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青铜器的发明一直被认为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之一。内蒙古草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铜金属制品，经过一段铜石并用时期的过渡，到距今两千年左右正式步入青铜时代。这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兴起的步伐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当中原大地上创建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时候，孕育于西拉木伦河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相继崛起。尽管二者文化面貌不同，源流有别，但作为青铜时代的开创者对推进草原文明发展的进程及促进农牧交错地带文化格局的形成，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严肃质监问题处理机制。椐据发现问题的性质，通过现场口头告知、下发整改通知等方式督促整改，对存在的重大质量隐患问题及时向水务局报告，并跟踪督办。二是强化工程实体质量监督。采取多种质监手段，对实体工程质量进行检测，强化对工程参建各方质量体系的监督检查，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三是严把工程资料关。实行问题反馈一次性告知，对不合格资料坚决不予签字核备，确保工程资料整编与工程建设同步。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因1960年挖掘赤峰市郊区夏家店遗址而命名的。在这里发现了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堆积上下迭压。其下层以表饰绳纹的黑、灰色陶器为特征，它所经历的主要时段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3500年，即夏至早商阶段；上层以素面红褐色陶器为主要特征，它所经历的主要时段在距今3000年左右，亦即西周之际。这是先后继起的两类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前者代表着东部区青铜文明的初始阶段，后者代表着东部区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范围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燕山以北，医巫闾山以西的广大地区。这里山川相间，水源充足，既具河谷盆川农耕之便，又饶溪涧山林渔猎之利。夏家店下层文化自诞生伊始，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经数百年发展，遗留下极为丰富的文化古迹。

据考古调查，在西拉木伦南侧几条主要支流的沿岸，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非常密集，而且往往以聚落群体的形式出现，仅敖汉旗辖境内就发现有2000多处。如果对这类遗址分布规律及形式特征作一番分析，则不难看出它们可明显地区别为：山城、一般聚落和祭祀三类遗址。

早商之后，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走向衰亡。此时在西拉木伦河的北部兴起了又一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

图一 赤峰松山区三座店石城遗址鸟瞰图

盛极一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中国北方代表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和部族集团。然而非常遗憾，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对此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记载。关于它的源流终始，目前考古学界大体存在三种说法：一，据《帝王世纪》“尧流共工于幽州、以窜北狄”的记载并结合文化谱系的分析，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本地区新石器时期传统文化——红山文化差别甚大，而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西部同时期诸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可看作是中原移民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首批开发者。正是由于他们对本地区的经略，才使得原本不是同一文化系统的两地之间，逐步趋同，这是上古民族流动和交融的一种典型形式。二，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是商族的祖先，商族的发源地不在商王朝的腹心今河南一带，而是在今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即著名的“商文化北来说”。第三种意见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由本地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经小河沿文化发展变化而来，土生土长源远流长。文化面貌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异，可以用社会制度的革命性改变来作出解释，即由原来的氏族社会跃进到阶级社会，国家产生导致本应是循序渐进的文化传统发生了质的飞跃，于是出现前后相继的两种文化判然有别的现象。总而言之，不管持何种看法，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容质疑的，正是由于夏家店下层的先民早在夏商之际就已经完成了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为后来燕秦等国对本地区的相继经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祭祀活动也是当时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典型的祭祀遗址有石砌的圆形祭坛和一系列圆形和方形祭坑。还有燔柴献祭后留下的灰烬层。祭祀场所一般选择在山丘的顶部或地势突出的临河高地上，它们紧靠聚落的近旁或穿插在居住址中间。作为献祭的物品，有彩绘精美的陶器，特意损坏的石器或石器的半成品，烧过的动物骨骼甚或人骨。天地祖宗鬼神乃至一切超自然的力量，都是当时人们祭祀的对象。

图二 三座店石城遗址远景图

图三 赤峰二道井子遗址8号房址及院落

图四 三座店石城遗址11号房址及院落

万物有生必有死，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们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死者的处理，同其他古代部族一样，保留着古老的习俗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敖汉旗大甸子发现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在它的近旁有规模巨大的墓地。上千座墓葬被整齐的安置在一起，布局井然有序，表现出氏族部落制度的余风。各墓皆为土坑竖穴，单人葬，出现木质葬具，贫富差别尚未形成大的悬殊。

近年来，我国的建筑业得到了广阔的长期发展。其中工程质量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工程质量的优劣关乎到建筑物的持久性与安全性。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的实质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为施工企业节省经济资本，使施工企业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所以，总结现阶段施工过程中质量管理的不足与弊端，加强质量管理意识与相关实施方法，为以后我国的建筑工程施工提高打造有力的基础保障。

夏家店下层文化经营定居的农业，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类，同时饲养猪、狗、牛等家畜。农闲之时，也从事狩猎野牲和捕捞鱼虾。这是考古学家通过分析遗址垃圾中的弃物而得知。它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有各种式样的石铲、石锄、石斧和石刀等。日用器皿以陶器为主，鼎、鬲、甗等三足器皿是用以熟食的炊具，还有盆、钵、碗、罐、瓮等饮食器和盛储器（图五）。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尊、豆、壶、鬶、爵、盉等酒器或礼器。此时的陶器造型复杂多变、线条流畅美观，器表装饰着整齐致密的拍印绳纹、篮纹和方格纹，或打磨的黑漆光亮。部分祭祀的礼器用红白二色颜料描绘复杂抽象的图案，色彩绚丽夺目。类似于商周青铜礼器上铸出的云雷纹和饕餮纹，笼罩着神秘氛围，引发无尽遐想。

这个时候众人才一哄而上，用绳子捆持刀人。有妇女把小女孩抱在怀里安抚。更多的人，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悄悄站在离牛黄丸较远的地方，默默注视着他钓鱼。

图五 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

1.彩绘筒形罐（敖汉旗大甸子墓葬） 2.彩绘高领罐（敖汉旗大甸子墓葬） 3.彩绘筒形鬲（敖汉旗大甸子墓葬）

那时的青铜生产技术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青铜器因量少而愈显其贵重，仅限于制作手工工具、装饰品、领袖的权杖、祭神的礼器等，此外，还常见针、锥、刀、凿、耳环、杖首等。在克什克腾旗土城子和翁牛特旗头牌子等地出土的大型青铜鼎和甗，最大者高60余厘米，重十余公斤，古朴雄浑、铸法原始，是目前内蒙古发现的最早青铜容器，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的制品。在喀喇沁旗发现了多件大型打击乐器石磬，遗址中也曾出土陶埙，标志着该文化礼乐制度的发达程度。

如果说深沟高垒的山城是为防御而设，那么另一类建筑在河边台地或坡岗上的遗址则与普通聚落有关，这类遗址虽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围沟，但它们并不因山设险，其防御功能与山城相比要逊色得多。相反，它的文化层堆积却非常丰厚，又是山城所不可比拟的。许多遗址的堆积厚度在4米以上，有的达到10余米。考古工作者为了揭开其下隐藏的秘密，曾对几处有代表性的遗址进行发掘，得知它们都是当时的聚落废弃后形成的。最初的居民住所为简陋的半地穴式房屋，之后逐渐改进为地面式建筑（图三、四）。附设院落围墙、仓房、窖穴等。由于长年累月的居住，人们在旧的基础上改建或重建新的建筑。层层叠压、多达四五层。因而形成了十分可观的文化层堆积，如今变成了一座座突出于地表的高台。也有一部分居民点散布在坡岗上，房屋之间的间距较大，堆积也较薄，与上述典型遗址有所不同，前者属中心聚落，后者是它的外围，已经具备了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野的特点。

重庆市儿童爱心庄园专业人员努力探索教、康、保三位一体整合服务模式，以期更好地服务孤残儿童，达到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庄园通过四种举措将教、康、保三位一体整合服务模式推向深化。

图六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

1.青铜马衔（宁城南山根墓葬） 2.青铜车轭（宁城小黑石沟墓葬） 3.鹿形铜饰（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4.“许季姜”簋（宁城小黑石沟墓葬 中原式） 5.青铜豆（宁城小黑石沟墓葬 草原式）6.腰鼓形铜器（宁城小黑石沟墓葬 草原式）

山城也称石城，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这类遗存多建于山丘顶巅，四周构筑着坚固的石墙或围沟，因山就势，凭险而守（图一、二）。大的山城面积可达十万平米以上，小的也有几千平米。已经勘查的阴河至英金河沿岸，约10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40多座山城。一座特大城统属若干中等城，每一中等城又领属若干小城。看似邦国林立，实则有着严格的内在联系，是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一种必然表象。就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范围来说，山城出现在承德至朝阳一线以北，是这个文化的偏北地带。它的整体防御重心是面向北方的。许多学者因此而认为：只有在类似于国家那样的社会组织形成以后，才有可能作出这样统一的、布局合理的安排。

除短剑之外，其它青铜器还有戈、矛、镞、斧、刀、头盔等，数量之多足见武备之威。

新石器时代我国北方气温颇高，雨量充沛，为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农耕种植业扩大到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但约在距今4千年左右，气候开始转冷，直到西周小冰期来临，长城地带的农耕集团逐渐消退，一部分南下，一部分则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农耕生产，转而从事畜牧，那些草原深处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原居民，也乘机发展起来，席卷南下。这种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历史现象正是形成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地带文化格局特色组合的原因。

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最常见的遗存是一般性聚落遗址，居住遗迹是一些石砌的或半地穴的简陋建筑，至今未发现大型的城堡类遗迹。这当然和它本身所具备的较强的游牧性质有关。遗址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数量众多且大小不等的圆形窖穴，有直筒型和袋形两种，皆制作规整，此类窖穴可区别为多种用途，储存肉食和谷物，更多的则用为祭祀。作为祭祀坑往往成组出现，内置经肢解或斫伤的人骨,多至几具到十几具,男女老幼被杂乱无章的填置在坑内，同时瘞埋大量陶器，这种野蛮的人祭现象充分体现了阶级压迫和部族奴役的残烈程度。在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还发现了独立于遗址之外的祭坛，是一处石砌的近似圆形的建筑，面积有1500平方米，内中布满祭坑，并有若干墓葬。在其中的一座墓中，墓主人胸前佩带了一件大型青铜奔鹿形饰牌（图六，3），这位墓主可能即是被祭祀的对象之一，在宁城县小黑石沟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墓地，墓葬规格很高，有石砌的椁室和木棺，特别是随葬的大量青铜器特别引人注目。有成套的车马器、武器和工具，大型青铜礼器和大量生活用器，以及丰富多彩的装饰品，其中一座大墓中就出土各类青铜器七百多件，礼器中除一部分是本民族铸造的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直接从中原引进的（图六，4），这样的大墓完全可以同一位侯国首领相比。同时在墓地所处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祭坑中出土的大量青铜豆和腰鼓形器，可能是颇具特色的祭器（图六，5、6）。

哀乐又一次响起在这屋里，阿东被这悲哀之声压迫得透不过气。但阿里却立即把头伸出被子。他的脸上露出平静表情。仿佛真的是在听母亲的声音。他不说话，只侧耳倾听。

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也经营农业，但畜牧业成分占有很大比例，因而具有浓厚草原文化特征。它一经崛起，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它的向南推进，到西周初期，即已占据了西拉木伦以南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全部领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消亡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兴起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后者取代前者，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部民还是一个善于驯马和驭马的民族，出土有马衔、马镳、当卢、节约以及马具上的装饰件和车体上的零部件（图六，1、2），透过这些实物可以想象出当年的武士们跃马弯弓，驰骋疆场的英姿。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以浓郁的北方草原风格驰名中外，同时杂合了鄂尔多斯系、东北系以及中原系青铜文化的诸多特征，突出地标明了该部族开放兼容的特点。青铜器中武器类占很大比重，许多小型墓中也出土青铜短剑，因而被考古界冠以“青铜短剑墓”的美誉。剑的种类繁多，最基本的是曲刃銎柄式剑，两侧铸成优美的琵琶形曲线刃，柄部中空，可套装在木柄上，必要时，短剑可当长兵器使用。此类剑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所独有。另有一类直刃连柄式短剑，柄部装饰动物纹，显然是西部草原民族的风格。宁城南小根出土一件别具特色的青铜阴阳短剑。剑柄铸成一个直立裸体人，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造型之别致，构思之奇巧，令人叹为观止。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林西县大井铜矿是这一时期重要的采矿铸铜遗址，在2.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四十余条古采矿坑，深达7—9米，最长的矿坑有102米，採掘工具种类繁多，有大小各异的石器。发现有成片密集的炼炉遗址，还有为提高炉温而使用的鼓风管等工具以及炉内及附近遗存坩埚片、炼渣、木炭及铸造用的陶范。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已存在采矿、选矿、冶炼、铸造等明确细致的分工。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先民们就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粗笨的石制工具采矿炼铜，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并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青铜铸造的匠人。翁牛特旗黄土梁发现一座古墓，出土一整套铸范，还有一件红陶鼓风管，墓主人显然是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匠。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铸造业的突出成就还表现在制造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大量青铜容器。种类有鬲、鼎、罐、豆、盘、壶、勺、腰鼓形器等。连体罐和豆独具特色，有三连罐、四连罐和六连罐、六连子母豆等等。腰鼓形器两端作喇叭形、中空；有陶制品，用途不明，也可能是一种礼乐用器。还有一种祖柄勺，更为奇特，似为当时生殖崇拜观念的一种反映。

夏家店上层文化中还发现为数可观的中原式铜礼器，典型的许国铜器就出现在小黑石沟的大墓中。中原铜礼器种类繁多，有鼎、簋、尊、簠、卣、壶、盘、匜等，从商代晚期直到春秋早中期的典型器物，都可以集中在一个墓葬中出现。这些器物无疑是从中原输入的，一方面说明当时与中原往来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也许流行中原的礼乐制度。

向红枣白兰地基酒（42%vol）中加入适量的蒸馏水或无水乙醇，分别配制成20%vol、32%vol、50%vol、63%vol和72%vol的红枣白兰地。

夏家店上层文化或许可以同史籍记载中的山戎一族联系起来。在两周之际，山戎活跃在燕国北方，当时燕国势弱，山戎常为燕之边患，甚至越燕侵齐。老马识途，说的就是齐桓公远征山戎且无功而返的典故，山戎作为一个雄踞于北方草原的部族，其实力之盛可见一斑。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春秋中期之后开始走向衰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活跃于北方草原的匈奴和东胡等游牧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值此之时，历史的车轮也已经驶入了早期铁器时代，然而，夏家店上层文化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文明的奠基者之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今后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更加深入，其重要性必将愈益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