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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改则县岩画的田野调查

更新时间:2009-03-28

改则县地处青藏高原西北部,为羌塘草原的腹地,均为高山河谷地带,无平原,山势平缓,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经纬度为E81°59′-86°,N31°30′-35°40′改则县东与那曲地区双湖县和尼玛县相接,东南与阿里地区措勤县接壤,,南与日喀则市仲巴县毗邻,西与革吉县和日土县相连,北以昆仑山脉为界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接。平均海拔4500米,岩画点所在区域均为4600-4800米,东西长450公里,南北宽670公里,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占西藏自治区总面积10.6%,占阿里地区总面积的37.1%,以牧业为主。

根据调查可知,改则县有3个岩画点(图1),共计109组岩画,其中,麻米乡分布有1个岩画点,共计2组岩画,其中一组有动物和人物,为狩猎图,另一组为鸟图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刻有六字真言的玛尼石;先遣乡分布有2个岩画点,分别为先遣点和日杰点,先遣点有13组岩

  

图1.改则县岩画分布图

 

表1.图像类型统计表

  

画,主要有动物、人物、雍仲符号、太阳、月亮、植物等图像,有狩猎的场面。日杰点有94组岩画,是岩画组最多,图像个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点,图像包含麻米点和先遣点的所有类型,并且有多块大面积刻满岩画的石面,是改则县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岩画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构成越来越多元化,不但冲击着整个社会,也直接影响着中学生心理与人格的养成。由于中学生的年龄还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塑造阶段,其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左右,因而影响自己的正常判断。目前我国对于中学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但是不可否认,其在教育教导中学生时,也可能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与心理负担,从而导致学生逆反心理的产生。

一、改则县岩画统计数据说明

从图像统计数据我们可知,三个岩画点的数量分布并不均衡,日杰岩画点是改则县岩画的集中分布区,数量大且类型多。据不完全统计,改则县的图像单体数量为734个,日杰岩画点有644个,占到88%。从数据统计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动物岩画的比例占大部分。在所有动物岩画中,牦牛岩画占最大的比例。西藏和青海本就是牦牛岩画分布的主要地区,几乎每个岩画点都会出现牦牛图像,牦牛占青藏高原凿刻类图像中动物图像的60%以上。改则县也不例外,在动物图像中,牦牛是主要的刻画对象。张亚莎在《西藏的岩画》中将西藏岩画中牦牛的表现方式划分为“一型牦牛”(图2)和“二型牦牛”(图3):“一型牦牛”的特征为“通体凿刻”,以垂直打击法打击岩面形成麻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轮廓,其视觉效果是“剪影式”,一般会夸张牦牛高耸的拱背,短粗的四肢,简洁却生动,与“一型牦牛”相伴的一般为手持弓箭的猎者,表现狩猎场面。“二型牦牛”是在岩壁表面磨划出深深的线条,以勾勒出牦牛的轮廓,分布范围比“一型牦牛”广阔,岩画点数量也较多,持续的时期也更长,就牦牛造型的生动性而言,显得更加概念化和简易化。[1]

  

图2.青海野牛沟岩画

  

图3.藏西那龙布岩画

改则县的牦牛岩画中“一型牦牛”出现的频率少于“二型牦牛”,“二型牦牛”在数量上更占有优势。但改则县的牦牛岩画更多的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风格,与“二型牦牛”相似,同样是线条刻画,但造型更加复杂,均对牦牛尾巴和肚下长毛有着重的刻画,生动地表现出雄壮的野牦牛尾巴和胸腹上丰厚的毛,这些毛可以为野牦牛遮风御寒挡雨。(图4)一般凿刻有牦牛图像的画面都是描述一个狩猎场面,伴生有骑猎者或手持弓箭站立的人,有时也会伴生有狗在旁侧。在改则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牦牛狩猎图,共计109组图像中,大部分图像是狩猎的场景。这些牦牛狩猎图场景化很强,一般在画面上方刻有太阳或月亮,这在藏区的其他岩画中也有出现,但不如改则县这样数量如此之大。

第三,在林政资源管理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善于利用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加以管理,促使林业产权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逐步提高林业行政审批的质量,达到强化林政资源管理工作力度的效果,为林政资源管理整体效果的强化奠定基础。

在麻米乡发现了1个鸟形图像,在日杰点发现6个鸟形图像。鸟形图像在西藏岩画中普遍存在,在西藏早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早期岩画中的鸟图像反映了高原自然生态环境,随着苯教文化的发展,鸟图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改则县中出现的几个鸟图像造型较为特殊,与写实的鸟造型有明显的差别,经过制作者刻意的加工和设计的造型。(图5)植物岩画的出现并不是改则县独有的,但却是西藏地区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在阿里其他地区、那曲地区西部、拉萨当雄县纳木错地区都有出现。从改则县树木岩画的造型风格来看,和藏北藏西出现的相似。由于树木岩画都出现在4400-4700米之间,这些地方一般不长树木,并且藏文文献中有关于“树神”崇拜的记载,在宗教习俗中都也有“树崇拜”,[1]由此我们可知,岩画中树木图像可能并不是对自然中树木的描绘,更多的是描绘人们的宗教信仰生活。在日杰岩画点一处长3米,宽1.63米的大石上刻满了岩画,这些岩画中发现了一辆车辆岩画,这是改则县发现的唯一一幅车辆岩画。车辆岩画是北方岩画系统中重要的一种图像类型,它普遍分布在欧亚草原上,在中国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近些年在西藏的岩画调查中,车辆图像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在青藏高原,青海卢山和野牛沟有车辆岩画2例,西藏尼玛县发现2例,日土县发现1例,2015年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现了车辆9例。改则县正位于日土县和尼玛县中间,此次在改则县

  

图4.改则县牦牛岩画

  

图5.改则县鸟形岩画

  

图6.改则县车辆岩画

岩画发现的车辆岩画,正是填补了中间这一车辆分布的空白区域,为整个藏西北车辆岩画的研究,甚至整个欧亚草原车辆岩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图6)改则县与北方岩画系统类似,动物岩画依然是主要的表现对象,描写北方草原人群的猎牧生活。表现宗教信仰的岩画,例如雍仲符号,莲花、佛塔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就制作方式来说,以点凿为主,以线凿和磨刻为辅。表现形式有少量的通体凿刻,多为线凿和粗线条的风格。

二、改则县岩画的分期

在以往的青藏岩画研究中已经做了一些分期的研究工作,青藏岩画的年代关系框架基本明了,这对改则县岩画的分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改则县的岩画在不同的岩面上,也有出现于同一岩面,因为鲜有叠压打破关系,在本文,希望可以根据改则县岩画的图像内容、类型、风格、制作方式、演变规律、风化程度,组合关系,以及与周边岩画分期比较,对其相对年代做一个初步分析以供大家参考,我将改则县岩画分为早中晚三期。

晚期: 制作方式为点凿,多为轮廓形,再少见剪影式或粗线条式的制作方式。此时的图像类型多与佛教相关,例如莲花、佛塔、六字真言等等。晚期的图像与早期、中期的图像在内容、主题、制作方式上有明显差异,凿刻痕迹新鲜,与石面的颜色对比差较大,图像边缘明确。从改则县岩画的总体数量来看,这部分图像在数量上占少数,但是对于研究当地宗教发展和人群的信仰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图9

早期:这部分岩画制作方式以点凿为主,风化严重,刻画的痕迹接近于石面的颜色。早期岩画中都是以动物描绘为主,一部分是通体凿刻的牦牛,有厚重肥硕的躯干,与青海野牛沟岩画点中对牦牛的刻画类似,正是《西藏的岩画》中所说的“一型牦牛”。另一部分是以粗线条造型为主的动物为主,躯体和四肢均以简单的线条表现。这种造型方式对于牦牛的刻画是较为简单的粗线条刻,牦牛显得精瘦苗条,但会表现出牦牛的脊背、牛角,有时会对胸腹部的毛有刻画。牦牛的伴生图像一般为狩猎者,人物的造型也很简单,直接用线条来刻画肢体和躯干,时而拿弓箭,早期岩画中的弓箭也是较为简单原始的形制。从整体画面来说,个体图像较为分散和孤立,场景简单。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刻痕颜色与岩石颜色接近,凿刻痕迹也较为模糊,所以好多图像难以识别。(图7

  

图7.改则县早期岩画

改则县岩画中,牦牛岩画占总体图像数量的39%,且在各个时期都以不同的造型风格和制作方式存在着,可作为年代判断的重要元素。改则县早期岩画风化较为严重,其中部分牦牛图像显示出“一型牦牛”的特征,与青海野牛沟岩画和藏北加林山岩画中的牦牛的造型非常相似,一般为通体凿刻,这种造型是西藏牦牛岩画最早的一种风格,分布很广,且奠定了西藏牦牛岩画的表现样式。这类岩画一般表现狩猎场面,牦牛作为被狩猎的动物。此类的牦牛岩画风化程度与造型风格,与青海野牛沟十分相似,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基本可以判断青海野牛沟岩画年代为公元前1200年,[3]同类比较我们可知,改则县此类的牦牛岩画与其他属于早期年代的这批岩画大致年代均与野牛沟岩画接近,可早至公元前1200年前后。

  

图8.改则县中期岩画

所有肾小球疾病的共同最终途径是足细胞消失、肾小球硬化[15]。足细胞是终末分化的细胞,不能依赖于新细胞的补充,其凋亡是导致数量减少的主要因素[16-18]。足细胞的凋亡和缺失导致滤过屏障结构的破坏,从而引起蛋白尿的发生。研究表明足细胞损伤和丢失是肾小球疾病包括局灶阶段性肾小球硬化、糖尿病肾病(DN)、微小病变和膜性肾小球病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19]。保护足细胞,抑制其凋亡可能为治疗慢性肾病提供新的方向。

  

图9.改则县晚期岩画

三、大致年代范围

中期:制作方法还是以凿刻为主,但凿刻痕迹明显,轮廓清晰。所有图像的表现以线条轮廓造型为主,少量图像为粗线条表现,但这部分的粗线条与早期中的粗线条有很大差异,这时的粗线条刻痕清晰,与早期风化严重,刻痕更加稚拙古朴的粗线条形成差别。图像的主题依然以狩猎图为主,一般为骑马者手持弓箭猎射牦牛,此时,牦牛图像用线条刻画,会对牦牛的脊背、胸腹部的毛、尾巴等特征有着重的描绘,此类的图像在改则县岩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岩画的画面感和场面感增强,图像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增强,似是非常有目的的去创作岩画,例如一些排列式的动物图像出现。与早期相比,中期的岩画类型更加丰富,动物岩画中出现了鸟、狗、鹿等图像,并出现了车辆岩画、植物岩画等。改则县的大部分岩画为中期创作而成。(图8

改则县地处藏北核心地带,平均海拔都在4700米之上,且岩画集中分布地区又接近无人区,即便在几千年前,它也依然是很难到达之处。所以,它很难受到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这反映在改则县岩画中,内容和制作方式很统一,更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我们可以从它对于牦牛的刻画、狩猎场景的描绘以及宗教信仰因素的渗透可知,改则县岩画的内容均反映了当地人群的生活、信仰、生产方式。与邻近的日土岩画相比,改则县岩画与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表现出主题更加的集中,图像类型更加单纯的特征。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改则县的岩画是一个持续创作的过程,早中晚三期的划分仅仅是做一个大致的归纳,但是岩画是如何在这几千年不断延续更迭,与当地其他文化之间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我们还无从可知,这需要对于岩画本体研究的深化,和当地区域文化研究的扩展,以此,改则县岩画的研究工作才可以更好展开。

晚期的岩画从凿刻痕迹和图像类型上可以较为明显的分辨出来,其凿刻痕迹较为新鲜,此时的岩画内容为雍仲符号、佛塔、莲花、六字真言等与宗教相关的图像,这些宗教符号的创作年代较晚。我们根据西藏地区的历史背景可知,吐蕃时期佛教才开始慢慢开始盛行,此时的岩画也出现了表现以佛教题材的内容。改则县晚期的这些宗教符号很有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创作而成,所以这部分岩画的制作年代约为公元700前后的吐蕃时期。

四、总结

②图片为青海野牛沟岩画,来自于张亚莎所著的《西藏的岩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页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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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的岩画数量较早期岩画,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二型牦牛”分布最广,也最为密集,其中还有一些通体凿刻的牦牛,但与“一型牦牛”相比,体态较小,且制作方式较为粗糙,刻痕较新。这个时期,岩画主题依然延续早期岩画的场景表达,依然多为狩猎场面。但与早期岩画的狩猎场面有不同之处在于图像中有了太阳、月亮、植物、雍仲符号等图像,这类狩猎图在日杰岩画点出现的十分频繁。除了狩猎图,我们还看到多组动物排列前行的图像,像是行进图,且与车辆伴生,似是描绘动物车辆共同行进的交通场景。关于北方岩画中车辆岩画的研究不少,对于车辆岩画的年代基本形成共识,普遍认为,岩画中的车辆图像的创作上限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4]下限为公元前200前后。[5]西藏地区的岩画车辆岩画相比较欧亚草原核心地带的车辆岩画,年代稍晚一些,约为公元前200年。由此我们可知,改则县岩画的制作在公元前200年前后依然在持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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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图片为改则县分布图,由本文作者标注制作而成。

由此可知,改则县岩画的制作持续了几千年,可就数量、类型和风格来看,大部分集中在中期制作而成。早期主要以狩猎场景为主,中期延续了这个特征,但却在场景中出现了对于太阳、月亮、植物、鸟的刻画,这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对于自然的具象描绘,而是具有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意味。太阳、月亮、植物等这些内容在西藏各地都有出现,阿里的日土曲噶尔羌就有这类岩画,但曲噶尔羌岩画用的是涂绘的方式。考古学家均认为这是自然崇拜的产物,张亚莎认为诸多符号围绕“树”,那么正中间的树应该是这幅岩画的中心主题,所以它很可能是一幅树木崇拜图。[6]所以,改则县中期的岩画出现的这些符号,应该不是仅仅停留在其对于自然属性的表达,而是说明此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宗教信仰融入到岩画创作中来。到晚期岩画的创作,很明显全部都是对信仰生活的反映,佛塔和六字真言均为佛教题材。

③图片为藏西那龙布牦牛岩画,来自于张亚莎所著的《西藏的岩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页图32。

⑤照片为日杰岩画点中的鸟形岩画,于2017年8月20日在西藏改则县先遣乡拍摄,拍摄者张晓霞。

④照片为日杰岩画点中的牦牛岩画,于2017年8月20日在西藏改则县先遣乡拍摄,拍摄者张晓霞。

⑥照片为日杰岩画点中的车辆岩画,于2017年8月21日在西藏改则县先遣乡拍摄,拍摄者张晓霞。

⑦照片为改则县的早期岩画,于2017年8月19日在西藏改则县先遣乡拍摄,拍摄者郭晓云。

⑧照片为改则县的中期岩画,于2017年8月19日在西藏改则县先遣乡拍摄,拍摄者张晓霞。

⑨照片为改则县的晚期岩画,于2017年8月19日在西藏改则县先遣乡拍摄,拍摄者张晓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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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亚莎. 西藏的岩画[M]. 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张亚莎. 西藏岩画中的“鸟图形”[J]. 西藏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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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点的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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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统生产习惯改变难度较大,农民对标准化生产的知识了解还不够深入,应用标准意识较弱,自觉性不高,因此,管理工作任务较重。

[6]张亚莎. 阿里日土曲噶尔羌岩画试析[J]. 中国藏学, 1991(2).

 
张晓霞,罗延焱,郭晓云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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