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新时代，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做好民族地区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正确表达。“综合反映和认识国家和民族存在、发展、交往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群体意识就是我们国家所倡导所指出的国家民族意识，它包括人们对自己归属某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人们对本民族及其国家自下而上荣辱、得失、发展、权利、安危的认识、关切和维护。”[2]因此，正确处理和引导好互联网上我国各族人民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正确表达，是维持和联系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理想信念的奋斗目标的基础，这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关系着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团结。

一、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时代语境

在不同的任何时代和地域的青年，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思想具有自主性、价值多元化、逆反心理等特点之外，有时情绪具有不稳定性，急需求成、好奇心和自尊心都很强。民族地区青年除以上特点，还具有独特心理：包括追求民主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自我和个性意识等，这些意识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造成这些心理的原因主要是民族地区特殊的环境因素(民族特性、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以及社会化过程中成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民族地区本身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限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对比较滞后的影响下造成的，这对于维系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影响也比较大。[3]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得到较快发展，应用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从一般普及到广泛普及于工作和生活当中。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与此同时，民族地区青年对于表达从人、物、事、情、理等几个方面为内容的国家民族意识借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随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交替当中而必然产生的。互联网技术为背景下的网络社会的交流与表达，是与以往的任何时代相比有着不可比性。

比如，黄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且多为游牧民，地广人稀、山大沟深。纵横交错的山峦横亘在面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及消息传递就存在较强大障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展，电脑手机走进藏族游牧民的生活之中，使用电脑手机等通过微博、微信、QQ、MSN等网络交流平台代替了他们过去用喊话、徒步行走、骑马传递消息的交流方式，使藏族游牧民的日常交流更加便捷，坐在家中随时随地进行网络交流。

(一)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基础性条件的改变

当今互联网时代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主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就是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空间的变化。网络时代，青年处于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离散性社会生活情景中，在这里既有纵向流动，也有横向流动，总的来说是一个千变万化的空间性流动状况。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以往传统社会的交流方式方法，传统社会的交流，基本上知道是哪里人，并且还知道是谁。然而当下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网络社会是一种虚拟性交流过程，虚拟的网络社会交流方式必将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不确定性。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只是确定与人的交流，不确定在交流过程当中交流的对象是谁，是哪里人。那么的交流的对象肯定存在相对匿名性，身体和非语词互动的缺失，减少了许多具体环境的限制，有助于人们相互间更加容易地形成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4]传统社会在交流上无法改变空间与时间界限，但互联网技术打破了这一界限，突破了空间界限，突破了时间界限，使人们在无拘无束网络空间当中进行畅谈，交流传递自己的情感。在经常变换位置且不固定地始终流动的网络世界中，国家民族意识所依靠的链接及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中断，历史传承被重新建构并重新赋予不同的含义。“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5]其次，国家民族意识表达在一定时间内各种情况相对的或结合的境况，也就使情境发生了变化。现实社会中，国家民族意识表达情境来自于互联网空间，不同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碎片化的或是大众化的有组织的整体内容的记忆。网络社会里的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特征还可以归纳为：多元意识相互合并；相互交叉并相互叠加属性；相互合并、相互交叉、相互叠加多重属性、离散性、情绪性体验。第三，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语言文化基础在发生着变化，也改变着民族地区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跟人的身体一样在发生着新陈代谢，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也同样，但它的基础新陈代谢源自于人类共同时间、共同地域中相似或相近的语言文化基础。这种新陈代谢有利也有弊，利的方面就是往正确地表达国家民族意识方向发展；弊的方面就是与利的反方向行进。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的“3·14”事件、2012年发生的“6·29”劫机事件及“7·5”暴力犯罪事件，经国际舆论在网上的传播，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影响也随之扩大。

西方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技术在微博、微信、Face book、QQ、MSN等平台中撰写反动文章、诗歌，在网络空间举办讲经、学经活动，播放反动音像制品、传阅反动书刊，制造宗教狂热。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重点指向藏民族地区，加紧对藏区青年推行所谓的“西化”“分化”等战略，企图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寻找和打开突破口。他们把藏区作为主攻目标，通过互联网公开支持和操纵针对藏区的分裂破坏活动，并企图破坏藏区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正确表达。

(二)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主体的结构性力量的改变

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在互联网时代，使将思维所得的成果用语言、语音、语调、表情、行为等方式反映出来的一种行为，是建立在现实自我、虚拟自我之中，以及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表达以交流为基础、以传播为目的，以物、事、情、理等情感情绪为内容，以互联网技术为传播工具，在以说者、听者和读者为接收对象，并且说者、听者和读者是相互交织转变身份为基础上的，往往呈现出多元化、虚拟性，对象的无固定性、变化性、离散性特征。从整体上来看，民族地区青年受宗教信仰影响，其存在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趋于正向和理性，能够比较客观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看待问题，认知情感。[9]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青年学习和生活中不可缺少，并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得到广泛普及。从过去无或者少到现在的广泛普及，但互联网从产生到现在就是一种无任何约束限制的开放空间，互联网的大量开放让人的真实性身份存在缺场的特性，使得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在情感塑造上不仅仅来自于一般意义之上的个体思想意识。严格意义来讲，网络社会里思想意识来自于方方面面，通过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其他集体、个体与国内外不同地域不同身体的个体或集体的网络虚拟交流互动和情感上的认同。虚拟的网络中年轻一代青年在精神上还可能存在着浮躁、偏激、负面、非理性的发泄民族情绪，对来自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定时、不定量、不同程度的通过互联网传播，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同样会受到影响。首先，民族地区民族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受制于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思想观念的限制，无法科学解释和说明他们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思想观念中的一些现象，与此同时，他们在精神上产生饥饿感后，获取知识的第一要着，就是以网络社会大数据信息，一些不正确思想观念乘虚而入。当他们看不出生活的未来、或稍有不如意的情感、或受到来自生活当中各方面的挫折感影响，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放大他们自己任性的自由度，在言语表达上以及在行动动作方面产生过激反向表达情绪意见，产生对国家民族意识的负向认识。

(三)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主导性因素的改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内地沿海地区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互联网向大众喧哗式、喷发式的信息发布技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提供大量的有利有弊大数据信息内容。尤其是别有用心势力对一些民族地区青年情绪具有不稳定性、急需求成、好奇心和自尊心都很强的青年进行欺骗、煽动、鼓动、怂恿别人去做(某事)等等的内容。这就造成了在思想具有自主性、价值多元化、逆反心理等特点民族地区青年消极心态的一些反应，为疏远隔离正确地国家民族意识表达提供方便，其对青年的认知和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国家应该制定如何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发展合理的战略规划和未来蓝图。当前国家建设‘一带一路’宏伟构想，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融入或直接纳入到《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当中。”[11]还要出台一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倾斜性政策，这几年针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出台的倾斜性政策有对口支援和帮扶支持，同时还要继续加快发展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和民族特色产业，缩小与内地沿海城市经济、社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发展的差距，使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并从中真正受益，还要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温暖和大爱精神。这样才能把对个体利益关注转移到主体利益的关注，增强当前他们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正确表达，并能够实现国家民族意识主体意识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民族地区青年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存在着对国家民族意识的疏远隔离和转向性

(一)正向情感与反向表达的相互胶着

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程度，及人或事物发展达到的状况如何，与个体的身份获得、地位确立以及权力拥有法度、标准、进度、文化、教育、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水平的程度有着很大的相关性。纵观世界历史，对国家和民族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发展趋向有着很强的现实关注度、倾向性和归属感的，往往是受国家体制影响和依赖体制生存的个体。如果那些受体制影响不深和不完全依赖于体制而生存的个体，受本民族自身的民族信仰、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而生存的个体，即其对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对事物显得不重视、满不在乎、装作没有看见，在这里也可以总的概括为熟视无睹或司空见惯。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现实社会当中的主体结构性能力的满足程度(这里面的满足程度包括身份、地位、能力、权力)是在现实中的确有所获得，此时的主体在现实社会当中必然要注意到自身身份、地位、能力、权力的社会性影响，其任性意义上的自由度如何直接受制于规则、纪律、习俗、道德和法制的约束，不是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在网络社会当中，却有着截然相反之处，主体在参与表达的自身身份、地位、能力、权力的社会性影响等个人资料，全部被隐蔽。主体身份在网络空间中和传统与众不同，完全被颠覆和解构，主体结构性地位在网络空间当中以任性意义上的自由度被自由释放和抬高等级。以网民主体的互联网社会当中，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不再受过去传统社会现实的约束，这样的网络空间每一个网民主体其对体制的影响和依赖程度大大降低。“由于互联网最为重要最为现实的特征就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所有能够接触到互联网技术的网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广阔的网络社会里无拘束、无限制地沟通，并在网络空间当中大规模地进行信息交流、陈述事实表达和对事物进行有条有理或无条无理地价值评价；即使如此，在这里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受地域局部环境的限制，但具有较强特殊性或局部性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部门权力、行为规则等作用，受地理环境及其他因素等条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6]

过去传统社会获取信息比较单一，比较落后。在互联网时代，获取信息渠道多样、开放。互联网打开了民族地区青年了解外界的时空，同时改变了民族地区青年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生活交流的思维模式。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社会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没有限制于任何中心的权威系统，更不限制于时间和空间，在网络上的行为就是一种自主开放的个体行为，任何一个网民都自由、自主、不受束缚地在网络上发表意见。[10]在当下网络社会，民族地区青年通过互联网能够更多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机会很容易受到从旁劝说、欺骗、煽动、鼓动、怂恿，干出出格的事，有损国家利益。因在价值取向及对国家信念、个人信念上走向极端，陷入了某种错误认知，同时也就陷入了互联网上民族地区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正确表达。

1.科研成果转化过程解析。通过对油田博士后已经完成和正在开展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分析来看，从选题到启动研究到成果形成再到转化应用，最后见到效果，整个过程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化行为，其转化过程大致分解为研究、形成和应用三个阶段，应用阶段包括推广传播、组织实施和效果产出三个环节。如图1所示。

(二)责任意识与功利行为的困惑纠结

伴随着高科技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突破了过去传统社会的地域、空间、时间的限制，实现互联网“无国界”“无空间”“无时间”限制是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方向及目标。但“三无”限制使得各种社会思潮，到处都充斥于互联网技术的任何网络空间，出现现有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缺乏应有的国家和民族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等,其结果就是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正确表达上，出现了疏远隔离的现象并感到很陌生。究其原因，与网络社会信息化的冲击而产生意识形态淡化、形态多元并存和形态教育的缺乏。要增强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就要建构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的国家和民族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要注重做到：首先是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民族性；其次是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性；第三，要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感染性。在这三个方面当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感染性。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创新意识形态教育，增强国家民族意识，改变过去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一要改变过去或是现在那种刻板的条条框框，只接受不创新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论教育；二要改变话语传统地表达方式；三要要用善于运用正面的典型案例和理论故事感化教育；最后实现广大民族青年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和情感意识的正确表达。

(三)思想正态与信仰负态的共存

吕凌子的意思是，既然索赔没了指望，就是借钱也得把这个事情给结了。肇事者是她的丈夫，丈夫虽然不是故意所为，但毕竟对一个无辜女人造成了难以启齿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是无辜女人一辈子的心理阴影。钱不是万能的，然而除了钱，吕凌子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解决办法。

例如，黄南藏族自治州2008年发生的“2·21”事件，是境内外分裂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颠覆国家政权，并利用藏区民族青年破坏国家民族意识的暴力犯罪事件，是“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网络空间传播，颠覆藏族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正确表达，制造了打、砸、抢、烧、自焚、纵火、抢劫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力恐怖事件，直接影响藏区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鉴于此，我们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通过互联网来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两个共同”主题，紧紧围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的根本任务，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局面。

三、互联网时代民族地区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建构策略

(一)积极创新意识形态教育，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感召力

责任自始至终是人们生活中非有不可的，以社会性而存在并发展延续。我们知道，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美好中起主要作用力量的主力军就是青年，他们的国家民族责任意识如何，不仅仅关系着地区过去到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影响着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例如：我们通常跟一些民族青年朋友交谈时发现，有些民族地区青年，他们能够认识到国家的稳定、民族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当我们在谈论国内历史、民族、社会热点和焦点等重大问题时，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就业、福利政策，然后是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很少不考虑经济发展、反腐倡廉、政治体制改革、生态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造成这一纠结和矛盾的原因归结于：一个是受成长环境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受互联网时代下大数据信息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对国家民族责任意识教育的影响造成的。

(二)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向心力

回顾过去，细心研究发现国家民族意识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建立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等主导因素是缺一不可。近代以来，中国的理想信念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独立。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集体意识，是近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长期坚持的思想教育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论与实践影响的集体智慧结晶。[7]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儿女在共同地域生活，语言、经历、文化、社会责任紧密的有机的结合而成的民族群体的主体意识。“我们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传媒本身，聚精会神地盯着忽明忽暗的电脑、手机等互联网技术为平台的屏幕上，可是通过电脑、手机等屏幕快速传来各种大数据信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社会大数据信息内容，让我们看见复杂纷繁的东西而感到迷乱，内心无法平静下来，其结果让我们眼花缭乱、心神不宁。”[8]

西藏自治区教育经费支出的持续增长，得益于西藏自治区地区较高的财政拨款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而这是以西藏自治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作为前提的。

采用流式细胞术PI单染法检测各组AGS细胞周期，如图3所示，与NC组相比，SI组 G0/G1期的AGS细胞数量明显上升(P＜0.01)，S期的AGS细胞数量明显下降(P＜0.01)，细胞阻滞于G0/G1期，两组G2/M期AGS细胞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C组与NC组各细胞周期AGS细胞数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三)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公信力，还需建构制度化体系的公平性

公民对国家民族意识来自于政府公信力的确立。“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灵魂，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失去信用，就会严重影响政府形象，损害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12]公民对精神上、物质上的期待和精神上的主观感受最能决定对政府信任评价。过去到现在都一样，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政府工作的困难在于，它不仅必须干得好，而且必须让公众相信它干得好，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能力和表现是必要的”。[13]国家民族意识表现是一个逐步前进发展、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一方面来自于现实社会制度所带来实实在在的感受；另一方面接受来自于系统化、理论化、正规化的国民教育。特别是前者对于青年的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尤为明显。具体而言,简单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不断保持和完善民族地区群众对政治制度参与权、话语权；二是作为一个民族地区，始终要保持和不断完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要考虑民族地区选拔民族干部的优先权，还要继续不断规范在用人权力上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四要始终要保持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的有效性、稳定性、长期性、连续性。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国家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地区青年的自信心，增强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正确表达。

(四)构建合理的利益体系，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趋向力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疑问：民族地区青年对国家民族意识的转向和疏离原因是什么呢？根本性原因就是自身利益问题，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自身利益得不到应有尽有的满足。在此基础上，他们还会与内地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鲜明地对比之后的失落感、挫折感等等诸如此类，会导致他们形成心里的消极观念，并在网上放大。所以，在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要在民生、教育、福利、医疗等得到有力保障，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不断缩小发展上的差距，最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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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茜.理念·制度·行为——政府公信力三要素[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

[13][美]菲利克斯·尼格罗.公共行政学简明教程[M].郭晓来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