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天下定于一”，政治一统，文化事业也在秦火之后重新焕发生机，其中重要的措施即是对文献典籍的搜集整理。而对于西汉一世的文献搜集工作，如汉初是否有大举搜集典籍之事？“献书路广”是否起于武帝之世？武帝朝聚书之功大还是整理之功大？研究者又往往持有不同观点。

如清人周寿昌言：“汉求遗书始自武帝。”①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57页。顾实言：“《班志》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未尽然也。”②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6页。钟肇鹏言：“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二句乃承上‘改秦之败’句，连类而及，此行文之便也。实则“改秦之败”，指孝惠四年三月除挟书之律。而“大收篇籍”二句，指武帝时言。”③ 钟肇鹏：《〈汉书·艺文志〉释疑》，《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上皆是否认武帝前有大收篇籍之事。

又如逯耀东言：“虽然汉初就开始收集秦火剩余的图籍，惠帝更下除挟书之令，但有计划大规模搜集轶书，并建立典藏制度，却在汉武帝时。”④ 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9页。熊铁基言：“前此（武帝）的‘大收篇籍’，是不系统、不定规的。”⑤ 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页。则是承认武帝之前有搜集文献之事，却又认为不值得大为表彰。

姚名达则认为“汉代校书七次”，西汉计有三次，“高帝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此为第一次之大整理。”武帝、成帝继之。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邓骏捷认为惠帝时除挟书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在“文帝之时，出现了汉朝求书的第一次高潮”，而“武帝之时，出现了汉朝求书的第二次高潮”。② 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103页。同样，姚晓鸥也认为：“汉代立国之初就着手建立自己的藏书制度”“西汉收集整理图书文献之大举共有三次：即汉兴、武帝及成帝、哀帝之世。所述脉络分明，事实不应混淆。”“汉代初年收集整理图书文献的规模和成效，和武帝时相比，称为‘大收’‘广开’并不为过。”③ 姚小鸥：《“汉兴”“大收篇籍”考》，《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他们都肯定武帝之前已有“大收篇籍”之事，且论证了其重要性。

本文立足于史料考辩，试图理清汉初至于武帝朝的文献校理状况，并对上述诸问题作出回答。本文认为汉兴以来的文献收集工作是连贯的，在汉武帝元朔五年时，因政治形势、武帝个人喜好、学术发展情况等影响，到达一个亟需整理的节点。所以，对于“汉兴”以来的“大收篇籍”，其时间断限定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以下详论之。

一、论汉初之“大收篇籍”

汉之收藏图籍，史载最早的应为萧何，其于刘邦初入咸阳时（前206），在诸将争先奔向“金帛财物之府”时，“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故而“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国书也”。④ 《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4页。

萧何在始开西汉“大收篇籍”的同时，更为之规模筹划，大建藏书之所。高帝五年（前202），萧何主持西汉京都长安的修建，大起宫室：

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张，故萧何定律令而刑罚清，韩信申军法而号令明，张苍定章程而典故有伦，叔孙通制礼仪而名分有别。

萧何所主持建造的未央宫，成于高帝九年（前198），⑥ 长安城于“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未央宫先于长安城整体建成数年。《汉书》卷28上《地理志》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是汉朝主要的藏书、校书之所。《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可见石渠阁建造伊始就成为汉朝重要的藏书之所。而后宣帝于此召集诸儒论定《五经》异同，“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可见其功能一直在延续。

淮南王刘安与河间献王一样，喜欢招揽文士，搜集图籍，史载：

而萧何自汉初立就如此重视文化典籍，应与汉高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汉高帝刘邦起于微末，然自登皇帝位后就重视文化典籍。其在给太子的敕书中言到：

左岸高程600m以下为陡壁，地下水位略高于金沙江水位，埋深30m。岩体透水率总体上随埋深增加，透水率逐渐减小，且具有一定的分带性。岩体以弱透水为主，弱卸荷或弱风化岩体透水率一般大于5Lu，相对隔水层顶板埋深在67～100m。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② （清）严可均辑：《全汉文·手敕太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页。

刘邦自言其“践阼以来”即重视书籍文献，这一点对于西汉之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其重视书籍文献，着眼点更在于国家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汉书·高帝纪》云：

上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助、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

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上患之。通说上曰：臣愿颇采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

《支持计划》围绕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三个核心问题，从乡村教师师德水平、补充渠道、生活待遇、编制标准、职称评聘、交流制度、能力素质和荣誉制度等八个方面开始全方位、立体化地解决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基于此，通过对2 888名乡村教师开展研究分析，以期从《支持计划》的八大方面进行深入探析乡村教师生存状态。

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甚，怒，……。何曰：“……。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⑤ 《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5—386页。

但萧何等人所作工作，客观上则都应是建立在文献整理基础之上，故而同样的史实，司马迁将之描述为高祖一朝文献校理的情形：

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出矣。③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

对各人具体的文献整理工作，史籍中亦屡有记述。如《汉书·刑法志》云：“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可见萧何是以其所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为基础，合于当时所用者编订为汉律。

《汉志·兵书略》序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前言韩信“申军法”，应是指其主持军队条例的编订。而此处言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并删取定著，则是指的整理兵书文献的工作。以“家”称之，正是其所搜集后要整理的诸家兵书文献。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如萧何“捃摭秦法”一样，编订汉朝之“军法”。

从张良、韩信所整理兵书数量而言，“百二十家”与所定著“三十五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别。由此，余嘉锡言：

韩信之死在高祖十一年。其与张良序次兵法，又在其前数年。当在六年贬淮阴侯以后。其时去秦亡未久，而得兵法乃至百八十二家之多，此岂老屋坏壁中所能得者哉？故余谓官校书籍自高祖时始，班《志》言之甚明。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1页。

他是从张良、韩信所校理文献的数量上立言，肯定了自汉初高帝时官校书籍已经滥觞。

在Coreldraw和Illustrator软件中，都可以对各种地图要素依据专业设计书的要求，分层进行整理、符号化编辑，然后将编辑好的数据按印前技术要求输出为标准EPS格式，发排为印刷菲林片，即可晒版、印刷。本文以Coreldraw X5和Illustrator CS5为操作软件版本，对Coreldraw和Illustrator软件在地图编制中的技术要点进行比较分析。

而再从张良、韩信所校理图书种类来言，也可能并不仅仅限于“兵法”一类。张良、韩信所“序次”而“定著”的“兵法”，当时或已勒成目录，藏于府库。② 余嘉锡：“刘向所作叙录，皆言定著为若干篇，而《志》叙张良、韩信之序次兵法，亦言定著，是亦当有校雠奏上之事，与刘向同。”《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第89页。故而“诸吕用事而盗取之”。至于武帝时，又由“军政杨仆捃摭遗逸，记奏兵录”，重新进行整理增补工作。班固认为杨仆所作整理“犹未能备”，所以“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③ 《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63页。盖即至于任宏，仍是继承张良、韩信所序次之成果，班固编订《汉志》，又对这一底本进行了董理。

《汉志·兵书略》“兵权谋”类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六艺略》“礼类”自注：“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又《兵书略》自注：“省墨子重。”则班固所言从“兵书”中省出诸家，包括了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司马法、墨子等等。

以上诸家，在《汉志》分类中，被归入“诸子”之儒、道、法、纵横、墨、杂，以及“六艺”之“礼”类。正如姚小鸥所指出，“‘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的内容，并不限于今天通常所说的‘兵法’书，而是包含了诸多图书种类”。④ 姚小鸥：《“汉兴”“大收篇籍”考》，《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至于张苍，本传云：“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⑤ 《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第2675页。又云：“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⑥ 《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第2676页。则其在秦朝为官之时，已经掌管图书典籍。故而入汉之后，颇受高帝重用。张苍为章程之事，史有明文，《汉书·任敖传》云：“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艺文志》“阴阳家”中也记有“《张苍》十六篇”。而再考魏刘徽《九章算经序》所云：

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与古或异。

可知张苍所做工作，亦是删补旧文所来，故而余嘉锡言：“疑苍之定章程，亦兼校定古籍。”⑦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第91页。

又，《叔孙通传》云：

汉朝初立，百废待举，在“规摹弘远”的国家制度建设上，萧何、韩信诸开国功臣亦各有专职。后世充分肯定诸臣的功绩，如《通志·图谱略》所言：

叔孙通不仅仅是负责“起朝仪”，他在高祖七年“为太（奉）常”，① 《史记》卷99《叔孙通传》，第2723页。负责一切礼仪之制定，故史载其“因秦乐人制宗庙乐”，② 《汉书》卷22《礼乐志》，第1043页。又定著《汉仪》十二篇。叔孙通之制作，大抵亦是借鉴秦仪之旧制，但“颇采礼”一语却应加以注意。叔孙通从学于鲁中之儒子鱼，“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③ 《史记》卷99《叔孙通传》，第2720页。归汉后又拜为博士，号“稷嗣君”，儒生弟子从者百余人。叔孙通与诸弟子于天下征战之际尚能讲修学问，其也一定掌握有大量文献，修订礼仪所采之“礼”，应就是他们所有的典籍。

以上诸人，被高帝命为制度设定者，所作编订工作都是以文献整理为基础。故姚名达先生言：“此其人皆熟悉古书，故堪任序次定著之选。”④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18页他们所用的图籍，主要部分还是秦时的典藏，应即汉军入咸阳之后所接收秦之“国书”，或也有其本人所掌握的文献，如韩信之于兵书，叔孙通之于礼书。而他们各有专任，负责专业类目的文献整理，可能已有专业目录的编成，这一点关涉更为重要，容当后述。但诸人文献整理之功，史实不诬，可知汉初已有大收篇籍并付诸官校之事。

二、“除挟书之律”与“广开献书之路”

按照秦律，“敢有挟书者族”，⑤ 《汉书》卷2《惠帝本纪》颜师古注引张晏语，第90页。天下书籍之流通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汉初之“大收篇籍”，主体部分在于接收秦朝所遗之书，然汉承秦制，高帝时“挟书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启”，⑥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图谱略·索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25页。影响了书籍的搜集。

电气工程自动化技术在我国工业生产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但从目前发展来看，在工业生产中，自动化的程度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现有的自动化技术往往只能完成自己独立的几项工作，而且这几项技术还需要通过多个设备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在整个电气自动化的过程中，不同环节之间的“交流”很少，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自动化链，影响了整个大系统自动化的进程[4]。

惠帝时对限制藏书政策的废除，无疑是扫除了汉朝文献搜集整理事业的一大障碍。四年（前191），“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之律”。应劭注曰：“挟，藏也。” ⑦ 《汉书》卷2《惠帝本纪》颜师古注引，第90页。惠帝颁行这一政策，使得“残门余士，祛箝解禁，排蓬荜，振埃烬，掇拾断烂而出焉”，⑧ （元）郝经撰，黎传纪、易平点校：《续后汉书》卷65上上《儒学传·经术总叙》，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798页。“于是壁藏者纷纷出世，而口授者亦得书之于简策矣”。⑨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27页。

挟书律的废除，一方面大大促使了民间私人藏书的合法流行，更促使私藏之书献于朝廷。著名的如颜芝所藏《孝经》，就在此时由其子颜贞献于朝廷。⑩ 《孝经正义》：“初除挟书之律，芝子贞始出之。”《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45页。另一方面，则加快了先秦典籍由口传向文字定著的转变，书籍之盛由此始矣。

至汉文帝时，书籍搜集与整理更蔚为大观。以众所熟知的晁错受《尚书》为例，晁错当时“以文学（事）（为）太常掌故”，即太常属官“掌故”。孝文时天下无治《尚书》者，此时闻齐有伏生治《尚书》，“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① 《史记》卷101《晁错传》，第2745-2746页。由此流程，可见文帝朝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制度性安排。即以太常总司其事，太常属官有太史、太乐、太庙令、太卜等，皆职掌典籍。而太常受皇帝命令搜集文献，其会委派属官如掌故之类的使者往受，或接受藏书，或将口授者写定为文本。使者还朝之后，还要将所受书为之报告。

不但是《尚书》，其时“《诗》始萌牙”，② 《汉书》卷36《刘歆传》，第1969页。《周官》也出世被献上，“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③ 《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12页。此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④ 《汉书》卷36《刘歆传》，第1969页。蔚为大观。

文帝时施行的另一措施，则是加强博士在文献搜集整理工作中的地位。博士自秦时就有，并掌通古今，负责秦府典籍的管理，在焚书之时唯有“博士官所职”不在禁毁之列。在汉朝，博士任选资格由太常负责，但严格来讲，其并不能视为太常的属官。博士为备皇帝顾问之职责，西汉一世，博士职掌与地位不断上升，有学者总结为议政、制礼、藏书、教授、试策、出使六项职能。⑤ 张汉东：《论秦汉博士制度》，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附录，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这诸项职能中，大部分都与文献典籍有着密切关系，议政、制礼如前述之叔孙通，都不免征用文献。而藏书、教授职能，确立博士在汉朝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使之直接掌管文献图籍。

文帝时，不但对“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⑥ 《汉书》卷36《刘歆传》，第1969页。且“始置一经博士”。⑦ 《后汉书》卷48《翟酺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06页。 赵岐《孟子题辞》言，“孝文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可见在汉文帝时，既立有诸子博士，又立有经学博士。

文帝曾“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⑧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2页。刺者，采取、选用之意。巡狩封禅为国家大典，博士官既然备以顾问，此时必然要为之议论。而刺“经”作制，正和高帝时萧何、张苍诸人捃摭图书旧文而作制相同，亦是文献整理的工作。

我们再以博士贾谊为例，来从侧面了解下当时博士官职掌文献的情况。刘歆曾站在儒家立场上言，文帝时“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贾谊于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被征为博士，至前元十二年（前168）卒于梁，这期间对文帝朝政治留下深刻影响，称为一代文宗。贾谊甫就博士，就建议朝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民，兴礼乐，充分发挥其职能。现存《新书》之中，大量征引礼经，多与现存《大戴礼》互见，可见出贾谊对于当时礼书的熟习。

刘跃进先生曾以贾谊为对象，详细考察其所见之书，认为贾谊读书的范围，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六略”，举凡法家、名家著作，儒家经典传记，还包括“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说家言，都广采博收。① 刘跃进：《贾谊所见书蠡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由贾谊所见书至少可以推知，当时博士所职掌的文献已经极为丰富。

本文对边坡内的变形开裂原因及可能的滑动类型进行分析，对边坡内出现民房开裂、路面塌陷、地裂缝等不良地质灾害的部位进行现阶段计算和评估，在汛期暴雨情况下，不良地质现象加剧，应及时治理，防止开裂等进一步加剧。

景帝朝，更有“大收篇籍”之举。孔安国言：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于时博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传《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不可得知，以付掌书，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于秘府。② （西汉）孔安国：《孔子家语序》，（清）严可均辑：《全汉文》，第129页。

当时“募求天下遗书”，博士、大夫皆发挥一定职责；所求书的种类，包括了《孔子家语》这样的孔门私学文献，“七十二子辞”之类的儒家文献，而“诸国事”则或指汉之前的各国史记，还包括《曲礼》这样的礼乐文献。“以付掌书”则透露出有专任官员负责所收书籍的管理；“藏之于秘府”，点出了有固定的藏书之所。景帝朝收书，虽然缺乏校理，但也应有着制度性的安排。

景帝朝所收书之数量，后世莫得而知，但史料仍给后世留下蛛丝马迹。景帝前元二年（前155），立刘德为河间王。本传言：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③ 《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第2410页。

此处所言“得书多，与汉朝等”，相比较的正应是景帝之时。因为献王“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引起了武帝的猜忌。史载武帝元光五年（前130）：

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④ 《史记》卷59《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名臣奏》，第2094页。

献王招聚天下雄俊儒生，引起武帝的猜忌，并不必等到本年来朝时，武帝因其对策无穷方才怫然不悦。故而可以推知，献王大肆招揽雄俊儒生，汇集文献图籍之举，应该主要发生在景帝之时。

针对房屋建筑工程具体施工需求，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建筑工程的总体质量[4]。同时，在原有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加入工程质量责任制及危险事故应急体系等，并将其深入贯彻落实到实际建设过程中。不仅如此，提升施工现场监理工作的重视度，认真监管施工现场地质勘察等工作，将施工期间的风险性降低到可控范围之内。

而由现存史料来看，献王入武帝之世的十年间，最多见的，则是其“献书”于汉朝的记录。本传言其来朝武帝，“献雅乐”，而《汉书·艺文志》载：

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

此是记其献“乐”。而《周官》之书，亦由其献上，唐贾公彦言：“《周官》，孝武之时出，秘而不传。”而《隋书·经籍志》言：

解决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师政治素质存在问题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要在“疏”与“导”两方面下功夫。所谓“疏”，就是要关心思想政治课教师，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教书育人创造宽松的环境；所谓“导”，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课和思想政治课教师，就是要加强对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教育培训管理引导。具体对策如下。

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

“绿色”，主要指绿叶蔬菜和瓜果。如绿色蔬菜主要包括：芹菜、油菜、菠菜、韭菜、绿辣椒、空心菜、雪里蕻等。每人每天至少吃250 g蔬菜和水果，它能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纤维素以及人称第八营养要素的黄酮类，各种绿叶菜以色深为佳。此外，绿豆、茶叶也不可少；

则可知《周官》一书，献王得自民间，整理之后献于武帝。又，献王还向武帝进有古“礼”经记之类的文献。《汉书·艺文志》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隋书·经籍志》言：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

本文将介绍基于微信的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系统，通过集成多种智能体征监测设备，可以远程监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生命体征，为医生的远程诊疗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可以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及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获得及时的健康干预、健康宣教信息。

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

河间献王于武帝时大量献书，一方面是如上所分析，其献书之举，大概或与“纵酒听乐”的行为出于同样的目的，即消除武帝疑忌之心以自保；另一方面，武帝需要用文学来润色鸿业，《后汉书》言：“武帝大合天下之书。” ① 《后汉书》卷48《翟酺传》，第1606页。《太平御览》引杂史《汉武故事》亦载：

无极之道里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好人，在这个虚构的寓言里，他们都是最为真实的人。儿时的倾城为了活命欺骗了一个纯真的孩子，她背叛了她的诺言。恨意在无欢心里增长，从此他缺乏安全感并且工于心计，并以此来保护自己。在大将军光明面前，他打心里认为自己永远是个二流货色，他的自卑带给他无穷的恐惧。倾城选择了满神给出的命运，满神又改变了大将军光明的命运，大将军光明与之抗争也注定失败。无极之道的悲剧在于自然人性与命运抗争的注定失败。

有条件限制说原则上认可原审原告在上诉审中能够申请撤回起诉，但是其同样认为与一审撤回起诉相比，原审原告在上诉审中的撤诉应当面临着较多特殊性障碍条件。

可见武帝时也特别重视文献典籍的搜集整理。

在武帝时，除了河间献王大量献书之外，还有淮南王献所搜集整理之书，以及孔安国献孔氏家藏书籍最为著名。

此外，“未央宫有麒麟阁，藏秘书”，“天禄阁、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① 《三辅黄图》引《汉宫殿疏》，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00页。可知汉初萧何大收秦府所藏图籍，且规划建设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等各式建筑，或为藏书之所，或处贤才以为校理之所，奠定了西汉藏书、校书的基础。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② 《汉书》卷44《淮南王传》，第2145页。

刘安入朝，在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刘安所献的多是自己延揽宾客所撰集之书，包括言“神仙黄白之术”的术数类文献，还包括《离骚传》《颂德》《长安都国颂》等学术类、颂美类篇章。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馨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③ 《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第2414页。

对于孔壁出书之事，自康有为以来，多有怀疑其为伪事者，如崔适、陈梦家、吕思勉、刘起釪等，而唐兰、李学勤、黄怀信诸人则力主其为史实，特别是近年的出土竹简书籍等材料，证明其并不是伪托之事。④ 对于孔壁出书之事，诸家观点及详细考辩，可参看黄怀信《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第一章之《孔壁出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32页。有推断孔壁出书在景帝前元三年（前154）者，⑤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5-116页。也有考证在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至元朔元年（前128）之间者。⑥ 黄怀信《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第28页。而对于孔安国献书时间，则都承认其在武帝之时。《汉志》载：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① 《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12页。

白新良曾通过考证本次“巫蛊事”发生时间，指出安国献书在武帝初年，刘跃进采取其说，将安国献书时间定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②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第162页。

吸引读者注意: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标题党”不惜用煽情、惊悚、污秽和侮辱性的词句赚取眼球。这种行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出现和盛行也恰恰反映了新闻标题具有吸引读者注意的重要作用，影响了读者的阅读选择。因此各家媒体为了提高自己的行业竞争力，大多新闻标题会选用新词、热词，新的句法，新的观点和修辞的选用来恰当的提升新闻标题的趣味性。

以上所叙，为武帝朝所著名的献书之举，都很有代表性。从所有者来看，两者为王国，一者为孔氏私门；从书之种类来看，则河间献王与孔氏之书多为儒家经传，淮南王之书则甚为博杂。自汉初“大收篇籍”以至于武帝时，随着文献搜集整理事业的发展，不仅是王国苦心搜集之大宗，民间私藏之大宗都已经汇聚到中央，并且中央藏书也逐渐集合先秦学术之流别，在书籍种类上汇合诸家文献。而这一切发展到武帝元朔五年时，就出现了做一番大规模整理的需要。

三、论汉兴“大收篇籍”断限应至元朔五年

《汉书·艺文志》载：

孔安国所献之书，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所得之壁藏本。鲁恭王本传言：

零售网络能力成为效益最大化的短板，炼化板块希望增加加工量增效，但增量将导致销售板块巨额亏损；销售板块希望增加外采量增效，但相应的炼化板块则要减少加工量减少效益。这种冲突无法确保集团公司效益最大化的实现。目前现状下，尽快实施市场化改革，引导炼油、销售两个板块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组织生产经营十分必要。

班固于此处点出“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始于“汉兴”，则是言自高祖时已开始文献搜集之事。

对于班固所论，历来有不同声音。如前引清人周寿昌、钟肇鹏等言，皆否认武帝前有大收篇籍之事。结合我们前两节所论，此种认识之失已不足再辩。

而清人齐召南以为：

此二句既叙在孝武之前，则指高祖时萧何的收秦图籍，楚元王学《诗》，惠帝时除挟书令，文帝使晁错受《尚书》，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即其事也。③ 齐召南：《汉书艺文志考证》，转引自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这里就触及到了对于“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这一史实的断限问题。齐召南是将“汉兴”以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划定在高祖至于文帝之时，肯定了在此期间累朝而有文献的搜集整理活动。

而姚小鸥以为：

“汉兴”是汉代人习用的历史政治术语，特指高祖立国、汉朝兴起到文帝这段时期。所以，讨论《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一语的时间范围，应以此为准。但针对长久以来人们只注意汉武帝收书之功，本文将相关论述范围稍延至景帝时期。④ 姚小鸥：《“汉兴”“大收篇籍”考》，《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其承认“汉兴”至于文帝，但又意图将西汉收集整理图书文献的举动划分出“汉兴”-武帝-成、哀之世这样的三个阶段，所以最终是将“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这一史实的断限稍延于景帝，但绝不入武帝时。

但我们若细绎班固之文意，“汉兴”而大收篇籍，其开启的文献搜集整理之业，“迄”点应在于孝武之世。而更明确的时间点即是元朔五年（前124），即入武帝朝十数年后，汉武帝喟然而叹、“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之时。

《史记·儒林传》《汉书·儒林传》《汉书·武帝本纪》并皆载有元朔五年（前124）夏六月汉武帝诏书。兹引《本纪》之文如下：

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两《儒林传》引文与《本纪》相同。《汉志》中所言“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云云，正是编选诏书“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之语。余嘉锡即言：“盖置博士弟子与藏书写书皆一时之事，纪、志、传分纪之。”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第92页。故可知本年配合于朝廷大揽天下之士，为博士增置弟子员等举措，而同时有“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的行为。

且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亦言：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刘歆梳理汉朝自高祖至于汉武帝布诏之年搜集整理文献的史实，既言“汉兴已七八十年”，可见其也是将汉初至于元朔五年视为完整的一个阶段。

再如后人所言：

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② 《隋书》卷49《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98页。

言西汉之搜集藏书时间，也是将“汉兴”延至元朔年间。

所以我们认为班固与刘歆之所载言，讲明了自汉初（前206）至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这八十余年的史实，“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应是一贯的。断言这一时间段应视为一个完整阶段，依据上述史料爬梳，可归纳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是因为这八十余年的时间内，对于文献图籍的搜集整理，从未断绝。以上爬梳史料已可为证，正如余嘉锡所言：“校书之事，在西汉时几于累朝举行，以为常典，虽其所校或仅谈兵，或只议礼，偏而不全，规模未廓，然大辂椎轮，不可诬也。”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第93页。虽是言整个西汉，但“累朝举行，以为常典”也正涵括了本文所言之“汉兴”阶段。

第二，到元朔五年，西汉的图书事业方始达到了一个节点。只看武帝朝之大规模献书者，河间献王卒于元光五年（前130），孔安国献书亦于本年，而淮南王谋反被诛，在元狩元年（前122），下元朔五年（前124）不过两年。而汉武帝之向学，也不过在建元、元狩之间。②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第3318页。如北宋杨时所言：

自秦焚诗书，坑术士，六艺残缺。汉儒收拾补缀，至建元之间，文辞粲如也。③ （北宋）杨时：《龟山集》卷4《送吴子正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8页。

《汉书》载：

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此时的武帝“方好艺文”，故而河间献王屡屡献书。

再有前引《汉武故事》：

上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助、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

既然“少好学”而求天下遗书，则知武帝时搜集书籍与其个人喜好相关联。而助其整理书籍的庄（严）助，卒于元狩元年（前122），司马相如则卒于元狩末年（前117），可知“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武帝喜好艺文之事，多有收书之举也只在此间。

研究者一般言汉武帝之时方才有大规模收书之举，依据就是元朔五年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方始有了系统的、定规的行为。④ 如熊铁基言：“前此（武帝）的‘大收篇籍’，是不系统、不定规的。” （《汉代学术史论》，第35 页）逯耀东言：“虽然汉初就开始收集秦火剩余的图籍，惠帝更下除挟书之令，但有计划大规模搜集轶书，并建立典藏制度，却在汉武帝时。”（《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第39页。）而笔者以为，“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恰恰是汉武帝为了配合崇礼学、兴庠序等行为而对汉初以来累次搜集的文献，下了整理的决心，这两句话讲的正是书籍校理之后典藏制度的设立。这一记载，正可成为本文的佐证，笔者已有专文辩之。⑤ 耿战超：《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考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5（1）。且元朔五年后之史料，再不见武帝朝有大规模收书、献书之事。

第三，符合西汉学术发展的实际。文献整理事业与汉代学术的发展，往往息息相关，互为印证。钱穆先生尝言：

景武之间，有河间献王德，盛招经术士，多得古文旧书。盖河间偏重于古官书之学，而淮南则慕百家言，南北两王国，正分得先秦学统之两系。①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2页。

许结先生描述武帝建元之后的文化发展态势，亦言：

以宫廷文化为中心的大文化圈的形成，意味着先秦南北文化、众家学术思潮和汉初藩国思想的三重意义的组合。② 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顾实先生言元朔五年武帝之举：

学校甫兴，而书藏山积，读者犹寡，文质升降之会，此其时也。③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第17页。

武帝朝之大收诸侯国、民间私藏之书，其实质更是此期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我们从刘歆、班固所言也可以看出，他们均是从学术角度来谈文献事业。正是到了元朔五年，学官所传“离于全经”，导致“礼坏乐崩”的局面，此时正应该对以前历朝所汇聚的文献做一番全面的清理，因为西汉学术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亟需文献整理事业的支撑。

由上可知，对于西汉前期的文献搜集整理事业，不能简单以帝王之世为断。确定了这一点，我们就既应承认武帝之前历朝收书的功绩，又要看到其顺延入武帝之世，至于元朔五年方是一个节点。元朔五年“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的制度设定，其意图，正是要为“汉兴”以来所搜集的文献图籍作一番总校理。“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的政策推行，对此前的文献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将奠定西汉文献“内、外”两分的格局，这是两汉文献观念发展的基础，也是两汉学术得以开展的基本面。此后汉代之今古经学分歧、政治权力与学术发展纠葛、内府校书与新王官学建立等诸多问题，都要在这一基本面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