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张忠培先生2017年7月5日离我们而去，至今已一年有余，而《张忠培先生生平介绍》仍然摆在我的案头。封面图片中的他那抿着嘴和闪闪的两眼，似乎盯着我微笑。难以忘却与先生见面受教的幕幕情景，总是不时浮现在眼前。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人活着他却死了，有人死了却还活着。我经常梦见张忠培先生，我想张忠培先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还活着的人，活在许许多多人和我的心中。

分子生物学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基于基因状况，对食品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进行准确的判断。该技术的应用难度相对较大，但其针对难以进行培养的微生物的检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PCR技术在分子生物学技术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当前最为主要的一种生物学检测技术之一，是通过对微生物的DNA片段进行放大和扩增，对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进行检测。这种检测方法的灵敏性较强，且检测过程中能够针对目标微生物进行准确的检测。

我第一次见先生是2000年，文化部在西宁召开西部大开发文化工作会议。白天，孙家正部长组织研究文化方面的事情；晚上，张忠培先生组织我们研究文物方面的事情。先生对各省的情况很熟悉，一个省一个省地谈，其中对内蒙古谈的比较多，总的思想就是一个，要在西部大开发中保护好文物。此次接触时间虽短，先生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自治区文化厅党组分工，我专职分管文物工作。接着自治区成立文物局，我被委任为自治区文物局长。之后，我集中精力做文物工作，与张忠培先生接触自然多起来，对先生也越来越熟悉，认识得也越来越深刻。2002年夏，先生到呼和浩特。之前他到了赤峰一带，察看了一些遗址和考古工地，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不少交流，对文物工作提出不少具体指导意见。但我并不知道先生到赤峰的消息。后突然听说他在赤峰并马上来呼和浩特。我很高兴，也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机遇。于是请张忠培先生在呼和浩特做一次学术报告，先生欣然允诺。这次报告是由我主持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的，自治区直属文物单位的全体同志到会听讲。先生这次报告用了近一个上午，主要讲解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从小河西文化直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先生把西辽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之间的传承演化关系及断裂讲的清清楚楚，这场系统的学术报告，不仅给自治区直属机关文物系统的文物专业工作者和行政工作人员以高屋建瓴的知识浸灌，同时使我和同志们进一步认识了先生的学术伟岸。

后来，我经常与先生相见，有时是在国家文物局的一些会议上，有时是到先生府上请教，也有时是在内蒙古的一些考古工地上。每次见到先生，无论是听他会议发言，还是他现场指导以及单独谈话，他对整体及个体文物遗存的保护、一个考古遗址显示的文化因素与另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某个考古学文化遗址的发掘方向等内容使人多受裨益。我不是文物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科班出身，虽然当了分管自治区文博工作的副厅长和文物局长，上过几天学，读过几本书，但由于当过十几年的新闻记者并对文史类未知领域兴趣浓厚，并从心底厌恶不学无术装腔作势的作风，所以，进入这方面工作后，我即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和机会努力学习文物考古和博物馆方面的知识。张先生来内蒙古多一些，只要他来，我便一定要见他，请教他。后来，我们策划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成果按照系列编纂出版。话说起来简单，书写起来很困难。为带动大家，我带头撰写了其中一种。书出来一部分后，我送给张先生指正。说是指正，他有全国文物方面很多大事要忙，我想他不一定有时间看，算作内蒙古和他的编外学生送给先生一个纪念吧。可一年多以后的一天夜里11点多，张先生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对我们的书包括我的书给予鼓励和赞扬。我在感谢先生鼓励的同时，也默默记下先生对内蒙古地区文物工作的厚爱，也有对我这个入行未入道者的鞭策。这时，我已退休，惜丛书未出完便停了，辜负了张先生的希望，也有负于内蒙古文物考古战线的前辈。

张忠培先生是我国卓有创见的一代考古学宗师，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家、推进中国文物考古保护事业的战略家。他创建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对中国的考古教学指导思想进行了重大改革，即在重视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突出学生考古实践能力的提高。学生毕业很快即可进入工地从事考古实际操作，学生的考古实践能力之强是全国界内的共识。后来得知，这源于先生在考古专业教育方面创造了一个“三基”思想，即对学生要强化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基础理论训练。内蒙古第一线的考古工作者中，吉林大学毕业生从三十多年前开始迅速增加，其中至少有二十多年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一线的主要力量。他们大部分是先生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变化，他们与逐渐增加的其他院校的毕业生团结合作，在内蒙古史前由聚落向国家初级形态演化发展时期考古、游牧文化考古等领域都取得重要成绩。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全国第一个走到国外并连续十余年进行游牧文化考古的省级团队。这些，都与张先生有密切关系。有的项目是他亲自安排布置并多次指导的，有的项目是他支持和鼓励的，有的则是受到了他思想的启发。他的思想必然长久地灌溉内蒙古文物考古事业的土壤。

中国企业要做好涉伊业务的商业安排，尽量避免制裁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巨大风险冲击。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存在波及母公司的可能性，企业需要对自身涉伊业务和整体业务进行综合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维持伊朗项目。中资企业需要做好内部的风险控制和风险隔离工作，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对于合作伙伴可能存在敏感业务的情况，也应予以关注和审查，避免被美国制裁所影响。

先生对文物考古事业的忠诚和痴心，在我与先生的接触中或听他讲话或读他的文章，已有很深的感觉。记得2014年夏，我去拜访先生，他的学生许伟先生和朱延平先生也在场。当时，许伟先生刚从北京市西城区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张先生就催促许伟先生把从前未完成的一个考古报告抓紧完成，交谈和蔼可亲，如叙家常，但要求却不容质疑。亲情与“命令”融合得天衣无缝。我虽不是考古道中人，但也知道张先生所说：考古不写报告，等于国家花钱破坏文物，比盗墓贼还坏。我想许伟先生离开考古工作走上领导岗位至少有三十年左右，重新搜捡当年资料撰写考古报告，难度可知。但张先生无丝毫收回成命的意思。我知道这是他对弟子许伟先生的钟爱，也是他对国家文物考古事业的忠诚。前几天看郭大顺先生回忆张先生的文章，记述了张先生爱戴恩师苏秉琦先生的几个感人细节，我感慨良多。有一次我去拜访张先生，他郑重地送给我一本他的学生杨晶先生呕心沥血主编的《中国陶鬲谱系研究》。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张忠培先生在继承恩师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论”等学说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谱系论”、“国家论”、“文化论”等学说。对此，我陆陆续续知道一点。《中国陶鬲谱系研究》，应是反映张先生“谱系论”学说的鼎力论文集成之一。还有，我看到先生“国家论”关于中国国家形态从古至今演化发展的学说，十分震撼。也许有的先生对其中个别概念略有不同或异议，这在学术领域是很正常的现象。人类就是在不断的争论中探索真理而前进的。张先生的“国家论”中回避了“方国”概念，敢于从考古发现中提炼出超越尊师的创造性的观点，不得不令人敬佩。

我早就想写一点纪念张忠培先生的东西，想说的话很多，却不知从何下手写起。当阅读“国家论”学说材料时，猛然想起在内蒙古考古界的青年学者中，不少人背地称他“张大帅”，觉得一下子澄清我心中的混沌。张先生纵横古今、目极六合，勇于创建自己的学术论见；在有的地方文物保护遇到困难时，勇于与其他先生，代表国家文物专家组前去协调处理；对正确的主张，明确支持；对错误的意见，直言不恤；当然，之后他还帮助探求实施正确主张的办法，颇有一股难得的仗义执言、执法如山的气概。他还曾经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当你再进入他在小石桥那狭窄小巷中狭促的住宅看看，满屋堆积的书籍和陈旧的书桌，可以读出他除了中国的考古事业之外其他似乎都不大放在心上的境界。故此，我以先生为中国考古学术界一个历史阶段的领军者，称“大帅”恰如其分矣！

“张大帅”没有走，他还在中国考古界，在内蒙古的考古工地。他的学术成就仍长时间内为我国考古事业输送营养，滋润中国考古学参天大树的成长。张先生，我们尊敬的“大帅”没有告别，我们不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