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兴起了以社区研究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方法，而且被当作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社区研究实践取得的成果陆续在海外出版，为中国学者和中国社会学赢得了国际声誉。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认为，在二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的国家，亦有社会人类学的中国阶段(Chinese phase)之说。[1]马林诺夫斯基将中国的社区研究称为中国社会学的现代学派。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派”取得的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巅峰，迄今仍难以超越。[2]对社区研究历史进行回顾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考察方法的形成和实践，进而在工具主义的理解之外揭示方法本身所蕴含的历史与政治，以期丰富当前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讨论。

一、作为概念与方法的“community”

在社会学的经典定义中，存在用现代性来定义community和society的传统。此外，还存在人类学与社会学导向的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ies)传统。一般认为，community的经典定义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在1887年的著作中对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和Gesellschaft(法理社会)进行了重要区分。在学科史中，这种区分俨然成为古典社会学使用二元论术语来阐释人类状况的一组经典概念。Gemeinschaft表示由自然意志构成的小规模社会实体，存在亲密的关系与集体约束；Gesellschaft则表示由理性意志构成的大规模社会实体，存在理性与非人格化的社会制度。

在德国的历史情境中，community在20世纪初期受到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年轻人的欢迎，这个词语传达的意涵意味着对德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的拒绝，转而寻求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生活。在一战期间，德国知识分子认为共同体国家(communal state)及其文化优于西方其他国家那种肤浅的文明。尽管经历了一战的失败，一直到1920年代，德国思想家仍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包围中为共同体辩护。事实上，滕尼斯的著作在出版之初影响甚微。因其对共同体的论述契合了这股思潮，很快便引起德国读者的关注，他本人也被誉为“共同体的哲学家”(philosopher of community)。[3](P.xii)

共同体在德国语境中表现出反现代性的怀旧色彩。在威廉斯的概念史研究中，共同体在14世纪的英语中出现，从平民到有组织的社会，在历史上有多重意思。从17世纪开始，出现了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在19世纪，共同体被认为与社会相比表达了更直接的亲密关系。威廉斯指出，尽管共同体具有漫长和复杂的历史，但在描述某种关系时，共同体是一个温暖且有说服力的词汇。不同于国家、社会这些组织概念，共同体的使用从来就没有出现负面意涵。[4](PP.75～76)作为社会学的经典概念，博纳特·M.伯杰(Bennett M.Berger)认为，从19世纪开始，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对立物，代表了传统、感情、女性、温暖、潮湿、亲密与爱，而社会则表示变化、理性、男性、寒冷、干燥、形式化与商业。这种对立体现了社会学思想中的保守政治传统，是对工业革命与传统割裂及阴暗面的回应。[5]

本文讨论的社区研究看似与滕尼斯的社区定义差别甚大，但是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对滕尼斯的这组概念实际上并不陌生。吴文藻在《社会学界》上介绍《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Tönnies被译为杜尼斯，他和席墨尔(George Simmel)一起被当作德国系统社会学派的始祖。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被译为自然社会和人造社会，吴文藻比较了这二者的区别，认为它们是理解Tönnies学说的钥匙。[6]由此可见，彼时的中国学者虽然接触到了滕尼斯，但是共同体式的“乡愁”却与本土学者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在历史进路上，也没有遵循滕尼斯的二元论传统，而是选择以社区研究来认识和改变中国。

加强了民生水利工程建设。完成了2012年200万亩节水滴灌收尾工程、2013年300万亩的主体建设任务和29个粮食作物示范项目主体建设，全年节水7 834万m3，粮食增产2.4亿kg。解决了127万农村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发放移民直补资金3亿元，完成移民扶持项目1 221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21万亩；清理河道垃圾172万m3，封育河道滩地60万亩。

当然，布朗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对含有理论与研究假设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作阐释，后者的核心恰恰在于布朗赋予的理论与假设之中，它更体现了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内涵。这里的理论假设含有三个内容。一是，在一个特定社区中，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或者系统。因而对某一方面的理解，只能通过研究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来实现。二是，社会结构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及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由结构的连续性所决定。三是，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两个概念可以结合为一个社会系统概念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外在的适应(external adaptation)，另一个方面是整合(integration)。任何社会活动的功能都是对适应与整合的贡献。

二、从“community”到“社区”：中国翻译与再造

在中文语境中，society和community均是从西方引进的词汇。但是，相比于“社会”翻译所引起的广泛关注，community在历史中的翻译过程并没有引起同等程度的重视。从方法论角度而言，community的中国翻译赋予这一词汇以新的特征，使之有别于英文的原意。最初，本土学者并没有对society与community作区分，二者被认为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词汇。但是其区别逐渐为本土学者所重视，在孙本文为了规范英文汉译混乱局面而作的《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中，community被译为“区域社会”，这一译法凸显了区域色彩，英文可译为regional society。[8]在这篇文章中，孙本文并没有就区域社会与社会的区别进行说明。1932年，随着派克的访华，本土学者在翻译其著作的时候，意识到community与society之间存在区别，认为两者并非等同关系。

但是在community的汉译中，存在两难的困境。如果它要与society形成区别，那么在汉译中需要避免使用“社会”。朱约庵指出，community一词在中国尚无同意之名称。虽有邻里与乡党的含义，但是仍有所分别。此前，有区域社会或者地方社会的译法，容易与社会发生混淆。[9]此外，如果将community理解为有地理边界的社会，那么在汉译中则需要体现社会之意。最终，这一语言上的两难困境由“社区”破解了，其英文具有social region之意。社区与社会有所不同，但是社区又与社会存在联系，“社”成为联系二者的桥梁。如前所述，派克的到访促成了本土学者对community的重新认识。在本土学者编译的派克文集中，community被正式译为社区。[10](P.148)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社会学名词》对1818个英文社会学概念进行了规范化翻译。[11](P.4)在官方的权威文献中，社区作为community的汉译，其合法性获得了进一步巩固。

在社区的翻译中，对社会的消除有利于community与society的区分。社区的译法本身亦体现了其中的地理区域意涵。地理意涵为1930年代的学者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以此辨别作为研究对象的社区与社会。在吴文藻的定义中，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社会关系的总称；社区则指某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有物质基础，且可以观察得到。在社区的三个要素中，一是人民、二是地域、三是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其中，地域性是社区的最显著特征。[12]

即便有的学者并不以社区研究著称，但同时代的学者沿用了这样的定义，乔启明在辨析社区与社会概念的时候指出，亦有一个人可以隶属多个社会，却只可属于一个社区之说。以强调共同的地理区域与共同的生活活动为社区的两个基本特征。[13](P.2)在杨开道的《农村社会》中，沿用了此二分法，强调社区是以地缘为集合团结原则的中小型人类集团，而社会则代表了一切的人类集团，具有更广的范围。[14](PP.1～10)学者应成一将社区理解为规模较小的区域社会，范围限于成员耳闻目见所能直接达到之处，社会则是人类共同生活各方面之整体。虽然上述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社会与社区的二分法中，区域或者地域因素成为社区概念的显著特征，它与整体性的社会形成区别。[15]

王燕茹：我其实还没想好以后干什么，但找一份工作应该可以的，现在也没谈恋爱，这个事情没了结再找对象也是不负责的，我不会因为上一份感情受到伤害就封闭自我了，还是很想好好生活的。比如我有些抑郁，之后都会去找医生调养，现在就等这件事情结束了。

虽然吴文藻并没有对其定义的来源作具体的说明，但是通过参考彼时出版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会发现他对派克社区定义的借鉴与拓展。派克认为，社会学研究从区域入手是极为妥当的方法，社区是有形可见的，可以在地图上指出，绘制其人口、成分及组织。与社会的概念相比，社区更适合统计方法的应用。[16](P.19)显然，与地理区域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方法上的可观察性和可测量性。

这里的社区定义无疑构成了中国社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作为实质性的地方社会，它与抽象的社会形成区别。前者可以被观察，而后者却无法被直接捕捉。在1930年代的中国，社区的中国翻译与再造展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这种定义也有别于community在西方社会学历史中的传统，与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相去甚远。社区在为中国社会学家提供了地理区域想象的同时，亦成为学者阐释中国社会的新对象和研究单位。

（2）堵漏后复漏 受到钻具拍打、抽吸压力、激动压力等压力的波动以及钻井液的性能变化等影响或邻井注采影响，导致进入漏层堵漏剂松动，漏失通道重新开启。

三、从概念到研究对象：罗伯特·派克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到访

社区的翻译确定了社区研究的对象。社区研究本身在1930年代的中国存在两个方法论来源：其一是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的人类生态学研究(human ecological studies)，或称之为人文区位学；其二则是功能主义传统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彼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吴文藻在社区研究的中国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默滕·H.弗瑞德(Morton H.Fried)所言，吴文藻对社区研究在中国的成长做出了直接而且巨大的贡献。吴文藻是日后社区研究主要实践者的导师，同时也向中国学界介绍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的进展，主持编译了马林诺夫斯基、派克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部分著作。派克和布朗的亲自到访为本土学者提供了理解和阐释中国社会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在早期传教士学者与社会改革者那里是无法获得的。[17]

1932年随着派克的访华，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为中国的社区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参考。在北平期间，派克在燕京大学教授集合行为与社会学方法两门课程，并在中国政治学会、中国社会学社北平分社等学会作了十多次演讲。三个月之后，派克在上海和广州稍作停留，结束了对中国的访学，直赴印度。[18]派克的中国学生包括日后社区研究的代表人物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

但是，派克的人类生态学对本土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美国城市研究的经验是否适用于彼时的中国。赵承信列举了区位法在中国应用的三种社区类型，即城市、市镇和农村。其中，城市又含有近代化的都会、近代化前期的城市和半新半旧的大都会或省会三种类型。用区位法研究近代化的都会没有问题，但是在研究后两种类型的时候需要面对的情况复杂，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在这里，就研究单位而言，中国城市的复杂类型与美国的现代城市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赵承信并没有对人文区位法的适用性进行理论上的判断，但是在吴文藻看来，派克住在工业化的美国，理所当然地主张都市社区研究。当他进入以农为本的中国，立刻意识到除都市研究、殖民社会、边疆民族及海外华侨等问题外，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乡村社区。都市是西方社会学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现代西方的社会问题是都市社会问题，而东方的社会问题则是乡村社会问题。在城市与农村构成的二元体系中，派克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中国的乡村社区研究提供了一个反例,吴文藻更是希冀从派克那里学到如何研究中国乡村生活的方法。[19]

[14]杨开道.农村社会[M].上海：中华书局，1948.

193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发行《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编译了布朗的四篇论文，即《社会科学中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原始法律》和《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前三篇文章分别由李有义和左景媛翻译，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为吴文藻亲自操刀。

吴文藻原定计划将布朗所有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但是这项计划因故未能完成。在该特辑的开篇中，吴文藻介绍了布朗的思想来源及其学术贡献，认为布朗的研究体现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与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结合，并由此发展出了比较社会学的学说体系。在吴文藻的陈述中，这一体系是对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庞大计划。从简单的初民社会到复杂与与现代的西方社区，每一个实地调查的社区都被当作了试验区。中国已有用功能人类学研究中国社区的提议，随着布朗的访华，“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22]。

事实上，在布朗提倡的社会人类学中，需要将单个社会的精细研究(intensive study)与许多社会的系统比较结合起来进行。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真正的社会比较形态学(comparative morphology of societies)，必须建立在许多结构系统分类(classification of types of structural systems)的基础之上。[23]在比较研究中，对于普遍主义知识的追求在于，它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更一般，最后达到普遍性，在所有人类社会的不同形式中发现其特点。[2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强调方法的科学性以及对人类通则的追求，布朗的比较社会学同样含有政治与现实方面的考量。布朗指出，传统的人类学，如体质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对于殖民地行政毫无实际价值，但是比较社会学对社会制度的考察却可以帮助殖民地的官吏在地方进行治理。[25]布朗亦亲自实践，在培训官员的比较社会学课程中加入殖民地行政的比较研究。这里的殖民主义内涵反映了英国人类学作为帝国之子的历史，囿于篇幅及主题所限在这里不作进一步的讨论。

吴文藻对布朗及其方法的引介，试图将中国社会纳入到布朗的宏大计划中去，使之成为全球社会中某种结构功能类型学中的一种。在燕京大学期间，布朗讲授比较社会学课程，并领导“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吴文藻希望布朗可以编出讲义在中国出版，布朗留下一个八章的写作计划，直到离开，仅完成第一章的三分之一。余下部分则应许返美之后，继续编寄中国付印。[26]虽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但布朗的到访仍为中国社区研究输送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武器”。

在布朗对中国同行的直接“提议”(proposal)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为本土学者所借重。一方面，布朗强调在中国开始进行研究最合适的单位(the most suitable unit)是农村。在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一个足够小的社区使得一到两个研究者有机会在一至两年内完成详尽的研究。如果说社会与社区的二分法仅仅是确立了社区在方法论上成为具有观察和研究可行性的对象，那么农村作为研究对象或者单位的确立使得社区落实到更为具体和实质性的单位上来。并且，农村作为社区研究的对象单位，符合吴文藻对派克访华留下理论遗产的期待。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中国亦是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另一方面，布朗对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的区别是本土学者借重的第二项内容。

四、方法的政治：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

在提议中，布朗首先对其“社会学调查”方法进行了介绍。多年来社会调查已经风行世界，但是社会学调查却是新近的发展。它最早发展自社会人类学对较为简单社会(simpler societies)的田野工作，最近开始运用到发达社会(more advanced societies)的研究中。在布朗看来，科学的研究方法需要由理论或者研究假设来引导。一种方法的价值如何以及其理论与实际结果的价值如何，将由理论的好坏及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所决定。[27]

林德夫妇的中镇研究不仅为社会科学家感兴趣，同时受到美国民众的欢迎，它为美国读者理解自身的时代和处境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在英国，学者试图模仿林德的社区研究挖掘英国的“中镇”。这股社区研究的潮流在1930年代抵达中国，本土学者同上述两个传统存在密切的联系。1930年，林德夫妇的中镇研究便被介绍到中国，由于中国不同于英国社会学的历史，本土学者并没有急于去寻找中国的中镇。[7]随着派克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访华，他们分别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建议。本土学者对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研究持欢迎态度，进行了诸多研究实践。

可以看到，布朗的社会学调查表现为理论与方法的综合。用布朗的话来说，将社会系统视为功能的综合当然属于一种假设。但是，对功能主义者来说，要通过对事实的系统检验来验证它是值得做的事情。布朗的方法论影响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知识计划。在1940年代，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提倡有理论前提的经验研究，以纠正那种将科学等同于测量，以及认为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而无需任何理论假设的误解。在中国土壤中，理论与事实的综合成为其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当然，以功能的观点来考察整个社区的社会生活，从而认清其统一的体系是这里的理论前提。换言之，在吴文藻的中国化计划中，社区研究成为这门学科与中国土壤结合的基本途径。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发现，布朗的方法论建议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发表在1936年《社会研究》第2期上，其在介绍两种方法的时候并没有论及中国的情况，对中国的社会调查也只是一带而过。但是，在吴文藻的中文翻译中指出，社会调查风行世界，中国也受了这风气的影响。译文还简要地比较了两种方法：“概括的说，社会调查只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假设’的”[28]。

在1936年的《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中，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两种方法之间的张力隐含其中。杨开道介绍布朗的安达曼群岛研究，开篇便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放弃了东拼西凑的普通考察法和一问一答的机械调查表格，而进入集中研究与综合研究的阶段。[29]其中，对社会调查进行批判，火力最猛者为赵承信。赵承信回顾了社会调查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这种方法在中国大量兴起，从1927年至1935年，大小规模的社会调查数量已达9027个，经济类的调查占了总数的70%。此外，受农村复兴运动的影响，自1933年起，农村调查的数量开始超过城市调查。但是，大部分社会调查只是呈现了片段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生活，对于共同生活的整体则无能为力。作为中国社会调查的代表性成果，赵承信重点分析了李景汉的定县调查。赵承信认为，虽然定县调查声称考察一切社会情形，特别注意愚、弱、贫、私等现象发生的原因，但是，实质上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而已。并且，调查本身缺少对愚、弱、贫、私的清晰定义，调查结果也没有解答这四个现象的原因。它先有问题，再根据问题去寻找事实。这种结论和改良方案先于调查的研究，是社会运动式调查的特色。“社会调查是为宣传，不是为寻求改良方案而作。”最后，赵承信认为，中国的社会调查运动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调查的数量从1932年开始逐渐减少，其工作由政府机关承担，趋于制度化了。[29]

在吴文藻提供的方法二元分类中，社会调查侧重事实的叙述，而社区研究则侧重事实的解释。前者如静态的照相，提供横断的、一时的、局部的生活描述；后者则如动态的电影，代表的生活是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就实践方法的目的而言，社会调查是社会服务家的观点，其主旨不在于认识社会，而在于改良社会，故侧重对社会问题的诊断；社区研究则是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主旨不在于控制社会，而在于了解社会，故关心社会历程的发现。[30]对于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吴文藻认为其代表了中国最成熟的社会调查，胜于一般的社会调查，但是仍属于静态的描写，对定县人民的社区生活及其实际活动，获得十分真切的印象。

布朗对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的区分，以及吴文藻和赵承信等人对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批评，反映了两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在学科历史上存在的竞争与张力关系。弗瑞德梳理了描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谱系，认为存在三种方法：首先是早期完全由西方人生产的非科学作品(non-scientific works)，其次是中国和西方学者联合完成的社会调查，最后是大部分由中国人类学家完成的社区研究。早期研究由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完成，他们的作品大多含有价值判断而缺少客观性，并且经常是对所见所闻的描述，难以保证科学性。社会调查是第二个阶段的方法，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但是仍含有调查本身的内在局限，在大样本下的数据非常宽泛，缺少相应的深度。一些调查员没有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仅仅依靠事先准备好的问卷进行调查，一些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也失去了意义。在弗瑞德看来，因为功能主义的缺席社会调查对社会制度的描绘无法提供一幅清晰、连贯、动态和完整的画面。要描绘人类生活的完整画面，亟需整合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来完成。[17]

事实上，所有的研究方法都会强调自己把握与呈现事实的优势及合法性，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或者社区研究之间的张力并非中国特有的情况。功能主义在历史上崛起，本身是对还原论和反理论的经验主义(anti-theoretical empiricism)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反动。它采用社会系统的观念来理解社会现象，反对单纯地描述或者简单的统计数据呈现，认为需要在研究中加入阐释分析和理论成分。[31]在1930年代的中国，具有功能主义内涵的社区研究代表了“最新”“最先进”和“最现代”的研究方法，为本土学者所借重，甚至成为学科中国化的核心。

五、结语

社区和社区研究均是“脱域”自西方的理论和研究传统。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它经历了概念的翻译和沉淀，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的选择与确立。不仅要将西方概念转化成中国理解，亦需要对源自西方的研究方法进行调适甚至改写，以适应中国情境的需要。在概念上，虽然也存在社区与社会的二元论，并被作为中国社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它区别于古典社会学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元认知。在方法上，社区研究也不同于人类学对土著社会，以及都市社会学对城镇或者城市研究的传统。而且，在嵌入本土情境的时候，还存在方法之间的张力，需要在与“他者”的竞争中寻求合法性的建立。

从概念到方法，社区研究为彼时的本土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提供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一方面，功能主义内核的社区研究可以超越侧重描述的社会调查，使之成为“有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方法论层面，作为社会学调查的社区研究需要对理论进行验证，这种含有假设检验的方法亦与过去的调查式研究存在区别。在1930年代的“方法竞争”中，社区研究的实践者们相信这是一种代表了未来的研究方法，并将它当作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

[19]王铭铭.民族学与社会学之战及其终结？——一位人类学家的札记与评论[J].思想战线，2007，(3).

[1]Freedman,Maurice.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1).

[2]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3]Tonnies,Ferdinand.Community and Society[M].London: Routeldge,1988.

“乐感”即对音乐的感知，包括音高感、节奏感、和声听觉、旋律感等。有学者认为，乐感来源于先天的遗传。但更多学者通过自己的实验证明，一些专项的音乐能力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而提高。

由图3可以看出舰船在海中航行时,挠率大于曲率,这与预想的结果一致。舰船前端受力面积小,所以要使船上下摆动并不容易,相应的曲率就较小;但船体长,侧面面积大,那么使甲板发生

[4]Williams,Raymond.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5]Berger,Bennett M..Disenchant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J].Society,1988,(6).

通过一些习惯性理论研究可见，现代86%的学生都习惯使用网络来获取自身想要得到的信息，那么这一现象，就说明现代学生的阅读习惯也更加倾向于网络。传统图书馆多数采用纸质书籍，需要学生切身实地进入馆内才能进行阅读，同时因为传统图书馆还有开馆、闭馆的限制，所以如果学生没有时间前往图书馆，就无法进行阅读学习，在此基础上，结合上述理论研究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至少有86%的学生是不习惯使用传统图书馆的，此现象也理解为传统图书馆与习惯性理论存在脱节现象。

要说也有好运的日子。比如春天，我就住进了楼房，由农民变成了市民，李家庄也变成了李家社区。这就是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李家庄改为李家社区之前，城市已经伸手可及。穿过幸福大街，就是县里的老年文体中心，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门球场，那些退休的城里人都在那里打门球，不论冬夏，风雨无阻。

[6]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J].社会学界，1934，(8).

[7]孙本文.林德的中镇——一种美国现代文化的研究[J].社会学刊，1930，(3).

[8]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J].社会学刊，1930，(3).

[9]朱约庵.社区研究与农村建设[J].农村建设，1939，(6).

[10]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11]国立编译馆.社会学名词[M].南京：正中书局，1946.

[12]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J].社会研究，1935，(66).

[13]乔启明.中国农村经济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北京市的城市中水回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国内其他省市也开展了中水回用系统的建设，其中天津、青岛、大连等沿海城市，陆续打造了符合城市发展特点和城市地理环境的中水回用建设方案。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于2001年开始便依托海泊河污水厂开展了中水回用试点工程，市内中水资源供应量达原供应量四倍，（何为原供应量的4倍?）并广泛应用于景观、绿化、洗车、冲厕等领域。

除了人文区位学之外，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是中国社区研究的第二个理论来源。1935年，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受吴文藻之邀访问中国。[20]林耀华特意发表了《以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近代社会》一文，以欢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到访。文章标题来自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社第14届年会布朗的发言。林耀华在文中指出，功能学派是人类学最新而且最进步的一个学派。布朗在中国面临国家危机的紧要关头，不辞辛劳来华考察，对中国学者是一个难遇可幸的机会。[21]

[15]应成一.一个社会学思想之体系：我对社会学之见解[J].社会学刊，1948，(6).

[16]派克社会学论文集[M].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3.

就方法而言，community还提供了地区或者地方社会研究的选择。研究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均参与了这种方法，并形成了两种取向的研究：一方面，对人类学家而言，非西方地区的community，提供了理解他者文化的最佳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对社会学家而言，community表示存在地方认同与特征的小规模的社会单位。在192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社区研究的经典著作。人类学传统的代表人物有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分别对特洛布里安群岛和安达曼群岛的土著进行田野观察，由此发展出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传统。在社会学的传统中，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选取了美国的市镇作为研究对象，林德夫妇(Robert Lynd、Helen Lynd)的中镇研究(Middletown studies)成为经典代表。

[17]Fried,Morton H..Community Studies in China[J].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4,(1).

BIM主要是指建筑信息模型，在近几年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下，BIM技术在建筑行业设计、建造、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依托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构建模型，实现了建筑信息模型的全方位与多元化。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BIM技术是事前模拟技术，在建筑设计、施工以及运维方面意义重大，可以通过预测的方式得出问题，并制定有效的改进方案，提高质量，创造更大的价值。

[18]许仕廉.介绍派克教授[J].社会学刊，1933，(4).

[参考文献]

[20]Chien Chiao.Radcliffe-Brown in China[J].Anthropology Today,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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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J].社会学界，1936，(9).

问：“这些日子你丈夫没给你打电话？”刘珊珊冷冷地说：“没打，我们虽然是夫妻，却形同陌路，他已经出差半年多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江帆怀疑刘珊珊在骗他，吼道：“我老婆被你老公拐跑了，我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找不到他，我就……”说着，又亮出了匕首！刘珊珊被吓出了眼泪，一脸无辜地哀求：“大哥，我真不知道。我根本管不了他！我连他手机都打不通。”江帆怒不可遏：“我快被你老公搞疯了，再找不到李辉，我就杀了你，看他回不回来……”江帆越说越激动，手中的匕首乱晃！

[23]Radcliffe-Brown,A.R..On Social Structure[J].The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40,(1).

第一，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尊重历史，明确“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注]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版。。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扭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建设的历史，消解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动摇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信念，为害甚大，不容轻忽。为此，必须要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深入挖掘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24]Radcliffe-Brown.A.R..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J].The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51,(1/2).

[25]布朗.人类学研究之现状[J].社会学界，1936，(9).

[26]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J].社会学界，1936，(9).

[27]Radcliffe-Brown,A.R..Proposals for 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Village Life in China[J].Social Research,1936,(2).

[28]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J].社会学界，1936，(9).

机组投产两年之后，该机组的真空严密性逐年下降。2018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凝汽器低压侧和高压侧真空下降速度分别为350Pa/min和260Pa/min，根据电力行业标准《凝汽器与真空系统运行维护导则》的要求，100MW以上的汽轮发电机组凝汽器真空下降速度不高于270Pa/min，该机组的高压侧凝汽器未达到规范要求，低压侧凝汽器也只是基本满足要求，整体真空严密性较差。

[29]杨开道.布朗教授的安达曼岛人研究[J].社会学界，1936，(9).

教师引导学生边操作边验证，发现所量锐角与把直角“两等分”时的角一样大，这个角就是直角的一半，也就是45°角，用这折成的角进行测量，第二个滑梯与地面形成的角刚好重合。

[30]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J].社会研究，1935，(81).

[31]Davis,Kingsley.The Myth of Functional Analysis as a Special Method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