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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研究和中国民族史

更新时间:2009-03-28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有幸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些学术问题,非常高兴。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屏幕题目上显示的“西夏研究和中国民族史”。

今天我分五个题目来讲。第一个是“《神秘的西夏》的得与失”,第二个是“西夏文及其文献的解读”,第三是“西夏出土文献的刊布”,第四是“西夏历史社会的构建”,第五是“西夏研究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音乐本来是一种较为轻快的声音,但是在现阶段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因为其整体教学模式更遵循传统的应试教育,导致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呆板化知识教学。这种教学忽视了音乐的本质——情感共鸣,同时忽视了教学主体—初中生的教学体验,使音乐教学最终教学结果欠佳。在改善的过程中,因针对音乐的本质、教学的主体进行综合性的教学题材的选取、引导,做到针对中学生的喜爱进行教学音乐的选取,教学内容的引导。

《神秘的西夏》这个片子可能大家有一部分人看过,这是中央电视台2015年年底拍摄的一个10集的电视片。它不是故事片,它是一个文献片,它里面的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演员扮演,没有话和动作,没有语言。这个片子好像有点影响,很多人都通过这个片子了解了西夏,我是这个片子的首席顾问。那么这个片子,为什么说是它的“得与失”呢?因为搞学问搞历史的看一个东西,要看看它的得失。这个片子总的来说,基本上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西夏的历史和社会情况。当然它的成就是来源于近几十年来西夏研究的成果。在座的可能知道,西夏研究这些年来有一些成果,有一些新的材料,有一些新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神秘的西夏》有这样一些资料,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拍了这个10集电视片。这个电视片来源于西夏的研究,实际上也推动了西夏的研究。那么这个片子放映以后,西夏研究有一点热,全国人民也通过这个片子了解了西夏,了解了西夏的历史。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有后朝修前朝历史的这样一种优良传统,那么元朝修前朝历史,编写了《宋史》、《辽史》、《金史》,而同时代的西夏也有史,但是没有给西夏修史,很多材料就没有保存下来。这样,后世留下的材料很少,对西夏的了解就很不够。所以叫“神秘的西夏”,加上它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长时间没有解读开,所以就更显神秘。拍了这个片子以后,片子里面把西夏的历史、西夏的文化、西夏的宗教都介绍了。在介绍了以后,神秘的西夏在咱们看电视片的观众面前慢慢就不再神秘了,就了解它了。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而且播放不止一遍,对西夏的宣传很有效果。所以我们做西夏研究的人也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推动,对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肯定。拍这个片子有些突破,就是刚才我说的,它请了一些演员来演一些主要角色,比如说西夏的帝王啊、西夏的一些名人啊、后妃啊,都有人扮演。这样呢,可视性比较强,因此影响就更大,给人的印象更深一些,在宣传西夏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王朝,有这样一个文化遗产,通过这个片子给全国人民做了介绍、做了宣传,给大家一个学习历史的很好的机会。

(一)用趣味性的材料激发学生思考。例3:在学习《灿烂的中华文化》时,笔者播放相声演员苗阜的作品《学富五车》,让学生捧腹不已,笔者借机引导:“这相声的段子里包含哪些灿烂的中华文明?”学生在欢快的情绪中积极思考,他们的回答就是对信息的解读。

  

10集电视片 《神秘的西夏》

我为什么还要说它有“失”呢?因为拍这个片子,原来有两个脚本。一个是宁夏大学提供的脚本,我觉得材料比较准确些,后来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本子比较平实,看点少一点,然后找了一位记者来写脚本,编剧后来就以记者的脚本为根据了。记者也很辛苦,他到西夏地区跑了很多次,也很辛苦。他行程数万里,走遍了西夏各个地方,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不是历史学家,想象的成分就多一些。他原来写过一本书,让我给他写一个序。我一看这本书写得很辛苦,写得很好,但是这本书里也是有这个毛病,就是跟我们历史学家不一样。记者和历史学家应该是同样的,要尊重历史的真实的。但是我们历史学家可能更执着于材料的真实,更冷峻一些。而记者呢,更感性一些,有这个不同。所以我在序言里就讲,如果我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要求作者,那么他就不是记者了,他就成历史学家了,他的一些提法就会受到质疑,我也正是讲了一下,哪些地方,存在什么毛病,但是他也仍然把这些毛病带进片子来了。比如说,片子一开始,成吉思汗要杀光西夏人,这个里面宣传的比较多。成吉思汗对西夏确实有武力征讨,也杀了不少人,但是研究历史的知道,西夏人,党项人,很多人比较早就投靠了成吉思汗。而且成吉思汗在打西夏的时候,他有两手。一手是武力为主,另外就是劝降。所以很多地方是投降了的。而且西夏人,从成吉思汗开始,一直到元朝的历代帝王,都是受重用的。他们属于色目人。元朝的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党项人,也就是西夏的主体民族,是色目人,是很受重用的。所以不是说在成吉思汗的时候被杀光了,也不是说虽然没有杀光但是很受欺负、没有民族地位,不是这样的。在这一点上,《神秘的西夏》这个片子有点偏。另外呢,西夏的一些场景,比如西夏文,什么时候才有的西夏文,这些场景上也不对。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西夏研究之所以现在的进展,就是因为有发现了黑水城这个地方有很多文献和文物,这些年来我们把这些文献文物都公布出来了。发现这些西夏文献文物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黑水城西边的一个塔里面。这个塔从上到下摞满了西夏文的文献和文物,俄国探险队到那去以后就把这个塔扒开了,扒开以后把里面的文献和文物都拿走了。但是这个电视片显示出来,科兹洛夫这个探险队很多人在塔里面游来逛去的,这个场景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塔很大,而且他们搬空了以后里面是空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

后来到了1997年我去俄罗斯的时候还问这个问题,他们终于让我看了,有这么大的盒子,有110个盒子,每个盒子里放着多少不等的卷子。有二十多个,有三十多个的。这些东西确实很烂,他们登录的时候把这些挑出来的。他们当时无法登录,都是无头无尾,不知道什么东西,其中大部分是佛经。我就仔细看这这些残卷。里面除去佛经残卷还有一些很乱的卷子,大多都是草书,就是刚才我说的社会文书。这些文书为什么没有登录呢,因为它是西夏文草书写的,可能当时俄罗斯的专家们不熟悉草书。他们只挑出了几件社会文书,是楷书的,而草书的卷子全部没有挑出来。后来我整理的时候就把这些社会文书挑出来了。头一次我看了50多个盒子,挑出了几百件社会文书,2000年再一次到俄罗斯的时候我又挑出来几百件。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一共一千多号,文书数量有1500多件。这是一大批珍贵的反映西夏社会的原始资料,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就是“西夏文及其文献的解读”。中国清末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外国探险队在中国是横行无忌,到处挖掘。在黑水城这个地方,原来俄罗斯的探险家、考古学家,知道这些地方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个王朝在这的,是一个重要城市,所以在这就探险挖掘。1908年来的时候,挖到了一些文献,他们把这些文献送回他们的首都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的专家看了以后,就告诉他说:“你挖的这些文献,是一个王朝的特殊文字。”“你们赶紧回去继续在这挖掘。”所以1909年科兹洛夫又回到了黑水城。到了黑水城以后,发现在城西边的一个塔,天长日久上边漏了。有人爬到上边一看,塔里边存有东西,有文书之类的。这样,科兹洛夫很快就命人把这个塔扒开,里面确实摞满了东西,有文献,有文物。文献有汉文、西夏文、藏文、回鹘文的。这些文献光西夏文的就有八千多个编号,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看一看,他们特藏部里有十二个大柜子,摞满了黑水城的文献。文物也很多,比如说一些佛像,一些绘画,几百件。文物就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些文献和文物发掘以后,研究的进展比较缓慢,特别是前六七十年的时间。为什么缓慢呢,第一个是俄罗斯探险队发现这个以后,大家虽然都知道了,但是他们没有及时地刊布这个东西。不像斯坦因他们发现的东西很快就发表了,或是有的中国人到了英国、到了法国,把这些文献抄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内容了。但是俄国藏的,存在研究所里的,长时间没有发表,只是有少量的部分的刊布发表了。另外就是,这些文献以西夏文为主,当时西夏文没有被解读出来,大家不懂得西夏文,对西夏文的解读需要时间。

为什么后三十年进展比较快呢?第一,刊布西夏文献。第二就是西夏文及其文献逐渐地被解读了。近三十年解读得比较好。这个功劳是国内外专家共同来完成的。由于我们解读的成功,很多的部门、很多年轻的人才也就投入到西夏的研究行列里面来了。现在这个队伍也在扩大。

原来有一位咱们国内的老专家,我的老师王静如先生,当时是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开始西夏研究。那个时代,一些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涉足过西夏研究。当时都是做初步的研究,一边研究一边缓慢地进展。我的老师那时候是年轻人,他当时出版了《西夏研究》三本书,成为经典之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当时还不能够翻译西夏人自己写的东西。那时候主要是佛经对译,就是说,一部佛经,你知道它是哪一部佛经了,拿汉文来对,然后来研究他的文字啊、语法啊什么样子。因为佛经有对照,比较好解读一点。凡是西夏人自己写的东西,当时还不能解读。也就说明当时对西夏的文字、对它的语法,还了解不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所进展,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四十年代都停了。当时研究的中国、俄国、日本,都停止了。

到了二次大战以后,也就是我们的抗日战争以后,俄国和日本都恢复了西夏研究。我们国内比较晚,我的老师王静如先生,是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恢复西夏研究,我是他的研究生。1962年我做了王静如先生的研究生,跟王先生学习西夏、研究西夏。那个时候还是刚刚入门。

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从教材的编订到教学方法的选择到评价体系的建构都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这就导致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别于“互联网+教育”。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将承受更为严峻的挑战,需要注意更多的问题。

我省畜牧业发展以初级养殖为主,在屠宰分割,精细化加工、冷链运输,追溯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发展不完善,产业链利益联结不紧密,尚未真正实现产、加、销的有机结合,产业融合度低;品牌建设方面,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能力不强,无法有效提升我省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品牌效应,主要畜产品中除了乳制品加工企业达到42家,位居全国第一位,培育了君乐宝、新希望等品牌之外,生猪、肉牛、肉羊均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品牌。

后来我们的研究成果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好转,开始解读地好一些。这是西夏文献里边最重要的一部文献,叫《番汉合时掌中珠》。

  

《番汉合时掌中珠》

大家看,里面每一个词,都有四项解读。我们看这个“天体上”下边的“天相中”。这三个西夏文大一点的字,就是西夏文字里的天相中。其左边,是汉字“天相中”。最左边三字注音的西夏字,是给汉字注音。最右边三个汉字,是给西夏文的“天相中”注汉字音的。这个我们就起了名字叫“双语双解”。为什么叫“双解双语”呢?它不是一个语言,是两个语言,两种文字互相解释。因此懂西夏文的人,可以通过这个自己去学汉文。懂得汉文的人,通过这个,又有音又有字形,你可以学习西夏文。这种类型的文献,我认为可能是国内外第一部这样双解双语的工具书。这部书很好,它能够告诉你西夏文的某些词语当什么讲,发什么音。所以这本书就成了大家的教科书。但是有一点,西夏文六千多个字,整个《掌中珠》37页,不相同的字只有一千多西夏字,所以离解读西夏文还有很大距离,常用的西夏字很多是没有的。另外,它这里面词语多,常用的句子少,表现出西夏语法的关系就比较差。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文献,叫《文海》,西夏的韵书。

  

《文海》

下面我讲一下第四个问题“西夏历史社会的构建”。刚才说了,西夏没有正史,资料缺乏,特别是西夏社会。因为政治史呢,通过《宋史》《辽史》《金史》还能知道一些,就是西夏的朝代变化,与各个王朝的关系,互相之间的战争、和平,都有一些记载。但是说到这个社会,因为他没有正史就没有志,像刑法志等,都没有。所以反映西夏社会的东西就很少了。那么正好,西夏文献和文物,它反映政治史的材料比较少,写西夏史的资料不多。多数都是一些具体的文献,纪实地反应西夏当时的社会状况比较多。所以后来我就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书,就是《西夏社会》,这是2007年出版的。在俄罗斯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社会文书。社会文书包括各种户籍,各种账目,各种契约,还有一些关于军事的文书档案,关于政治的一些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我们在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时候,后来才发现的,是1997年才发现的。原来我们整理的文献都是俄罗斯的教授先做的目录,根据那些目录我们按图索骥一个个拿出来整理。当时我总是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没有登录的东西?他们说有一些烂卷子,那些东西比较烂,现在你们弄这些还弄不完呢,那些以后再说。1993年我去了问这个问题,1994年我去了还问这个问题,因为心里没有底,不知道有什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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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介绍一部书,是《天盛改定新法律令》。为什么介绍这部书呢,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对字义的了解,那么我们能不能翻译西夏人自己做的原始文献?这个《天盛律令》是一部西夏人的法典,中国的法典在这部之前有《唐律》、《宋刑统》。都是根据一些传统的法律修订的,包括隋代的法律。但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唐律》、《宋刑》的版本都是后世版本。那么西夏的《天盛律令》,是西夏时期的原始版本。辽、金,都有法典,看辽、金史都看得出来,从“刑法志”都看得出来。但是辽、金的法典在哪呢?早就失传了。西夏法典还保存着原始原件,就是西夏人自己的原版著作。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翻译这部作品。翻译这样的文献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从干校回来以后,把国家图书馆存的西夏的文献都整理了一遍。把其中的一些佛经中没有译文的那些序言都找出来几件,进行翻译。因为那些有的比较长,最长的有六页纸,这样就需要翻译西夏文的功夫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得到一些锻炼,提高了西夏文的翻译水平。因为那时候做了《文海》,文字解释就比较轻松一些。而语法需要慢慢摸索,也看一些佛经等文献,提高语法知识,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是几个人合作,有我,有白滨,有聂鸿音,还有黄振华同志。我们几个人合作,就攻《天盛律令》。经过几年,在1994年就刊布出来了。现在来看,我们的翻译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了,基本上当时的水平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也有修订的余地。那么通过这个跟大家汇报什么呢,就是我们从那个时代开始,西夏文的翻译就可以做了。就是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翻译西夏文献了。我们有这样一个基础以后,包括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带的学生,慢慢地教他们课程,西夏文的学习和研究就慢慢开展起来了。

这天,杨力生心情特别愉快。晚上九点多钟,看看孩子已睡熟,杨秋香正准备脱衣服睡觉,他凑过去,张开两臂便要拥抱她,杨秋香双手用力将他推开,脸上很是不高兴的样子说:“去去,我身体不舒服。”杨力生以为她身体真的不舒服,也就没往心里去。

实际上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很多,一䦆头就掘出一个图书馆来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塔里出土的文献很多。其中有关于语言方面的文献、关于西夏宗教、法律的文献、关于社会的、文学的,还有医学文献,还有历法等等涉及到自然科学的一些文献。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研究的空间,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难题,就是这些个文献都需要研究,我们的任务还很繁重。

第三个问题,要讲一下“西夏出土文献的刊布”。我先讲一讲文献。刚才说了,有这么多文献,但是我们看不着啊,没有啊。俄罗斯到六七十年代以后,他们有自己的专家,相当好的专家。俄罗斯的专家,一般都懂汉语、汉文。另外呢,他们懂得西夏文,他们的水平确实不差。很多方面他们当时都走在前面。但是他们公布这些文献的时候,是研究一部公布一部。西夏有《论语》、《孟子》、《孝经》,他们做了研究,就刊布出来了。他们公布一部,我们就跟一部。你做一遍,我们再做一遍。当时我们做的应该是比他们再提高一步,毕竟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国的文献,中国的历史,更熟悉一些,我们做应该要好一些,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就要等他的更新,等米下锅。所以后来咱们都想着怎么样把俄罗斯所藏的这些文献刊布出来,这个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原来就想做,宁夏自治区的人民出版社想出这些文献,最后没有做成。到了1992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社科院的院长胡绳,还有常务副院长汝信很关心这些文献的出版。希望我们把这些文献出版出来。后来院里就让我给俄罗斯方面写信联系。我给他们写信,提出合作出版俄罗斯藏的黑水城出土文献,无论是汉文的还是西夏文的,还有其他文字的文献,全部出版。后来他们很快就回复答应了,正式地以他们所长、副所长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回信给我。1992年联系以后,1993年春天就签订了协议。

每次去都是工作大概三个月左右。开始去的时候俄罗斯的经济比较困难,十月份下雪了,暖气没有。他们是上午十点钟上班,下午四点钟下班。这样我们就觉得很不合算,我们花着国家的外汇到那,工作时间这么短。我们就要求说能不能给我们上班提前一小时,然后下班延后一小时。他们开始说那不行,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能那样做。后来商量了好几次,终于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请他们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九点钟上班,他第一个到,然后我们就到了。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四点钟下班了,我们延时工作到五点下班,这就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俄罗斯专家对我们评价很高,说这些人不错,很能吃苦,很能做事。我们在那里一个工作日也没有耽误。我们做别的事情,比如跟领事馆联系,比如参观博物馆,到哪去转一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工作时间一刻也不耽误。

准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组团到俄罗斯去了。我们所里面的西夏文的研究人员,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摄像,根据合同的要求去整理这批材料。现在说起来,当时很不容易。要整理文献,每一个编号都要看,每一件文献都要认真看。我们当时制作了一个表格,其中有四十多项,从文献的名称开始,有西夏文的名称,翻译成汉文的名称,文献是什么状况,什么装帧形式,有多少页,每一页有多少行,每一行有多少字,纸的颜色、墨色,有没有印章,有没有年款,有没有序、跋,都要登记清楚。一件件地登录,登完了以后要拍照,我们的摄影师在那拍照。我们每次去是四五个人,每个人行李中都要背上胶卷,主要是黑白胶卷,少量彩色胶卷,还要背药粉,显影粉、定影粉。每次都超重,让俄罗斯机场罚款。

这样我们前后四次,1993年一次,1994年一次,1997年一次,2000年一次到俄国整理、拍摄文献。因为中间我们还有其他好多事情,俄罗斯方面也不能老是接连不断地接待我们。我们四次把藏在俄罗斯的汉文的、西夏文的和其他民族文字的材料基本上全都给拍摄回来了。几万张图片,涵盖的文献有十几万面。不知道吉林大学有没有这个《俄藏黑水城文献》,我估计会有。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西夏文文献

这是我们在俄罗斯工作地方,他们的书柜,装满了西夏的文献。有这样十二个柜子,很高,我们伸手够不着顶。

  

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部分)

这是我们出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现在已经出到25册了,这个照片可能才到23册。前6册是汉文的,从第7册以后,是西夏文的。

这是我们把藏于国内的西夏文献也都全部出版了,《中国藏的西夏文献》。这里面主要是国家图书馆的,其他还有如国家博物馆,还有宁夏、甘肃、内蒙古的一些地方的西夏文献,我们能搜罗到的尽量搜罗到,把中国藏的西夏文献也都出板了。因为这些文献不出版的话,专家们想要看,也不容易。虽然在国内,但是藏在博物馆,藏在研究所,那都是善本,想看一看也不容易。要看也就看少量一部分,要想全看一般不可能。这样印成书以后,大家就方便了。这样对学术研究的推动,应该是有贡献的。

  

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

另外英国斯坦因所获西夏文文献也已经出版,编了四千多号,多是残片,出版了五册。日本藏的西夏文献比较少,也出了两册。这些文献刊布了,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占全部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这部书内容很丰富,绝大多数是佛教文献,占百分之十左右的世俗文献,也了不得,更有特殊价值。刚才我提了一部《天盛律令》,就是西夏法典,像这样的文献学术价值很高。还有他的一些法律文献,《新法》、《法则》等。另外就是刚才说的《掌中珠》、《文海》、《音同》,这样的音韵书籍,也是非常精彩的,也是很难得的文献。另外还有西夏的类书,写西夏社会的类书;还有诗歌、谚语,都是西夏的。当然他还有很多翻译作品,从汉文翻译成西夏文,像唐代一部已经失传的书《类林》,保存在西夏文文献中。我们把西夏的这个文献翻译过来,又补充了中国古代一部很优秀的类书。其他还有很多,比如说最大量的是佛经,也很有价值。其中有汉传佛教的,有藏传佛教的。

另外我谈一点西夏的文物。西夏文物过去大家重视不够,后来研究西夏的人多起来了,也做了一些发掘,西夏文物就多起来了。比较早的我们出版的《西夏文物》,是1988年出版的,把国内外的西夏文物用三百多幅图给刊布出来了。还有像陈炳应先生的《西夏文物研究》,也很好。另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西夏佛塔》、《西夏陵》、《西夏墓地》等,出版了不少这样西夏文物的书。把西夏文物考古的成果都给刊布出来了。

我们最近这些年又做了近一步工作,就是我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个特别委托项目,叫“西夏文物文献研究”。我们这个项目已经滚动了四次,现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我们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其中有一项重大的项目就是出版大型《西夏文物》系列资料丛书。就是把国内藏的西夏文物都出版。我们分了五编,有甘肃编,内蒙古编,我们看这个图上是内蒙古编和甘肃编一共十册,已经出版了。下个月要出宁夏编,十二册,把宁夏的西夏文物,包括西夏陵这样一些文物,都出版出来。《西夏文物》资料性更强一些。一件西夏文物,比如说一个杯子,我们不是一张照片,而是把它的几面,上下左右,都给它拍下来文物介绍资料也比较全,数据,也做的比较细致。它是哪里出土的,它的形制如何,长宽高尺寸,特点,颜色,藏在什么地方,文物定级,都要写上。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和即将出版的三个省区的22册。另外我们还有两编,一编是石窟编。西夏石窟主要是在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敦煌石窟中西夏也是一个时期,西夏占领沙洲,就是敦煌,将近两个世纪。西夏在那里也修洞窟,洞窟中有很多内容。现在我们在和敦煌研究院合作做“石窟编”。老院长樊锦诗大家都很熟悉了,她担任这一编的主编。现在工作正在进行,争取一两年出版。还有一编是“综合编”,把全国的除去以上这几个地方以外的,无论是哪个省、市的,全部出版。就是哪儿有一个印,哪有一个牌,哪有一部佛经,都要出版出来。而且还包括西夏后裔的文物。比如安徽省、河南省西夏后裔,他们的宗谱,他们的墓葬,还有他们的一些文献都在我们的出版范围里边。这样我们就把西夏文物基本上出全了。

  

出版的《西夏文物》(部分)

我再举一个例子,这里面反映出西夏时期民族通婚的事情,过去很少见这种资料。这说明当时西夏黑水城地区多民族杂居,而且民族之间互相通婚。过去我们学历史,一说封建社会都是强迫同化。但是看了这个以我觉得,很多不是强迫同化,而是自然的融合。多民族就是这个特点,时间长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近些年,尤其十八大以后讲究民族关系,要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其实过去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的,不是说这历史上就好像是敌对的,打仗的,压迫的,他有这个互相交往交流的。通过这样一个文书,我们能看到这种现象。

后来我们有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推动以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的西夏研究院合办西夏文研究班。从2011年开始,我们办了3次西夏文读书班。第一次办读书班,学生有70多个人,有那么多人来学。这些学员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大多数专业跟西夏研究都有联系,可能是在与西夏有关的省区的博物馆、研究所、大学工作。他们学了以后,不像学校的学生,分配走了不干这个,就白学了。我也白教了。西夏读书班里,参加的多数人和西夏研究都有些关系。这样他们学的也很认真。第二年又举办读书班,有80多人参加,分两个班,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班。头一年学的那些学员,第二年变成高级班了。他们自己每人要带一个翻译好的西夏文文献来研讨。以后又办了一次读书班。懂西夏文的人现在也多起来了,应该说好几十位了。过去人家问我,包括媒体问我,史先生你说说国内外懂西夏文的人究竟有多少?当时我只能实事求是,说是个位数字,没有两位数字,不超过十个人。现在国内的专家恐怕有三十几个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现在还有人在学。西夏文不是说那么神秘,我们学起来有多困难,只要认真学,一年就可以入门了。教学的话,三个月到半年就教学完成,然后剩下你自己去复习,自己去做

大家看,这是按韵排列的韵书,第4栏上部是一个韵的韵头,一个韵头下面包括若干字,这是一个字,下边的四个字是解释它的字形构造的。再下边这两行比较长的字,是解释它字义的。这本书就是对西夏字的形、音、译都有解释了。一开始大家对它不了解,也没办法研究,后来俄罗斯的专家们把它全部刊布了,而且做了翻译和初步解释,但是他们翻译是用俄文翻译的。所以我们得到这本书以后,就立即下手全面进行翻译。这个书只有一半,但是从这一半,它不相同的字有五千多字。西夏文字中百分之八九十的字它都有了,常用词都在里边了。所以我从干校回来以后,就做这个文献,做了好几年。后来我们三个人做《文海研究》。这个《文海》做得很艰苦,就不细说了。通过做《文海》,把西夏文的绝大部分字,字义、词义,都弄通了。这里边还有一些关于语法的。比如有些字它属于助词,它给你注出来了。有些字它用同义的注法表明了他的一些关系和意义。所以这个书很有价值。这是我们1983年出版的《文海研究》,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对字义的了解就很清楚了。

上压盖与橡胶垫和外缘座体连接,密封了原油从座体流不出去。底压盖与橡胶垫内缘及调节座底面连接,密封了座体与调节座。由于橡胶垫内径与抽油杆紧密配合,有效起到了初次密封;弹簧装在调节座底端,弹簧上端直接与盘根垫大头连接,盘根垫小头在上,盘根垫外面套有锥度的盘根座,当盘根垫和光杆摩擦有间隙的时候,弹簧自动顶紧盘根垫,填充了光杆和盘根垫的间隙[4-5]。盘根与调节座之间有O型圈密封,压冒将盘根座、盘根垫弹簧压在调节座中间,与调节座外缘用丝扣连接。调节座有黄油眼,当油井断液、断杆的时候黄油起到了润滑光杆的作用,使摩擦阻力变小,光杆温度不会过高,延长了盘根垫的使用寿命[6-8](图1)。

我是首席顾问,他们片子拍完了以后就让我顾问一下。在一个宾馆里边,我看了一个半天和一个晚上,记了7页纸。7页纸主要是记里面的一些缺点和毛病。因为咱们可能爱较真儿,我就把这个给他们了,后来他们说有些文字上的能改,其他就不好改了。文字上的字幕还可以改,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改过来。那么,就是这么遗憾了。然后《人民日报》的让我写一个评论,我就写了一个评论。90%都写的是刚才我说的这些肯定的意见,最后有那么几行字,我把里面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历史的真实方面,在场景的选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就这么几行字。结果《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时候,其他都保留着,就把这几行给删掉了。

我回国以后,就向邓广铭先生汇报这件事情。邓先生说,这些材料太重要了。不仅是西夏的重要材料,宋辽金都没有这类材料。敦煌出来很多材料,把唐朝的历史补充很多。他说你以后能不能把精力放在这儿,主要搞这个?这是一个动力。另外我们要出版俄藏文献,这批材料得出版。原来我们计划第11册西夏的世俗文献就结束了,下面开始佛经了。现在一下出了这么多世俗文献,应该加在11册以后。算算数量要加3册,这3册要出版,得定题呀,没有题目怎么出啊,这个就难度很大。我一个人整理这些文献。我做了五六年,到2003年,把定题工作做了一个大概的稿子。当时我想还是不成熟。大家都知道,敦煌的文书大多都是汉文,对这些文书中外专家用了很长时间定题,现在有的还有争议。这些文书是西夏文的,还是草书的,我以一人之力去做,当时也压力很大,但是又不能不做。所以后来我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人商量,我说能不能你们先出后边的,从第15册开始出佛教的,这3册先放一放。他们同意放一放,但是佛教的也没有及时出。我又用了两年时间去做定题工作,最后我认为交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当然很多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卷子很残,定不了题,有一些小残片我不敢给他定题,能定题的我尽量去定。除去熟悉草书以外,还要有社会文书的知识。我原来不是研究这些的,那我就从头学这些知识,还要学习人家敦煌研究的一些成果,他们的一些方法,一些程式,应该称呼什么名称,都是很专门的东西。我就自己从头学,慢慢做,因此拖的时间比较长。

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是让大家看到西夏的楷书什么样,四方四整的,四平八稳,比划很清楚。虽然笔画比较多,也不是太多。我统计过西夏文的笔画,和汉字繁体字的笔画差不多,就是它的平均笔画。我们看这个西夏文,最多的也20多划,一般来讲几划到十几划的比较多。没有汉文那种一二三这样很少笔画的,也没有汉文那么多很复杂的笔画。

“相”和“品”在古代都叫作“柱”,是一种音位装置,演奏时按压琴弦贴在不同位置的相或品上,可以产生不同的音阶。

我们看一看,这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的12、13、14册。可惜现在懂得西夏草书的人太少,今年我一个博士生毕业,学习西夏草书,还能做一些论文。从2006年开始出版西夏文社会文书,到现在为止十来年了,似乎国内除了我以外还没有人写这方面的文书。所以我很着急培养懂得西夏草书的人,把这些文献充分利用起来。

  

西夏文字书《音同》

这次定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也是一个好事情。通过这个我了解了文献内容,其中很多还很有价值。我就写论文,慢慢写了很多西夏的户籍,西夏的税收,西夏的度量衡,西夏的契约,包括借贷契约,土地买卖契约,土地租赁期约,牲畜买卖契约,人口买卖契约等,这就很丰富了。当时我虽然没有做完,但是我写《西夏社会》的时候,关于一些经济方面,军事方面,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我从西夏社会的一些特征,总结了三条:第一条西夏是势力大体均衡的多民族社会;第二是带有前封建社会残余的封建社会;第三是具有创造性的多元混合文化社会。为什么说他是势力大体均衡的多民族社会呢?因为在西夏,虽然党项族为主体,但是在这个王朝里边,和同时的几个王朝相比,民族的势力大体上均衡。辽、金当时的民族民族压迫从法律上来看比较明显,西夏不太明显。所以西夏这个王朝,民族的冲突和矛盾不尖锐,汉族的民族起义还没有。所以说,这是个多民族社会,但是势力大体均衡。从发展上来看,也是各民族之间差别不大。西夏王朝内不是主要看民族,比如官职,它就看你官职大小,官职谁大谁在前边,不看民族。第二是带有前封建社会残余的封建社会。西夏有半奴隶状态的人,虽然封建化了,但是还有人口买卖,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比较明显。第三是具有创造性的多元混合文化社会。西夏比较能够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文化,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在社会、文化、宗教,甚至法律当中,都有所体现。

  

西夏文天庆庚申年卖地契

再看草书的文献,这就很难识认了。这是一个卖地契,这还不是最难认的草书,这个我们已经解读过了。看这个地契,这是正文,上面还有一些注释,下面还有画押,卖地的证明人,画押,还有一个西夏的卖地税印,一个印章。这样的文书很重要。因为古代的契约,元代以前的契约,件件都是珍品。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西夏文契约,光是买卖契约就有12件,有相当一部分是完整的,非常珍贵,都是原件。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年根据这些文书一边定题一边摸索写的一些跟政治、经济、军事有关的论文。这是我前不久刚刚出的一本书《西夏经济文书研究》,是前些年我写文章的时候申请的课题。

下面我讲第五个问题,就是“西夏研究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其实刚才我说的,都属于西夏研究对中国史学的贡献。现在我想举例子讲一点东西。整个的西夏的社会文书,填补了中国史学11-13世纪的社会文书的空白,这就是对中国史学的最大的贡献。此外,在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方面,都有很多贡献。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户籍,有的户籍有三十户,每户户主是谁,有几口人,是男的是女的,男的叫什么名字,女的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种简明户籍。还有户主是谁,户主的来龙去脉是什么,然后这个户有多少人口,都是谁,年龄多大,男的女的,都有。然后有多少土地,多少牲畜,牲畜是牛马羊,都登记上,还有什么固定财产,这个是更详细的户籍。所以就非常珍贵。

我们把西夏文献和文物两方面都陆续推出。有了这么多资料,大家研究起来就比较方便了。所以我们一些老师、同学都说,这几年西夏有点火。我想火在什么方面呢,刚才我说了,首先是资料的刊布。有了资料,一些跟西夏有关的地方就研究西夏,这个部门就要设立研究西夏的专业,或者是招收这方面的学生。学生入学以后,他有的可做,每一个资料拿出来都是新材料。有的做硕士论文,有的做博士论文,有的申请国家项目,有的把成果拿去评教授。所以我就跟人开玩笑说,我说我们刊布的这些材料啊,成就了一大批的博士生,也成就了一批教授。确实是这些材料比较丰富。这些材料刊布出来以后,为了培养人才,除了我们研究西夏的专家招收学生以外,我们也办了几次学习班。开始时候我招过一些博士生,后来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先生找到我,说你能不能在我们人民大学开西夏课。我说那样能有几个人听啊,他说你不管,有人听就行。我想也是,我招博士生只能招一个,我到人民大学去有几个人听就可以。2006年就在人民大学开了西夏文选修课,除国学院以外,其他学院也可以听,别的学校也来听。结果后来一报名就有30个学生来听,我大喜过望,竟然有这么多人来听西夏文课。讲了一学期课,讲十几讲,不少学生还学进去了,有的学生学成后现在还在从事西夏研究。第二年又开一次课,又有三十多人来听。但是不可能我教的这些学生都去搞西夏,学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现在做西夏研究做的还不错,有的跟我一块合作。

天成控股的大股东是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两亲兄弟合计持有八成以上股权。其中,哥哥是天成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如果天成控股有重大业务,要向其报告。

另外我讲一讲人口税账。人口税账是什么呢?西夏主要是以耕地的多少缴纳土地税的,此外人口还要交税。根据我统计人口税账,它是不分男女,只分大人小孩,大人每人三斗,小孩每人一斗半。其实从唐朝开始就实行新的办法,想从人口赋税逐渐向耕地方面转移,就是两税法。以西夏当时来看呢,既要纳土地税,又要纳人头税。人头税也比较重,一家四口的话,两大人两小孩,就是九斗,相当于西夏七八十亩地的耕地税,很重。另外呢,还有水税。过去也没有发现这类文书,没有实物。也是根据耕地用水多少,有日水、半日水、细水。这样西夏农民的负担,就比较清楚了。当然除去这些,还要服徭役,还要交草。西夏的社会文书比较清楚、全面地记载了农民负担。

基层民主政治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固然可以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个环节中分门别类地进行探讨,不过这样需要专门的一篇文章来探讨。老百姓民主参与最主要的,同时也是今后影响最大的,正如上述,是民主选举。民主选举是群众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环节,因为它涉及到选择什么样的人代表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这一环节的细节尤为重要。

再举一个例子,是军事方面的。

 
  

天庆戊午五年军籍

这是军籍文书,西夏每年要进行军籍登记,因为西夏是全民男子皆兵的王朝。凡是男性,从15岁到70岁,都属于兵丁之类。平时种地,战时当兵。前面这几行就是对它的一个首领以下的总括的论述。后边是人员的总的统计,武器的统计,马匹的统计,是一个总的统计。再后面是一抄一抄记录该抄正军是谁,辅主是谁,年龄多大,什么装备,什么情况,都登记下来。再后有登记时间,盖上印,最后是谁登记的,记录员(主簿)都要登上。这是相对完整的一个军籍文书。过去历史上有没有这个军籍?军籍肯定是有的,但是军籍文书实物有没有?后来我就一朝一朝地问一问,甲骨文肯定没有了,从汉简开始问,一直到元代,好像都没有这个军籍实物,敦煌文书里好像也没有。那么西夏的军籍就成了宝贝了,有好几十件。所以这个军籍文书就珍贵了。这也是个军籍文书,跟刚才那个形式是一样的。为什么找出它来呢,这个和下面另一个军籍文书,是一拨人,两年登录的,我们给找到了。头一年是这个,首领是一样的,人员是一样的,但是登录的字体不一样。这个晚了一年,是第二年的。首领也还是那个首领,人员还是那个人员,年岁上长了一岁。这很有意思了。这说明西夏的军籍登记制度还是完善的,是按照法律来的。更有意思的是,原来小时候读乐府的时候,读这个木兰辞“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我当时就不理解,有一次就可以了,怎么卷卷有爷名呢?后来我看了西夏文军籍以后就想,是不是跟这似乎有关系?我查了一下对木兰辞的注释,个没有一个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用西夏文军籍年年登记解释好。就是它每年登记,古代也有两三年登记一次,花木兰的父亲登记了十二次。这样解释是不是能理解得更好一点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近几年发现的一个在12、13、14册上都没有的,这个文书混到了佛经里边,现在把它剔出来。就是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提到西凉府这个地方,官员向皇帝、宰相、上书,有一定的格式,有一定的礼仪,都有一些规定,称为“书仪”。

几天后,我带着父亲回了北京。我可以吃得差一点、穿得差一点,可是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家的这个男人,我再也不想让他受半点委屈。自此以后,我会一直在父亲身边,站成一棵树,开满一树感恩的花,花叶不败,感恩无终。

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实际上里边还有很多很多好的文书。比如说,有西夏黑水城的守将请求调离的文书,他说我老母亲有病七十多岁了,我想调回去。这样的文书也很少,其中还讲了一些黑水城的情况。第二年还有一个副将上书,也是主持黑水城工作的。黑水城的主将副将都是持银牌的,他给持金牌的肃州的守将上书。其中讲了很多情况,粮食情况、武器情况等,有一些困难。这对我们研究都有很大贡献。我们过去的文书当中还没有这种材料。

另外还有一些文书,是缴粮、缴草的时候,用雕版印刷好的纸本填空。还有收粮的文书,也有用雕版印刷好的文书填空登记的。其中缴粮的人,缴粮的数目,都是手写的。就是把印刷术植入到了社会生活当中。缴粮、缴草用这类文书。说明当时中国的印刷术已经进入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因为宋朝的印刷术很发达,比西夏还要发达,所以我推想宋朝也有这类文书,只不过没有留下来,所以这类文书也是有时代的意义。从中国史方面来讲具有有史学价值,即是经济史中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印刷史的重要材料。

最后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前面已经提到,近年我们承担了一个项目。就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特别委托项目,叫“西夏文物文献研究”。这个项目由我来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由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的西夏学研究院几年来一直在合作,根据要求,要团结全国的西夏研究专家共同来攻关,推进西夏的研究。我们这些年,举办了3次西夏文化研究论坛,办了3次读书班,出版了十几册西夏研究著作,还出版了22册《西夏文物》。今后我们还有一些打算,要把这个项目善始善终地做好,出版的项目可能要有将近30项。我们想现在有一个好的形势,一个是材料比较多了,我们的解读能力提高了,我们的队伍扩大了。有这三条,我们就想把西夏的研究做的更好一些。

我们也希望和吉林大学的历史学家们一起合作,把我们这个时代,辽、宋、夏、金的学问做得更好,有更多推动。近两年我们还出版了《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2015年《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由我们吉林大学的程妮娜老师来做的。今后我们的年鉴工作,也希望吉林大学的老师、同学们,多多支持。

老人家说,这件事要很长时间,我相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这个货币目标一定能实现。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史金波
《华夏文化论坛》 2018年第02期
《华夏文化论坛》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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