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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乌托邦”与农村转型时期的众生相 ——读莫言《天下太平》

更新时间:2009-03-28

2017年,莫言既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了一系列新的作品,其中包括在《收获》2017年第5期刊出的《故乡人事》(含短篇小说三篇《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在《人民文学》第9期发表的一组诗、一个戏曲剧本,在《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天下太平》等,总体而论,作品中故事的发生尽管仍带有浓重的乡村叙事特色,但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可以称得上开启了新的创作理路。其中的短篇小说《天下太平》荣获了2017年度“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乍看《天下太平》的文字不多,但细细品味,毫不夸张地说,《天下太平》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小身材大体量”的作品。其中有对人物关系的描摹,有对农村转型期暗隐的社会关系变化的勾勒,有老鳖背后“天下太平”的隐喻等等,这些无疑把读者带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一、叙事惯性与背后的隐忧

阅读《天下太平》似乎与以往给人的体验不尽相同,既有一种莫言一如既往对社会问题关注的守持,又有一种嵌入时代关注当下的视点转移。体味小说中的林林总总,莫言的字里行间已然镌刻出一幅农村转型时期众生世相的多维画卷。

《天下太平》的故事也发生在乡村,这里有扑向蚊子的壁虎,有踩上去咕叽咕叽作响的水声,有大街上无聊的夹着尾巴的狗,一只麻雀和它嘴里那只不服气的知了,村西的大湾,狡黠的打鱼人,亦庄亦谐的张二昆等,这都与莫言以往叙述的故事有着某种必然共通的乡土情怀。

在这个短小的故事里,也掩藏不住莫言奇异怪诞的叙述逻辑。面对小奥,老鳖亦真亦幻地在原生的动物与通灵的“鳖精”之间转换,小奥与老鳖在虚拟与真实的博弈中推动故事的延展。在与老鳖刚刚照面,小奥就觉得“眼前这只被拴住后腿的鳖,就是一只鳖精,只要它一施展法术,就会水势滔天,决堤毁岸。只要它摇身一变,就会变成—个白胡子老头,站在自己面前,讲述前朝旧事。那老鳖似乎看出了他的胆怯,猜到了他的心思,两只小眼的光芒愈发地明亮凶狠起来。” 文中所引小说内容均出自于莫言:《天下太平》,《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当被鳖咬住,小奥与鳖又回到现实之中,“他感到老鳖的咬劲很大,似乎尖利的牙齿已经刺进了自己的指骨,只要挣扎,半截食指就会断在老鳖的嘴巴里。”而后在小奥渐近模糊的意识中,小奥与老鳖又展开持续的对话和心理交流,“小奥甚至猜到了老鳖的心思:我就是不松口,看你有什么办法。”在故事间歇而持续的叙述中,小奥与老鳖的关系仿佛变得真实而牢固,读者心中潜藏的中国民间各种关于老鳖的传说不知在何时仿佛一股脑儿地被故事唤醒。还有那幽灵般的火车,“抬头往远处看,正好看到那条从大湾南面斜着穿过的黑青铁路上,有一列绿色的只有四节车厢的火车无声地滑过。车上似乎也没有乘客,一闪而过的车窗上似乎都挂着洁白的窗帘。他记起村里人关于这条铁路和这列神秘列车的议论。”列车时刻表上甚至查询不到这列火车的任何信息,这不禁忽然勾起人们关于“幽灵船”“迷失火车”的幻想,想象的空间如一枚炸弹,在瞬时里爆裂开来。

在小说中,老鳖、“幽灵火车”不但在故事中随着莫言的叙事惯性延续,它也直接跃入读者或看客的生活,或许这些在生活中时隐时显的元素,从某个常被遗忘但却又挥之不去的角落里被故事的讲述者唤醒了。一种恍惚的真实感被置入阅读者的镜像世界之中,生活和故事之间搭上了界,某种民间的仪式感涌上心头。然而,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引逗读者沉潜于某种莫测的虚无之中,以至于陷入空寂没落,而更多地却是让人驻足于生存窘迫与焦虑背后的那些被人为遗忘,或刻意淡化了的存在逻辑。即如莫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追问一般锲而不舍。

“轻、松、脆、滑”主要是指演奏的技巧表现,这些音乐技巧对演奏者的表现手法提出要求,为音乐本身服务。要求演奏者在技巧的支撑下,抒发个人情怀,表达幽远的意境。然而就演奏者本身也好,就音乐意境也好,其中都不同程度得暗含儒家、道家思想。

二、农村转型时期的众生相

对于B和C类型乘客,无法直观确定其下车站点,可以采用概率的方法求得在各个站点下车的概率,选取概率最高者为其下车站点,B类型乘客存在历史相似出行记录,因此其概率是站点上车次数与线路乘坐次数的比值;C类型乘客,出行链较为残缺,没有历史出行记录,因此其概率算法为类型乘客在站点i上车,则在该线路下行站点j…n下车的概率为乘客乘坐该线路在各站点的上车次数. C类型乘客在站点i上车,则在该线路下行站点j…n,下车的概率该站点上车人数,为该站点所有下游站点的上车总人数.

《天下太平》中有充分的时代感和当下性,马迎奥,是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叙事的主视角,从名字来看,与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奥运”紧密相关。这就将故事的叙述时间与现实时间形成了对接,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获得了当下感,可以将生活经验与阅读直接对举,已经不需要历史时间的转换。小说中还有具备拍摄视频特长的书记张二昆,他掌控了自媒体的强大力量,在解决政治事件和生活事件时视频在他的手中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说其间夹杂的诸如,“网红”“00后小鲜肉”“正能量”等时髦词在小说中频频闪回,乡村里的故事搭上了与这个时代共同趋向的航班,往昔的岁月一去不回头。

另外,在每年汛期第一场暴雨后进行突击抢排换水。根据历年的水质监测报告,每年7月份的水质最差,其原因是夏收夏种后麦秸、油菜秸等有机腐蚀物,水稻田的大量化肥、农药残留物经过暴雨洗涤后汇集到河道内,造成面污染,每年汛期第一场暴雨后的大换水对改善内河水质的效果较为明显。

莫言对问题的关注在《天下太平》中一如既往。小说中,描写打鱼人在大湾里收网时,水越来越浑,漾起臭气,当猛地提起来,当网中东西抖落出来的时候,里面除了有跳动的鲫鱼,还“有水草,有淤泥,有沤烂了的鸡毛掸子,有破塑料盆,有砖头瓦块,还有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子。”笨拙的黑蛤蟆等,污浊、肮脏、恶臭,令人作呕。意象层面而言,似乎不亚于《死水》中“破铜烂铁”、“剩菜残羹”、“偷酒的花蚊”、“耐不住寂寞的青蛙”。 闻一多:《红烛 死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形而上的意味也纠缠着对农村转型时期泥沙俱下的混沌与焦灼。

最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所勾勒出的多重人物关系,以及人物背后所隐藏的纷扰纠葛。可以说《天下太平》中描写的许多人物在小说中都具有一种双重甚至多重的人格架构。比如,故事中打鱼的父子,是乡村精壮的劳动者,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劳动者的勤劳、能干,特别是娴熟的打鱼技术,“他们在撒网前,总是先站稳脚跟,铆足了劲儿,掂掂量量,唰的一声,就撒出去了。”还有他们对收获的渴望和不懈的努力,他们有劳动者的智慧和机巧,当鱼多得装不下的时候老打鱼人用扎住裤腿的裤子来盛鱼,当鱼和老鳖扔在岸边不放心的时候老打鱼人开始诱骗过路的小奥帮忙看鱼。然而,在他们的身上不仅没有往日劳动者身上的纯朴,反倒染上了商人般狡黠、贪婪的习气,“网脚已经散开,像一张圆形的大嘴,带着吞噬水中万物的霸气,把一片水域罩住。”他们恨不得打光大湾里所有的鱼。就在明知湾里的鱼是毒鱼、“变态鱼”的时候,并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甚至想把鱼的出身一同淹没在今日发的“利市”里。而就在小奥被老鳖死咬之后为了脱离干系,又玩起推脱的花招。劳动的强健体魄仿佛与行业美德无涉,灵魂与机体的某种割裂可见一斑。

还有黑心无良,开办养猪场,污染整条大湾水的袁武,他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祸首,也曾是农村自主经营者的先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办养猪场,是得到了当时的领导支持的,县里和镇上奖给我的牌子都在家里挂着呢。再说,村子里修路、建庙,我是捐款最多的。村里人遇到难处,我也是慷慨相助的。”他做过时代的弄潮儿,也成为了商业大潮翻滚中的构陷者和牺牲者。“我想不明白,不久前还给我披红戴花,一转眼就成了罪人。”

小说中接到报警前来解决问题的警察,他们的身上有作为执法者传统的怠惰惯性,他们对被鳖咬的小奥感到不屑,对二昆的报警大为不满。待二昆掏出手机,拍摄视频的时候,一切的态度都滑稽地发生了转变,执法者身上的傲气和不屑跌落一地。执法者与百姓之间相隔的一道墙在现代自媒体的威吓下竟轰然倒塌,他们终于从傲娇的俯视者重回人间。壮硕警察将出警的不满转回对自身工作和处境的怨怼与激愤,发出自我的呼号,“我是骂我自己,骂我的嗓子,骂我不争气的身体,昨天夜里也不过出了三次警,就咳嗽、发烧、流泪……”甚至他们身上的软弱和痛楚一览无余:“他也不容易,老婆刚跟他离了,自己带着个三岁的孩子……”一时间的盛气凌人者不免也成了弱者和需要同情者。不管怎样,他们身上解决问题的智慧与机敏在姿态的转化中得到释放。

镜头里,从东到北长达二十公里的钩型阵地上炮火连天,一片狼藉。鬼子的轰炸机、侦察机在天上来来回回耕着田,肆无忌惮地盘旋、俯冲、拉起,老鸹屙屎一样,把航空弹屙得遍地都是。飞机过后,乌黑的硝烟一朵朵盛开在破碎的大地上。

小说中,村书记张二昆是一位能解决百姓实际困难的乡村基层管理者,他有一颗正义的心,他对打鱼人说,“你们以为我们是想扣留你们的鱼?白给我们也不要。当然我们也不允许你们把这样的鱼拿到集市上去卖。”他质问袁武“你害得全村人买水吃,害得村里三十多人得了怪病,害得全村的年轻人都不敢回乡,这事你得负责。”“你看看,这是鱼吗?身上都是瘤子”,“连腿都长出来了,你见过长腿的鱼吗?”“还有这只鳖,你看看它的头,看看它的脖子,看看它的眼神,对着它的眼睛看,你不感到害怕吗?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鳖?咬着人死不松口,小奥,咬着你有两个小时了吧?这都是你的养猪场污水喂养出来的怪物。”在他的身上又有乡村的痞气和流氓做派,他拥有充分利用自媒体的能耐,他用视频为自己赚得了拥戴,赢得了职位。他处置贪腐的前任,威吓怠惰不作为的警察,强力拆除袁武的养猪场,催迫侯科长关停养猪场。在他的身上还有唯利是图的残留痕迹,似乎怒不可遏的袁武道出了二昆背后的秘密:“你不用跟我玩花样了,不就是有人看上了养猪场这块地儿吗?要在这里建什么养老别墅吧?我让出来还不行吗?”

《天下太平》更强化了小说的叙事伦理,诠释出小说不单纯是在写人,或许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的凝练与微缩。小说在叙写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中注入了“人学”的意味,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扩大了小说的容量和蕴藉。莫言不是为个人写作,亦不固守于已有的习见,《天下太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它将关注的视点从历史或半历史的事件中跳脱出来,移向当下,移向进入改革深化期的转型中的农村,勾勒出市场经济掩映下人心的悄然变化。

在中国农村的转型时期,随着物质的极大丰盈、生产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的融入、市场观念的糅合,农村的基础设施跟着得到更新,村容村貌也随之发生变化,人的精神风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也正在发生悄然的转变。在《天下太平》中,这种时代的新变在故事的叙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映现。梳理《天下太平》中的人物关系,小说在叙述如此微小的事件面前,显得矛盾重重,又冲突不断,仿佛故事背后隐藏着诸多迷局和不可示人的隐形存在,令人如鲠在喉,而就在这样表面和谐而暗藏困惑的境况下天下何以“太平”?竟成为持久的疑问令人耿耿于怀。

三、阶段合理性存在与“天下太平”

如此种种,复杂交错的社会世相在人物自身的多面性上得到充分的映射,这使莫言的这部短篇小说变得有容量,有内涵。时代因素在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小说书写人的故事,同时也是记录时代进程中的点点滴滴,称之为,为时代立传,似乎也不显夸张。

就在文尾处,侯科长后来在放生老鳖时发现了鳖背上的字:“天下太平”。当老鳖归入大湾,消失在湾水之中,“二昆鼓掌,众人和之。‘天下太平! ’二昆大声喊。众人跟着喊:‘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成了具有玄机意味的谶语,在增添了文章的余味的同时,将一个宏大的主题抛向了一篇微言大义的文字和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就在这样一个偶然发生的故事背后,似乎隐藏了太多的信息与秘密。这里有煞有介事的乡村政治阴谋,张二昆是其中的常胜者和操控者,他在揭露前任村官的贪腐、为民除害的同时也掌控了村中的核心利益资源,尽管他不会像前任一样丧心病狂、裸露直白地挪用“黑青铁路占咱们村的公留地的赔偿款”,但他以别样方式对袁武做的工作以及与黑汉子达成的不为人知的协定,却并没有脱离地方官员的私欲和利己主义逻辑,仿佛即将兴建的“养老别墅”也会与那条斥资数十亿修建的而每日只过四节车厢火车的神秘铁路一样,成为贪腐与利己的标识,并且成为贪婪背后永远无法揭除的伤疤。但作为一个最基础的管理者,他又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当官两年就把这个乱得出名的村子治理得服服帖帖。”然而,就在小奥被大鳖咬的整个事件中二昆似乎又有意想把事态扩大,他请来警察制造声势,又叫来袁武借题发挥,如此种种在隐约之间,增加了疑惑感。

不仅这样,小说还极力透过小奥这样一位涉世未深的孩子的视角来映现这掩藏在隐蔽状态的一切,小奥的眼睛仿佛成了一面镜子,在他的视角下面,万千事态暴露无遗,那些欢笑与和谐、真情与假意、忸怩和丑态变得捉襟见肘、无处遁形。在这样的迷局和困惑之下,如何理解“天下太平”?难道这里仅仅是小说家的一种调侃,抑或别有他图?

“我说我快要活不成了。”我失去了与他斗嘴的乐趣和力气,我的眼前一阵阵发黑,手腕处那种汩汩的声音让我觉得害怕。

黑格尔曾说“存在即是合理的”,这仿佛是最能解释在转型的乱象中,矛盾重重却又隐而不显的理由。这似乎也是对《天下太平》的表象和谐而内里冲突暗涌的合法化解释。莫言对“天下太平”的理解似乎也趋近于如此宏阔和包容的境地,他打破了惯常思维,重新阐释了人们对“天下太平”的理解。“天下太平”已然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容纳了各种矛盾、阴暗、冲突、阴鸷、复杂、单纯,美好、和谐等多维元素共生的一种适应了市场逻辑的阶段性利益最大化。由此视角而论,在乡村一定的转型时期内,“天下太平”甚至可以遵守以混杂着私利私欲的利益最大化的城乡契约而演绎一种相对的和谐共生。莫言小说中的“天下太平”实际上是从形而下的更为具体的层面,更加接地气地来看待转型中乡村的内里,换句话说,它追寻的是在时代影响下生活在乡村的百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它追求的是一种存在者生存权利的最大化,无论是麻雀口中气性很大的知了,还是故事的肇事者老鳖,也不论是占尽优势的二昆,还是十恶不赦的袁武,莫不如此。从太平村的立场看,张二昆处理掉袁武污染大湾河的养猪场,既净化护养河流,改善村庄的生态环境,保卫了村民的人身健康,又达到了未来改造新农村的意图,更满足了个人的物欲。

显然,小说承认其中各种角色的合理性,在贬抑他们的过失的同时,也带着些许的同情和赞许。但这绝非是一种苟同和妥协。事实上,在进入转型时期的乡村,以往的大是大非、大恶大奸的诸多成分随着时代更迭已然成为过去,然而更为复杂的思想的纠结与博弈却从不曾停歇,在这种境况下,将对“天下太平”的向往从彼岸的“乌托邦”中解脱出来,将其看做是社会发展链条的一种阶段性呈现,所以在社会进程中的“天下太平”并不是凝定而虚幻的,它是在不同的时代里对生存权利的最大化尊崇,而且它会随着世道人心的变化而变化。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春秋)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九章,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3页。 “天下太平”与这种对普罗大众的生存权益的尊崇与追求,无疑有着共同的基因谱系。

 
薛冰,张立军
《华夏文化论坛》 2018年第02期
《华夏文化论坛》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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