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楞子城址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王平房村城楞子屯，东辽河左岸二级台地之上（图一），东经124°40′18.0″，北纬43°29′44.7″，海拔172米，包括南、北二城，旧称“东双城子” 后因地表残留土楞，又称“城楞子”。城址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当地地方县志曾对城址情况进行粗略记载；《梨树县文物志》①对城址形制、规模及城内出土文物有详细记录，并对城址性质进行初步判定；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再次对城址进行复查。此后，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梨树县文物管理所又对城址进行多次调查，采集遗物较为丰富，年代跨度较大。鉴于城楞子城址地理位置险要,近年来采集文物内涵逐步丰富，笔者在此对城址调查情况进行阐述，并尝试对城址年代、

图一 城楞子城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性质等相关问题加以分析。

一、城 址

城楞子城址由南、北二城组成，两城间距300米，形制相近。北城位于东辽河左岸二级台地边缘，所踞地势较为平坦，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周长约1300米，方向南偏东12°（图二）。北城城垣已辟为耕地多年，破坏严重，现仅能依据略隆起于地表的土楞来辨识城垣四至及结构。城址西、南、北三处城墙较为平直，南墙及东墙屡经东辽河水冲刷，已毁去大半，与河床形成一处高达10余米的断崖，断层处表明城垣为黄褐色粘土堆筑而成。城垣四隅均筑有角楼，损毁严重。东北角楼形制较为特殊，向东北角伸出一段土墙，土墙延至东辽河内，顶平而宽，可能为附属北城的一座渡船码头。瓮城、马面、护城河等均无迹可寻。

图二 城楞子城址平面位置图

南城也筑于二级台地之上，地势南高北低，城北50米原有一小河自西向东注入东辽河，现已干涸。城址平面应呈不规则四边形，周长700余米，方向南偏东3°（图二）。城内现已辟为耕地，城垣仅见隆起于地表约半米的低矮土楞。北、西、南三面城墙保存相对完整，较为平直。东墙依河而建，大部已被河水冲毁。南城筑有角楼四座，现西南、西北两座角楼尚存残迹，其它已被破坏殆尽。

二、遗 物

两城地表采集遗物种类相对集中，以破碎陶片及建筑材料为大宗，未见完整器，北城采集遗物多在东南城墙外所得，在遗物种类及数量上胜于南城，以陶器及建筑构件残件为主，偶见瓷片；南城虽亦见陶器残片，但以筒瓦、板瓦为主。城址采集遗物除一件青铜时代鬲足外，具有明显渤海及辽代文化特征。

（一）陶瓷器

城内调查未见完整器，绝大多数为陶容器残片，可辨器型有陶鬲、陶瓮、陶盆、陶罐等。质地以泥质陶为主，包括泥质灰陶、灰黑陶，黑皮陶，另有少量夹砂褐陶。泥质灰陶包括素面陶和纹饰陶两种，纹饰陶多为篦齿纹和戳印纹。黑皮陶器壁较薄，烧制火候高，表面磨光，部分饰有竖向波浪形砑光暗纹。发现瓷器相对较少，仅有一件器底残件。

1.陶器

鬲足 1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夹砂红褐陶，手制。圆锥状，袋足较浅，圆锥状实足根。足腿径7.1、足根径1.2、高8.4厘米（图三，4）。

口沿 13件。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五型。

A型 厚圆唇。2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9，夹砂黄褐陶，手制,口微敞，近直颈，可能为陶罐或陶盆残片。残高4.6、长5.1厘米，口径不详（图三，7）。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0，夹砂黄褐陶，手制，敛口，短束颈，圆肩，器形较小，可能为小口罐。残高2.4、长4.5厘米，口径不详（图三，8）。

这场面，把众人都吓呆了。什长愣了愣，拔出兵器，就要冲上来。亲兵大声说道：“秀容元帅奉旨执掌桂州军政，你等还不过来参拜！”

B型 小卷沿。3件。泥质陶，手制，器壁较厚，口沿外卷一周后，与颈部相连，短束颈，颈部有一圈凹槽，素面。皆残损严重，推测可能为陶瓮或陶罐口沿。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泥质灰陶，侈口，残高3.5、长6.4厘米，口径不详（图三，1）。标本城楞子北城采：3，泥质灰黑陶，口微侈，近直颈，残高4、长6.7厘米，口径不详（图三，2）。标本城楞子北城采：4，泥质黄褐陶，敞口，残高2.5、长5厘米，口径不详（图三，9）。

冬季阳性率37．69%，高于其他季节，冬春季阳性率37．42%（232／620）高于夏秋季31．79%（185／5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C型 大卷沿。2件。泥质灰黑陶，轮制，圆唇略尖，唇部上翘，素面，推测可能为陶罐或盆的口沿。标本城楞子北城采：7，敞口，短颈内收明显，溜肩，残高7、长15.5厘米，口径不详（图三，11）。标本城楞子北城采：8，形制与前者相近，残高4、长10.2厘米，口径不详（图三，14）。

图三 城楞子城址采集遗物

1、2、9.B型口沿(北城采:2、3、4) 3、5.D型口沿(北城采:5、6) 4.鬲足(北城采:1)6、10. E型口沿(北城采:12、11) 7、8.A型口沿(北城采:9、10)11、14.C型口沿(北城釆:7、8) 17、18.F型口沿(北城釆：30、31) 12、16.器耳(北城采:13、14)13、15、16、19.陶器底(北城采:15-18) 20.瓷器底(北城采:19)

D型 外叠唇。2件。泥质陶，轮制，短颈，素面，推测可能为陶罐残片。标本城楞子北城采：5，黑皮陶，敞口，广肩，残高4.8、长10.8厘米，口径不详（图三，3）。标本城楞子北城采：6，泥质灰陶，敞口，短颈，溜肩，残高6.3、长6.5厘米，口径不详（图三，5）。

E型 尖唇，口沿内侧有一周凸棱，唇部上翘。2件。泥质灰黑陶，轮制，器壁较薄，推测可能为陶罐口沿。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1，敞口，颈部以下残缺。残高4.8、长12.8厘米，口径不详（图三，10）。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2，仅存部分口沿，残高4.4、长8.5厘米，口径不详（图三，6）。

F型 方唇，圆角，折沿，横截面有一点状芯。2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30，泥质灰陶，短颈，颈部有一凹槽。残高2.3、长4.6、厚1.5厘米，口径不详（图三，17）。标本城楞子北城采：31，黑皮陶，短颈，颈部有一凹槽。残高2.3、长3.5、厚1.3厘米，口径不详（图三，18）。

器耳 2件。皆为横桥耳，泥质黑皮陶，表面饰有竖向波浪形砑光暗纹。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3，轮制，耳长10.2、宽4、厚0.8厘米（图三，12）。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4，器耳残断，手制，残长9.3、宽4.6、厚1厘米（图三，16）。

器底 4件。皆为平底器，泥质灰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5，泥质灰陶，手制，素面，器壁较厚，推测可能为陶罐或陶壶底。残高3.9、底径约22厘米（图三，13）。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6，泥质灰陶，底部有一圆形焗孔。残高3.3、底径约12厘米（图三，15）。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7，泥质灰陶，手制，近直腹，平底，腹部饰梳齿纹。残高6厘米（图三，16）。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8，泥质灰陶，斜弧腹，腹部饰戳印网格纹，纹饰规整。残高2.8厘米（图三，19）。

2.瓷器

器底 1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19，粗瓷，红胎，器底内壁施白釉，小圈足。残高1.8、底径近6厘米（图三，20）。

图四 城楞子城址采集遗物

1、4、6、8. A型板瓦(南城采:1、北城采:24、南城采:2、北城采:20)2、10、11. B型板瓦(北城采:29、21、22) 3.当沟(北城采:28) 5、12.曲节形瓦唇筒瓦(北城釆：26、27)7.直节形瓦唇筒瓦(北城采:25) 9.檐头板瓦(北城采:23)

（二）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包括板瓦、筒瓦及当沟，泥质灰陶、红陶皆有，模制而成。南城以红陶板瓦居多，北城建筑材料种类更为丰富。

板瓦 21件。凹面有模具压印形成的布纹，凸面素面，部分宽端饰有纹饰。有普通板瓦与檐头板瓦之分。

普通板瓦 20件。依宽端形制差异，可分为二型。

A型 18件。宽端未做特殊工艺。标本城楞子南城采：1，泥质红陶，平面近似长方形，素面。残长22.2、宽14.8、厚1.6厘米（图四，1）。标本城楞子南城采：2，泥质红陶，平面近似长方形，素面。残长12、宽13.5、厚2厘米（图四，6）。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0，泥质灰陶，平面呈长方形，素面。残长8.3、宽9、厚1.6厘米（图四，8）。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4，泥质灰陶，平面呈长方形，尾端加厚起凸棱，应为板瓦的尾端。残长9.8、宽12.3、厚1.5厘米（图四，4）。

B型 3件。宽端以指压印一排凹窝，凹面饰布纹。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1，平面呈梯形，残长7.2、宽11、厚2.2厘米（图四，10）。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2，泥质灰陶，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残长7.4、宽6.3、厚2厘米（图四，11）。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9，泥质红陶，表面夹细砂，平面呈梯形，残长12.5、宽10.2、厚1.8厘米（图四，2）。

檐头板瓦 1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3，泥质灰陶，平面呈等腰梯形，宽端处加厚饰栉齿戳点纹。纹样为沿面中央有两道凹槽，上下两侧饰斜向栉齿纹，凹槽之间饰一排圆形戳点纹。残长9.8、宽8.5、厚2.6厘米（图四，9）。

筒瓦 3件。泥质灰陶，凹面有模具压印形成的布纹，包括直节形瓦唇筒瓦和曲节形瓦唇筒瓦两类。

直节形瓦唇筒瓦 1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5，平面呈长方形，瓦唇、瓦身皆残。瓦唇有颈，肩部较平，瓦身凸面刮有两条竖向深槽。瓦唇残长1、宽5厘米，瓦身残长4.5、宽8.2、厚1～2.5厘米（图四，7）。

数据水印技术指的是将可以进行标识的信息在不影响正常的数据内容和数据使用效果的前提下，依靠相对难以察觉的方式嵌入数据载体之中，以达到“标记”数据的效果。这项技术在媒体版权维护、数据库和文本文件的比较中较常用到。由数据水印的作用出发，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强健水印和脆弱水印两大类：首先强健水印类，它能够很好地保护原作者的创作权，而脆弱水印类则能够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两者各有优势，实际应用中可酌情选择。日常工作中，数据水印技术多是在小范围内应用，如何扩大其应用范围还需要进行相应的研究[3]。

Perinelli等在近期研究中报道了与传统表面活性剂相比，鼠李糖脂具有令人满意的毒理特征[126]。已知鼠李糖脂可作为渗透增强剂（permeability enhancer）。他们也报道了鼠李糖脂对大分子药物的上皮渗透性的影响。

当沟 1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8，泥质灰陶，一侧边缘平直，一侧边切割成舌状。凹面有模具压印形成的布纹，凸面素面。长18、宽14.5、厚1.7厘米（图四，3）。

三、相关问题讨论

（一）城址的分期及时代

城楞子城址先后属高句丽、渤海、契丹人统治区域，三个政权在人口组成、地域分布诸方面存在一定的交互性与延续性，所用遗物也具有一定相似性与继承性。本文所列遗物均为地表采集，缺少地层学支持，加之所获遗物以口沿、器底、建筑构件为主，未见完整器，给笔者分析增加一定难度。然而，考古调查所限不应使后续研究“裹足不前”，笔者尝试对近年来地表采集代表性遗物进行分析，初步可将城楞子城址文化遗存分为四期。

第一期，采集遗物较少，仅一件圆锥状鬲足。其形制为青铜时代典型特征，受马城子文化②陶鬲影响较深，本地区常见同类器物，由于这一阶段目前采集遗物较少，不做过多说明，推测在筑城之前，已有居民在此地居住。

附记：先后参加城楞子城址调查工作的有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赵殿坤、隽成军、魏佳明、聂卓慧、崔志以及梨树县文物管理所曲清海。器物图由四平战役纪念馆田永兵绘制。

第三期，陶器以泥质陶为主，手制、轮制均见。虽未见完整器，推测有瓮、罐、盆等，大型容器腹部及器耳饰有竖向波浪形砑光暗纹。通过地表采集的大量布纹板瓦、筒瓦分析，城内应有大型建筑。D型口沿、F型口沿、横桥耳及竖向波浪形砑光暗纹，这些陶器特征与珲春八连城⑥、抚松新安遗址⑦同类器较一致，采集的栉齿戳点纹檐头板瓦、指印纹板瓦、曲节形及直节形瓦唇、当沟等建筑材料和龙西古城⑧、珲春八连城内发现同类器基本相同。同时，《梨树县文物志》载曾在城内出土具有典型渤海文化特征的莲花瓦当⑨，可知该期为渤海遗存无疑。这一时期部分遗物沿用高句丽时期风格，但又有一定程度改变。以B型指印纹板瓦为例，高句丽太王陵所见该类板瓦宽端多以圆头或弧面压槽工具压印，凹槽多窄长，斜向。而渤海时期该类板瓦则由指尖压印而成，凹槽多呈半圆形指窝状，正向。二者初观相近，应具有一定延续性，但在制作工艺上却有本质区别，为不同时期文化遗存。

约翰·克里1984年代表马萨诸塞州当选联邦参议员，20年后在党内初选中几乎所向披靡，尤其是在3月份的“超级星期二”，一天内拿下10个州的初选，顺利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然后，在最后与时任总统布什的对决中，还是以微弱劣势 (252：286)输给了布什。

第四期，以B型、C型口沿、戳印网格纹、篦齿纹陶罐器底、部分布纹瓦为该时期代表器物。其中，卷沿口沿、篦齿纹为辽代陶器典型特征，辽代安州四面城遗址⑩、双辽高力戈辽墓群⑪均有同类器物出土，布纹瓦沿用时期较长，渤海、辽代均见。通过采集遗物分析推测第四期应为辽代遗存，该期与第三期年代跨度不大，部分器物沿用早期风格。

鉴于本文所列遗物均为采集所得，无明确地层关系作为佐证，且较多遗物均为残件，部分采集遗物暂时未能明确其所属年代分期。以A型板瓦中南城采集两件泥质红陶素面板瓦为例，高句丽王城国内城、丸都山城出土较多红色板瓦，但多为纹饰瓦或饰有刻划符号，素面瓦未见，且烧造火候有异。渤海、契丹所用砖瓦以灰陶为主，与南城所得板瓦有显著差异。由于城楞子城址地处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交界地带，又分属渤海、辽代府州，遗物所体现的是地方土著与中原政权的地域差异还是年代之分，尚待后续讨论。

（二）城址的地理位置特点及其性质

城楞子城址依山临水，背靠城子山，毗邻东辽河，西及西北距唐·长城·老边岗土墙⑫（高句丽千里长城）约11千米，位于长城里线，西南距辽九百奚营、金韩州偏脸城城址⑬约30千米，北距东辽河右岸的辽金信州秦家屯城址⑭约34千米。城址所在区域在唐时与高句丽政权为界，为中原王权的边塞要地；唐灭高句丽后，为渤海国扶余府治下，以扞契丹；进入辽代，东西各属上京、东京二道，南北界分黄龙府、咸州路，为四方交融之地。2014年城楞子城址周边考古调查中，在距城楞子城址大约2千米的正北部又发现了周长约2300米的北王平房城址，从地面及当地居民取土所显露灰坑中采集的遗物分析应以金代遗存为主。

⑭陈相伟：《吉林怀德秦家屯古城调查记》，《考古》1964年2期，第79～82页。

城内多处地点发现有较为集中的残碎瓦片，推测是曾有一定规格的建筑。地表散落的遗物中，不但发现明确为渤海时期的遗物，亦见到疑似为高句丽时期遗存的标本及更早的青铜时代遗物，但更多以辽代遗存为主，金代遗物不确定。城址中典型的陶容器及瓦件表明城楞子城址当为渤海时期所建，并在辽代沿用，到金代时已基本废弃。

（三）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城址所属考定

他的家里看起来还干净，是因为他那个家只用来睡睡觉，自己从不做饭，只会点外卖；他的白衬衣和西装总是挺括干净，是因为他不会洗衣服，一直是送去干洗。如果是扣子松了线，或是吃腻了外卖，想煮一碗面条，他就傻了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如芸，等她来解救了。

契丹灭渤海后，在扶余府故地建立黄龙府，仍以渤海降人为将驻扎。《辽史·地理志》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馀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 ⑱，此为黄龙府建置时间的最早记录，时年辽太祖天显元年（926）。《辽史·景宗纪》载：“保宁七年（975），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九月，败燕颇于治河，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 ⑲。《辽史·地理志》：“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 ⑳。保宁七年（975）卫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1020），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文献可查黄龙府从建立经废弃再到复置，先后经历三个阶段：天显元年（926）至保宁七年（975），历49年，“黄龙府”得名；保宁七年（975）至开泰九年（1020），历45年，“黄龙府”因渤海人燕颇反辽而废，迁出初址，“城通州”；开泰九年（1020），“复置”黄龙府，且“黄龙府”从废后之地通州向东北迁移。

通州，为保宁七年（975）至开泰九年（1020）间的黄龙府所在地，为渤海人燕颇余党千余户所建。其设置时间虽短，但在东北历史地理史上却为人所瞩目，城址何在，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㉑，所涉扶余府㉒、黄龙府㉓地望如何也争议颇多。由于《辽史·地理志》矛盾纷呈，疏漏百出，府、州沿革有误，多相掺杂，其记录的确为后继学者带来诸多困扰。伴随史料文献的渐次梳理与田野考古工作的逐步丰富，相关辽、金州府建置越发明晰。考古发掘所得“安州”残碑㉔明确昌图四面城为辽代安州所在，故四面城断不能为通州所在；辽金两代“黄龙府”建置有异，太祖初设于开原县，再城通州，开泰九年（1020）迁至农安，故开原一说不攻自破；关于一面城与黑城城址为通州的推定方法尚存推敲之处，其多以文献所载之地理方位为先，与周边州县互相援引，再结合地方文物志所载调查城址而定。然今之一面城城址轮廓不存，城内遗物不见，通州之说自难成立。周向永先生在其文《辽代通州考》㉕中认为通州为辽平燕颇叛乱后新置州城，并提出了辽代通州定位的四个条件，笔者对此论断深表赞同。其又援引《御寨行程》、《松漠纪闻》、《武经总要》等书籍对周边州县的记录，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辽宁省文物普查成果，确认昌图县曲家店黑城城址为通州所在。然而，黑城城址采集遗物较少，只能初步判定其为辽金城址，其他时期遗物未见，不符合史料中关于“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的记载。《御寨行程》等所称杨八寨（杨柏店）之通远馆是否为辽代通州本就存疑，《武经总要》所提之韩州为二迁之“白塔寨”昌图三江口小塔子屯㉖还是三迁之“柳河”昌图八面城㉗更待商榷。

由以上分析可知，辽代通州定位需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地处复置黄龙府（今农安）西南，开原至四平一线。二是地近辽河岸边，《辽史·道宗本纪》载通州曾在道宗年间因水潦害稼得到朝廷赈济㉘。三是城址规模符合州治规模，通州为节度州，较之已确定的刺史州——安州四面城，其规模应相当，或高于安州。四是城内遗物应以渤海、辽代为主。

⑨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梨树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4年。

再观城楞子城址，从地理坐标看，位于农安古城西南，符合西南─东北方位关系。其东即为东辽河，因常年河水冲刷，南城东城墙已毁去大半，既符合地近辽河之说，残存的城址又能一窥昔年水患之景。从城址规模上看，城楞子城址包括南北二城，现存两城周长近2000米，根据安州四面城城墙长度㉙可知其周长近2000米，城楞子城址原有规模应高于四面城。从城址遗存看，城址以第三期渤海遗存、第四期辽代遗存为主，两期年代跨度不大，部分器物沿用早期风格，少见金代遗存。通州仅历45年，使用时间较短，城楞子城址内的渤海遗存和辽代遗存符合辽通州存在的条件和要求。开泰九年（1020）在通州的东北复置黄龙府后，通州原人口迁移，原城址开始废弃，或因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又在该废城之北迁新城即最新发现的北王平房城址。金灭辽后，通州废，通州之名也不存。

城楞子城址南、北二城的布局形制较为特殊，两城建造、使用时间是否一致却鲜有论及。北城采集遗物较多，本文所分四期遗存均在该城内发现，其主体使用年代可以明确为渤海至辽代。然而由于南城破坏较为严重，地表现存遗物较少，采集素面红陶板瓦性质存疑，暂时不能确定其与北城建造时间相同。《梨树县文物志》载曾在南城采集与北城相近的辽代遗物，可知南城在辽代已有先民居住使用。本文认为城楞子城址为昙花一现的通州所在，为安置叛乱的渤海人燕颇余党而设，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突发性，且通州使用时间较短，历45年便废置，推测在保宁七年（975）之前南、北二城既已存在。然笔者查询中、俄、朝三国境内渤海城址㉚及吉林省内可以确定的辽代城址，发现由两座平原城组成的州城实为罕例。城楞子城址地处渤海与契丹交界，为渤海国西部边陲，既肩负边防要职，也是对外交通重镇，人口种族复杂，契丹灭渤海后，该地仍为部分渤海遗民所居。南北二城为渤海时期不同族属分而治之的“双轨制雏形”还是辽早期依上京城治政分南北的“二元结构翻版”还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加以证明。

吉林省内辽代城址较多，金代多为沿用，由于多数城址考古发掘较少，仅依地表采集遗物难以确认城址性质。部分史料虽略有提及，由于记叙混乱，后人所做相关历史地理考证虽多，却莫衷一是。本文通过以上对城楞子城址的形制与规模，城内外采集出土的遗物以及其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等方面加以探讨、考证，结合历史文献、实地考察资料的分析，认为梨树县城楞子城址是保宁七年（975）至开泰九年（1020）间的辽通州州治所在。对该城址时代及性质的确认不仅能为后继学者探讨渤海扶余府和辽代黄龙府问题提供宝贵的考古学资料，而且有助于推动东北地方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期，疑似为高句丽时期遗存，但代表性标本较少。本文A型陶器口沿在形制、质地与烧造火候上均与丸都山城出土陶器口沿相近③，同时，国内城④城内也发现较多夹砂黄褐陶陶器。城楞子北城采集的直节形瓦唇筒瓦，其凸面刻有竖向间断深槽，此类筒瓦也见于高句丽王陵禹山墓区临江墓中⑤。然而由于未采集完整器，仅依部分陶器口沿、残损建筑构件判断，或有管中窥豹之嫌，尚待进一步论证。

注 释

①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梨树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4年。

②赵宾福：《马城子文化新论—辽东北部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整合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第143～164页。

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本文择选的林地为速生桉第二代林木采伐基地，但基于长时间种植速生桉的影响，相应种植区域的地力大幅度下降，土地板结以及退化问题严重，开始不断趋于贫瘠化发展，因此，为了对该区域土地以及环境进行有效的优化，需要积极探寻以及创新出实效性较高的改种种植方式，有助于提升农民经济效益提升。

④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

接客时比较热闹。有的坐车来，面包车，轿车都有，有的走路，风尘仆仆。陶兴文说，祭奠过去只有一束纸钱，但现在有送花圈的。但也仅止于花圈，云南其他地方经常有各种牛马牲畜、电视、手机、汽车等纸火这里看不到。

⑤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曲节形瓦唇筒瓦 2件。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6，平面呈长方形，瓦身不见，仅存瓦唇。瓦唇有颈，颈部有两道凸棱，肩部较平。唇残长5、宽11、厚0.9厘米（图四，5）。标本城楞子北城采：27，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瓦身不见，仅存瓦唇。唇残长5.4、宽5.6、厚1.3厘米（图四，12）。

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抚松新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2013年3期，第368、369页。

⑧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西古城—2000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青年人才易流失。受工作环境、薪酬福利、住房婚恋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青年人才流失到其他企业，对企业整体人才队伍规划、建设和发展带来一定冲击。

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昌图四面城城址2010年调查及城址东北角探沟发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三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⑪柳岚、邵春华：《吉林双辽县高力戈辽墓群》，《考古》1986年2期，第142页。

⑫吉林省文物局：《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张福有、孙仁杰、迟勇：《高句丽千里长城》，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⑬段一平：《韩州四治三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第190页。

城楞子城址由南北二城构成，互为犄角，由于多年水患风沙，破坏较为严重。现存城址虽未发现诸如瓮城、马面、护城壕等防御设施，但城垣四隅均筑有角楼，因而判断该城应具有一定的军事防御功能。南北二城交相呼应，北高南低，共同控扼东辽河畔，北城在河岸设有码头，舟楫往来于两岸，既有天险相隔，又不会影响城内居民正常交通。

⑮⑯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82页。

⑰金毓黼：《奉天通志》，第1148 页；《渤海国志长编》卷14《地理考·夫余府》，《东北通史》上编，第168 页。

⑱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468页。

⑲脱脱：《辽史》卷8《景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91页。

总章元年（668），高臧王白幡出城而降，高句丽自此灭亡。亡国前后，靺鞨人趁时崛起，建立海东盛国——渤海国，渤海王国在古扶余地区向西偏北扩地千里，建立了扶余等府，成为渤海王国十五府之一，城楞子城址所在区域正属扶余府治下。《新唐书》载：“夫余故地为夫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领扶、仙二州”⑮。从扶余府领扶、仙二州及其属县来看，它在渤海十五府中属于三等府州，但其地处王国之西陲，毗连强邻，战略地位重要。扶余府还是由渤海内地通往契丹大道的必经府城，所谓“扶余，契丹道” ⑯是也，为渤海对外五条重要通道之一，正因为此，扶余府成为契丹东攻渤海的第一个目标。关于扶余府领地，金毓黼先生等人已有考证，谓在今长春以西，昌图迤北，开鲁之东⑰。据金毓黼先生考证，扶余府领地东尚未越过松花江，当同涑州辖地相接，境内为平原，有小部分地带属丘陵和半山区。就城楞子南北二城的形制和规模分析，应为渤海国扶余府所辖扶、仙二州的某个属县之一。虽然渤海统治该地垂二百年，并设府州县悉心经营，但所设府州县分布情况文献无徵，故城楞子城址所属县治暂无考。

⑳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468页。

㉑关于通州城的位置之争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说法：一为昌图四面城之说，以金毓黻为代表，其在《奉天通志卷》执此说；二为开原县城之说，以景方昶为代表，其在《东北舆地释略》执此说；三为四平一面城之说，以李健才为代表，其在《东北史地考略》、《夫余疆域和王城》皆执此说；四为昌图曲家店黑城子之说，以周向勇为代表，其在《辽代通州考》执此说。

风影急匆匆地又要走了，红琴也挎着一篮子磨菇要回家了。冷不防她窜上去拦在他的面前，她让他等一等，随即就从细腰上取下一根红色的裤腰带子，闭上眼睛默默地念了一阵子，然后她将它挂在树枝上，打了一个丁香结。他问她什么意思，她笑容满面，说这个结就代表着他们这次见面，下次还在这里见面，再打一个结。她说只要心诚，每次打结许个愿，等到打了七七四十九个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以偿了。

㉒王绵厚：《扶余城、扶余府与扶余川再考论》，《东北史地》2015年6期，第42～44页。

㉓关于黄龙府的位置之争主要包括两种主流观点：其一为开原说，《明实录》、《盛京通志》为代表，曹廷杰、金毓黻执此说；其二为农安说，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执此说。近年来再掀黄龙府研究热潮，经讨论，黄龙府废、置经历三个阶段，三者本非一地，第三阶段复置后的黄龙府位于今吉林省农安县城为方家认可。相关研究包括：宁梦辰：《黄龙府新考—〈静晤室日记〉读后》（上），《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期，第27～30页；《黄龙府新考—〈静晤室日记〉读后》（下），《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第29～33页。赵永春：《辽金时期的黄龙府》，《北方文物》2007年1期，第69～76页。张福有、孙仁杰、迟勇：《夫余后期王城考兼说黄龙府》，《东北史地》2011年2期，第11～23页。姜雅迪：《“黄龙府”名称与地理位置问题研究综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第29～32页；姜雅迪：《“黄龙府”若干问题述论》，《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4期，第49～53页。姜维公：《辽代黄龙府方位考》，《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9～447页。

降水量是衡量一个地区降水多少的数据，指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上的液态或固态（经融化后）水，未经蒸发、渗透、流失而在水平面上积聚的深度［5］。降水观测是研究流域或地区水文循环系统的动态输入项目，是水资源最重要的基础资料之一，对于工农业生产、水利开发、江河防洪和工程管理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㉔王雷、赵少军：《辽宁昌图四面城辽、金时期建置考辨》，《边疆考古研究》（第20辑），科学出版社，第321～340页。

㉕周向永、史宇辉：《辽代通州考》，《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

周天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信息安全和密码学；参与主持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桂林密码学和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项目等；已发表论文10余篇。

㉖段一平：《韩州四治三迁考补正—初迁白塔寨考》，《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4期，第211～212页。

㉗段一平：《韩州四治三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第189～193页。

㉘周向永、史宇辉：《辽代通州考》，《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

一般认为，高校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任务。但三者绝非同等重要，相互分离，而是有主有次，彼此联系。就三者的主次地位而言，教学居首要地位。就三者的内在联系来看，教学是中心。

㉙赵少军、王雷：《昌图四面城城址2009年试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

㉚韩亚男：《渤海国城址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