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文化偏至论》结语说，“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许多人读到这里，恐怕都会有些疑惑：鲁迅此言是否过于绝对，根据何在？难道中国果真自古就崇尚物质而忽略文化，尤其忽略乃至疾视创造文化的天才人物吗？

今特撰此文，就鲁迅上句“中国在昔，本尚物质”尝试作一诠解，而着眼多在中国古代商业思想“之”字形发展轨迹。至于鲁迅下句“疾天才”之说，则俟诸异日，再予申论。

中国古来确实号称“以农立国”，不同于爱琴海沿岸文明“商贸立国”。但“以农立国”思想制度确立于西汉，先秦并不明显，上古倒是重商善商的。

水系规划建设投入的资金巨大、建设周期长，必须与新城的建设时序密切结合，只有安排合理的实施计划，方能发挥水系规划的最大效益。

东北航线在轻冰夏秋环境时单位航次成本偏低，但在其他环境时成本均偏高，特别是破冰船按公开费用标准时，单位航次成本远高于北极—苏伊士航线。

商人地位提升，挑战传统伦理观念，“义利之辩”首当其冲。《论语·里仁》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后孟子、董仲舒、朱熹皆恪守“义利”对立的伦理观，司马迁、陈亮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16世纪以后，“义利”观逐渐变化。明韩邦奇《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云：“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介在义利之间耳。庠序之中，诵习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市缠之上，货殖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是货殖之际，义在其中矣。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顾宪成给同乡商人倪珵作《墓志铭》说：“以义絀利，以利絀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人睹其离，翁睹其合。”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标志着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商克夏，有赖“商战”。《管子》说伊尹以亳之游女纺织，夏桀有女乐三万，文秀衣裳悉仰于商，得商一匹绢绣，须输百钟之粟，宁不亡国？《史记》说商契之孙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管子》说相土王亥服牛驯马，四处交易。后世称善于经营的商部落为“商人”，交换物为“商品”，商人之职为“商业”，商丘则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

周初商人多为殷商之后。《诗·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氓”即亡国的殷遗民沦为流民。布为“钱币”，殷遗民始以货币换取实物。《庄子·逍遥游》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宋亦商后裔，杨联陞认为这个故事和“拔苗助长”“守株待兔”都是周人讥笑失去身份后被迫做生意的商遗民。孔子先世由宋适鲁，亦殷人之后。

《逸周书》记文王立遗嘱给武王说，“山林以逐其财，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为和德。”文王重商而劝农工，不使偏废。《史记》叙苏秦周游列国，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交口讥之：“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这是周人喜商的证据。《游侠列传》说“周人以商贾为资”。《汉书》批评说，“周人之失，巧为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周人喜商起初可能是殷遗民传统，但很快扩大开来，成为普遍风气。《货值列传》说邹鲁之地“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谨小慎微）。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爱好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地的君子们一旦穷起来，也“好贾趋利”，甚至后来居上，超过周人。

二

春秋战国普遍“喜商”，但物极必反，“重农抑商”思想也被刺激起来。这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非此不能将人民固定于土地，取得稳定兵源和储备粮。《管子》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大家都离开土地，专营“末作”“奇巧”，不能“粟多”，也不易征兵。魏国李俚、秦国商鞅也有类似思想，他们像管仲辅佐齐桓那样，也令魏、秦两国富民而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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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生活当中对各方面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在长途旅行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飞机作为自己的出行工具，所以当前的航空旅游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首要选择。而且航空出行方式有着时间短，速度快的特点，航空具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非常高。一个地区的航空发展事业会对此地区的旅游业产生重要的影响。航空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此地区的旅游业也显得较为发达，经济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反之如果此地区的航空业发展水平低，那么此地区的旅游区的客流量也会相对较少。

商业发达甚至催生了针对军队后勤的“军市”。《齐策》记苏秦说齐湣王，“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商人趁机发国难财。《商君书》说“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於伏。”《汉书·杨胡朱梅云传》讲的就是下级军官伙同战友斩杀监军御史，该御史“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公然在军事区为商人设立交易场所。故事发在汉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市”猖獗也久矣。

在得到鸡蛋轮廓外形后，还不能进行定量的分析，需要对边界轮廓进行跟踪、编码，从而提取禽蛋外形轮廓特征，如最大纵径、最大横径、蛋形指数和表面积等。

春秋战国时期，“抑商”政策并不广行。周人喜商已如前述，秦时商人地位更高。司马迁记载，从事畜牧业的“倮”，开矿炼丹的寡妇“清”，皆能“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秦收韩、魏、燕赵，大商人大间谍顿弱的离间计厥功甚伟。这哪里是“重农抑商”？

三

贱商令施于汉初。司马迁说“天下已平，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初贱商，上承先秦诸子之说，也因商人自取其辱。《史记·留侯世家》说：“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畔。”商人唯利是图，反复无常，自然引起以诈术取胜的汉初统治者的警惕。

官家既明法限制商人，社会风气自然轻贱商人，这在汉以后直至明清文学中有明显反映。鲍照《观圃人艺植诗》说：“善贾笑蚕渔，巧宦贱农牧。远养遍关市，深利穷海陆。”刘禹锡《贾客词》也说“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或曰：‘贾雄则农伤’”。白居易《盐商妇》专门攻击盐商：“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贾—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元稹《估客乐》仇商情绪更激烈：“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门求伙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琵琶行》“商人重利轻离别，前夜浮梁卖茶去”，更是家喻户晓的关于商人的口碑。

但一个“抑”字，透露了相反信息。倘若商业不活跃，何必“抑”？司马迁说“夫用穷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人兼间谍顿弱告诉秦王，商人“有其实而无其名”，农人“有其名而无其实。”汉代晁错说得更透彻，“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惟其如此，才刺激治国理政者拉开架势来“抑”商。

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只讲“道”“谊”而不要“功”“利”，乃是要以“义利之辩”将财富收归国有，遏制民间自发的商业行为。《汉书·食货志》说桑弘羊本“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后“以貲为郎”（花钱买官），历仕武帝、昭帝两朝。他在武帝支持下推行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政策，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扩充攻击匈奴的军费，但也激起民怨。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武帝时各项政策。来自藩国的“贤良文学”指责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与民争利”，弘羊则“舌战群儒”。会后废止酒和部分地区铁器专卖，但官营政策并未废除。宣帝时桓宽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盐铁论》10卷60篇，皆“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辩论。双方引经据典，表面上局促于“义利之辩”，实则是国家之利与民间之利争持，是专制国家与自由贸易的交锋。结果国进民退，国家控制商业，这个模式至今也未大变。

皇家不喜商人，谋臣策士遂制造理论来呼应。董仲舒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武帝连连称“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被后世儒生挂在嘴边，成了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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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代为商贾说话的大有人在。《货殖列传序》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外甥杨恽自称“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汙辱之处，恽亲行之”，好像自轻自贱，但又说“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尚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可见他是讲反话。南朝何承天《巫山高篇》说：“凄凄商旅之客，怀苦情”，唐刘驾《反贾客乐》说“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刘驾还有《贾客词》：“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这和《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开头所引“古风”一样，皆极言经商之苦：“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二刻》之《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有言：“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红楼梦》四十八回薛蟠告诉薛夫人：“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着做买卖。”宝钗也说；“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正是好的了。”《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更说“何况我做生意的，清清白白之人。”李贽一改“悯农”传统，对商人报以深厚同情：“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郑板桥《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写盐商困苦：“行盐原是靠商人，其奈商人又赤贫。私卖怕官官卖绝，海边饿灶化冤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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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商人受到各界同情，见于诗文小说，也有思想界呼应。陈亮说：“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而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记“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王世贞《清溪蒋次公墓志铭》借乡民之口公然鼓吹“贾故自足耳，何儒为？”清沈垚更明目张胆褒商人贬儒生：“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在沈垚看来，商贾比儒生更优秀。

汉以前“抑商”并不明显。管仲“重农”，却又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商居“四民”之末，仍不失“石民”资格。“石”者，柱石也。管仲早年窘迫，和鲍叔一起做过小生意，他懂得商人甘苦，也深知商业不可废。儒学集大成者荀子也承认，“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此货物流衍之征也。”先秦尽管出现“重农抑商”之说，但“货殖家”一直活跃。春秋有齐管仲，越计然、范蠡，鲁猗顿、子贡，郑国有诈退秦师的爱国商人弦高，战国时期则有被后世推为“治生之祖”的魏之白圭和由卫入秦的吕不韦。

四

明清“弃儒就贾”现象普遍。《丰南志》说，“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明史》记载政府不断增广生员名额，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中靠读书仕进者更是凤毛麟角，结果就如文征明《三学上陆冢宰书》所说，落魄书生遍地皆是，“白首青衫，羁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看来《范进中举》决非小说家徒托空言。《型世言》说，“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冠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匾额，扯上两面大旗。”商人子弟凭金钱轻易成名，宜乎“弃儒就贾”之风大行。

《周易·系辞》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不仅是农神和药王，还经常在部落间举办“世博会”。那时农商不分，更不对立。《淮南子》说“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尧之时分工和交易已颇盛行。相传虞舜穷时，买于物贱之傅墟，贩于物贵之顿丘。《尚书》“禹贡”篇分天下为九州，冀州为首，“任土作贡”，其时商业乃黄帝以来第一高峰。

其次是俭奢观念。历代奢靡之风不绝，舆论却“崇俭斥奢”。《尚书·大禹谟》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崇俭斥奢”，其源甚古。唐朝诗人秦韬玉《贫女》说：“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李商隐《读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更从政治兴废角度概括俭奢的是非善恶。

但16世纪有人开始肯定奢靡。陆楫说：“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余英时认为这和17世纪英人巴本《贸易论》说“奢侈”在个人是“恶德”而在国家为“美德”，如出一辙。乾隆南巡有诗云：“三月烟花古所云，扬州自昔管弦纷。还淳拟欲申明禁，虑碍翻殃谋食群。”乾隆也无法制止商业繁盛带来的奢靡之风。

商人为何竞相奢靡？李梦阳一语道出天机：“商贾之家—-畜声乐姬妾珍物，援结诸豪贵，藉其荫蔽”。江浙一带被骂为“徽狗”的徽商为争商机，自奉甚薄，却必须在官府撒钱。谢肇淛《五杂俎》说：“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靡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

奢靡之风折射商人和官府的矛盾。商业愈发达，官商矛盾愈激烈。《二刻》的《金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写官府把持粮食买卖，导致市场混乱，一遇荒年，官府越热心“禁粜、闭籴、平价”，结果“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金瓶梅》四十八回写蔡太师奏请“七件事”，其中“盐法”、“结粜俵籴之法”与此类似，有言官上书痛陈其“损下益上”，并说“天下之财贵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师，恐非太平之治”。这都反映了商人对政府干预的不满。

五

商业并非西洋专利或近代“舶来品”，实我国人文化基因之一。中国自始乃重商善商民族，中有顿挫，晚近复兴，走了一个“之”字形道路，对后人应有多重启发。

上古重商善商，但汉以后重农抑商也很严重，即使明清两代商业发达，也并未获得独立发展空间，而始终在官府控制和官员干扰下步履维艰，并由此生出“官商结合”的怪胎，商人以财富交通官员谋取商机，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结果商界官场一同腐败。优化商业伦理决非商人单方面事，而是整个社会道德法制建设的问题。

“重商善商”，相对于一味“重农抑商”，固是好事，但发展到极端，就是崇尚物质而轻视精神文化。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并非空穴来风。鲁迅《文化偏至论》（1907）早就指出：“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国人自古喜欢物质，不爱天才人物及其创造性思想，所以综合国力衰弱，一遇外力打击，土崩瓦解。

为何《论语》首篇是“学而”？因为大家都不爱读书，圣人缺啥补啥。孔子一生提出许多良法美意，最引以为自豪的还是他的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好学才是孔门真精神。“好学”和“重商”是中华民族两大文化基因，不可偏废。最近几十年过分抬高商企地位，未免“偏至”。倘若思想、理论、价值观、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都严重匮乏，或一片混乱，则物质上的富有并等于强大，也并非全民族更高的福祉，这点有识之士多有呼吁，不必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