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与美国社区精神的重构

说到社区，人们首先会想到一种地域的社会单位，如一个居民街区，但它的涵义远不限于此，甚至可以认为地域性并非是它的主向度。城市的一个行政街道是一个社区；由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社会科学联合会，同样是一个社区；按救赎和行善的信仰组织起来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一个社区；即使没有正式或稳定的组织结构形式的一群志趣相投者，如戏迷会、球迷会也何尝不是一个社区。在以上这些性质各异的社区中，我们不难发现可表征社区精神的基本意涵：志愿性。人们成为趣味相契者或志同道合者是出于自愿而非强制，人们奉献业余时间为社区无偿服务同样出于自愿而非强制，正是这种自愿性使社区行为区别于强制性的国家行为。自治性。组成自愿团体的行动者无须秉承中枢意志的命令或服从于外部的管制，自治意味着自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精神性。推动人们结成社团或组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生活共同体的原因，是共享的价值、志趣、信念和情感，正是这种精神性将社区原则与功利性市场原则区别开来。公益性。社区从来表征的是对公共领域的关注，而非孤立的个人追求，即在共同的交往中形成的公共好处。人们由于共有的东西或基于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个社区中，这些共有的东西就是目标、信念、抱负、知识、共同的理智和道义，或者说志趣相投、休戚与共。[1]

陈诚说：“这孩子的大哥是共产党新四军那边的人，还是游击队长。把这样的人长期放在身边，不太好。所以我把他交给你，这样对他对我都好。”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人类共同体划分为两种对立的基本类型，即传统“社区”和现代“社会”。滕尼斯突出强调了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2]苏格兰裔社会学家罗伯特·M·麦基弗也指出社区是一个“精神的联合体”，“这种社区精神是一种超越个人的‘集体精神’”。[3]在现代话语体系下，社区是居住于某一地理区域，具有共同关系、社会互动及服务体系的人群的集合体。人们在社区生活中形成的是一种平等互动、互助合作及相互关怀的关系，并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得到互惠服务。[4]社区精神在社区这一共同体中具有最显著的亲和作用，是社区的灵魂。可见，“社区”更强调了作为共同体生活基础的精神特质——社区精神，即社区成员休戚与共的情感纽带，其中，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则是社区精神的核心范畴。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社区赖以维系的“社区精神”逐渐失落，作为人类心灵归属和精神港湾的“社区”正在越来越远离滕尼斯本来意义上的“社区”，而这一切客观上要求现代人类回归社区，培育重建社区精神。

社区精神是在一定社区的自然风貌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由核心价值观决定的，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社区对社区居民的凝聚力的精神集合。[5]社区精神的功能在于通过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与良好的社区氛围，提升公众参与度，增强居民幸福感，使社区成为居民相互守望、共同依归的生活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社区精神的培育与重建离不开社区的管理、社区组织的建设以及社区公民精神的重构。美国自治型的社区管理对我国社区治理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实际上，美国的社区管理的主体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其核心环节和关键环节的居民参与。[6]例如，美国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自治管理，主要包括定期召开社区会议,提前一年向全体居民公开议题公开时间公开地点，期待居民的参与互动，或者就某个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决策召开社区听证会、竞选社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志愿者服务等。在这期间，社区居民与社区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互动合作，共同探索开拓新颖的服务项目、扩大生存发展空间，来满足社区居民的新需求。政府同样通过发包项目来支持社区组织的发展，如养老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志愿者中心等。这形成了美国社区管理精神的第一个方面:参与。参与的主体就组织来说，不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就个人来说，或者不享受任何利益，或者仅拿较低薪水，捐助或提供自愿的义务劳动司空见惯。这就形成了美国社区管理精神的第二个方面:奉献。例如，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美国的州长都有很高的组织才能，但薪水并不高，原因在于美国崇尚个人奉献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精神。他们认为，能够为社区居民服务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是他们工作的动力。同时，这种奉献精神还来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来源于基督教主张入世，崇尚平等、友善、宽厚、助人、感恩的态度。据统计，在美国50%的成年人至少一周参加一次志愿活动。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曾于2002年2月22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特别提出的，“我们的社区精神，还有我们相互对彼此的贡献往往并不像我们在金钱方面的成功那么显而易见，美国人觉得对穷人和弱者有一种特别的责任。”[7]因此，很多美国人都会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服务，几乎一半的成年人每周都抽出时间，主动承担起责任，帮助有需要的人，为他们所在的社区提供服务，使社区服务办的更好，如辅导儿童、探访照顾老人等。全民参与，全民奉献，就实现了美国社区管理的目标，构成了美国社区管理精神的第三个方面:和谐。美国社区精神培育历来受到各方各行业的重视与支持，社区居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如与华盛顿特区毗邻，属马里兰州管辖的小社区，根据住户文化层次和收入状况，社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文体活动，音乐会、芭蕾舞、邀请艺术家演出等。该社区委员会现有34名工作人员，社区每周出版一份《社区公报》和每月文化活动小册子，免费向社区居民寄送，通过开设社区网站，及时向居民传达社区文化娱乐信息。[8]

(3)根据钻探工程中的异常情况、孔内电视摄像发现的裂隙，结合滑坡周界进行综合分析，按照安全可靠原则，大致确定本滑坡体的滑动面。钻探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异常点位置不排除在外界影响下会发育成新的潜在滑动面。建议对滑坡进行深孔变形监测，以获取精确的滑动面，并加强对滑坡的长期监测。

社区的组织建设要以非营利性组织为目标，非营利性组织从事社区活动能大大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能赢得社区居民的信赖，缩短心理距离，从而能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多种需求。目前，高铁新区仍是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模式，社区服务性组织缺乏，比如社区医院、社区家政中心、社区法律服务中心、社区心理咨询中心等。高铁新区的居民是原来农村拆迁安置的村民，他们失去了原有以土地为生的乡村生活方式，在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原来以土地为生的老人住进了单元楼，生活不适应，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自然不高。特别是一些空巢家庭，留守儿童如何解决他们日常的基本生活需求，实现社区服务到家，增强老年人内心对社区的认同归属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但是，通过笔者调研走访发现，这些服务性组织的发展程度还很不够，即使有些发展了的，也是以营利为目的，与社区的精神价值背道而驰。同时，高铁新区社区缺乏社区服务理念与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以及社区志愿者，也制约了社区服务的发展，影响到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在调研走访中发现，海东高铁新区社区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对于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重视程度不够，影响到社区居民“家园”意识的形成。一是资金投入有限。拆迁安置社区的日常办公设施、文体设施配套、生活配套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一方面，受财政资源和政策制约，海东市政府、村级组织投入有限，很难短时间内满足安置社区系统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受体制机制等因素限制，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及经济补贴，企业参与、社会组织投入、个人赞助等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高铁新区建设资金投入多元化受限。二是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有限，资源配置缺乏有效合理性。目前高铁新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很难与失地农民快速增长和日趋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相适应。比如，拆迁安置的失地农民应通过搬迁社区享受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综治警务等公共服务、社区志愿互助服务和市场化的便民利民生活服务及物业管理服务等，这些都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二、海东高铁新区社区精神现状与发展困境

海东高铁新区的居民为海东市平安、互助两县三镇(小峡、高寨、红崖子沟)22个村13695户拆迁安置的搬迁村民。他们生活在传统社会的村落，是典型的初级群体。搬迁之后，过去传统的封闭、同质的生活共同体逐渐被打破，村民逐渐由乡土性向现代性转型，原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村民对社区生活以及社区服务有了新的期待。通过走访调研发现，目前在海东高铁新区社区建设中，政府的推动作用仍然大于社区居民自身的积极参与性，很多居民对社区的认识不够，对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处于冷漠和旁观的态度，社区精神的重建陷于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高铁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造成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不强

由此可见，在海东市高铁新区社区精神重建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社区自治管理模式及美国社区精神的重构体验，挖掘本社区传统资源，找寻本社区资产优势加以创新，培育重建海东高铁新区社区精神，发挥社区功能，提升社区自我组织能力，实现海东高铁新区和谐全面地可持续发展。

(二)高铁新区社区组织建设薄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高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Wind Loads on Ship with Different Container Configurations

(三)高铁新区新型人际关系还未形成，守望互助的社区精神还未实现

当前海东高铁新区正在由农村拆迁安置村落向新型城镇社区过渡转型，培育和重建社区精神非常迫切。培育重建社区精神并不意味着重回过去那种封闭的、同质的生活共同体，而是对传统社区精神的继承、扬弃和创新。它是超越传统的狭隘亲情和人际关系，走向更为广阔的人际互助和社区参与，是社区精神与个体精神、传统精神与创新精神、民主精神与自治精神的融合。因此，在借鉴美国社区管理模式及社区精神重建的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结合海东高铁新区社区发展的现实情况与发展困境，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实现路径重建。

三、海东高铁新区社区精神的培育与重建路径

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不仅仅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归属感，这是社区的精髓和实质。社区精神与社区居民的认同归属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又通过共同体行动彰显。海东新区搬迁安置的居民大部分属于传统村落中的村民，在以往的村落初级群体生活中，由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频繁交往，逐渐形成了“熟人社会”，以及共同守望相助、亲密友爱的社区氛围。但是，随着原有村落的搬迁、社区成员的流动性加剧、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家庭规模的缩小、功能的弱化，村民之间的交往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富有社会情感性的初级群体关系逐渐受到现代性、短暂性的次级群体影响冲击，原来固有的熟人社会的网络连结逐渐被打破。不同居住空间的隔离，引发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变少、社区归属感变低、社会资本有效利用率偏低导致居民缺乏人际支撑的现实困境。据调查数据显示，高铁新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持一般态度的占68.19%，不太强的占24.36%，很差的占1.22%，比较强的仅占4.22%，很强的占2.11%。因此，面对新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拆迁安置居民对新居住地从思想和心理上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认同、满意和依恋的状态，社区邻里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还未形成，大家互帮互助的奉献精神缺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等的积极性不高，塑造守望互助的社区精神需要时日。

(一)社区精神的核心——构建多元化善治模式，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服务理念

传统的社区治理以政府为主导，依靠强制性行政手段，在缺乏社会组织及居民有效参与下开展单向的工作。随着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治理模式必然走向多元化，即治理主体多元化、权利中心多元化、治理手段多元化、动态网络多元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服务理念，就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正确定位服务性政府角色，放权于社会，政府起到一种方向引领和政策制定的作用，明确大的发展思路，抓大放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同时，要发挥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强调社区在满足居民生存和发展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社区建设从原来单纯注重经济功能逐步转变为以注重社会功能为重，通过不断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增强社区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管理的自主能动作用，建设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社区服务队伍，帮助居民在依托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其生活和发展的目标。

(二)社区精神的载体——加强社区组织的建设，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在现代社区政治文明潮流的推动下，社区组织的发展必然要求增加社区参与和权力下放，努力寻找与政府、公众建立一种密切合作的新型关系，创造合作共赢的机会。在海东高铁新区拆迁安置社区建设中，基层政府、居委会等组织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无法满足居民各种不同的需求，也无法在各方面都达到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组织化要求。而社区组织的灵活有效性可以形成多元化的社区治理模式，满足居民的共同诉求、化解邻里等各类矛盾，对居民自我服务意识的提高有极好的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组织，加强社区成员的沟通与交流。鉴于国内拆迁安置社区普遍存在社区组织发展不完善及居民对社区组织缺乏了解等情况，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就特别需要政府的扶持及积极宣传引导，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较多倾斜，促进社区组织的逐步发展，形成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治理的社区善治模式。同时要利用好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分片分区域做好社区管理者和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了解工作。比如，结合社区组织的职能、作用以及同社会生活相互的关系，在遵循自愿的基础上，从现有的活动类的社区组织开始，分阶段成立各种相关权益与服务类的社区组织，像业主委员会、留守妇女儿童心理咨询协会等。通过采取激励机制，对工作比较突出的社会组织给予公开表彰、广泛宣传等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同时，海东市高铁新区正处于由拆迁安置村居向城镇社区过渡转期型，应努力探索社区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加强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建设，优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从而实现社区志愿服务事业可持续发展，使社区志愿服务成为建设和谐社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社区精神的归宿——强化社区归属感培育，注重建造守望相互的社区精神

在高铁新区拆迁安置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程中，社区的建设、管理和发展需要依靠居民的广泛参与，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如何提高他们对社区的认同归属感，是促使他们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实现社区多元参与治理的基础。如美国在社区精神管理方面重要的特征就是参与奉献。为慈善事业捐赠已成为美国公众的传统和习惯，许多慈善组织活跃于社区，辅助残疾人，救助弱势群体，扶助妇女、儿童和老人，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营造助人自助的社区文化。对于海东市高铁新区社区居民而言，强化社区归属感培育，首先需要领导决策者在结合当地民俗风情与传统社区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通过挖掘本社区资源，找寻本社区优势，加强社区文化认同建设，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往，提升居民的参与决策意识，在社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中充分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发挥民力，让社区成员在建设社区的集体活动中，形成共同的情感、信念和价值观，逐渐形成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其次，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社区成员观念，强化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知和认同。一是定期举办社区活动(百家宴等)，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的活力与激情。二是通过发放社区传单，进行社区工作公示，对改变居民的社区认知、提高社区归属感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三是利用社区网站，社区电子牌，及时的发布一些社区的新闻，好人好事，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互助与亲密联系，逐渐形成社区居民休戚与共的“共同家园”意识。

西双和罗衫急忙跑过去，扶起跪倒的老人，老人却挣扎着，再一次跪下来。医生已经走开，她冲着的，其实只是一面沾满鞋印的白色墙壁。

参考文献：

[1]方志华,王文洪.现代城市社区精神的价值发现[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03).

[2]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9.54.

[3]高鉴国.社区意识分析的理论建构[J].文史哲,2005，(05).

[4]谢金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社区精神重构[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

[5]谢金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社区精神重构[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

[6]韩可胜.参与奉献和谐——美国社区精神及缘由初探[J].浦东开发,2009，(01).

[7]美国总统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演讲全文[EB/OL].http://www.chinanews.com/2002-02-22/26/164056.html.

[8]李妮.美国的社区和社区建设[J].住宅产业,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