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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不墓祭”再考

更新时间:2009-03-28

古代有没有墓祭?东汉时期蔡邕认为“古不墓祭”。后世大儒聚讼纷纭,如顾炎武、赵翼、阎若璩、孙诒让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近世,杨宽先生也认为“古不墓祭”,并且和杨鸿勋先生又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论争,而且时有文章在有影响的报刊发表,认为“古不墓祭” 李桂民:《“古不墓祭”再思考》,《光明日报》2016年7月11日,第16版。。从东汉至今,虽然争论的时间跨度很大,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疑问,但是问题至今好像仍然没有解决,有进一步澄清之必要。

一、先秦时期的墓祭

阎若璩《四书释地》“墦间之祭”条说:

余每读东郭墦间之祭者(赵注墦间郭外冢间也),以为此古墓祭之切证。不知何缘,至东汉建宁五年,蔡邕从车驾上陵,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魏文帝黄初二年诏曰:‘古不墓祭’,自作终制曰:‘礼不墓祭。’此言既兴,下到今纷纷撰述,皆以墓祭为非。古虽高明如顾炎武宁人亦惑于其说。余谓孟子且勿论,请博征之。《成阳灵台碑》:‘庆都仙殁,盖葬于兹,名曰灵台,上立黄屋,尧所奉祠。’非墓祭之见于集乎?《韩诗外传》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非墓祭之见于子乎?《周本纪》:‘武王上祭于毕。’毕,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见于史乎?《周礼·冢人》:‘凡祭墓为尸。’非墓祭之见于经乎?(朱子曰‘墓祭《周礼》上已自有了’,指此。)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鲁城北泗上,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岂有非礼之祭而敢辄上圣人之冢者欤? (清)阎若璩:《四书释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第326—327页。

关于三代以前的墓祭情况,非独《成阳灵台碑》有记载。《吴越春秋》也载:“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 (汉)赵晔:《吴越春秋》卷6《越王无余外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86页。。有观点认为《吴越春秋》大量取材于《左传》、《国语》、《史记》,掺入了不少佚闻传说,未足以可信。对于《成阳灵台碑》的记载,也只是“出于后世传说,不能证明尧的时候已有墓祭”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且不论诗歌传说中有没有信史的线索,以三代而始言之,《礼记·檀弓下》载:“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则殷商时期就已经在墓地举行和祭祀有关的活动。杨鸿勋先生通过对殷商时期的墓葬考古研究认为:殷商时期已有墓祭,主要依据可归纳为三点:a.祭祀礼器司母戊鼎在墓地出土;b.墓地上建有享堂;c.墓地发现有大量人牲。 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其他一些考古成果也大都支持殷周时期已有墓祭。 如王先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董坤玉:《先秦墓祭制度再研究》,《考古》2010年第7期;郭明:《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研究》,《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王世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考古》1981年第5期。

《周礼·冢人》关于墓祭的记载如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及竁以度为丘隧,共丧之窆器。及葬,言鸾车象人。及窆,执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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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被广泛用于祭祀天、地或宗庙。《周礼·大祝》中讲到大祝的职责是“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则执明水火而号祝;隋衅、逆牲、逆尸,令钟鼓,右亦如之,来瞽,令臯舞,相尸礼”。“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庙也;祭示,祭地祇也” (明)王应电:《周礼传》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册,第166页。。尸也被用于丧葬祭祀,《礼记·曾子问》曰:“‘祭必有尸乎?若厌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礼记·祭统》)”。对于《周礼·冢人》中墓祭为尸,先儒们也大都认为是祭祀地祇,如郑众注:“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时祭以告后土”;郑玄认为“甫,始也,请量度所始竁之处地。为尸者,成葬为祭墓地之尸也”,又说:“祭墓为尸,或祈祷焉”,并认为“始竁时无祭事,至葬讫成墓乃始祭墓,故冢人为尸”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22,第786页。。可见先郑和后郑都认为“为尸”是祭祀地祇,只是先郑认为在始竁时就开始祭祀,后郑认为成葬乃祭。后世儒家也大都肯定“墓祭为尸”是祭祀地祇,如贾公彦援引《周礼·小宗伯》认为:“‘卜葬兆,甫竁,哭之。既葬,诏相丧祭之礼,成葬而祭墓为位。’据彼文则初竁地时无祭墓之事,葬讫乃有祭墓地,即此遂为之尸一也,故后郑不从先郑若然”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22,第786页。。孙诒让也认为:“是祷祈于墓地之祇,故以冢人为尸也”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41,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99页。

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杨宽先生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除了认为“古不墓祭”,“古代礼制只有在墓旁祭祀地神,没有祭祀墓主的”之外,还以先郑和后郑的观点都为真,更提出是“破土之初和安葬之后,先后二次‘为尸’而祭祀” 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虽然笔者并不认同他的“为尸”即“祭祀地神,没有祭祀墓主的”看法,两次“‘为尸’而祭祀地神”更是值得商榷,但他的观点也并非无可取之处。笔者认为《周礼·冢人》的墓祭,是两次祭祀,一次祭墓主,一次祭地祇。

至春秋战国时期,墓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开始出现高冢大丘。春秋以前,墓葬没有封丘。《周易·系辞传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15,《顾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册,第597页。。《礼记·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至战国时期,开始称陵,如秦悼武王,“葬永陵”,秦孝文“葬寿陵”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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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经学家俞樾所撰《茶香室经说》云:“遂为之尸者,遂为之主也” (清)俞樾:《茶香室经说》说5,《续修四库全书》,第177册,第479页。。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甫竁”之时举行了一次对死者隆重的祭奠活动,因为冢人是公墓的管理者,所以就由冢人为“尸”来主持。主人反哭之后,“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礼记·檀弓下》),“几依神也,筵坐神也,有司以几筵及祭馔置于墓左,礼地神也。言以父母形体所托,故礼其地神以安之也”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9,第1302页。。这次才是祭祀地祇。

后世儒家也不全都囿于汉儒而穿凿附会,也有从实际情况对在墓地祭祀持有肯定态度的,如程颐:“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时有之”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册,第6页。。唐园陵之制:“皇祖以上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 (清)夏燮:《明通鉴》卷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2页。。社,就是祭祀地神的日子,后人在祭祀地神的节日上陵,也说明祭墓和祭地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李光地也说:“墓祭原起于奠后土神。为祖考托体于此。今祭墓者,丰于所亲,于土神辄如食其藏获而已”,又“先祖考而后土神,自内而外,非尊卑之等也” (清)李光地:《小宗家祭礼略》,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66,第1654页。。虽然李光地的用意在于辨证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墓祭的习俗实况,即在墓地举行了两次祭祀,一次是祭墓主,一次是祭祀地神,而且丰于所亲,先于祭神。

“君子曰:祭祀不祈”(《礼记·礼器》)。祭祀的本义在于思亲。其实不论是“甫竁奠”祭祀墓主,还是葬讫“冢人为尸”祭祀地祇,都应该说是墓祭的不同方式。穷究深刻,已违礼之本也。

再有“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后汉书》卷94《礼仪志》,第3103页。。《礼记·月令》:“天子饮酎,用礼乐。”郑玄注:“酎之言醇也,谓重酿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与群臣以礼乐饮之于朝,正尊卑也”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15,第1366页。。“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 《后汉书》卷94《礼仪志》,第3104页。。饮酎礼主要是调整皇帝和诸侯的关系,诸侯都要献金助祭,汉武帝就曾借口诸侯所献酎金的成色数量不足而剥夺大量王侯爵位。“元会仪“是在朝堂举行的,“饮酎礼”是在宗庙举行的,酎“重酿之酒,祭宗庙而用之” (唐)孔颖达:《周礼注疏》卷23,第794页。。现在都在陵墓举行,可见对上陵墓祭的重视程度。此外,徐乾学认为:“汉不师古,诸帝之庙不立于京师而各立于陵侧,故有朔望及时节诸祭,此实祭庙非祭陵也”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94,第268页。,笔者拙见,“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都是以陵墓为中心的祭祀形式,如果如徐氏所说,那么在陵园之内便殿中的时祭又当何论呢?这明显是牵强附会了。而且当时虽然以陵墓祭祀为主,但是同时宗庙仍然存在的,贡禹就曾建议:“定汉宗庙跌毁之礼” 《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9页。。只是由于祭祀开支巨大,宗庙的气象明显处于次要地位。如汉文帝生前曾做“顾成庙” 据考古学家考证,“不能说顾成庙为汉文帝陵旁所立之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杜陵陵园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史家解释说:“文帝自为庙,制度卑狭,若顾望而成,犹文王灵台不日而成之,故曰顾成” 《汉书》卷4《文帝本纪》,第121页。

《周礼·量人》载,量人“掌丧祭奠竁之俎实。”因为“竁亦有俎实,谓所包遣奠”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30,第842页。。一般认为死者死后“大遣奠为事之终” (清)胡陪翬:《仪礼正义》卷27,《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2册,第490页。。以笔者愚见,逝者死后的诸如“小敛奠”、“大敛奠”、“迁柩朝庙奠”等等都是在殡宫或者是祖庙里进行的。在墓地“甫竁”之时再次举行了一次祭奠,即“甫竁奠”。这次祭奠有量人负责查看随葬物品是否足数或者有没有僭礼,并且以“重”为丧主。《礼记·檀弓》云:“重,主道也。”郑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既虞而埋之”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1301页。,“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丧重亦所以依神”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9,第1301页。。虞祭开始时要埋重,那么要埋在那里?埋重,则“埋重于门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于祖庙门外之道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9,第1301页。。但是对于虞主本身到底埋于何处就众说纷纭,除了“埋之于祖庙门外之道左”的说法外,又有说:“壁两楹之间”,还有说:“埋之于庙北牖下”,或者干脆说:“虞主所藏无明文”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9,第1301页。。那么“重”可不可以埋于墓地呢?“重亦所以依神”是非常重要的祭祀器物,埋于道左,未免草率,“既虞而埋之”,《礼记·檀弓》曰:“日中而虞。”从“甫竁”到墓成,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所谓“吊,非从主人也。乡人五十者从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礼记·杂记下》)。主人反哭之后,墓地活动还远未结束,如果死者等级较高,还会有生前所用器物和大量人牲、马牲等随同入葬,是一项繁冗的工作,所以墓地埋“重”和既虞之后时间上并不冲突。《礼记·杂记上》云:“醴者,稻醴也。瓮、甒、筲、衡,实见间,而后折入。重,既虞而埋之。”从行文来看,“重”也是在前面的随葬品埋入后一同埋入的。此外,后世有埋主于墓的传统。朱熹:“始祖亲尽则藏其主于墓所” (宋)朱熹:《家礼》第一《通礼》,《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册,第879页。,虽然这里的“主”指的是神主,但是情理有相通之处。对此,清代经学家王元启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将葬,重先柩从,示神与魄之不相离也。既葬,则当奉主以祭。若又迎重而返,则吾未知位置何所。仍置中庭,则于义无取;列诸几筵,则似虞主并立,神将莫适为依。故埋诸土中,使神得专依于主,是亦墓藏庙祭之义” (清)王启:《与陆朗夫论祭祀书》,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9页。。显然,“重先柩从”,肯定是去了墓地,“重”随灵柩到了墓地,并且没有返回,而是“埋诸土中”,即埋于墓中。

但是春秋战国之前的墓祭,相对于庙祭来说,庙祭尚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周代是‘君统’和‘宗统’的统一”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页。。分封与宗法的结合,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宗庙体系和层层分封的政治组织体系相对应:“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礼记·王制》)。《礼记·曲礼》:“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祭祀宗庙,不仅仅是祭祀先祖,“祭祀权”也是宗子政治权力的象征。庙祭权与政权结合,这一点,是与后世庙祭的本质区别。宗庙除了祭祖,“更作为政治上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决策的地方。朝礼、聘礼和对臣下的策命礼等等,都必须在宗庙举行”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页。。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铁农具的使用,私有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分封制逐渐瓦解,宗法关系也受到冲击。如“周既东迁,王政不纲,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其下自大夫出,又其下自陪臣出,天下不知有王室久矣” (宋)龚昱编:《乐菴语录》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第305页。。“君主朝廷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宗庙,朝廷不仅用来做为议论和处理国家大事的场所,同时又是政治上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决策的地方。宗庙只成为祭祀祖先和王族内部举行传统礼仪的处所”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32页。。之后,宗庙的地位才开始逐渐下降。这种政治形势的的变迁反映在陵墓制度上就是争相构筑高丘大陵,并且随着秦汉时期皇权的强大,围绕墓祭开始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

二、秦汉时期的墓祭

上文我们已经讨论明白,先秦时期是存在墓祭的,但是东汉蔡邕又明确提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 (汉)蔡邕:《独断》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50册,第88页。。由于蔡邕一代汉儒的地位,后世也多有附会。在《后汉书》中对这件事也有所记载,虽然《后汉书》成书较《独断》为晚,但是记载更为详备,我们来看看蔡邕之论的本末:

“凡墓祭,为尸”。为尸,是“冢人为之尸”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2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786页。,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需要讨论的是尸,是用来祭祀神祇,还是墓祭祭祀墓主,又或者是还有其它意思。

《谢承书》曰:建宁五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掾,从公行。到陵,见其仪,忾然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旧。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僚,就园陵而创焉。尚书阶西祭设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王、侯、大夫、郡国计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几先帝神魂闻之。今者日月久远,后生非时,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以明帝圣孝之心,亲服三年,久在园陵,初兴此仪,仰察几筵,下顾群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见太傅胡广曰: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广曰:然。子宜载之,以示学者。邕退而记焉。 《后汉书》卷94《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03—3104页。

可见蔡邕所说的“古不墓祭”,是其陪同皇帝上陵之后的有感而发,是专指东汉时期由汉明帝开创的上陵制度。是特指政治制度而不是社会现象。那么东汉时期的“上陵礼”有何特别之处呢?首先两汉之间的上陵是也是有区别的,所谓的“西都旧有上陵”与东汉时期的上陵不可同日而语。继“秦出寝于陵侧”之后,汉惠帝又在高祖陵附近立原庙,“衣冠月出游之” 《史记》卷99《叔孙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725页。。后来的皇帝死后,“诸帝之庙,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上四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 《汉书》卷73《韦贤传·附韦玄成传》,第3115—3116页。。但是西汉时期的上陵,非天子亲祭,“皆祠官致祭,天子不亲行。即世祖祭长安诸陵,止因巡幸而祭之,亦非特祭。其率百官而特祭于陵,实自明帝始也”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9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册,第268页。。东汉时期的汉明帝,在固定的日期“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来朝者,上原陵朝礼” 《后汉书》卷94《礼仪志》,第3104页。。由皇帝亲自上陵祭祀。其次有固定的礼仪:先由“尚书阶西祭设神坐”,并且“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王、侯、大夫、郡国计吏,各向神坐而言”,又“乐阕,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 《后汉书》卷94《礼仪志》,第3103页。。这其实就是元会仪。元会仪是汉高祖时由叔孙通所创,主要用来调整君臣之间的关系。汉高祖起于市井,身边不乏“群盗壮士”,“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史记》卷99《叔孙通传》,第2722页。,毫无君臣礼数。这一套礼仪实行后,大大提高了皇帝的地位。“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 《史记》卷99《叔孙通传》,第2723页。,汉高祖高兴的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史记》卷99《叔孙通传》,第2723页。

阎若璩说,“《周本纪》:‘武王上祭于毕’。毕,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见于史乎?”赵翼认为,“按《竹书纪年》:‘纣六纪,文王初禴于毕’,则文王已祭毕,非墓祭可知也。”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676页。《索隐》说:“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卷1,《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718册,第14页。。杨宽先生认为“‘祭毕星’未必正确,称为‘上毕’,该是祭天神” 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众所周知,殷周时期实行族葬制度,有公墓和邦墓,并且设官“冢人”和“墓大夫”管理。考古研究已经表明,西周时期,“公墓制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多代国君集中埋葬于同一墓地”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寝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周公死也葬于毕,“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22页。。“文王在丰葬与毕,子孙皆就而葬之”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22,第786页。。姜太公死后葬于周,其后“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 (清)江永撰:《礼书纲目》卷3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4册,第490页。。可见,“毕”,当是西周公墓,“武王上祭于毕”非祭天星或天神。春秋战国时期的祭墓活动则更为常见,《史记》记载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于孔子冢” 《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945页。,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秦汉时期尊崇墓祭,引起了国家行政体系的变革,即陵邑制度开始形成。

秦时已出现陵邑,“园邑之兴,始自强秦” 《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列传》,第1437页。。已有学者考证,“嬴政十六年,在郦山下所置之丽邑为陵邑当无异议” 陈益民:《秦汉陵邑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自秦就开始移民实陵,秦始皇时期就“徙三万家丽邑”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到汉高祖时,鉴于“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91页。,设冢户。汉高祖刘邦的陵墓称“长陵”,高后六年(前182),正式因陵设县。“秩长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长陵” 《史记》卷9《吕后本纪》,第99页。。汉代迁徙到陵墓周围的人数也不少,“长陵、茂陵各万户”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6《关西道二》,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58页。。秦汉置陵邑目的,名义上是为保护陵墓,实则为了强本弱枝,加强中央集权。“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货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第1642页。。汉武帝时期的主父偃就直言道:“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第2802页。。在这些迁徙的人中,大多是高官,富户和地方豪强,他们原来分散于各地,多为害一方。把他们从地方集中到都城附近,便于就近监视和管辖。其行政体系则“皆属太常,不隶于郡”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6《关西道二》,第558页。,直接由中央管辖。

崇尚墓祭,在引起国家行政体系变革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可以具体阐释为墓祠的出现、厚葬风行和庐墓的盛行。

(一)墓祠的出现

“盖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677页。。皇帝在陵侧设庙,举行盛大的政治活动,这引起了士民的效仿。特别是两汉时期家庙制度还没有确立,贵族们就群起在墓所建立墓祠。宣帝时,大臣张安世死,“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 《汉书》卷59《张安世传》,第2653页。。霍光卒,“发三河卒穿复士,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 《汉书》卷68《霍光传》,第2948页。。这一时期的祠堂多伴墓而建,因墓祭而兴,祭祀特定的墓主,与后世的宗祠不可同日而语。

(二)厚葬风行

所谓“庙制废于秦汉” (清)汪诗韩:《唐宋卿大夫庙制考》,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66,第1647页。。又云:“陵之崇庙之杀也”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15,《顾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册,第599页。。皇帝在陵墓举行“元会仪”和“饮酎礼”,是秦汉以后皇权尊崇的表现,也是汉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群臣由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与天子共治天下,变成帝王家奴。把陵祭和皇权独尊、中央集权结合起来,是秦汉时期的墓祭与先秦时期的最大区别。

官僚地主和富裕阶层的丧葬耗费也十分巨大。“今外戚四姓贵悻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 《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第2530页。。《后汉书·崔寔列传》载,崔寔父亲去世,崔寔“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 《后汉书》卷52《崔寔列传》,第1731页。。普通百姓也不例外,“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 《后汉书》卷2《明帝本纪》,第115页。甚至达到“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 (汉)桓宽:《盐铁论》卷5《国病》,第353页。的地步。

进气流量由微处理器根据不同的进水流量以及设定点温度来进行控制。通常经微处理器得到的进气流量,所能提供的折算热负荷只满足将热水加热达到所需的温升,并没有严格要求加热时间。在此,首先研究进气流量对加热时间的影响,同样将热水温升与加热时间的数学模型导入MATLAB软件进行模拟计算,进气流量的范围参考文献[5]给出的进水流量以及温升达到40 K时所对应的进气流量以0.2×10-4进行划分,其余参数见表1,热水温升与加热时间的关系曲线如图5所示。

两汉时期的厚葬固然也表达着孝子思亲的本性,但是也带有功利性,而有害生之嫌。一方面这一时期按照“孝廉”选官,厚葬多藏可以树立孝子的形象,从而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另一方面,东汉时期,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发展,他们广占田地,私立庄园,培植部曲,力图独霸一方,高垄大冢成为其彰显实力的象征。为求名夸富,他们“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 黄晖:《论衡校释》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962页。,“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后汉书》卷49《王符传》,第1637页。。片面追求厚葬以成“孝名”或炫耀实力,而不重视生养其亲。对此昭帝时贤良文学就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指出这种行为:“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 (汉)桓宽:《盐铁论》卷6《散不足》,第354页。。“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斋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 (汉)王符:《潜夫论笺》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7页。又:“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饰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 (汉)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厚葬不仅仅偏离了孝行,而且劳财害民。虽然政府多次颁布禁令,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光武帝曾感叹道:“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 《后汉书》卷2《光武帝本纪》,第51页。。流之不可止者,必由不能塞其源,两汉时期推崇墓祭,使得墓祭与皇权结合,墓祭已经和皇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家到百姓都推崇致至,又怎么能去禁止百姓效仿呢?

(三)庐墓盛行

庐墓在春秋时期就开始盛行。据《春秋谷梁传》记载,晋献公曾对儿子申生说:“骊姬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汝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孔子死后,“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945页。两汉时期,以孝廉察举,庐墓更为盛行。原涉,“行丧冢庐三年。” 《汉书》卷92《原涉传》,第3714页。以笔者愚见,两汉时期的庐墓的社会现象伴随着厚葬风而起,也含有保护冢内财产的用意在内。

众所周知,新石器时代的如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墓葬中就有陪葬品。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推崇孝道的儒家,也提倡厚葬。孟子曾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章句下》)。荀子也说:“礼者,谨于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荀子·礼论》)。当时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吕氏春秋·节葬篇》描述当时的厚葬情形:“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鉴,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两汉之际,厚葬奢侈达到顶峰。据《晋书》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 《晋书》卷60《索靖列传》,第1651页。。汉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 《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1页。。及至武帝死时,茂陵由于储藏太多而不复容物。诸侯墓如马王堆汉墓,广陵王汉墓以及不久前发掘的海昏侯汉墓,陪葬品中都有大量的奇珍异宝。《礼记·中庸》说:“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荀子·礼论》)。本着“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 (汉)桓宽:《盐铁论》卷6《散不足》,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53页。。死者生前所用器具多带入带到墓中,墓葬的宅第化形制和陪葬品生活化都十分明显。

三、魏晋至明清时期的墓祭

至唐,开始在重要的节日上墓。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寒食上墓”被“编入五礼永为恒式” 《通典》卷52,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0页。,成为正式的法定节日。关于寒食节的起源,除介之推的传说附会外,有方家考证它起源于古人“禁火”和“钻燧改火”的自然崇拜 庞朴:《寒食考》,《民俗研究》1990年第4期。,笔者拙见,之所以寒食节墓祭,含有薪火相传的寓意。因为清明这一时令节气与寒食节在时间上比较靠近,两者逐渐融合,形成近世的清明节。柳宗元曾描写当时的寒食墓祭情形:“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7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89页。。二十三年(735年),又定“岁冬至寒食日各设一祭” 《通典》卷52,第300页。。并且制定了皇帝上陵祭祀的“开元仪”。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帝将朝诸陵,以宰臣王旦为朝拜诸陵大礼使” 《宋史》卷123《礼志第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82页。。“宋每岁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诸陵” (清)夏燮:《明通鉴》卷5,沈仲九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2页。。在清明节这一天,“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 (宋)吴自牧:《梦梁录》卷2,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到了明代,又添设“祠祭署”,如“皇陵祠祭署奉祀二员、祀丞二员” 《明会典》卷3《南京太常寺》,万历朝重修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6页。。在唐代“开元仪”的基础上,又制定“山陵躬祭仪”,从九卿衙门正官到六科官“俱从” 《明会典》卷90《山陵躬祭仪》,第516页。。又定清明、霜降上陵,“盖清明礼行于春,所谓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有怵惕之心者也。霜降礼行于秋,所谓霜露既降,君子履之,有凄怆之心者也。二节既遣官上陵,则内殿之祭,诚不宜复。遂著为令” 《明史》卷60《志第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第1474—1475页。。明清民间祭墓,则不拘于两节,“如元旦、五月节、中秋、重阳节,此等皆可不拘丰俭,循俗行之。所谓事死如事生,节序变迁,皆寓不忍忘亲之意” (清)李光地:《小宗家祭礼略》,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66,第1654页。。又“纸币酒肴有定数” 《清史稿》卷93《志第六十八·礼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25页。

从图4可以看出,氧化单元对总氮几乎没有去除效果,脱氮主要发生在生化单元,出水前期较高,后期稳定在10 mg/L左右。

物极必反,汉末丧乱,“汉氏诸陵无不发掘”,魏文帝有鉴于此,乃作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 《三国志》卷2《魏书二·文帝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1页。。“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遂革上陵之礼” 《通典》卷52,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9页。。虽然对后世影响较大,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上陵亦或时有之。如魏少帝“正始十年正月车驾朝高平陵,爽及兄弟皆从” 《三国志》卷9《魏书九·诸夏侯曹传第九》,第286页。。晋武帝“再谒崇阳陵” 《晋书》卷20《志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4页。。南朝宋“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 《宋书》卷15《志第五·礼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7页。

但秦汉以后,除了墓祭,祠祭、寝祭也多见于文献。

截至2017年,有效期内的登记产品共计247个,登记产品以平均每年2100多个的速度增长。2017年新增登记产品3885个,为近4年最多。2017年新增登记产品中,除草剂、杀菌剂增加较快,杀虫剂数量减少。2017年度新增登记产品中,低毒及微毒产品比例占94.1%,无高毒及剧毒产品新增登记。

宋代不抑兼并,自由买卖的土地政策和科举选官制度,促进了宗族形态由西周宗法性宗族、魏晋士族到近世宗族的转型,宗法性逐渐削弱,日渐庶民化。但就庙祭体系的发展变化而言,唐宋时期的庙制,并未庶民化,“唐宋非尊官不立庙,庙特以表有功德之显扬其亲” (清)汪诗韩:《唐宋卿大夫庙制考》,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66,第1649页。。这个时候的庙祭已经沦为彰显官品尊荣的代言物。于是有品级不够的大夫采取变通的方式,如宋代士大夫石介因为品级不够,就在“宅东北”设立祭堂“三楹”祭祀“烈考”,并且时祭“皇考”、“王考”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9《祭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6页。,石介所立也就是家祠堂,“家祠则祭于寝之意,非庙也” (清)杨椿:《答沈毓凫论家祠书》,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66,第1655页。。普通士大夫尚且如此,那庶民百姓更没有资格加入到庙祭体系中了。到了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区域市场的形成,外来农作物的引入,山地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流动加快,在社会出现动荡变革的同时,宗族内部的分化和流动也在加快,祭祀又有了团结族众,进而收族的目的。“古者无田则不祭” (清)李光地:《小宗家祭礼略》,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66,第1653页。,从依靠分封土地维系的宗法制,转而注重于修谱、祭田、祠堂和对祖先的祭祀活动来维持宗族的团结。于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后,夏言又起祭始祖、先祖之议:“伏望皇上括推因心之孝,诏令天下臣民,许如程子所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 (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4册,第528页。。由原来的“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礼记·郊特牲》),到“木本水源”,在一本观念下的宗族联合祭祀,宗祠祭祀在明代以后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

Studies on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A case of Xisanduhe village in Laixi City

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订单越来越少,价格就被压得更低,景花厂将面临着揭不开锅的局面。阿花像只漏气的轮胎,怎么打气也无济于事了。阿花说我拿什么撑下去啊,就算我养着这些员工,也养不了几个月,金融危机是几个月就能过去的吗?阿花忽然悲恸不已,伏在办公桌上泪如珠落。阿花说,都是我这个老板的错,我只关心美容健身,关心时尚服装,从不关心政治经济,不关心市场走势,要早知道闹金融危机,景花厂及早调头,哪会像今天这样一败涂地呢?

但若就此认为,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后,经过这次夏言的上书和皇帝的推恩,天下臣民都可以在祠堂里祭祀祖先了,就过于乐观了。有学者就认为:“我们既要看到嘉靖十五年祭始祖、建家庙新规定对社会的影响,但又不能过分夸大这一影响” 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笔者以为在礼法森严的古代中国,制度的范围和对象从来都不是人人平等的。通过仔细的通读该文献,就会找到皇帝和大臣们对普通百姓的另眼相看:“若夫庶人祭于寝,则无可说矣” (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第530页。。正史中也明确记载:“庶人无祠堂,以二代神主置居室中间,无椟” 《明史》卷52《志第二十八》,第1341页。。所以不可高估嘉靖年间的这个变化,它更多的是取消了品官家庙在士大夫内部的等级界限。而且在明清两代的时代背景下,宗族内部高度分化流动,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到宗族内部,即使是同宗共族的人要想把祖先的牌位放入祠堂,也需要花一笔数目不菲的银子。 [英]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春晓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01页。

尚需说明的是,文献里也常有关于寝祭的记载,如《礼记·王制》:“庶人祭于寝”,何为寝?《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蔡邕《独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 (汉)蔡邕:《独断》卷下,第88页。。古代君王的宫殿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朝用来朝见群臣,处理政务,后部为寝,做为君王日常生活的地方。所以古代宗庙也有庙有寝,“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 《后汉书》卷99《祭祀志第九》,第3200页。。寝,也可以指庶民之家,如清代规定:“庶人家祭,设龛正寝北,奉高、曾、祖、祢位,逢节荐新,案不逾四器,羹饭具。其日夙兴,主妇治馔,主人率子弟安主献祭,一切礼如庶士而稍约。月朔望供茶,燃香、镫行礼。告事亦如之” 《清史稿》卷87《志第六十二》,第2613页。。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寝祭,似很难推行。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曾这样描述所见之寝祭:“惟家设一厨曰家堂,或于正寝之旁室置之,或悬之中堂而已,然多奉神佛如释老之宫。其稍知礼者,则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亲师” (清)张履祥:《家堂》,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66,第1660页。。在有些地方则:“有外神与祖先并列者,率奉天地司命、观音、财神、关帝诸神居寝堂之中,祖先次列两旁,于礼未安” (同治)《宜城县志》卷一《舆地志》,清同治五年刻本。。有士大夫早就指出:“鬼神之道尚严,于寝实为渎神”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9《祭堂记》,第336页。,未若“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677页。。唐玄宗曾感叹:“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 《通典》卷52,第300页。特别是广大下层百姓在没有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的背景下,墓祭成为他们祭祀祖先的最主要途径。所以,所谓的寝祭主要还是墓祭。相较于正史,考之与百姓实际生活的密切相关的地方志,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墓祭的记载:“襄人祭祖于墓,有祠堂者少” (同治)《襄阳县志》卷1《风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即大姓,鲜有构祖祠者” (乾隆)《襄阳府志)卷6《风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族党每于春秋令节,邀阖族于祖茔古松下欢饮。对众仰叹此祖宗数百年乔松庇荫,尔等但看手泽,当安分守法,无忘祖德” (同治)《南漳县志》卷3《人物》,清同治四年鹤山堂增刻本。。又“墓祭小憩,则与子侄闲话先世遗事” 冯哲夫:《素园文集》卷3《先府君行述》,薛振华点校,南漳县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2008年,第190页。,依托墓祭,对子孙进行教化,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尊祖收族的作用。

四、结语

以上,讨论了古代有没有墓祭,以及墓祭和庙祭、宗族祠祭和寝祭之间的关系。溯其本源,人类对祖先的崇拜是最原始也最历久的崇拜。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如甘肃大何庄齐家文化墓地就曾发现“石圆圈建筑,附近有砍了头的牛、羊骨架和卜骨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杨鸿勋先生认为:“如果说当时也有祭祀之类的纪念活动的话,大约还没有庙堂,而应当是墓祭,就史的观点而论,显然是于先人遗体所在的墓地进行祭享、奉祀之类的活动在先,而朝着遗体的代表物(即祖先神灵的代表物)‘示’、‘神主’或曰‘庙主’进行祭祀活动在后,庙祀应是从墓祭中发展出来的” 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古人是极为重视先人遗体的。战国时期的齐燕之战,“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 《史记》卷82《田单列传》,第2454页。。范睢在魏国受了冤屈,后向须贾辩白说:“昔者楚昭王时而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之寄于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为有外心于齐而恶睢于魏齐,公之罪一也” 《史记》卷79《范睢列传》,第2414页。。在这里只见丘墓而未见宗庙。晋武帝思念先帝:“吾煢煢当复何时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烦毒欲诣陵瞻侍以尽哀愤” 《晋书》卷20《志第十》,第615页。。丘濬曾言:“祖宗体魄所藏,留骨所在,为子若孙者漠然以土陇视之,越岁踰时不一展省焉,其情安乎?”又云上陵墓祭“历代相承不敢废,非不敢也,盖不忍也”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5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第695页。。可见祭祀,起源于对亲人的孝思,起源于最原始的崇拜,即墓祭。

在历史文明发展的变迁里,墓祭地位也发生了损益变化。这种变化体现着历史事物此消彼长的非线性发展过程。先秦时期,相对于象征政治权力的宗子庙祭,墓祭更多的是孝子思亲这一人情本性的表达,存在在墓地举行“甫竁奠”的墓祭活动。随着宗法分封的瓦解,皇权逐渐强大,汉代的“元会仪”、“饮酎礼”等盛大的政治活动都在陵墓举行,上陵墓祭成为皇权独尊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这一时期庙制几废,庙祭、寝祭成为以墓祭为中心的附属祭祀形式。由于尊崇墓祭,引发了国家行政体系的变革,如陵邑制度的出现,社会上也开始出现因墓祭而起的祠堂,厚葬和庐墓也开始盛行。秦汉以后,墓祭一直存在。唐宋时期,庙祭沦为官品尊荣的代言物。明“大礼仪”之争后,品官都可以立庙,随着带有近世特征的宗族发展,宗族祠祭逐渐兴起,但嘉靖皇帝的推恩并未惠及庶民百姓,他们既没有建立祠堂所需要的官品也没有经济实力,并且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宗族内部高度分化,人们发现,如果要将祖先的牌位放进祠堂,需要缴纳一笔自己负担不起的费用。相对于寝祭而渎神,他们更愿意在墟墓之间寄托哀思。墓祭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反映。

司马迁认为三代“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 《史记》卷23《礼书第一》,第1157页。,礼,“因民而作,追俗为制” 《史记》卷23《礼书第一》,第1161页。。上至先秦下至明清,墓祭是一直存在的,并先于庙祭、寝祭和宗族祠祭而存在。它并不是开始没有后来突然出现的,它寄托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情感,也表达着古代社会的礼法。墓祭是自身的传统。

进来时看见办事处几人全身雨衣雨靴急匆匆地出去。他迟恒心里“咯噔”了下,站起来歉意地告退:“不知道你们在忙防汛,真对不起,改天再来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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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国
《华夏文化论坛》 2018年第02期
《华夏文化论坛》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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