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旧石器考古是19 世纪中叶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经过几代旧石器考古学家的努力，到20 世纪中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旧石器文化分期序列。它以欧洲冰期-间冰期地层和共生哺乳动物化石为基础，并以和分期相联系的标志性技术、工具为标志①。标志性技术和工具毕竟是人类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创新能力的体现，是一种客观现象，可以在研究早期人类文化进化上发挥其独特作用。

20 世纪初，内蒙古萨拉乌苏、宁夏水洞沟和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兴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旧石器考古在遗址和石制品数量、研究成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位于东亚的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所具有的一些本土元素，在与欧洲旧石器文化进行对比时，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使得关于欧洲旧石器文化分期序列及标志性技术和工具是否适用于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论点②。简而言之，就是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是不是普遍存在可以与欧洲旧石器文化进行对比的所谓“西方元素”。而这一问题主要靠新的考古发现来解决。

生1：我身上长满白色的绒毛，摸上去软软的。我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就像两颗红宝石。我的耳朵长长的、扁扁的。

鄂尔多斯高原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驻足地。上世纪20年代发现的水洞沟遗址③因包含大量的石叶和勒瓦娄哇概念产品，被认为不同于中国任何一个已发现的遗址，而更有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萨拉乌苏遗址④的石制品组合也被认为具有西方莫斯特文化的特征。本文主要对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中存在的西方文化元素进行梳理。

二、乌兰木伦遗址简况

乌兰木伦遗址是一处露天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岸，地理坐标为39°35.152′N，109°45.659′E，海拔1281米（图一）。

图一 乌兰木伦遗址地理位置图

该遗址是一个地点群，目前命名的已有三个地点。其中第1地点发现最早，位置靠东，地理坐标为39°35.152′N，109°45.659′E，海拔1281米。该地点经过连续发掘，也已取得了重要成果。第2和第3地点是在发掘第1地点时对邻近区域进行调查时发现。第2地点位于第1地点西侧约50米，目前仅试掘一条1米宽的探沟，出土了一些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第3地点位于第1地点西侧约160米处，于2012年进行了试掘，主要是挖了一条1米宽的探沟，出土了一些动物化石。此外，在2012年的野外调查工作中，在遗址往西又发现了至少3处地点。这些地点的地层堆积成因基本相似。

以遗址第1地点为例，其地层堆积厚度超过10米，可分为8层，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出土于第②-⑧层。遗址发掘面积累计约66平方米。发掘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发现石制品数量非常丰富。经统计，目前出土石制品已超过2万件。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出土动物化石数以万计，经初步鉴定，有大哺乳、小哺乳、鸟类和软体类动物。从动物群的组成来看，乌兰木伦动物群属于华北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即“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⑤。动物化石相当破碎，常见的有牙齿、上下颌骨、肩胛骨、脊椎骨、上下肢骨、肋骨等。一些解剖学部位残留着明显的石器切割痕迹，可视为当时人类肉食的证据。此外，还有明显的打击骨片的证据；骨制工具也有发现，且具有一定的类型，目前已观察到有骨制刮削器、尖状器和刀。骨制品的发现为遗址增添了更多的人类活动信息。

经勘探，乌兰木伦遗址的地层序列可以与萨拉乌苏对比；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显示遗址动物群属于晚更新世的萨拉乌苏动物群。遗址石器技术特征则表现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特点。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确定遗址大概的年代范围，即属于晚更新世。而系统的光释光年代学研究测定其文化层年代为距今5-6.5万年。其在冰期阶段上属于末次冰期，在深海氧同位素阶段上属于MIS4结束到MIS3开始，在黄土-古土壤序列中属于L1中的L1-5结束到L1-4开始。乌兰木伦遗址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表明遗址剖面所反映的气候环境有一个由相对寒冷转向相对温暖的变化过程。因此，从大的气候环境背景上看，其跨越了相对寒冷和相对温暖期，而在内部还存在不同的冷暖干湿变化。遗址所获的花粉、粒度、木炭、动物化石等则表明当时生态环境为草原植被景观，其中下部地层为灌丛-草原植被景观，上部地层为典型草原植被景观⑥。遗址周围还存在湖泊环境。而在个别阶段则出现了“沙漠化”现象，其可能出现在H6事件（约60Ka）。总的来看，遗址气候属温凉偏干类型，但较现今相对温暖湿润。

三、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的总体特征

乌兰木伦遗址经过连续发掘，共出土石制品2万多件。其原料包括石英岩、石英、燧石、砂岩、片麻岩和硅质岩，以石英岩为主，占90%以上。石英岩在乌兰木伦河流域分布广泛，在河流两岸裸露的基岩内部随处可见。经地质调查和统计表明⑦，石制品原料采集于距离遗址约2公里的乌兰木伦河岸的基岩砾石层中。原料在产地没有进行试剥片，而是直接搬到遗址进行剥片和工具制作。在原料类型、等级以及砾石大小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并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应性策略。例如，主要选择优质的石英岩为原料，并对特别优质的玉髓、玛瑙等虽然在产地难以见到的原料类型也有使用；原料主要集中在30-60毫米，这表明古人类对砾石大小的主动选择。这种选择主要考虑到从产地搬运到遗址的便利性，所选择原料的尺寸也足以满足古人类所需的剥片产品。

石制品以小型为主。其中，小于10毫米的碎片数量之多是遗址石制品特征的一大特色。石制品构成上以废片和碎片为主，其次为石片；其他类型如石核、工具、断块、备料等比例较少。石片的各种类型普遍存在。锤击法是石核剥片的主要方法，此外还有砸击法以及可能使用的压制法⑧。

工具以片状毛坯为主，比例达到99%。而以石核（或断块）加工成工具的比例很小；其大小主要分布在20-50毫米之间，形态较小；类型丰富，共有锯齿刃器、凹缺器、刮削器、钻具、尖状器、石镞、薄刃斧、琢背石刀、雕刻器、鸟喙状器、两面器粗坯、端刮器、石球等13个类型。从比例上看，锯齿刃器、凹缺器和刮削器是最为主要的成分，其中锯齿刃器比例最高，其他各类工具比例均较低。显然，乌兰木伦遗址在工具类型构成上是以锯齿刃器、凹缺器和刮削器为代表的石器工业组合⑨。锯齿刃器不仅比例高，而且根据刃缘数量和形态还可分出多个子类型；凹缺器也可分出标准型和克拉克当型二类；刮削器从刃缘形态上也可分出多个子类型。总的来看，乌兰木伦遗址工具组合中不仅有加工精致的工具类型，也有加工程度相对不高的类型。在面对丰富的优质原料时，乌兰木伦古人类有计划的生产了精致工具和加工相对简单的工具。工具主要采用锤击法进行加工；个别尺寸较小、修疤规整者可能采用压制法。加工方式多样，但以单面加工为主；其中又以正向加工为多。非石片毛坯工具主要由平面向不规则面加工。工具刃缘加工深度较浅，但加工长度却很长，这可能反映了乌兰木伦遗址古人类对于功能的需求。大部分工具刃缘在加工后，其角度较之原毛坯边缘角度变大。此外，乌兰木伦遗址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修理，包括修柄、修铤、有意截断和修理手握等。修柄和修铤可能都是为了装柄使用，表明遗址已有复合工具；修理手握则是为了使用时手持方便；有意截断是否是为了镶嵌使用，目前还难以确定。

⑱Anna I C. The meaning of “kombewa” method in Middle Palaeolithic: techno-economic analysis of lithic assemblages from Riparo Tagliente (VR), Carapia (RA), Podere Camponi (BO) and Fossato Conca d’Oro (MT) [J]. Museologia Scientifica e Naturalistica, 2010,6:123-130.

从带铤石镞的分布和传播路线来看（图五），这种技术的传播显然是支持北线迁徙路线的。早期现代人最先到达北非，受到Aterian文化的影响，并将该文化最为典型的工具类型-带铤石镞带入到世界其他地方。从目前的材料看，带铤石镞技术最早在7.4万年前到达印度。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约在5万年左右到达亚洲北部的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和中国北方内蒙古的乌兰木伦遗址。而继续向东传播的过程，乌兰木伦遗址显然具有中转站的地位。目前的材料表明极有可能是由乌兰木伦遗址向东进一步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并向东北扩散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北美。值得注意的是，是否存在从印度向北传播到乌兰木伦遗址，目前还难以确认，需要中国西南部的材料证据。

四、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中的西方文化元素

在乌兰木伦遗址的石器工业特征中存在一定的西方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有很多遗址都可见到西方文化元素，认为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在过去200 多万年间，由于早期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应对全球气候波动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而反覆进行的横贯大陆的双向迁移、交流与融合，实际上难分彼此㊴。但是东西方旧石器时代“两种文化”的观点仍然没有销声匿迹，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西方文化元素仍然较为少见。而乌兰木伦遗址西方文化元素的存在无疑为“一种文化”的理论提供了证据支持。

图二 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中的锯齿刃器-凹缺器工具组合

1-8为锯齿刃器 9-15为凹缺器

（1）以锯齿刃器-凹缺器为代表的工具组合。这是西方旧石器时代莫斯特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组合类型。莫斯特文化是一个由多个工业组成的混合物或复合体，常常体现出不同的类型。在法国，博尔德就根据是否存在特定的石器类型及其比例的多少将其分为四个主要的类型，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变种⑫。其中，有一个类型是锯齿刃器型莫斯特（Denticulate Mousterian），主要特征是石制品组合中包括不常见的勒哇娄瓦技术、少量刮削器、少量或者没有尖状器、非常普遍的锯齿刃器，凹缺器比例高，不见手斧和石叶。

乌兰木伦遗址工具组合中，锯齿刃器比例最高，其次为凹缺器（图二）。这是以锯齿刃器和凹缺器为代表的工具组合，与欧洲锯齿刃器型莫斯特类型的工具组合极为相似。虽然我们也注意到两者之间还有一些不同，例如乌兰木伦遗址工具组合中刮削器（21.7%）也占有一定比例、没有勒瓦娄哇技术、有两面器等，但这可以理解为地域上的差别以及乌兰木伦遗址等受到本土旧石器文化的影响。

Sp是指施工项目在考核期内的计划安全保障水平；Sa则是指施工项目在考核期内实际安全保障水平。Sp与Sa的取值范围均为(0，1)。

（2）Kombewa（孔贝瓦）技术。孔贝瓦技术是一种预制石核技术，这种预制性主要表现在剥片前石片石核毛坯的预制和选择（有意打下相对鼓凸的打击泡石片）、剥片过程中对石片石核台面的修理以及剥片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两面鼓凸而圆形锋利边缘的石片等几个方面。正因为如此，也有学者认为孔贝瓦技术是勒瓦娄哇技术的前身⑬。该技术最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W.E.Owen对非洲肯尼亚Seme hamlet遗址石制品研究时发现并命名⑭。其后，博尔德对法国发现有该技术的遗址进行了研究⑮ ，并最终使得该技术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孔贝瓦技术的遗址在非洲的肯尼亚地区，年代超过100万年⑯。在亚洲南部的印度旧石器早期阿舍利文化中有大量的薄刃斧孔贝瓦石片为毛坯⑰。在欧洲的意大利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也发现有孔贝瓦石核和石片⑱。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距今约3万年的地理学会洞穴和相关遗存（Geographical Society Cave and Related Inventories）中发现有两面剥片即孔贝瓦技术⑲。在东亚旧石器中期遗址中有报道该技术的，乌兰木伦遗址应该说是第1个。

图三 乌兰木伦遗址发现的孔贝瓦技术石片

乌兰木伦遗址共发现孔贝瓦石核3件，石片6件（图三）。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个别孔贝瓦石片形体规整，边缘锋利，且台面可能具有修理的特征，总体上显示出技术的成熟性。乌兰木伦遗址发现的这种东亚鲜有的石核剥片技术，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遗憾的是，由于该技术的报道较为分散，也由于时间的限制没有去找寻全部存在该技术遗址的报告，因此还难以绘制出孔贝瓦技术的传播路线图。这也可以是下一步工作的一个目标。

（3）带铤石镞。带铤石镞的英文名称为Tanged point。修铤一般是为了捆绑以制造复合工具，其因为能够“远距离射杀（kill at a distance）”而实现了“安全狩猎（safe hunting）”，被认为是相对于尼安德特人的一次有效的进步⑳。有铤石镞是一类非常特殊且具有文化指示意义的工具类型。在非洲北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有铤石镞为标志的Aterian文化是与莫斯特文化并行发展的一个文化传统，其年代主要集中在91,000到61,000年前㉑。但最新的年代显示Aterian文化的年代可早至145,000年㉒，而最晚可至40,000年㉓。

其次，要将学术上突出的人选用到中层管理岗位上。大学是传授知识，创新知识的学术组织，大学领导者要具有学术意识、学术精神和学术推进能力。那么作为学术的直接组织和生产单元中的中层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学术能力和学术上颇有成就和影响的人。所以在选任中层管理者时就要重视和把握他们是否懂学术、能学术和推进学术。

乌兰木伦遗址发现的带铤石镞（图四）与Aterian文化的tanged point非常相似，体现出一致的加工和修理技术。因此，乌兰木伦遗址带铤石镞极有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自我国诞生之日起，中国菜品便不断开发、更新与承接，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中华精神。随着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各国之间的餐饮文化也不断进行交流、碰撞，要想提高我国饮食文化的软实力，必须对中国菜进行创新与改进，进而创建出更加新颖的中国菜式风格。以下为笔者对中国菜创新与改进给予的相关分析与建议。

图四 乌兰木伦遗址发现的带铤石镞

目前，带铤石镞最早出现在非洲北部的Aterian文化的石制品组合中，分布也最为集中，其年代范围在145,000-40,000年之间㉔。在印度的Jwalapuran遗址发现了1件带铤石镞，年代为740,000年㉕。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Denisova遗址第11层发现有1件带铤石镞，年代为50,000-30,000年㉖。中国的乌兰木伦遗址年代与Denisova遗址发现带铤石镞的地层年代接近，为50,000-65,000年。其他地区目前可见报道的带铤石镞其年代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的La Ferrassie等遗址发现有font Robert Point，与tanged point的形态和加工方式一致，年代在22,000-29,000年之间㉗；东欧波兰的Parisien盆地和Oder River盆地发现有距今约12,000或13,000年的带铤石镞㉘。在亚洲东部俄罗斯远东地区具有长石片-石叶技术的乌兹逖诺夫卡类型（Ustinovka Type），时代属于旧石器晚期末段，石制品中包含带铤石镞，年代为10,000-14,000年㉙；此外，在乌斯基湖遗址发现有距今16,000年的带铤石镞㉚。在朝鲜半岛，带铤石镞出现在旧石器晚期的35,000-15,000之间㉛，其中垂杨介㉜是包含带铤石镞的最著名遗址之一，其石制品组合中同时还有细石器类型。而日本地区发现的带铤石镞则出现在旧石器晚期晚段，时代在15,500-13,800年之间㉝。在美洲许多沿河岸的遗址都发现有带铤石镞，年代在14,500-12,500年之间㉞。以上这些含有带铤石镞的遗址或地区分布如图五所示。

现代人起源和迁徙一直是国际古人类学界和旧石器考古学界所共同关注的课题。学术界提出了许多的模式㉟，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走出非洲模式和多地区起源模式。目前这两种模式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另一方是错误的。但这不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主要以带铤石镞为文化纽带关注走出非洲模式中的几种迁徙路线假说。有学者曾总结了走出非洲模式的两种最为主要的迁徙路线㊱。其中之一称之为北线>㊲，主要经过北非然后到达地中海地区。该路线可能经历两次走出非洲的过程，一次发生在130,000-80,000年，并被认为因失败而告终；另一次发生在50,000年之后，并最终占领了全球。另一条称之为南线㊳，经过东非进入到阿拉伯半岛，主要发生在MIS6到MIS5阶段，其发生年代大概在125,000年前。

图五 现代人走出非洲的两条迁徙路线与带铤石镞的传播路线图

O:北非Aterian文化, 145-40ka; E1:法国, 29-22ka; E2:波兰,12/13ka; A1:印度, 74ka;A2:阿尔泰地区, 50-30ka; A3:中国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 65-50ka; A4:韩国, 35-15ka;A5:日本, 15.5-13.8ka; A6:俄罗斯远东地区, 16/14ka; N1:北美地区, 14.5-12.5ka

总体而言，乌兰木伦遗址作为中国华北小石器传统演化序列中的一员，与东谷坨、小长梁、周口店第1地点、周口店第15地点、许家窑、萨拉乌苏、峙峪等构成了一个体系⑪。在这个体系中，乌兰木伦遗址属于旧石器中期阶段，但同时带有一些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因素，例如预制石核技术的成熟、一些精致工具如石镞、端刮器等的出现。因此，从文化角度来讲，乌兰木伦遗址工具组合是以锯齿刃器和凹缺器为代表的小石片工业传统，具有我国华北地区小石器工业体系的一般特征。而从文化属性所代表的时代来讲，主要体现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特征，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因素。可见，作为具有中晚期过渡特征的乌兰木伦遗址，可以说是中国华北地区小石器工业传统演化中连接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重要一环。

五、结 论

通过前文的研究，我们可以确认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中存在西方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在成套工具即锯齿刃器-凹缺器工具组合、特殊剥片技术及孔贝瓦技术、特殊工具类型即带铤石镞等几个方面。特别是带铤石镞的发现，极有可能为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现代人迁徙路线的研究提供新的证据链。

信息技术在数学课堂中的使用已经日趋成熟，PPT、几何画板等各种软件大部分教师已经能熟练使用。为了能把课堂延伸到课后，对于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也全面开展，例如：高教社的MOOC、超星泛雅平台、蓝墨云等。本文是基于网络教学平台对于职业学校数学教学新模式的一些研究与思考。

此外，乌兰木伦遗址作为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其石器工业中所存在的西方文化元素就显得尤为重要。旧石器中期文化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是一个敏感时段，特别是关于旧石器中期在中国乃至东亚是否缺失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论，乌兰木伦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探讨中国旧石器文化分期特别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的面貌与传承以及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技术起源的多样性提供考古学证据；遗址年代处于旧石器中期并向晚期过渡的前夕，其与同属鄂尔多斯高原的具有奥瑞纳文化特征的水洞沟遗址为探讨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的技术演化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遗址所处年代范围亦是现代人起源和迁徙的重要时段，结合目前关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现代人迁徙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探讨现代人迁徙等学术热点问题提供本土考古学证据。

注 释

①Monnier G. The Lower/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6, 47( 5) : 709-744.

②a. 黄慰文：《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地层学基础》， 《人类学学报》2000年4期； b. 高星：《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探讨》，《人类学学报》1999年1期。

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⑤侯亚梅、王志浩、杨泽蒙等：《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2010年1期试掘及其意义》，《第四纪研究》2012年2期。

④黄慰文、侯亚梅：《萨拉乌苏遗址的新材料:范家沟湾1980年出土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3年4期。

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里的“引擎”不能直译为engine。因为汉语可以勉强表达，而英语较汉语逻辑更严密，这样的直译对英文读者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译为a strong driving force代替engine，灵活地处理了这一比喻修辞。

本文以某市昆明路段地下综合管廊的三维模型建设为例，重点介绍采用移动三维激光扫描仪来扫描获取点云数据，经过数据处理，基于点云在3Ds Max中建设三维模型，实现地下综合管廊的三维可视化。

⑥李小强、强高、侯亚梅等：《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MIS 3阶段的植被与环境》，《人类学学报》2014年1期。

⑦刘扬、侯亚梅：《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原料产地及其可获性研究》，《人类学学报》 2017年2期。

⑧刘扬、侯亚梅、杨泽蒙：《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核剥片技术的阶段类型学研究》，《考古》2015年6期。

该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在安徽省内，其综合实力排名靠前，所以此结果证明了该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⑨刘扬、侯亚梅、杨泽蒙：《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的工具类型及其修理技术》，《 人类学学报》2016年1期。

⑬Tixier J. Procedes d'analyse et questions de terminologie dans l'etude recent et de l' pipaleolithique en Afrique du Nord Ouest[M]. In: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Bishop W.W., Clark J.D.(eds): 771-820.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⑩刘扬、侯亚梅、杨泽蒙：《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拼合研究及其对遗址成因的指示意义》，《人类学学报》2015年1期。

⑪刘扬：《 泥河湾盆地更新世人类活动遗迹与石器技术演化》，《第四纪研究》2012年2期。

⑫Bordes F. The Old Stone Age[C].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8.

4.2.2 冠状动脉造影质量不佳和QFR分析不规范导致的风险 QFR评估受冠状动脉造影采集方法与分析人员分析技术的影响，采集造影质量不佳或分析人员分析不规范均会增加QFR评估出现错误的风险。FAVOR Ⅱ China临床试验研究方案要求应对冠状动脉造影医师进行造影采集规范化培训及对QFR分析人员进行QFR分析规范化培训，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上述培训可控制冠状动脉造影质量不佳和QFR分析不规范导致的风险[16]。

⑭Owen W E. The Kombewa Culture, Kenya colony[J].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38, 38:203-205.

⑮Bordes F. Le gisement du Pech de l’Azé IV: note préliminaire[M].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tome 72, C.R.S.M., Paris. pp. 293-308. 1975.

⑯Tixier J, Turo A. Kombewa et alii[J]. Paleo, 1999,11:135-143.

⑰Gaillard C, MISHRA S, SINGH M, et al. Lower and Early Middle Pleistocene Acheulian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0,223-224:234-241.

推荐理由: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很容易陷入各样的痛苦之中，不是我们不顺从自己的内心，而是我们不知道追求什么。一个将大半生时间献给服务他人的105岁的智者日野原先生，在即将离开他与之相遇的美好时，将他关于死亡、生命、家庭、朋友、工作、孤独等的思考，向所有愿意聆听的人娓娓道来。朴实而充满力量的临终告白，以36个问答带你穿越人生的迷雾，领悟生命的意义，获得勇往直前的力量。

此外，乌兰木伦遗址还发现一定数量的拼合组，反映了遗址原地埋藏的特征⑩。

⑲Derevanko A. Introduction[M]. In: Derev’anko A et al ed.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 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Inna P. Laricheva.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3. 1998.

⑳Iovita R. Shape Variation in Aterian Tanged Tools and the Origins of Projectile Technology: A Morphometric Perspective on Stone Tool Function[J]. PLoS ONE, 2011,6(12):1-14.

㉑Cremaschi M, ET A. Some Insights on the Aterian in the Libyan Sahara: Chronology, Environment, and Archeology[J]. African Archaeological, 1998,15(4):1-5.

区间左线施工完成后，左侧0#承台的1号、2号角点X向位移最大约为0.82 mm，3号、4号角点X向位移最大约为0.78 mm。右侧1#承台的1号、2号角点X向位移最大约为0.54 mm，3号、4号角点X向位移最大约为0.50 mm。

㉒Richer D, MOSER J, NAMI M, et al. New chronometric data from Ifri n’Ammar (Morocco) and the chronostratigraphy of the middle Palaeolithic in the western Maghreb[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2010,59(6):672-679.

㉓Garcea E A A.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human dispersals from North Afric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2,270:119-128.

㉔Garcea E A A.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human dispersals from North Afric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2,270:119-128.

Response surface optimization of polyphenols extracted from sweetpotato leaves

㉕Haslama M, Clarkson C, Roberts R G, et al. A southern Indian Middle Palaeolithic occupation surface sealed by the 74 ka Toba eruption: Further evidence from Jwalapuram Locality 22[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1:10-1016.

㉖Derevinko A P. Three scenarios of the Middle to Upper Paleolithic transition[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10,38(4):2-38.

(a),(c)为a=0.3和a=0.5时x=0平面上的相对磁感应强度；(b),(d)为a=0.3和a=0.5时y=0平面上的相对磁感应强度。在图中我们还用实线标识出了均匀磁场的范围。可以看到在a=0.5的时候(即a=b)，均匀磁场的面积在两个平面内都显著大于a=0.3(a≠b)时。

㉗DE SonnevilleE-Bordes D, Perrot J. Lexique typologique du Paleolithique superior[J]. Bulletin de la Societe Prehistorique Francaise,1956,53:408-421.

㉘Jan M B, Beatrice S. Des Pointes A Cran Hambourgiennes Du Basin De L'Oder E Des Pointes A Cran Magdaleniennes Du Bassin Parisien, Analyse Comparative[J]. Table-ronde de numoues, 1997:13-16

㉙Derevinko A P. Three scenarios of the Middle to Upper Paleolithic transition[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10,38(4):2-38.

㉚Dikov N N. Early Cultures of Northeastern Asia. National Park Service, Shared Beringian Heritage Program[C].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Anchorage.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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