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牧骑队伍成立已经60周年了，整整走过了一个甲子。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全体队员受到“十九大”精神鼓舞，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中给乌兰牧骑队员们写了回信。总书记在信中说：“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最难估摸的是人心。有时你怎么琢磨，也猜不透一个人的心思。而有时就像找到了钥匙，轻轻一碰就把人的心思打开了。玉敏现在便找到了这把钥匙。

乌兰牧骑队员们诵读总书记的回信，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作为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骑，他们自然不会忘记，几代乌兰牧骑队员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接见乌兰牧骑队员，指引乌兰牧骑前进的方向。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乌兰牧骑队员们写回信，体现了党中央对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关怀。回顾乌兰牧骑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六十年来的经验，对于乌兰牧骑今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乌兰牧骑产生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尽艰辛，充满坎坷。据我所知，乌兰牧骑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几乎都存在着不同观点，并且产生争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概括起来说，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是以下四个问题：其一，乌兰牧骑队伍的产生，究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还是社会落后的产物？其二，乌兰牧骑队伍的产生，与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有何联系？其三，乌兰牧骑队伍的产生，与新时代民族艺术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四，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乌兰牧骑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为此，我打算围绕着上述四个问题，讲一讲自己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乌兰牧骑——社会进步的产物

乌兰牧骑队伍的产生，究竟是进步的产物还是落后的产物？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在谈论乌兰牧骑产生的社会根源时，往往过多地强调当时内蒙古草原的负面因素。诸如，地广人稀、交通闭塞、信息不通、文化落后等。如此说来，乌兰牧骑队伍之所以产生，似乎是内蒙古草原经济文化落后的产物。当然，上述现象确实是客观存在，但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只看到不利因素，而忽视了有利条件，尤其忽视了乌兰牧骑创造者的主观能动性。

1964年，内蒙古文化局举办全区群众文艺汇演，展示了群众艺术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会演中涌现出一批来自乌兰牧骑和基层业余宣传队的优秀演员，如斯琴高娃、阿尤尔、祁·达林太等人，陆续被调入内蒙古歌舞团。换言之，早在“十年动乱”开始前，乌兰牧骑就已经向内蒙古歌舞团输送优秀人才了。

难忘的50年代，内蒙古艺术界发生了两件大事：1957年6月，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诞生。同年7月，内蒙古艺术学校在呼和浩特成立。乌兰牧骑和内蒙古艺术学校同时产生，这是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主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为发展内蒙古文化艺术事业而采取的两步重要棋子。其共同目标是：解决内蒙古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以上两件大事，我们可以观察到，和平建设时期内蒙古艺术事业发展的基本特点。

“扶贫先扶智”。工作队还特别重视曼来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向挂钩单位沧源县公安局统筹资金6.06万元，向社会筹措资金0.66万元，帮扶曼来小学修缮校舍，解决了教学楼房屋漏水等问题，让孩子们安心上学。

乌兰牧骑——草原文艺轻骑兵，堪称是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当内蒙古的民族艺术发展进入转折期，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的发展失去平衡，遇到瓶颈问题时，乌兰牧骑队伍在苏尼特右旗宣告成立，可谓应运而生，恰逢其时。令人欣慰的是，内蒙古文化局布赫局长及时发现了这支新的文艺队伍，并且予以高度重视。经过派人调查，组织大家讨论，艺术处处长阿日鲧将其概括为“乌兰牧骑”，向党委宣传部呈报材料。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主席十分重视乌兰牧骑队伍，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在全区加以推广。从此，一支新兴的艺术队伍——乌兰牧骑，在草原上正式诞生了。

蒙古族新时代的艺术事业，由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两个部分所构成。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为依托，彼此促进，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诚然，乌兰牧骑并不是群众业余文艺队伍，而是属于专业文艺队伍。然而，乌兰牧骑所承担的基本任务，却是从事群众艺术，为广大基层农牧民群众服务。40年代中期，随着内蒙古文工团的成立，蒙古族专业艺术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牢牢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群众艺术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并且没有找到适合内蒙古实际情况的组织形式。然而，单有专业艺术队伍，而缺少群众艺术队伍，非但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就连民族艺术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普及和提高，究竟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寻求合理的平衡点呢？这是当时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必须加以正确解决。

乌兰牧骑的产生，是群众首创精神与领导顶层设计的完美统一，两者缺一不可。确实如此，几个苏尼特右旗的蒙古族青年，发扬主体意识，敢想敢干，有所作为，大胆创造出适合于草原社会的艺术形式——乌兰牧骑。自从有了乌兰牧骑队伍，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比翼双飞，健康发展，顺利解决了内蒙古民族艺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认为，这才是乌兰牧骑队伍诞生的本质所在。

经过三个昼夜的苦思冥想，甲洛洛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身上，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自己去侦查谁是小偷，并根据以下情况列了排序：

二、乌兰牧骑——继承和发展草原传统艺术形式的产物

1957年至1966年，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内蒙古艺术学校三足鼎立，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内蒙古的专业艺术与群众艺术，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主席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正确处理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艺术教育与艺术实践的关系，使得内蒙古文艺界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

采用无滴大棚膜，增加棚内透光量，来提高温度降低棚内空气湿度，对于普通大棚膜采用喷洒防滴水剂或者用奶粉、豆粉来除去棚膜上的水滴，增加透光度降低空气湿度。

考虑到社区人力资源不够，管理者和医生并不一定完全理解，因此，项目启动之初，宁波市卫计委也允许有条件的区县自行开办培训，但是按照项目设计来完成，要有标准化考核。2014年第一年，慈溪县就选择自行办班，其他九个区县都委托宁波一院完成。

蒙古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草原牧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且缺少中心城市，商品经济不发达，历史上没有形成稳固的市民阶层，几乎没有“他娱性”的艺术表演队伍。除了王府乐班之外，传统艺术以“自娱性”的单人表演为主。之所以如此，便是由草原游牧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难发现，乌兰牧骑队伍短小精悍，灵活机动的特点，以及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艺术风格，恰恰是继承了蒙古族传统艺术的特点，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果。

三、乌兰牧骑——新时代民族艺术哺育下茁壮成长的产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内蒙古歌舞团不断发展壮大，艺术上逐步走向成熟。首先，经过十年的努力，内蒙古歌舞团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确立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诸如《鄂尔多斯舞》、《盅碗舞》、《挤奶员舞》、《驯马手》；《草原晨曲》、《银河》、《上海出的半导体》等，至今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其次，该团培养出一批著名艺术家，形成本团的核心力量。如舞蹈家贾作光、斯琴塔日哈、查干朝鲁；长调歌唱家哈扎布、莫德格、宝音德力格尔；女高音歌唱家敖登高娃、男低音歌唱家朝鲁；马头琴演奏家桑都仍、小号演奏家特木齐勒等，堪称群星璀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再次，内蒙古歌舞团开始走出大草原，登上全国和世界舞台，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1955年秋，波兰华沙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贾作光创作的《鄂尔多斯舞》、宝音德力格尔的长调民歌演唱，双双荣获金牌，为祖国和内蒙古赢得了荣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的历史，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能把前30年和后30年分割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确实如此，乌兰牧骑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内蒙古歌舞团和内蒙古艺术学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乌兰牧骑艺术事业，其实是在新时代民族艺术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当年，为了提高乌兰牧骑队伍的专业水平，内蒙古文化局派遣内蒙古歌舞团的艺术家，前往乌兰牧骑进行辅导。例如，作曲家辛沪光辅导达茂旗乌兰牧骑，舞蹈家斯琴塔日哈曾先后赴鄂托克旗乌兰牧骑、镶黄旗乌兰牧骑和直属乌兰牧骑进行辅导，使得上述几个乌兰牧骑队员的整体业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宗教艺术不同，其表演形式以个人或少数人表演为主。“以人为本，以小见大”是蒙古族艺术的基本特点。如英雄史诗、长调民歌、呼麦、马头琴等，一般都是采取单人表演方式。然而，单人或少数人所表演的传统艺术，却是内容浩瀚、规模宏大，往往连续表演数日乃至数十日。从其艺术风格来看，则善于表现宏伟壮阔的历史画卷，金戈铁马，气吞山河，营造出诡谲绮丽的艺术想象空间。总之，通过短小精悍的表演队伍，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蒙古族传统艺术的鲜明特点，同时也是突出的优点。

内蒙古艺术学校是综合性艺术教育机构，为乌兰牧骑培养和输送了大批艺术人才。如德德玛、拉苏荣、敖德木勒、乌日彩湖、达丽玛、娅伦格日勒等著名艺术家，都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学校，成为乌兰牧骑队伍中的骨干力量。除此之外，各地乌兰牧骑队伍中的不少独唱、独舞演员，先后被派到内蒙古艺术学校进行短期培训，收到良好效果。例如，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的独唱演员牧兰、东乌旗乌兰牧骑的独唱演员查干夫、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独唱演员斯琴高娃，曾拜著名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为师。东苏旗乌兰牧骑独唱演员扎克达苏荣，向昭那斯图学习锡林郭勒长调民歌。

乌兰牧骑队伍的诞生，一开始就是以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形式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蒙古族传统表演艺术存在着“大、中、小”三种形式。宫廷艺术和宗教艺术，采取大、中型表演形式。例如，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宫廷艺术，演员人数多达数百人，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表演艺术阵容。“北元”时代的宫廷艺术，其规模大大缩小，《番部合奏》的乐队由16人所构成，不能和元代宫廷艺术同日而语。蒙古族藏传佛教艺术，依旧保持着大型和中型表演形式。解放前的内蒙古地区，大凡规模较大的寺庙，其庙会广场舞蹈“查玛”，表演人数多达120人、60人、30人不等。至于民间萨满教歌舞，则采取中小型表演形式。以萨满巫师“博”为首，带领数名徒弟，构成“行巫班子”，走村串户，为村民表演萨满教歌舞和杂技魔术。

四、乌兰牧骑——培养优秀艺术人才的特殊学校

乌兰牧骑是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同时也是一座培养高端艺术人才的学校。十年时间内，从乌兰牧骑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青年艺术家。例如，歌唱家牧兰、拉苏荣、德德玛、阿拉坦其其格、扎克达苏荣、查干夫、斯琴高娃、乌日彩湖、达丽玛、那顺；曲艺、笑科表演艺术家乌国政、冈噶牧仁、金巴扎木苏、道尔吉仁钦；马头琴演奏家达日玛、桑杰、吉木颜苏荣、扎丹巴；作曲家图力古尔、宝贵、巴图朝鲁、宝音、道尔吉、乌嫩齐；编导巴德玛、道尔吉；舞蹈家巴德玛、杨秀梅、朱朝霞等人。

乌兰牧骑“三起三落”的曲折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有关乌兰牧骑的兴衰存废问题，往往成为观察文艺界形势、文艺方针执行情况的晴雨表。每当我们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专业艺术与群众艺术之间的关系之时，“大、中、小”艺术队伍就能得到平衡发展，乌兰牧骑队伍便兴旺发达，文艺界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反之，每当我们不能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专业艺术与群众艺术之间的关系之时，大、中、小文艺队伍就会比例失调，乌兰牧骑队伍便随之转入低潮。历史经验证明，乌兰牧骑队伍的兴衰存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针，所谓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专业艺术与群众艺术的关系、“大、中、小”文艺队伍之间的关系，就能理得順，办得好，反之亦然。

什么是客观规律？相同条件下不断再现，就是所谓客观规律。乌兰牧骑所走的道路，其实就是十年前内蒙古文工团的老一辈艺术家所走过的道路。难怪，乌兰牧骑队员的个人状况和成才模式，也和老一辈艺术家基本相同或相似。十年之后，同样的现象在乌兰牧骑队员身上得以再现，说明是遵循了同一条客观规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革命文艺的普遍规律，集中体现了党的文艺方针。正确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艺术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乌兰牧骑队伍恰恰正确处理了上述几个重要关系，遵循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青年艺术家。

乌兰牧骑队伍的诞生，乃是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产物，体现着草原生活的正能量。发展当然是好事，但发展也能打破原有事物的平衡，带来新的困难和问题。乌兰牧骑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要解决文化艺术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回顾一下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环境。上世纪40年代，内蒙古实行民主改革，结束落后腐朽的封建王公统治制度，蒙古族人民翻身得到解放。民主改革运动中，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做法，造成社会动荡，牧业生产遭到损失。乌兰夫主席及时提出“三不两利”政策，很快扭转了局面，维护了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社会生产力。

1976年秋，“十年动乱”宣告结束。各地文艺团体随之恢复演出活动，艺术家们重新获得登台演出的自由。然而，由于长期处于瘫痪状态，文艺团体已经难以展开正常的艺术活动，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恢复时期。但内蒙古文艺团体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十年动乱”后，内蒙古文化厅做出决策：从乌兰牧骑队伍中抽调优秀的青年艺术家，补充到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广播艺术团和各盟市歌舞团中去。由于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内蒙古歌舞团为首的各个文艺团体，便很快恢复了生机，进入正常的演出活动,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一度走在全国文艺团体的前列。1982年夏天，北京举行全国声乐比赛，内蒙古代表团的阿拉坦其其格、扎克达苏荣、乌日彩湖等人，荣获5块各类金牌，一律都是乌兰牧骑出身的青年艺术家。

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人们当时未必能够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回过头来再进行观察和思考，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经历“十年动乱”的考验后，我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乌兰牧骑队伍是内蒙古文艺界的强大后盾。如果没有乌兰牧骑人才库的支撑，内蒙古文艺事业的发展恐怕不会那样顺利。吃水不忘打井人，当年内蒙古文化局发现和扶植乌兰牧骑，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主席决定推广乌兰牧骑，该是多么正确，多么重要的战略决策！

五、“三起三落”：乌兰牧骑提供的历史经验

自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化为导向的形势下，有关乌兰牧骑的前途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引起文艺界的普遍关注。换言之，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乌兰牧骑这支队伍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呢？回顾乌兰牧骑所走过的道路，60年内大体经历了“三起三落”。每当乌兰牧骑遇到生存危机之时，都是在蒙古族人民的呵护下，党中央的关怀下，度过了一次次难关。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遇到严重自然灾害，财政陷入困境。内蒙古同全国各地一样，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精炼机构，下放人员。1961年春和1962年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曾两度停止活动，队员转业到其他单位。1962年冬天，全国形势趋于好转，乌兰牧骑度过了最困难的岁，开始恢复演出活动，此后，乌兰牧骑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引来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三篇评论员文章，号召全国文艺界向乌兰牧骑学习。1965年，内蒙蒙古组织乌兰牧骑代表团，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产生巨大反响，被誉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阿花又问及抛光车间的管理。我也毫无保留地说了，从人员管理到技术管理，从生产管理到质量管理，事无巨细地说了。

1962年，内蒙古几个直属文艺团体曾进行合并，成立了内蒙古艺术剧院。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化局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样的管理体制并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于是，决定撤销艺术剧院，恢复原来的管理体制，从而避免了决策失当所造成的损失。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化局，推广小型的乌兰牧骑文艺队伍，取得了成功。反之，撤销大型的内蒙古艺术剧院，同样取得了成功。之所以如此，盖在于尊重艺术规律，按照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办事。调查研究、顶层设计，做出正确决策，显示出高超的领导艺术，为后人提供了良好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乌兰牧骑队伍同全国文艺团体一样，一度思想混乱，队伍松散，难以开展正常的演出活动，进入了低潮时期。当时，文化部已下达文件，决定全国旗县一级文艺团体一律解散。当时，内蒙古宣传部的相关领导，面临着艰难地抉择：究竟是保留乌兰牧骑，还是解散乌兰牧骑，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紧要关头！为此，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派人调查乌兰牧骑队伍的现状。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从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当保留乌兰牧骑队伍。于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立即向文化部呈递报告，建议保留乌兰牧骑队伍。同时，提出改进乌兰牧骑工作，与时俱进，使之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幸运的是，文化部最终采纳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建议，决定保留保留乌兰牧骑队伍。

那堂妹妹还没问清客人的来由，就往外跑，说是去找她们的祖父去，请他等一等。大概她想是凡男客就是来会祖父的。

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内蒙古文艺界流行全国、蜚声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歌曲、舞蹈作品，几乎都是内蒙古歌舞团创作和表演的。诸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鄂尔多斯舞》《盅碗舞》等。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情况有了变化。大凡流行全国、蜚声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歌曲、舞蹈作品，几乎都是直属乌兰牧骑和各个乌兰牧骑所创作和表演的。诸如，《牧民歌唱共产党》《彩虹》等。21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大凡流行全国、蜚声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歌曲、舞蹈作品，几乎都是名列体制内，身在本团外的青年艺术家自发创作和表演，推向全国和世界舞台的。诸如，《天堂》《蓝色的蒙古高原》《吉祥三宝》《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苍天般的阿拉善》《我和草原有个约定》《鸿雁》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探讨。

总体上看，这些艺术家的个人学历并不高、大多数人没有上过高等艺术院校，充其量受过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艺术学校的短期培训。然而，乌兰牧骑文艺队伍的成材率，却是非常高的。从人才学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规律性。首先，乌兰牧骑队伍的方向正确，经常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大多数队员来自基层，熟悉和热爱民间音乐，同草原游牧文化有着天然联系。他们的书面文化水平并不高，但草原游牧文化水平却很高，这一点对青年艺术家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乌兰牧骑队员熟悉和掌握了内蒙古歌舞团的现代民族艺术经典之作，从而使普及和提高建立起良性循环。实践出真知，乌兰牧骑队员在长期演出活动中得到磨练，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终于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传达出一项重要信息：文艺界体制改革将进入新阶段。乌兰牧骑将大行其道，乌兰牧骑精神得到弘扬。对所谓组建超大型演艺集团的路子，建议加以重新审视，适当调整和改变。

六、乌兰牧骑——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前途与命运

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之下，乌兰牧骑队伍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大凡属于少数民族艺术领域内的事情，切不可轻言“落后”或“过时”，更不要随意上马或取消。从理论上说，文艺队伍的“大、中、小”形式，不可能哪一样从历史上消失，而是长期共存，各得其所，相互补充，发挥其各自的独特作用。何况，内蒙古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实际情况和内地不一样。因此，乌兰牧骑队伍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犹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蒙古族人民对乌兰牧骑文艺队伍的需要依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乌兰牧骑的历史使命未竟，路子还很漫长。当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纠缠等，迅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老年人都需要使用电脑、互联网、手机等先进的东西，农牧民同样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乌兰牧骑是否可以向草原牧民宣传推广新时代的科普知识、传授新的技能呢？显然是完全有必要的。

民族文化艺术方面，同样需要乌兰牧骑去做大量的普及工作。近年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包括苏尼特右旗在内，许多非遗名录被审批通过。那么，乌兰牧骑是否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向牧民普及本旗的非遗项目、介绍著名非遗传承人呢？同样也是十分必要的。其实，就目前情况而论，蒙古族农牧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科普知识、卫生保健常识，以及电脑、手机使用技能。如果我们眼睛向下，看到群众的困难，了解他们的需求，仍有许多“综合服务”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上海的生活垃圾转运自2010年世博会后即进入了集装化转运的模式，主要将生活垃圾在各个压缩站通过压缩设备压缩装入集装箱中，再由集卡车辆运输至市区几个装卸码头，通过桥吊从集卡车辆上抓取集装箱装船，再通过船运至末端处置地老港码头，在老港码头通过桥吊抓取集装箱装上集卡车辆，集卡车辆驶入填埋场或焚烧厂进行最后的处置，卸掉垃圾的空集装箱依旧通过桥吊装卸至运输船只上，运往市区的码头进行再次的装载垃圾。

事实告诉我们：内蒙古地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队伍，并不是产生与不产生的问题，而是已经产生的问题。近十年来，内蒙古文艺界的景观之一，便是小型文艺队伍遍地开花，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诸如，“安达组合”“杭盖组合”为代表的各类“组合”群体，其实就是新时代的乌兰牧骑式文艺队伍。我们只须稍加对比，即可发现当今的“安达组合”“杭盖组合”，与当年的乌兰牧骑何其相似乃尔。例如，两者都是青年人自发创建，没有任何背景。两者人数都很少，短小精干、灵活机动，应变能力极强。两者演出节目均小型多样，生动活泼，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两者演员都是多面手，一专多能，将创作、演出、舞台灯光、宣传造势统一起来，具有综合性功能。内蒙古地区小型文艺队伍的再次产生发展，有其音乐审美方面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音乐生活从多元化逐步走向趋同化。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各类媒体，同时观看相同的音乐节目，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受到严重削弱。例如，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那里生活着国内和世界上最多的蒙古族人口。然而，电视媒体和音乐界更多地关注西部地区的长调民歌、“潮尔·道”，以及呼麦、胡笳等音乐形式。相反，科尔沁地区的短调民歌则长期被忽视。“不平则鸣”，上世纪80年至90年代，民间歌手查干巴拉、青年女歌手白红梅挺身而出，大力演唱和推广科尔沁短调民歌，掀起“查干巴拉热”和“白红梅热”，一度席卷全内蒙古，初步扭转了科尔沁短调民歌被冷落的局面。

长期以来，各种收入和支出机构都是按照现金结算方式进行的，成本核算流程概念缺失，并且未反映在会计和财务报告中。会计制度改革明确规定，对权责发生制的财务管理收入和成本因素的定义，是政府财务会计的规范。

改革开放时期，国外的各类艺术流派纷纷传入国内，形成多元化格局，一度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主导地。这样的社会文化生态，必然对蒙古族音乐产生影响。1987年春天，蒙古族青年音乐家娅伦格日勒、胡日勒、色·恩克巴雅尔率先站出来，决心以此振兴蒙古族音乐，自发组织起“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幸运的是，莫尔吉夫、永儒布、辛沪光等老一辈作曲家，全力支持三位勇敢的年轻人，无代价地为他们创作无伴奏合唱。不久，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便推出一批优秀的无伴奏合唱作品，诸如，色·恩克巴雅尔的《八骏赞》《吉祥的那达慕》、永儒布的《孤独的白驼羔》、莫尔吉夫的《旭日般升腾》等，成为蒙古族合唱艺术的经典之作。在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带动下，各地陆续出现许多无伴奏合唱团。同时，青年人自发性的“组合”形式也大量涌现出来，形成内蒙古乐坛上的一个新亮点。

本来，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文艺体制，以小型文艺队伍为主。从中央苏区战地宣传队、延安“秧歌队”起家，进入大城市后才逐渐发展为大型专业化文艺团体。目前，内蒙古地区的文化艺术生态，出现了新的变化：网络歌手、舞者—“组合”群体—乌兰牧骑—各盟市歌舞团—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形成五级文化艺术生态圈。既为大型艺术表演团体提供了鲜活的艺术灵感，同时也对主流文艺团体形成巨大压力和挑战。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趋势，及时改弦更张，谋划对策，大型文艺团体很有可能落在群众文化艺术生态圈后面，被新潮流所淹没。

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重温乌兰牧骑产生发展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其目的是为了坚持乌兰牧骑道路，改进乌兰牧骑工作，把乌兰牧骑办得更好，为建设富有蒙古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对于新时期蒙古族文化艺术工作者而言，所谓“四个自信”，当然包括坚信乌兰牧骑道路，坚守“乌兰牧骑”光荣传统，弘扬乌兰牧骑文化。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实现蒙古族的草原绿色之梦、讲好中国故事，同样离不开讲好内蒙古的故事。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光辉的60年，便是一则美丽的故事，凝聚着几代艺术家的青春和梦想，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向大地和太阳述说，向全国和全世界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