《全宋诗》作“求”，是,未知所据，当依韵改)。(后集卷一七杨柳门)

一、西方知识学的科学主义传统

从整体上看，伴随各种研究方法与解读方式的介入，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呈现出与传统迥然不同的形态。这其中固然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视角，但更多解读却严重干扰了文学理论的正常研究思路，甚至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观点纷纷登场，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然而，学术的发展特别是思维模式的形成并不会随便改变其基本文化形态，很多看似另类标新的文化观念恰恰是传统思想不断延伸思路的结果。尽管当下的西方文学理论现状已经迥异于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统，但从学理上看，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却与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以反传统面目呈现出来的西方文学理论，正是古希腊以来经验科学极度发展的结果。

对于古希腊先贤来说，一种知识之所以是学问就在于它的可验证性，即在经验范围内能够得出普遍有效的规律性。这一思路无疑对自然科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自然科学的真理性都必须在经验范围内得到确切的重复性验证，否则即不被视为科学。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同样延伸到人文科学领域，因而苏格拉底首先提出了关于美的本质的问题。[2](P.146)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具有其本质的规定性，这一规定性使其成为美本身。而且，从其与大希庇阿斯的论辩看，苏格拉底坚持认为美的本质规定性应该是可以通过经验科学的研究方式总结出来，尽管事实上直到论辩最后他也没有得出这一规定性到底是什么。虽然论辩本身没有结果，但苏格拉的论辩思路却初步彰显了古希腊人对于知识的态度：若对某一对象进行知识性陈述，则对象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必须具有可传达性，它必须经受得住经验科学思维的分析与探究。

目前,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已逐步出现,需要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资源。基于调查报告,我们整理了日本学术界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情况,见图2和图3。

回到竹溪街，何牦第一件事是写遗嘱。他共有五万元存款。这次去北京的旅费加住院费，花了一万六，何美宁办出院手续时，他站在何美宁身后，见何美宁把九千元钞票塞进医院的收银台时，心痛得快要流眼泪了。这些钱都是计划留给橘红的，是让橘红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和保证，上次在滨湖三医院住院，大病医疗出了百分之八十，自己还交了三千五，这次是全费，百分之百的自己交。交的不是钱，是希望，是性命。他活着的希望和意义，就是赎回年轻时的过失，让橘红过上好日子，把钱都花了，就算找到橘红，还有能力、条件让橘红过上好日子吗？那一把把的钱交得他心里发颤，好像受了惊吓似的，抖动。

这种对知识的理解方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述。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地指出：“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我们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到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3](P.15)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科学提出了根本的研究要求，也是对自然知识的简明概括，即自然知识必须精确认识到对象的本原、原因、元素，特别是确定对象的本原是什么，这既是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关键。显然，这是古希腊文化传统对科学知识的根本性理解，也是西方知识传统的根基。根据这种知识科学的要求，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四因说。他认为，回答“为什么”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原因，即对象的质料、形式、动力、目的。[3](P.60)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因说或许并不完备，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也使得科学知识与普通经验有了本质性的区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凡是不能予以分析说明并传授给他人的都不能称之为知识。“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与经验相比较，技术才是真知识；技术家能教人，只凭经验的人则不能。”[4](PP.2～3)知识必须知其所以然，即能够用逻辑语言进行完整的表达，而普通经验则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通过这种严格的理论分析，科学知识既获得了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也树立起自己的思维规范。亚里士多德不仅运用这一思维方式研究自然科学，他在研究文学时同样遵循该思维规则。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在定义“悲剧”时即根据自己的“四因说”进行论述。这种研究方式对于确定特定文学样式的内在规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思维方式看却是自然科学思维向文学领域的延伸。

古希腊的知识观念及学术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应用，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作为英国经验主义的奠基者，培根从哲学上肯定了自然科学的价值。培根指出：“要避免犯错误，我们就要钻研我们面前的两本大书，第一本是《圣经》，它揭示了上帝的意志；第二本是上帝的创造物，它们显出了上帝的权能。后者是通往前者的钥匙。上帝不仅用理性的普遍观念和言语的法则开启了我们的理解力，让我们了解《圣经》的真义，而且首先是开启了我们的信仰，引导我们充分地体会他的全能大德，这一点主要是凝固、铭刻在他的作品之中。”[5](P.36)培根并没有质疑上帝的权威，但却巧妙地将自然的地位提升到体现上帝德能的地步，从而为自然科学研究铺平了道路。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培根进一步提出要了解对象的构成形式，因为只有了解了对象的形式才能真正掌握千差万别的事物。通过普遍有效的形式来掌握变幻无穷的物质世界，或者从大千世界的无穷事物中总结出普遍有效的形式法则，这正是自然科学的精髓。培根对形式的要求实际上已经触及自然科学中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西方科学主义传统的重要一环。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强制阐释现象产生的另一原因则是人文学科内部的失范。在与自然科学与宗教神学分离之后，人文学科必须为自己建立规范法则并从自身内部寻求终极价值坐标。对此，狄尔泰将历史作为人文价值的根本源泉，也是个体自我存在的基础。历史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的前进方向，使自我达到合乎理想的状态。狄尔泰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幸福，也即获得某种价值完满状态，由此历史就成为个体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在狄尔泰这里，历史成为个体价值的终极根源，当然历史的意义也由无数个体所构建出来，历史的整体性与个体的自我性在价值维度上达成一种共振。然而，问题恰恰也在这里，历史整体与个体自我之间并不永远在同一维度上，在过去与当下之间仍然有诸多裂痕，狄尔泰无法从理论上弥补这一问题，因而陷入历史的循环之中。

[8]莱布尼茨.神义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随心所欲”几个字深深刻在我头脑里。在家时，我从不能随心所欲，即使晚上的时间也不能自由支配。作为无私派，我们必须把他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所以，可悲的是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加达默尔对人文作品的阐释方式凸显了理解过程的意义，但却给理解本身带来另一些可能的偏向。既然作品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呈现出特定的真理内容，那么作品本身的价值是否就取决于理解者的接受视域？进而言之，文本是否只是理解过程的一部分而缺乏存在的客观性？对于文本客观性的怀疑催生了新历史主义，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并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历史总是作为特定的文本出现并且受制于叙述者的叙述话语。“即使在最简单的散文话语中，即使在仅仅致力于再现事实的话语中，语言用法本身也会将一层间接意义投射到所‘描述’现象之下或背后。”[23](PP.118～119)历史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受历史叙述话语制约的意识之物，即使再客观的历史叙述本身也充满了话语虚构。

尽管莱布尼茨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洛克的观点，但就思维方式来说却同样遵循了科学主义的思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虽然脱离了物质性，但却仍然具有实体的特点。“单子并非别的什么东西，而只是包含于复合体中的单一实体。单一实体，即不含多个东西的实体……在没有部分的所在就不可能有广延，既无形状，也不可分解。”[8](P.481)而且在论述人类理智的形成时，他同样由经验科学入手。“触觉方面的性质中最重的是冷、热和坚实性。其它的触觉性质或者是在于可感觉的各部分的外形配置，如光滑和粗糙，或者是在于各部分的结合，如紧密、柔软、坚硬、松脆。”[9](P.95)显然，莱布尼茨也是从科学主义而非神学的角度来论述人类理智的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哲学的基本共识，发展到极致就导致了后来诸如人是机器之类极端观点的诞生。

鉴于科学理性的不断发展，康德对人类理性进行了极具革命性的分析。他将主体的认识能力分成时空观念和知性范畴两大类，并对二者之关系做了简要说明。康德指出：“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只有从它们的互相结合中才能产生出知识来。”[10](P.52)康德这一观点将人类科学知识的根源揭示出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共同时空观念，才使得数学知识具有着普遍有效性；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共同的悟性(知性)范畴，才使得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可能”[11](P.36)。康德解释了人类的自然科学及数学能力的产生根源及适用范围，同时也宣告了这一科学能力的边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数学能力都只能解决经验范围之内的问题，对超越经验范围的世界本质问题它无能为力。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康德将以往形而上学的本质论统统视为独断论，因为它们无法在纯粹理性中得到检验证明。

当康德划定纯粹理性的边界时，也在事实上为人文学科留下了空间。显然，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艺术并不属于科学理性的研究范围，因而也不能完全适用科学理性的研究方式。康德将人文学科的研究划归到审美领域，是《判断力批判》所要研究的内容。然而，判断力并没有固定的领域，在整个康德哲学体系中它只起桥梁作用，是联结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或者说它是从纯粹理性之真到实践理性之善的过渡。在界定“美”的性质时，康德也处处体现了这种中间性的特点，所谓“无利害的愉悦”“无概念的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主观的共同感”等无不显示了审美的中介性。[10](PP.37～76)审美的中介性也使人文学科陷入某种可能的错位，即来自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侵袭，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与道德哲学的思维方式同时向包括文学在内的审美艺术拓展了自己的领地，当代文学理论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康德这一分类的前瞻性。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从知识根源上看，当代西方文论中强制阐释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科学理性的不断扩张。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主流思想，科学思维一直试图在所有的领域都建立起统一的、具有普适性的认知模式，因而秉承这一思维方式的学者总是试图通过一种特定的认知模式完成对文学的理论阐释，而不同学者之间认知模式的差异则形成不同模式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试图努力建构起自身的理解范式，然而无论历史还是艺术都无法真正承担起终极价值根源的作用，这种理解上的先天缺陷使其最终陷入历史相对主义，而文本阐释也进入到无序状态。因而，正是科学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失范共同造成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乱象，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全面革新。

二、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

当康德将纯粹理性的应用范围限定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时，有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就需要新的理论范式。文艺复兴初期，尽管科学主义的思维已经开始显露出自己的面目，但由于宗教神学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影响力，很多时候这一思维仍然受制于神学的权威，这一点无论是培根还是笛卡尔抑或莱布尼茨都表现得相当明确，甚至以反叛传统著称的卢梭也不例外。虽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恢复了上帝的位置，但从理论上说，康德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已经宣布了上帝的退场。当科学理性无情地揭开上帝的神秘面纱之后，以往托庇于宗教神学的人文学科也必须重新为自己寻找内在规范。

在康德之后不久，叔本华即试图建立人文领域的新的理论方向。在叔本华看来，既然无法通过科学主义的方式来证明有关本体论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回身内视，从主体入手寻找世界的本质。“除了我自己的身体以外，我对一切事物所知道的只是一面，表象的一面；而其内在的本质，即令我认识其变化所从出的一切原因，对于我依然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是一个深藏的秘密……我的身体乃是那唯一的客体，即我不但认识其一面，表象的一面，而且还认识其第二面，叫做意志的那一面的物体。”[12](P.184)叔本华完全摆脱了宗教神学的影响，将意志作为世界的本质，从而使个体必须面对自我的生存问题。由于意志的驱使，个体始终处在盲目的冲动之中，从而注定是一个悲剧过程。在这样的理念下，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就凸显出来，因为在欣赏文艺时个体可以暂时摆脱意志对自我的驱使。只有在审美中，个体才能真正获得自由，摆脱意志带来的不幸，由此叔本华从生存的角度给艺术找到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也使艺术从表现上帝的光辉转向表现个体的生命价值。

如果说叔本华只是将研究的视线转向人文领域，使人文艺术从自然科学与宗教神学的双重压制下解放出来，那么狄尔泰则在努力寻求人文学科的知识价值根源。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无论科学知识多么发达都无法直接产生意义，在自然主义的认识论与价值论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的鸿沟，因而必须重新为存在寻找意义根基。“一个事实所得到的、作为存在于关于整体的意义之中的确定联系环节而存在的意味，是某种存在于生活之中的关系，而既不是一种理智性的关系，也不是把理性或者思想插入到事件的一个部分之中去的做法。意味是从生活本身之中显现出来的。”[13](P.13)狄尔泰认为，意义不能用理性分析的方式来获得，它只能从生活本身之间的关系中寻找，这是对科学主义向人文领域不断侵袭的一种明确拒绝，也是人文学科试图建立自身立法规则的一次尝试。既然科学无法为生存的意义问题提供终极答案，那么有关科学主义的原则在人文领域的有效性就不是普适性的，或者说科学在人文领域只具有部分有效性。有鉴于此，狄尔泰试图在人类整体存在中建立个体的意义坐标，即个体的意义只存在于与整体的关系之中。既然个体必须在与他者的共在中生成自我的存在价值，那么与他者的交流就成为建立意义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就成为人文学科的立身根本，因为人文学科不是对事实真理的证明，而是对价值意义的传达。

在建筑建设中对质量安全的严格监督，不仅仅是对施工材料以及人员进行监督，对建筑本身也是要加强监督，进行及时的记录。对周围环境要详细记录，在不同的周边环境下，建筑施工的技术是不同的，施工方案也要有一定的针对性。特别在实际施工中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的要加强监督力度，不仅仅是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过程进行监督[5]。也是要对勘察单位的勘察成果及设计单位的图纸设计深度等各方面情况展开监督，一切对质量安全造成影响的因素都是要进行监督的内容，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还要对建筑物竣工后的合理沉降期限进行观测，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步的交房。

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对狄尔泰的人文研究方式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突破，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获得某种“规律”性的普遍有效性，因为科学认识用规律性切割了社会科学的意义。“每次在以这样的方式从个别的实在中抽取‘合乎规律的因素’之后，那些未能解释清楚而余留下的东西，或者被当作在科学上尚未领会的残留物，它通过‘规律’体系不断进步的完善而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深入的研究，或者作为‘偶然的’并因此作为科学上非本质的东西而完全被撂在一边。”[14](P.23)韦伯认为，自然科学的根本思维方式是获取某种普适性的规律，在规律的范围内不允许出现任何变量或者不合规则的个例，否则规律本身就失去了存在价值。自然科学对规律的趋求体现了本质主义的特性，按照规律化的要求，任何不能纳入某一规律范围内的对象要么在进一步研究中接受新规律的规范，要么被作为非本质的东西被过滤掉。

社会科学恰恰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将所谓非本质的东西过滤掉，因为很可能正是这些从规律的角度看是非本质的东西蕴含了真正的文化意义。“一种文化现象形态的意义和这种意义的根据不可能从如此系统的规律概念那里推论出来和获得根据，也不可能由此而变得明白易解，因为这种意义假定了文化现象与价值观念的关联。”[14](P.27)文化现象的意义关联不可能得出完整的规律，但它们却是确实存在的。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韦伯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显然，宗教力量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影响是无法进行科学式的规律性量化，也不可能获得某种实证性的理论印证。然而，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又是真实存在的，在宗教力量与世俗精神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韦伯通过对新教规则特别是禁欲主义要求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路径。

林雪川的水业公司从2011年建立之后，经济效益一直不怎么理想。在和黎永兰确立了情侣关系之后，林雪川多次通过黎永兰向黎的家人借款。

如果说韦伯是在努力拓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力图与自然科学划分界线，那么海德格尔则开始从批判科学理性的弊端出发，重新发掘人文学科的价值。在海德格尔看来，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节点，在技术层面上，自然科学代表的工具理性已经能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的存在本身。“一旦无蔽领域甚至不再作为对象，而是惟一地作为持存物与人相关涉，而人在失去对象的东西的范围内只还是持存物的订造者，那么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可是，恰恰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得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15](PP.26～27)科学理性在最初是人类用以解蔽并走出蒙昧状态的工具，然而伴随科学理性的飞跃式发展，这一解蔽工具本身也可能反过来成为遮蔽人类本真状态的障碍。当人类陶醉于科学理性的强大创造能力时，当人们满足于科学理性所带来的无限丰富的制作品时，人类就开始远离自身，也即遮蔽了自身的本质存在。

科学理性的弊端并不仅仅体现在激起人类过于膨胀的自我，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以工具理性逻辑为主导的生存模式。个体在工业逻辑的支配下成为越来越趋同的存在，海德格尔将这一现象称为日常平均状态，而陷入日常平均状态的个体则表现为“常人”。[16](PP.147～148)诚然，一切社会模式都会展现出常人世界的特点，但在工业文化时代这种常人趋势却愈发明显。正是工业时代科学理性的迅猛发展使个体被物化的现实拓展了常人的生存空间，也使个体从整体上被推向科学理性制造物的境况。面对这一现实，海德格尔重新阐释了艺术与诗的价值，在他看来艺术的本性就是诗，而诗是真理的建立。显然，这一真理并不是科学主义下的真实性问题，而是存在者的生存意义问题。“真理的设入打开了作品不熟悉和非平常，同时也推翻了平常的和我们相信的。作品中真理的自身显现，决不可能从迄今为止的东西中解释和推导。”[17](P.70)艺术的真理是打破平庸状态，也就是打破日常平均状态下的常人生存模式。因而，在海德格尔这里艺术承担着打破工具理性的枯燥与平均化，使人类重新回到本真状态的作用。

人文学科如果想要获得自己独立的学科领地及立法规则，那么就必须展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价值意义。狄尔泰试图将历史整体作为个体的价值根源，海德格尔试图从存在者的角度展现艺术的价值，这两者的融合则形成了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加达默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狄尔泰对历史的认识。他指出：“历史是与理论理性完全不同的真理源泉……历史自身存在的权利在于：人的激情是不能为更改的一般规则所支配。为此，我们更需要令人信服的事例，而这种事例只有历史才能提供出来。”[18](P.29)历史所代表的人文学科具有完全不同于科学理性的价值规则，因而这是两种不同的真理，在这一点上加达默尔继承了狄尔泰的历史观。然而尽管如此，加达默尔仍然认为狄尔泰陷入了历史主义的困境，这主要在于虽然狄尔泰认识到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并且为精神科学奠定基础作出了决定性工作，但仍然没有确立起真正的精神阐释学。在加达默尔看来，尽管狄尔泰“发现了那种从构造个人生命经验里的联系到根本不为任何个人所体现和经验的历史联系的转变”，但是对于精神科学如何“从心理学基础转变到诠释学基础”并没有做出任何开拓。[18](P.289)换而言之，虽然狄尔泰发展了精神科学的内在基础并努力使之摆脱自然科学的本质主义思维范式，但却没有真正摆脱心理学的影响而进入到真正的历史阐释中。

赵仙童扭过身，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喘着粗气说，我不跟你的手生气，我犯不着。你站好，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

历史既不能被描述成客观存在的知识性对象，也不能仅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经验性描述，它必须以前在的方式为当下存在者的生存视域提供基础。为此加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的观点。加达默尔指出：“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18](P.393)加达默尔认为，理解者和诠释者的视野始终处于动态与交流状态，不存在孤立和封闭的理解过程。理解者总是在与他者共在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理解，因而这种理解活动也就是理解者与他者视域达成融合的过程。这样一来，理解也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活动，而是理解者与被理解对象、历史与现在、他者与自我所构成的整体，理解成为个体建立自身价值结构的根本途径。

总地来看，面对科学理性的巨大影响，西方现代人文学者努力想摆脱科学理性的机械化一面，为此他们试图重新发掘人文学科的内在价值。无论是历史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对客观实在的追寻已经不再是目的，而如何通过历史和艺术获得人生价值的承载，为存在本身寻求终极意义之源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心。

总之，李家田似乎要摆脱传统工笔绘画中的惯性视觉审美程式，专注于作品中物象之间的象征意义，用隐喻的方式提升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这也是他对中西方前辈艺术家致敬的一种方式。

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失范

在弄清西方科学主义学术传统的由来及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之后，我们再来看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各种强制阐释现象时就会发现，这些纷争及混乱既显示了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的影响，也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思潮对峙的现实。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领域，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因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对峙的大背景下也成为二者之间互相争夺的重要场域。当康德将审美视作从纯粹理性之真通往实践理性之善的桥梁时，就已经埋下了竞争的种子，因为这种中间位置预示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双方都试图用自身的思维范式来强行在审美领域建立法则。在越来越紧张的当代学术领域，二者因为不断扩展自己权限的内在要求形成各种冲突，这些冲突则带来双方各自的失范。自然科学基础上形成的普适性原则与人文科学基础上形成的有效性原则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进而形成强制阐释式的文化现象。

现代人文主义对科学思维的反思虽然表明科学的求真原则并不能解决人文学科中的价值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不需要科学认知。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关文学的知识性认识一直存在并且占据重要位置，因为无论文学如何发展变化，它的客观存在形态及结构都是需要进行全面研究的课题。借助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文学的外在形式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文学作品的语言形态也成为当代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即露出这种端倪，什克洛夫斯基等人试图区分普通语言、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差异，而“陌生化”却成为文学语言的显著特征。[19]这种通过分析语言形式进而建立文学独特性的方式在新批评派的研究中达到高峰，他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试图从文学文本的话语构成方式中解读出文学内在的本质。在新批评理论家那里，语言的特定修辞方式成为构成文学作品结构的重要方式，因而他们提出诸如“隐喻”“反讽”“肌理”等一系列关于语言的修辞术语。例如，理查兹认为，科学通常能设法避开隐喻语言的陷阱，但他却希望隐喻在知识世界有个重要的地位，所以又把隐喻称为“语言的普遍法则”，并据此对它进行了非常智慧的讨论。[20](P.44)理查兹这种矛盾的态度体现了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差异，科学语言极力避免隐喻的产生，因为它会使科学描述的对象陷入歧义，进而影响了普适性原则。“隐喻”则体现了文学语言的表意性，因而被称为语言的普遍法则。应该说，这一观点对于确立文学语言的独立性并建立有关文学语言的范式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这一区分本身却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它背后仍然寄托了科学主义的意图，“语言的普遍法则”恰恰体现了科学主义的普适性原则。因而，问题不在于分析的对象如何显示文学的独特性，而在于用于分析的方法本身就具有极深的科学主义烙印。这一缺陷在新批评开始时并不明显，然而随着新批评的不断深入，对文学语言形式本身的过分执着，最终陷入科学主义的语言学分析之中。

科学主义向文学理论渗透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寻求文学深层结构的研究模式。在自然科学领域，透过纷乱繁杂的现象把握内在规律是一种普遍的研究方式，探究事物的内在结构是科学理性的基本任务，正是通过自然科学的不断探索，人类才得以逐渐认识周围的世界及自身。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结构也即意味着某种普适性原则，即通过该结构可以归纳众多经验材料。在西方知识观念下，自然科学对结构的知识性趋求对人文学科也有重要的影响，结构主义可以说是依托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起来并且对人文领域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作为该学派的奠基者，皮亚杰将结构主义看作是适用于众多学科的一种特定认知模式，它不仅具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品性，同样也能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一个结构是本身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21](P.2)结构本身具有自足性，它可以构成一个稳定的知识基点，这一点保证了它的客观性。同时，结构主义建立在当代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现有的成果之上，因而其知识具有普适性，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结构模式，但它们的结构属性却是一致的。因而，可以说结构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它体现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品性。尽管结构主义回避了科学主义的本质要求，将知识视为各种关系的联结，但这种可以加以逻辑化处理的结构模式本身就说明它是科学主义下的知识图景。

结构主义寻求稳定知识形态的诉求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列维·斯特劳斯试图通过打乱叙述顺序，将神话的各要素按照某种关联性原则重新组合起来，从中寻找表层叙述话语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内涵。民间故事与神话背后隐含了不同层次的意义系统，然而在具体呈现层面这些东西却被打乱顺序混置在一起，因而研究者的目标就是要重新调整顺序，将被隐藏的元语言模式揭示出来。列维·斯特劳斯相信，在故事的外观下有着深层的意义系统，他通过一系列近乎数学模式的推理重新呈现了故事的元语言结构，他在分析温尼贝戈神话四则时就试图通过这种复杂的模式揭示原始人对生命的深层认知结构。[22](PP.200～212)

语言学的分析与结构主义的模式追求在文学理论领域最大的成就或许是叙事学的发展，前者提供了途述学的叙述学的基本分析模块，而后者则提供了构建模型。鉴于当代叙事学理论家众多且成果显赫，我们在此无须太多描绘，仅从整体上看，当代叙事学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思维进入文学的最明显体现，当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无论这些成果多么丰富，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当叙事学将文学理论看作一种解码游戏时，文学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层面就被消解掉，叙事于是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技巧，与文学的价值无涉。在科学主义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这种思维的失范变得不可避免，从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强制阐释的一大动因。

将改进后的CAT准则重新应用于MUSIC算法，对钾盐信号与氖灯信号进行光谱复原，结果如图6.可以看出图6(a)钾盐769.896 nm特征峰和图6(b)氖灯953.416 nm特征峰信号已被有效提取，光谱噪声抑制效果明显，说明改进的CAT准则的MUSIC算法对空间外差干涉图的多光谱复原具有良好效果.

之后，笛卡尔将科学理性的怀疑精神作为自己思想的重要内容，用新的眼光来审视外在世界。笛卡尔指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6](P.16)尽管笛卡尔同样信仰基督教神学，但这种怀疑论的观点却从根基上侵蚀了基督教神学的信仰基础。对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认真的审视与怀疑是科学思维的发起点，只有重新理清被各种世俗观念所包围的世界才能进行新的科学认识。笛卡尔的反思使西方哲学真正确立了科学思维的地位，也为科学主义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加达默尔则更为慎重，在他看来，历史的终极价值并不是先验赋予的，历史固然是一系列流传物的传承，但在历史与个体之间存在理解的视域问题。任何个体都有自己理解的前见，这既构成理解的基础，也是理解得以完成的保障。加达默尔小心地赋予理解者以先在的独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历史存在物以独特性，因为任何历史遗存本身都具有自身的理解视域，历史流传物并不是被动的由理解者任意阐释，成功的理解总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的视域融合。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先在地提供意义的图式或者意义整体，而是能够以一种先在视域进入到当下的理解活动中。在这一理解过程中历史与当下即时性相遇并且进而生成新的意义空间，于是，不仅理解得以完成，新的意义单元也同时建立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达默尔要求艺术作品的参与性，艺术必须在现实的理解过程中体现出自身的特性，任何被搁置起来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都是对艺术品的降低。[18](P.150)艺术必须在真正的展现过程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这其实也意味着艺术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具有真理性，艺术的真理也即是理解的真理。加达默尔反对隔绝艺术存在的抽象式理解，因为这完全违背了艺术存在的根本，只有被理解着的艺术才是打开的真理，只有被理解着的艺术才能进入到当下存在者的视域完成视域融合。在理解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个体不仅体味艺术品所蕴含的独特真理意味，同时也使自己置身于真理之中。

科学主义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经院哲学的繁琐与玄虚气息，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具体的对象。伴随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学术兴趣重新回归自然科学，科学主义的思维也开始向人文领域渗透，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哲学体系成为当时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倾向。例如，洛克就在研究自然物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两种性质”理论，一类是物质自身的性质，另一类是该性质给人的感觉。[7](PP.101～102)洛克这一观点首先承认物体本身具有自己的属性，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人类诸多颜色、声音、滋味等方面的众多感觉，这种简明的认识论思路显然就是最基础的经验科学的观察方式。洛克甚至认为“美”也是认识的结果，“就如美，就是形象和颜色所配合成的，并且能引起观者底乐意来”[7](P.132)。显然，洛克在研究审美问题时同样采用了科学研究的思路，并将其向科学主义的方向发展。

[6]笛卡尔.第一哲学深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总地来看，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的知识观念与思维方式中就具有深厚的科学主义倾向。在文艺复兴之后伴随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这种科学主义开始成为西方的主导性理论研究方式，在经历了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众多思想家的阐释之后，终于在康德那儿完成了理论上的概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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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课题组（2018年第11期）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培根.学术的进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对历史的这种认识可能导致两种思维的转向，一种是如海登·怀特那样，重新回到自然科学的思维立场，试图寻找历史叙述背后的“元历史”。海登·怀特用“元历史”的概念来涵盖不同的历史叙述模式，事实上在历史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新的结构主义叙述话语。[24](P.2)另一种则如格林布拉特那样，重新评估历史进程中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将韦伯的社会科学分析法继续向人文历史领域延伸。格林布拉特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艺术时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通过对文艺作品的分析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勾勒出来。[25](P.5)新历史主义的这一阐释方式固然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态势，但也在客观上为各种方法涉足人文领域打开了通路。既然历史本身都只是一种文本，那么阐释者的主观性与自由性就会得到空前的解放，进而造成方法的泛滥，各种层出不穷的离奇观点进入文学领域也就不再具有任何障碍。

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数学思考能力尤为重要。《数学课程标准》强调了要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体会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教师必须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致力于学生数学思考力的培养，切实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7]洛克.人类理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开展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查等工作中，把水功能区水质是否达标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和审核标准，从严论证审批。对排污量已超出水功能区入河污染物控制量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许可。

[9]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陈炎.反理性思潮的反思[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1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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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18]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对创业知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高校团委要努力找准定位，切实的去发展发挥高校团委的组织优势。应该要立足实际，创业最主要的是实践能力，只停留于表面教育，那么真正落实与实处的话，学校的创业教育还是得不到体现。由高校团委引流，吸引校外资本和资金的流入，为学生创业团队提供一个资金的保障，在此同时也可以得到校外资本家、企业家的创业经验交流，由此，学生的创业团队不仅可以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撑，还可以得到校外真正的实业家的经验分享和实用技能，而校外企业家也可以一起来分创业团队的成果，以此也可形成一种相对的创业资源的良性循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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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海登·怀特.元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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