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鲁迅、胡适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以来，学界有关古代小说的研究已历时百余年，取得的成就颇为丰富，不仅有效梳理出一条古代小说演进的历史轨迹，进行了小说史、小说理论、小说批评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而且逐渐重视对除《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六大奇书”之外的其他通俗小说的研究，亦重视除《世说新语》、“唐人小说”、《聊斋志异》等一流文言小说之外其他文言小说的研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古代小说著录、流传、版本及相关文献的研究，亦有从叙事学、民俗学、文体学、文化解读、宗教诠释等方面的研究，可谓是多视角、全方位、深层次，蔚为大观。与此同时，不断有治小说史者对20世纪以来的小说史研究进行深入总结与全面反思，不仅有针对“小说”概念与研究范围的反思[1]，亦有针对“章回小说”等小说文体的研究[2]，以及对《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具体作品的反思[3][4][5]和对古代小说整体研究现状的反思[6]。在这些反思文章中，学者们就如何深入推动古代小说研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如孙逊《期待突破：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的问题与思考》[7]、刘勇强《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8]等。然而，尽管学界对古代小说研究有过诸多总结，古代小说研究总体而言处于良性发展中，但不时出现歧路者。因此，客观评价近些年学界有关古代小说研究的多维视域倾向，尤其是多文化阐释的盛行对于推动古代小说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颇有必要。

一、多文化阐释与古代小说诠解的片面性

一般来说，研究者的阐述视角决定其对研究对象的认知视野，也限定其提出问题的方式及经验处理的选择。也就是说，不同阐述视角决定研究者在认识研究对象时，有其特定语境与目的意图。故而，其所观察到研究对象的内部特征与外在特征往往存在单一性、固定性，甚至是排他性、随意性。这就导致从不同阐述视角解读古代小说作品时，往往有着不同认识，或终致该阐述视角将古代小说作品变成一个语义割据的场地。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背景下，阐释者愿意在阐释过程中表达自我倾向与理论预设，以示对学术的虔诚，并否定对普遍规律的认可，而对研究对象进行解构并以重构的做法，导致阐释者所坚持的某一阐述视角往往不与其他阐述视角相融合，致使该视角之阐释过程、方法及结果缺乏可比性、科学性，多含不确定、片面性。遗憾的是，研究者从不同阐释视角解读古代小说作品时，大多存在上述现象，其典型就是对古代小说进行的多文化视域阐释。

3. Mr. Shakabpa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aid mission have no authority to enter into direct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ut the Chinese Embassy will be glad to facilitate the purpose of their visit, which is understood to be in the interest of trade.

多文化阐述是近年来治小说史者采取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而研究者所使用的文化理论或阐释架构大多是源自西方且原为探究西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的理论或架构，所以此类研究过程难免有理论先行之嫌。继而导致研究者往往采取挑选作品中与之相合或相关的部分加以印证的路子，大多忽略与阐释视角相冲突的部分进行讨论。如刘云春《明清小说叙事与狂欢化》一文，借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诠解明清小说，认为“明代由于哲学领域中心学平民化和通俗化的影响,小说叙事的狂欢化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并以《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为例，说明“明清小说叙事渐渐摆脱历史理性的约束，通过作家思维的狂欢化、小说体裁的狂欢、作品世界的狂欢，把小说叙事推向了古典文学的巅峰”。[9]刘文在阐释过程中以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为主导，认为“史传文学以及史官意识深深地影响了我国小说的发展历程，他们所体现的主要精神就是注重实录、明达大智的历史理性，以此前提出发，在史学家的眼中，小说只能是作为正史之余的补充。最典型的例子是唐代传奇小说繁荣已经显露端倪时，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却忽视当时流传的传奇，依然显露出极端的轻视态度。他因袭班固的观念，对小说所持的标准更加具体和方严”[9]，又说“宋元通俗文学的勃兴，民间‘说话’伎艺遍及全国南北都市，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演进，话本小说登上文学舞台。元末明初，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标志，白话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到明朝万历年间则极其繁盛。而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学批评家胡应麟在刘知几之后，面对中间近900年小说的发展历史，依然坚持传统目录学的观念。更晚的清代学者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还把唐代传奇革出小说之门”[9]，等等。因刘文试图强调明清通俗小说成为彼时小说发展的主流，而带有有意拔高通俗小说、贬低文言小说之嫌。这种讨论并不以古代小说演进的实情为主。同时，刘文在分析具体作品的“狂欢化”叙述时，认为“《水浒传》看似与宋元讲史有几分因缘，但它的题材与北宋末年的历史关系不大，因此，作者随意点染，让一群豪侠闯荡江湖，让一群英雄替国家平寇。《水浒传》的叙事中狂欢化的品格极其明显，这也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水浒传》的狂欢化更多的是对理性秩序的一种颠覆”，“《西游记》的狂欢主要表现在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诸多情节中”[9]，等等。不仅对《水浒传》“英雄”主题、“忠义”意蕴把握不深，对《水浒传》流传早期受到统治阶级认可等情形并不知晓，而且对《西游记》与佛、道文化关系的理解亦存在偏差。尤其是所言“小说叙事的狂欢化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对“品格”的概念理解多有偏差，因为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主要体现在作品的书写主题、主旨及文化寄蕴等方面，而非“叙事”模式上。

可见，刘文借用西方的文化理论或叙事理论诠解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不仅对所借用的理论的内涵含混不熟，而且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存在随意肢解古代小说作品之嫌。这种做法普遍存在于借用西方文化理论阐释古代小说作品的诸多研究著述中。究其因由，实系20世纪初期建立“现代”意义的小说史研究范式以来，研究者所采取的“以西律中”“以中辅西”等研究思路的延续[10]，更是由此类研究的阐释视角所采取的阐释架构所决定的。

如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执法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由国家政党计划、组织、发起并直接领导和推动的大规模、群众性普及法律常识的活动。

[1]李日星.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范围及其研究分歧[J].中国文学研究，1998，(3).

尤可议的是，如何对含有世代累积特征的通俗小说进行多文化阐释，这是诸多于此用力甚深的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惑。然而，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太多有效的解决措施，以致研究过程、阐释方法及所言结论多有偏差。比如，颜湘君《〈三国演义〉与隐士文化》一文主要讨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涉及的隐士文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隐士分为“隐居以求明主”(以诸葛亮为代表)、“隐居以求独善其身”(以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为典型代表)、“避世以求洁身自好”(以万安隐者、管宁等为典型代表)等三种类型，并探讨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隐士服饰的文化意蕴，认为隐士服饰的共同特征及其文化意蕴概言有以下特点，“质性自然，无绘饰之功，反映了取法自然、返朴归真的审美追求”，“款式宽松，无拘束之迹，表达了对心性自由的热烈向往”。[12]颜文阐释视角颇为独特，粗略一观似有价值。然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毕竟是一部成书于明代中叶的章回小说[13]，且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在唐宋金元明各个时期，包括杂剧、南戏、“话本”在内的“说唱”文学中，已有诸多的“三国故事”，这些故事经由当时书会才人、说唱艺人或无名作家的多次编撰，最后才由署名罗贯中的作者写定。换句话说，今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经历了世代累积，其中所涉及的社会文化、政治思想、职官制度乃至有关士大夫精神品格的塑造，无不是长时期积淀、多方为之的结果。虽然《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三国志》的基础上加以敷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魏时期的文化特征与士人心态，但如何判断哪些描写属于汉魏时期所独有？哪些描写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润色？哪些描写属于后人为特定目的或情节需要而杜撰？这些甄别是据以多文化视角阐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前所必须明了的。显然，颜文无法指明其分析《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三种隐士类型时使用的材料是否可靠，比如分析诸葛亮的“隐士”情结使用的是《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材料[12]，等等。其所谓“质性自然，无绘饰之功”“款式宽松，无拘束之迹”等论述，亦缺乏典型且不可逆性。据相关研究，明代的礼服、冠服、公服、常服，款式多且较为宽松，特点是大襟、斜领、袖子宽松(多宽袖或大袖)，前襟的腰际横有一下打满裥。[14](PP.335～389)那么，如何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款式宽松”的服饰并非明人所加？颜文并未对相关文献进行前提论证与甄别，研究结论也就难免谬以千里。

它如姚正武《论〈三国演义〉的人文意识》[15]、申明秀《明清世情小说与江南文化》[16]、舒媛媛《从文化“塑型”视角看〈水浒传〉之招安》[17]、张准《从〈金瓶梅〉看明代后期白银流通及购买力》[18]等文章，涉及世代累积型通俗小说的多文化阐释时，大多存在类于颜文的研究思路与论述方法。这已成为近今学界基于多文化视域阐释世代累积型通俗小说的通病。

二、多维阐释架构与古代小说诠解的多面性

正如上文所述，基于多文化视域阐释古代小说作品的研究者，在阐释过程中往往出现阐释的片面性、随意性、排他性等现象。这与研究者所采取的阐释架构有重要关系。W.E.佩顿在《阐释神圣——多视角的宗教研究》一书中指出，“人的一切感知都具有视角性”，认为一切阐释架构都是以特定方式认知研究对象，不同的解释框架不仅仅是对世界的解释，亦反过来构造了其所解释的世界。[19](PP.2～4)也就是说，阐释者所采取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观察到的世界。从认知的角度看，阐释者对认知对象的感受有浅有深。这就导致阐释者观察到的认知对象的特征、体系等“经验”并不能准确反映认知对象的全部。同时，由于阐释者所采取观察世界的方式及其阐释认知对象的架构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阐释者在构造其所解释的世界时难免存在片面性、不确定性。不同阐释架构下的解释方式对认知对象的诠解会因论述过程与方法的不一导致结论的多样化。

[10]温庆新.对“神魔小说”文体研究的质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Roné Boyko，一个健康的38岁的女人，喜欢慢跑和游泳，她在2003夏天第一次发作眩晕。“我一天早上醒来，看不见笔直，”一位法国小学的两位母亲的温尼伯母亲回忆说，“我感觉地板从我下面掉出来了。”

基于多文化视域诠解中国古代小说时，应首先考虑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演进轨迹的特殊性。在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存在两股潮流：一是史志目录著录的子部小说，这是被正统文化接纳的小说，它有自身的发展线索。被正统文化排斥的通俗小说则是另一个系统，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线索，两者互有影响。[26]由于通俗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与特殊，既不受正统文人重视，亦不受正统文化庇护，读者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对小说作品(如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对话场景、故事结局等)随意进行增删、篡改、调整；书贾则出于赢利目的往往伪托古本、制造噱头、粗制滥造。故而，通俗小说在不同流传时期的改动之处随处可见。此举既不用负法律责任，又不受道义伦理的谴责，故世人不分身份等级、知识多寡，即如市井之流，亦多所为之。

而且，在通俗小说演进的早期，大多数作品都存在世代累积的创作特征，与作品相关的不同时期的故事、素材、情节乃至思想意识，均被整合至现有的文本中，致使通俗小说的主旨与内容亦带有累积特征。以至于不易对通俗小说作品中的故事、素材、情节及思想意识、文化蕴含按时代进行有效区分和诠解。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多文化阐释时，应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细化。这是因为某一时期的社会境况决定了该时期的政治、教育、文化、学术、生活等的需求与水平。文学的创造源于生活，故应与其所产生或存在的社会相适应。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生产与之相适应。故而，研究者应注意到史志目录著录的子部小说与通俗小说的产生环境与存在意义的不同，亦有所区别。具体而言，对史志目录著录的子部小说的阐释应更多着眼于历代正统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职官、制度、地理、学术等)的关照视角。对通俗小说的阐释则应更多地从民间文化(包括民俗、社会心理、娱乐消费等)加以展开。而且，多文化的阐释视角不仅要注意作品所体现的多种文化的差异，而且还应注意多种文化的共存现象。唯有此，借用不同文化理论、采用不同诠解视角进行古代小说作品解读时，才能避免研究结论的片面性，规避以偏概全的桎梏，进一步对多维阐释架构所得出的多种诠释结果进行融会贯通。至于借用西方的文化理论诠解古代小说时，更应注意所使用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实际与小说作品的客观描写，方能有的放矢，切中肯綮。

三、科学方法、问题意识、文献使用与古代小说史的建构

既然多文化视域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在论证方法、材料使用上存在不少问题，对古代小说史的建构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那么，如何推动古代小说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促使现今治小说史者有效深入地展开科学研究，而运用科学方法、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基于文献材料的合理使用，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小说进行的诠解，或许能够有效规避上述多文化视域下古代小说研究过程中的若干失误。

GPS定位信息与电子地图的匹配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获取GPS经纬度信息并存入相应数组结构JD[]和WD[]，并与电子地图中经纬度位置对比后，显示目前所处位置。图3为电子地图显示界面截图，黑点为农机手通过GPS定位后所在位置，左上角为其所在位置的经纬度坐标。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伊·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指出，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理论或假说得到了事实的客观支持或反对。科学研究的方法是通过提供能够有效证明某种理论或假说的事实或文献的正面启发法，以建立保护其说的“硬核”证据链；或者通过提出某种具有反面意义的“辅助假说”，以建立使其“硬核”得到有效巩固的“保护带”证据。[27](PP.11～94)我们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应当是一个可供讨论的、具有科学合理特性的研究平台，研究者可以在这个平台内通过证明或证伪，进行研究。其最主要的合理性在于通过这种方法，意见不一致的双方(或多方)皆可在有效的科学文献证据的支撑下，进行调整或替代，推动研究的深入。也就是说，多文化视域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应使用科学合理且能够进行“证伪”的讨论平台与研究方法。如所使用的文化理论与所诠解的小说作品，二者地位平等且处于平行状态；所使用的作品材料具有典型性、不可逆性和唯一性，论证的过程环节及结论能够经受学界同仁的检验，等等。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 中国 ) 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肖维荣博士的演讲话题是：工业自动化在智能时代的新使命。他深情回顾了中国制造发展的40年后表示，中国制造走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我们有四大元素是帮助中国制造能够走向成功的基石。第一，成本优势；第二，中国制造的灵活性文化；第三，中国市场的潜力；第四，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支持。

而以问题意识为中心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时，如何使用文献？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书中建构“批判理性主义”理论时，提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证据，而主要是“可证伪性”证据。“可证实性”证据是通过逻辑归纳进行研究的，“可证伪性”证据的“可证伪度”越高，就可以排除多种可能性，从而使研究的过程越发顺畅，并最终接受各种“经验检验”，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29](PP.3～70)换句话说，那些使用“可证伪性”证据的研究，研究者不仅能够针对证据本身进行辨证，亦可在实证研究或理论建构过程中，依证据使用情形对相关研究进行调整，从而使采用“可证伪性”证据的研究，能够有效地“排除错误”，最终推动研究的持续深入，即所谓的“有多少文献说多少话”。因此，采用科学方法、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研究，应尽可能使用“可证伪性”证据，并与“可证实性”证据相结合，以保证从研究的问题假设到文献证据的使用，乃至研究过程的合理性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均能经得起科学的检验。也就是说，以古代小说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为中心，以“可证伪性”证据为基础，并与“可证实性”证据相结合，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既不会蹈空也不至过于宽泛。若能通过若干具体的问题形成一个以点带面、以面构史的研究思路，这对建构古代小说的演进轨迹来说，将不失为一条有意义的可行之路。

为什么要以问题意识为中心？拉里·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一书总结20世纪的科学研究史时指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焦点，由问题而产生理论。科学研究就是解决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提出问题并把“未解决的问题”“模糊的问题”或“反常问题”变成“已解决的问题”来展开研究并建立理论的。一个理论解决的问题越多表明该理论越有价值。[28](PP.4～88)从问题的分析入手，围绕问题而展开的论述，其论证中心突出，论证过程清晰，研究结论明确，就可与伊·拉卡托斯所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多文化视域下的古代小说诠解在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同时，应以具体问题为中心，才能避免对所阐释的对象作过多臆测，避免流于宽泛之论。

[7]孙逊.期待突破：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的问题与思考[J].文学遗产，2008，(4).

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服务包含了工作流引擎、安全管理、数据格式转换、任务调度和数据导入导出等功能，基于工作流引擎实现在线与离线的结构化数据多级审批、多级发布的数据管理。数据格式转换实现了不同数据之间的格式转换，便于数据录入。协议层是固投管理系统用来采集数据的底层协议，固投管理系统可以利用 MQ、HTTP、WEBSERVICE SMTP/POP3、JDBC 等协议从其他系统获得数据。应用服务层可实现数据加工、数据汇总、申报审批、数据发布、数据交换管理、审批流程追踪和非结构化数据上报，通过以上结构最终在客户端浏览器实现系统各项功能的显示和操作。

[参考文献]

测区区域上位于南岭成矿带中段北缘；耒阳—临武南北构造带与邵阳—郴州NW向深大断裂交汇处，阳明山—大义山—上堡东西向区域隆起带中段，成矿条件较好，为了进一步查明测区地表矿化范围和延伸，拓宽找矿空间[1-2]，在测区开展了的激电中梯和高精度磁测扫面工作，通过物探异常预测矿化富集部位[3-4]，为下步深部工程验证提供靶区。

即使是从传统儒释道文化、历代文治背景等视域阐释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研究者亦多拘囿对古代小说的局部阐释而非整体性把握，所言也就缺乏切中肯綮之论与高屋建瓴之势。比如，陈辽《明清小说与吴文化》一文，主要探讨明清小说与吴文化的关系。陈文认为，“明清小说的作者，1/3是吴文化覆盖地区的江浙人；明清小说的题材内容,1/3是江浙地区的人物和事件”，尔后以“三言”“二拍”《三国志通俗演义》等若干小说作品为例，试图阐述吴文化中的“工商文化”“教育文化”“信义文化”等内容对明清小说演进的影响。[11]然而，陈文并未对吴文化的特质进行说明。小说作者为江浙人，作品所写与江浙地区相关，并不能有力说明作品书写受吴文化的影响；反而，应进一步说明，作品是否蕴含吴文化的特质。其论述过程中涉及“工商文化”“教育文化”“信义文化”的内涵时，如“重视教育，确已成了吴文化的传统”“做生意要讲究信义，办教育更宣扬信义，所以，吴人重信守义已成了他们的文化基因”[11]等，并不能说明重视教育、重信守义等品性即为吴文化所独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品性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人所共有的。而其使用的材料证据，如引用《三国志通俗演义》吕蒙之事以证明吴人重教育，又如认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是声讨不守信义之徒的一篇檄文，但它对仗义相助过杜十娘的柳遇春却热情歌颂”等，并不具备典型性、不可逆性。故而，陈文的解读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这些小说作品的主旨。纵观学界近十余年来基于传统文化阐释古代小说作品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在阐释过程中，存在理论先行并以此绑架作品内涵之嫌，多少带有排他性、随意性。

[2]刘晓军.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中国文学研究，2007，(4).

[3]温庆新.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4]刘晓军.二十世纪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研究述评[J].中国文学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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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苗怀明.对近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新发现的梳理与思考[J].中国文学研究，2013，(3).

可喜的是，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基于多文化视域诠解古代小说作品时使用材料的典型性、论述过程的合理性等问题，呼吁诠解时应尽可能与古代小说作品的产生与存在环境相结合。如美国学者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987)呼吁对《水浒传》的诠解“应尽可能把小说中表达的观念跟明代思想史背景联系起来”。[30](P.2)又如，井玉贵《胥吏文化对〈水浒传〉的多层次渗透》一文，讨论胥吏文化对《水浒传》的人物构成、主题思想及故事模式等层面的影响，在探讨过程中已注意《水浒传》的世代累积特征，认为“《水浒》故事主要是在南宋、元代演变成熟的。孙楷第《水浒传旧本考》说：‘《水浒》故事源于北宋，分演于南宋金源，而集大成于元。’从胥吏文化角度探讨《水浒》主题的历史内涵，必须借鉴宋、元两代胥吏制度的研究成果”。在以宋江为实例的论证中，充分注意到宋江形象从宋元时期杂剧、南戏等“说唱”文学到《水浒传》的演变，并以此探讨胥吏文化对宋江形象在不同时期演变的渗透。[31]应该说，井文所使用的材料具有典型性，这些材料大多属于“可证伪性”证据；其分析过程是清晰的，对材料的文化解读基本上能够基于所使用材料的产生与存在环境；且以“梁山头领的胥吏出身及其历史内涵”“胥吏的婚姻”“梁山以外胥吏群体的艺术功用”为切入视角，即是以问题为中心的论述模式。这方面的研究力作还有若干。然而，此类研究范式并不是学界基于多文化视域阐释古代小说作品时所采用的最主要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对古代小说的科学研究也将会产生诸多启迪。

图3中每个单元格负责预测边界框的置信度c及边界框。边界框的大小可以由向量(bx,by,bw,bh)来表示;边界框的中心坐标(bx,by)代表相对于每个单元格左上角顶点坐标的偏移量,其大小是相对于单元格的比例。(bw,bh)是边界框的宽与高,其数值是相较于整个输入图片的宽和高大小。采用sigmoid函数处理偏移量,将边界框的中心点位置约束在当前单元格中,根据边界框预测的偏移量(tx,ty,tw,th),由式(1)～式(4)可计算出边界框相对于整张图片的位置和大小。

[8]刘勇强.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J].中国文学研究，2013，(3).

[9]刘云春.明清小说叙事与狂欢化[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就多文化视域下的古代小说研究而言，因研究者借用的理论依据有别、使用的阐释方式各异、采取的阐释架构不同，乃至阐释的终极意图不一，使得研究者对同一对象的认知及解释往往呈现“百花齐放”之态势。如研究者对《西游记》的阐释，既有从“托尔金的童话文学观”切入探讨《西游记》的“童话性”[20]，也有从“佛教”视域[21]、“道教养生”[22]、“全真教”视域[23]加以研究者。即使是从“《西游记》多重文化意蕴”[24]加以研究，不同研究者所言“多重文化”的内容也多不一致[25]。纵观学界近今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世代累积型通俗小说进行多文化阐释时，由于对此类小说的成书过程、成书方式认知不一，以及受研究思路的局限，导致研究者对同一研究对象的文化阐释意见各有异趣，甚至相互冲突。如研究者阐释《西游记》与佛教、道教、全真教等宗教文化的关系时明显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又如，诠释《红楼梦》与清初至清中叶时期的政治环境、民族问题、士族生活等关系时往往存在非此即彼的思路。应该说，研究者使用的证据取决于其所预先设定的阐释模式与目的意图。即是以所采取的文化理论为基础进而挑选作品中与之相合或相关的部分，还是以作品的实际描写与作者创作意图为基础进而以某一(或多种)文化理论加以解释，抑或是所使用的文化理论与所诠解的小说作品二者地位平等且平行，不同的选择导致有什么模式就有什么证据的现象。因而，多维的阐释架构往往带来古代小说诠解的多面性。可见，研究者首先应清楚其阐释目的及所欲解决的问题，才能预估其所采取的阐释架构与阐释方式会形成怎样的阐释结论，而后才能对多维阐释架构所得出的诠释结果进行融会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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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彤：2013年，我国水旱灾害频繁。松花江、黑龙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有9个热带气旋登陆，一些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暴雨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高温伏旱。全国汛情、旱情、灾情主要有6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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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悄悄跟着溜了出去，不过刚才我一句话也懒得说，所以也没人发现我。我本身也是不喜欢拓展社交圈的人，不知道为何，我就是很想认识这位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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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29]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城市总体规划重点关注城市发展规模、经济发展规模、城市用地布局、城区的给水和排水工程建设等，有些内容是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因此使得城市总体规划水资源论证与城市总体规划的涉水内容很难衔接。如果仅仅回答或论证城市总体规划供水与排水又流于一般性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因此，尺度与深度不好掌握。

[30]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1）综合性。企业财务风险能够关系到很多的部门，其范围很广，并且是企业在不同的矛盾中出现的综合性的表现。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吸收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营养，深刻反思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弊端，克服各种阻力，坚持改革开放，紧跟世界发展形势，大胆地进行了社会管理改革，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的任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因此，分析和总结邓小平社会管理改革思想形成的原因，对当今坚持和推进社会管理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31]井玉贵.胥吏文化对《水浒传》的多层次渗透[J].中国文化研究，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