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反腐文学是伴随着现实中腐败现象的不断涌现而成为社会焦点进而被文学聚焦的。我们对新时期以来反腐叙事作历时性的考察会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反腐文学书写在不同时段交织呈现出了不同的精神内涵与价值特点。人民性原则、知识分子立场、效益本位意识、文化批判视角等观念尺度和价值意识尤为突出。

一、人民性的立场与原则

人民性原则就是把人民的称心如意作为基本准则，强调人民群众的价值本位和利益优先，将中国革命历史传统中的理想主义、实践经验和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视为维系党和人民血脉关系的根本力量。这类反腐文学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信仰，以及改革开放后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弘扬的社会主旋律和社会使命感视为肃清吏治和重塑官场风气的精神能量。

文革后兴起的“反思文学”正集中体现了这一原则。“反思文学”的反思既是政治反思，又是群众路线反思。政治路线的错误以干群关系的错位为表征，政治路线的矫正以群众路线的回归为标志。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就是根据文革期间发生在黑龙江省的特大贪污案的主犯王守信的犯罪事实写成的。作品以黑龙江宾县“农民吃着从柞树叶、苞米叶和苞米棒子的碎渣里筛出的淀粉，县委书记的孩子却在大街上拿白面肉包子打狗玩”开篇，呈现了这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县城中的官民关系与官民秩序。作品中，造反派出身的王守信造成的非常态的干群关系与政治生态，与“文革”一同被捆绑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被视为历史的恶果与历史灾难的副产品。“文革”的结束，也宣告了这些靠文革不正常政治气候和卑劣手段攀爬上来的贪污犯的末日的来临。当文革被视为无所不包的灾难之源后，历史的解放和旧体制的瓦解自然也就昭示着道德的重建和政治创伤的痊愈。

八十年代反腐文学的人民性诉求不仅体现在对历史的清算上，还表现在对官民关系失衡与道德回归的书写上。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小说。作品虽然是以对越反击战为主要内容，但也有明显的反特权和反腐败意味。作品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劳苦大众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一贯作风以及改造特权官员及其子弟身上的不良习气，重铸人生境界的全过程。赵蒙生这个在部队升迁和调动一路畅通无阻且未婚妻也越格享受种种特权的高干子弟，最后被农民出身的战友韩三喜和靳开来的利他主义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家庭成员的艰苦朴素和一心为人的品格所打动，实现了道德人格的重塑。战争结束后，赵蒙生的母亲对革命历史年代生活和战斗的追忆、在烈士陵园前哭诉，代表了建国后脱离群众路线的权贵阶层对人民和烈士的愧疚忏悔和洗心革面。小说中，赵蒙生和韩三喜曾一同被韩大妈用奶水哺育隐喻了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是用人民的乳汁养大的鱼水关系和军民之情。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的反腐叙事中，人民性的情感价值还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标准与准则，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的话；到了九十年代，在大面积塌陷式腐败面前，人民性的情感价值则无法在感染人和教育人的层面上发挥主导作用，这时人民性的革命力量突显出来，与腐败针锋相对，甚至在个别作家笔下成为寡不敌众的清官逆转局势的唯一依靠。张平的《国家干部》中，一心为民的青年干部夏中民在全面腐败的嶝江市陷入了孤立和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中。夏中民触动了以汪思继为首的盘根错节的贪腐集团，他们不仅动用团伙力量和组织手段打击夏中民，而且还企图通过误导舆论、制造陷阱，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挤走和打倒夏中民。这股力量掀起了强大的政治风暴，即便是上级领导认可和支持夏中民，也无法扭转各种力量造成的颓势。最终，困局的破解是依赖于夏中民在工作中埋下的好人缘而引发的几万名群众上街声援。作品不再强调底层大众身上的优良素质，而是强调人民作为政治力量的巨大颠覆力和创造力。诠释着谁获得了人民的支持，谁就是胜者的政治理念。

新时期以来，以知识分子精神立场批判官场的反腐小说，首推王跃文的《国画》。这部产生于九十年代的小说受“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文学商业化”的共同影响。一方面，通过处级干部朱怀镜的视角展现了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浸泡下的基层政坛的真相；另一方面，借助知识分子充满困惑的审视批判了价值错位和乱象横生的官场。一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污浊现实”，另一方面是“理想化的精神生活”。作品对官场的批判是以纯洁高远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为尺度的。天真忧郁的李明溪和与官场势若水火的曾俚充当了批判者的角色。李明溪和曾俚这两个越轨的罗宾汉，在腐烂的官场表现出来的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都是知识分子精神自我、人格自我、思想自我在作品中的彰显。作品同样也没有回避他们在整个叙事中无法抹去的怨天尤人和自我陶醉的倾向，以及小说主人公朱怀镜这样谙熟官场逻辑和沉醉其中的官僚的工作方式和情感逻辑的某种正当性，进而显示出知识分子秉持的人文主义在九十年代商品经济话语中的困惑乏力和不合时宜。

2017年最热门的反腐小说无疑是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与同时期、同主题的小说相比，这部作品明显强化了革命历史传统与当下反腐倡廉间的历史联系与因果关系。小说强调人民就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作品一开始，大风厂就置于反腐风暴的中心，盲目捍卫自己权利的工人群众眼看就要在黑心的厂长、狡猾的腐败分子，以及不明真相、追求政绩的官员的共谋中落入颓势，走向失败。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曾经是老革命的陈岩石挺身而出，成为即将要沦为被害者和劣势者的工人群众的守护神。陈岩石一面用自己的革命经历与人格光彩教育着腐败浪潮裹挟下的干部，一面身体力行地帮助利益受到损害的广大工人群众重建生活。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倡廉和各级干部自我道德修养的活教材，是在新的历史时代下对党的事业忠诚不二的老党员。一切从群众出发和一切为了群众是其人格的最高价值。在此，人民性原则不仅是一种指导理念，还是一种精神信念；更是一种内化的行动力，是新时代官员抗击腐败现实的不二法宝与现实指南。

二、效益本位与权宜意识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职称、学历、护龄、编制、医院种类、科室、收入、职务、翻班与否和日工作时间等。

传统文化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建构的基础工程。文化的认同、民族精神的凝聚，必须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评价，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6]对传统文化的地位，习近平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7]离开中国传统的教育是“无根的教育”，传统文化对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仅经济生活无法与腐败绝缘，在以经济发展速度为政绩指标和恶性竞争常态化的基层官场，同样无法实现与堕落腐败的切割。在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中，乡长陈凤珍就不得不在强大的秩序和现实面前妥协。作品中，福镇乡镇企业家潘老五五毒俱全，私生活紊乱，狭隘自私，涉嫌违法。他对福镇经济的垄断控制和政治影响力，给陈凤珍带来了巨大压力，一度信心动摇，抓狂退却。但为了政治权力和个人前途，最终还是认同了游戏规则，与之形成了既对立又同谋的复杂政商关系，这可以说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审时度势的权宜。作品真实地诠释了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与经济关系中，官员面对极其复杂艰难局面的困顿和迷失。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同样是一部讲述做官不易、清白更难的官场文学。乡镇党委书记孔太平可谓一介好官，作风正派，一心要把乡里民营养殖场的典型做实、做强，这是出于乡镇书记的本分，也是为日后的升迁铺路。后者固然是一己私利，但也是为官者的人之常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世俗愿望的坚持和实现都是非常困难的。养殖场的投资者红塔山同样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乡镇企业家，孔太平心理极度厌弃此人的人格与做派，但为了保住政绩，只能迁就忍让，放弃底线。他不仅暗箱操控去司法部门为宝塔山捞违法的客户，而且即使是表妹被红塔山强暴亦为了维持关系而选择不报警。这不是源自人格的懦弱和人性的自私，而是背负着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政治前途的沉重十字架的官员在官场的隐忍与屈从。孔太平可能不失为一个“好官”，但已不再纯粹，他与他所处的官场和环境显然是共生关系。

应该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表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官场状况。无论有无现实范本，这些作品中诸如政治文化对官员的压迫和异化，让人不寒而栗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倾轧阴谋，以及公共正义的残缺、似是而非的现实都不再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它们都在司空见惯中被自然化和正当化了。恶劣的官场生态大大增加了官员道德自律与政治理性坚守的难度，身涉其中的官员困窘无奈，挣扎无措，在充满猜忌和敌意的工作关系中产生了与之同构的心理品质和社会属性。虽然这些官员都有严格的自我约束，并没有放任自流，但当整个规则和个人都将追逐利益视为最高伦理，正邪分明和抵制歪风邪气无法成为公众经验和群体意识、或是修复残缺现实的主要能量时，官员的价值、地位和品质就不再由自身能力和道德良心决定，而是由现实效绩、利益多寡、权力分享来决定。官员们无法再为自身与政治的纯洁性做出承诺，不再是信善灭恶的建设者，而是左冲右撞的疲于应付的外强中干的弱者。

三、知识分子形象与尺度

知识分子立场的反腐文学是指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和视角维度，浸透了知识分子的官场感受和价值判断的创作。这类小说或表现知识分子的为官处境和宦海沉浮；或表现作为社会良心和道德化身的知识分子身处污浊官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操守；或表现不与之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在官场受到漠视和排挤后的压抑与苦闷。反腐文学这一维度的存在主要源于创作主体的精神结构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流中地位升迁变化的精神感受。

效益本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进入九十年代，追求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背景下，腐败无法避免，也不能根治，甚至为了效率优先和利益最大化，反腐可以是次优的选择。这种实用主义认识论和发展优先论意识浓重的官场文学的系列代表作，就是九十年代兴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类创作虽然延续了八十年代“新写实”文学直面人生的写作立场，但却摆脱了小人物的委琐和日常生活的琐屑，以真实、切近、鲜活的姿态表现典型人物，切入典型现实，“特别是它所揭示的那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能不说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焦点的敏锐触及”。① 张福贵等著：《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35页。系列小说呈现的政商领域的现实困境既是真实的社会现场，也是商品经济下新政治伦理诉求的彰显。

《全芳备祖》所辑陈景沂词共三首，《全宋词》俱收，见第4册第3022页。其中卷一梅花门《壶中天》全然无差，而另两首，《全宋词》与宋刻本文字稍异。

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存和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在这个前提下，降低公平正义有时是受制于客观环境的无奈选择，这是谈歌的《大厂》传递出的信息。作品中，看似风光无限和事业有成的大型国企领导吕建国却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处境。其下的工人因效益和待遇不好怨声载道，其上的领导遇到问题就推诿逃避；大多数班子成员因与他有竞争关系而不睦，工作无法真正推进。即使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很多现实问题的解决还是遥遥无期。吕建国在各种势力造成的困局和令人窒息的人际关系中无法动弹。无论是他个人秉持的价值观，还是整个作品的价值维度，都显示出道德意识的虚化，实用意识的强化。

虽然大多官场文学都将知识分子作为积极的主人公来塑造，但也有个别作品会关照知识分子从政的劣势与不足。陆天明的《苍天在上》是一部以政商勾结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为线索的作品，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黄江北和葛会元。他们一个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和学生会副主席，一个是留洋归国的著名机械专家。虽然二人都知识渊博，勇敢正直，心怀天下，并被委以重任，但却都不善为官，工作不断走向被动。万方汽车工业总公司国有资产的流失与建设的失败，与总经理葛会元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与威逼下丧失原则和不断妥协退让有着直接关系。葛会元为企业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倾注了所有的生命和心血，但是因为他性格游移软弱，事业差强人意，非但家人受到了伤害，还承担了本不该由他来承担的责任与批评。由此可见，葛会元不是作为楷模的力量和精英身份出现在文本中的，他只不过是一个羸弱的知识分子和缺乏英雄气概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在官场的困顿乏力与先天不足似乎诠释了他们不过是“精神上的强者，行动上的矮子”。“苍天在上”自然是问心无愧之义，但让苍天证己恰恰也是因为在人间社会的混沌暧昧中无法自证清白和清明。

文化心理的关照与批判意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消极结构的批判逻辑中审视中国当代的腐败问题，创作主体经常怀着沉郁的眼光对政坛作深远的关照，认为中国当代官场的病源存在于悠远的历史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是滋养腐败的温床，是中国官场的先天不足。这类作品多从中国文化滞后的历史惰性和封建文化的顽固残留角度，展开对土皇帝、家天下和权术文化的批判，展现反腐败斗争的任重道远，有着对历史文化的深层洞悉力。

在一个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社会环境中，政治资源的占有率不仅决定了个人的人生成就，也决定了个人享有社会权利的多寡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这种获取和实现不仅维系着人的生活价值，而且还维系着人的心灵价值。当官场的风气与风向变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品格和人格价值的异己存在时，是进行孤立忧郁的不妥协的抗争，还是调整价值观念适应规则成为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艰难选择。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为社会主流文化阶层的文化属性和本质特征。阎真的《沧浪之水》就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文化溃败时代的生存困境和生活艰辛，以及在一个知识不断贬值的环境中向世俗认同的思想转换的合法性。池大为这个寂寂无名的知识分子在经历多次生存困境后大彻大悟，变身为左右逢源的正厅级官员。这不是来自于红尘诱惑与世俗堕落，而是生存的需要和尊严的诉求。在他的生活秩序中，只有升官才能维系家庭生存发展的全部需要和个体的幸福感。池大为是个类似于鲁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的形象。他们都固守着知识分子不可染指的尊严，不同的是吕纬甫把自己与现实置于对立的紧张关系中，他始终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存在着思想上的眷恋和精神上的痛苦，将违背自我伦理视为臣服言媚和绝对失去，在世俗获得成功的同时，精神走向了死亡。池大为并没有把唯物是趋的现实当作省查对象，而是将之视为需要磨合的存在，通过师法现实调整化解与现实的紧张对立。池大为固然对他的华丽转身有一丝负罪感，但作者显然给予这种蜕变以最大程度的理解。虽然，池大为在与官场的适应过程中一直没有放弃对自身的严肃反思，但作品始终没有抹去他转变前是一个时代掉队者的叙事意味。他最终向官场低头的价值选择，是一种新的文化伦理与文化认同，也标示着知识分子阶层社会批判意识和精英意识的弱化。

四、文化心理的关照与批判

高铁机车的电机，在300公里速度，风沙冲击损伤电机转子界面，造成绝缘下降，每3个月换一次电机。使用了硅谷公司有机硅抗冲击绝缘涂料，3年都不用换电机。

中英杰的《灰色王国的黎明》是新时期“问题话剧”的代表作。“问题话剧”产生于“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中，多反思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历史后果，这部作品的主题虽指向文革遗风，但是以顾世全为中心，以顾家为核心的裙带关系形成的“主任是姐夫，书记是老乡”的顾家大院的“家天下”显然并非文革所独有。作者将控制工厂的顾氏家族命名为“社会主义封建残余”，受他们打击报复的正直工人周慧珍被描述为“看上去不象一个会开现代化机器的青年女工，倒有几分象是黄世仁家里的使唤丫头”。在这个大型国有企业中，不仅人事任用与职称评定不以业务能力与个人贡献为准则，而且任人唯亲。蔡金祥这个“皇亲国戚”，这个不懂技术的技术组长给企业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灰色王国的黎明》重要的不是揭露了灰色王国的种种怪相和覆灭的过程，而是深刻地分析了企业中“封建把头家长制”和“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形成和赖以维系的土壤——“两千年前的封建主义幽灵，竟然在有三十年历史的人民共和国里如此横行”！

《新星》是八十年代官场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部以弘扬政治改革主旋律和知识分子理想主义姿态现身文坛的作品，对有悖于现代政治价值观念与政治管理策略的“权术文化”给予了重点关照。这种文化根植于中国漫长的人治传统，以等级意识与人情世故为主要内容，以精明、算计、市侩、虚伪为特征。作品中，李向南和顾荣在改革道路上是分道扬镳和针锋相对的，但在将权术作为从政指南的选择上却是一致的。《新星》对顾荣集团施展的政治权术更多在消极层面上来表现。顾荣对李向南的敌意，在现实维度上是个人利益与政治资源的争夺，但是根本动力却是“家长的权威地位和心理满足”。顾荣善于运用公共话语来谋取私利，这种遵循固定程式的看似四平八稳、陈词滥调和东拉西扯的实用性语言，却深意存焉，其本质不过是精心策划的、表演性的语言游戏，而非来自于真正的实践性信念。正如作品所言，“冠冕堂皇的言语比露骨的言语更含蓄，因而也更可怕”。顾荣集团还善于以政治资历和自然年龄对年轻官员施以“压力与约束”；制造和散布政敌不久即离任的谣言削弱其影响力；以威逼利诱的方式协制人和收买人心……诸如此类的思维内容和行为方式折射着专制主义文化中的霸道、仁道、虚伪、制衡等文化心理和相应的治人手腕。而同样，在古陵毫无政治根基的李向南施展的政治手腕和权术手段丝毫不逊色于政敌，在短时间内，就在与顾荣政治集团的政治冲突中取得优势。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不乏乡土秩序中的专制土皇帝形象，但将这一人物形象演绎到至臻境界的无疑是李佩甫《羊的门》中的胡天成。这个出身民间的年迈老支书，在离开支书岗位数年后，不仅仍牢牢控制着乡村的政治和经济，而且能够在中原地区的政商两届呼风唤雨。毫无疑问，胡天成企及的人生境界是有很强的传奇色彩的，但是胡天成的人生理想和思想经验却有着民族文化心理的某种普遍性。胡天成沉眠蛰伏的权力欲望是在他第一次游览故宫被皇权震撼的那一刻被激活的；胡天成对村民的统治是从他洞悉了“面子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和震慑力的那一刻开始的。他装神弄鬼的惩治偷粮食的孙布袋，敲打着无序生活中唯恐失去面子的乡民。此后，胡天成的专制和霸道走向巅峰。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胡天成这个有着专制主义综合症的农业时代枯槁的乡村老者，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中还能保持着陈旧腐朽的生活氛围，足不出户便能在政商两界手眼通天，这本身就有着文化上的象征意味。

结 语

中国当代反腐文学书写所呈现出的这四个价值维度，是由中国当代主旋律文化的核心价值、创作主体的价值结构与精神立场、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批判意识等决定的。新时期以来的反腐文学叙事中，这四个坐标不是单一而是重叠的，在交汇演化和交织渗透中刻印着社会观念的烙印和文化脉搏的回声，它们成为反腐文学写作的传统背景和多样剖析面，也成为梳理和理解中国当代反腐叙事的典型样本。

升级完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提升一期建设成果，深入推进电子校务建设，并为公共管理服务平台和公共教学资源平台提供框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