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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烟尘的还乡之旅——评格非新作《望春风》

更新时间:2016-07-05

成熟的作家总是不满足已有的创作成就,而要不断寻求创新,力图突破。但既有的创作定式就像魔咒一般束缚着任何想要创新的人,因此文学史上多有走不出自己创作格局的作家。这对于一个作品丰厚的作家而言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格非通过江南三部曲完成了由先锋向传统的转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完善新的写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审视,《望春风》就是尝试再一次出发。

《望春风》给人的阅读感受是既轻松又沉重,轻松的是其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沉重的是其所承载的历史和个体命运。这源自格非对小说文体和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即超越先锋小说的文体探索而对小说叙事技法的驾轻就熟和规避宏大叙事或史诗笔法后的举重若轻。在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将视野聚焦于上世纪五十年时间跨度内的乡村,力图进一步反思乡土文化,挖掘历史中的个体命运,由此开启了一次艰难的还乡之旅。

一、时代演进中的个体命运

格非在谈及《人面桃花》的写作时曾说:“我访谈中说的表达这段历史是去表达我个人想象中的历史,尤其是想象中的这段历史中的个人,我有一个很虚幻的背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然后我会特别地关心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历史与个体的关系是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当作家关注“特殊的历史时代”时。李锐、大江健三郎等中外小说家对此都作了富于启示的探索。《望春风》采用的是非线性叙事,以人物群像结构全局,通过人物之间的互文交织构建故事脉络。这看似松散随意,实则有利于凸显作者一直以来所看重的历史中的个体命运。在小说的叙事时间内,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文革”结束后社会转型剧烈,但作者有意回避对这些政治事件的直接描写,而是着力表现不同时代境遇中儒里赵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吃穿住喝这些日常生活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现实的个体”才是历史中鲜活的存在,而且因为它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而“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样看来,突显个体就成为一种坚实的历史叙述方式。透过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呈现的不同人物命运,读者自然可以体会到其背后的时代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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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革对个体命运的改变力量是强大的,有人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有人则堕入深渊。赵德正因为偶然的机会从旧社会的轿夫成为新社会的农会主任,这固然得益于他是村里最穷的人,照严政委的说法就是“谁最穷,谁就来当这个家,做这个主”,但如果不是其他村民的退缩,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其他人之所以会退缩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历史境遇的转变,只想充当旁观者,而这正是个体无法摆脱历史发展惯性裹挟的表现。赵德正也是其中一员,只是因为被指派并无法拒绝而意外地获得了改变身份地位的机会。由此又可见出时代变迁拥有改变个体命运的强大力量,即使被改变者尚未觉醒。同样,“我”(赵伯渝)母亲成为乡妇女主任以至后来的命运转变也只是因为在村民大会上发了言。但在时代风云变幻中,赵德正最终失去了当家人的地位,回到了生活的原点,而“我”母亲也在愧疚中寂寞地死去。此外,曾经风光无限的高定邦在社会转型后归为一介平民,靠给人做饭艰难度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赵礼平的发迹,他靠着自身的精明和投机钻营,从被人鄙夷的猪倌成为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他正如“我”父亲预料的那样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尽管他的事业背后是权钱交易,是对公众利益的损害。他的经历与余华笔下的李光头有几分相似,都是新时代的弄潮儿,都折射出转型社会光怪陆离的色彩。尽管格非对这一人物的塑造隐含贬抑,但也透露出些许无奈,因为现实情形正像赵同彬所感慨的“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

鉴于作者以人物群像结构小说,我们也不妨循此线索粗略考察一下小说所呈现的深邃幽微的人性。村民们有淳朴善良的一面,但也有狭隘自私的一面,会急人危难,也会落井下石。格非关注更多的还是村民们的人性缺失。对于失去父母庇佑的“我”来说,叔叔婶子本应是至亲之人,但“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不是温情,而是伤害。正是在婶子家讨饭不得的经历使我对“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有了深切体会。不仅如此,父亲死后,婶子还一度想占有“我”家的房子。后来还假意让“我”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而“转让房产的那八百元钱,也终于没有寄来。”最让人痛心的是婶子竟然将“我”母亲寄来的东西都扣留下,以至“我”不仅无法得知母亲的音讯,而且感受不到母亲的温暖。虽然婶子在去世前觉悟了,但这并不能弥补她给“我”造成的伤害。难道真的是理查德·道金斯所谓“自私的基因”作怪?细究起来,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人性本是复杂的,并非自私可以赅括,否则如何理解儒里赵村民的集体赴义呢?只是集体赴义似乎要终结了。外因是农民市民化严重削弱了农村集体行为的群众基础,内因是行义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失去积极性。梅芳没有受邀参加龙英的家宴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格非特意点明“这是梅芳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出头露面,也是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集体不再,个体凸显,福兮祸兮?表面看个体似乎获得了更多自由,就如王曼卿可以一心发财致富,不必在意村民的议论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血脉亲情的疏离,个体成了“海上的孤立小岛”,“奔自己的死亡”。贾平凹在《秦腔》里为传统乡村的失落谱写了一曲挽歌。近年,守望乡土成为被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有不少文学作品予以关注。但传统乡土的失落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问题,而是在近代以来就已经出现,只是随着最近几十年的社会转型日益凸显。乡土失落不仅是传统乡村的物质性消亡,更是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消弭和集体关系纽带的松弛。正因此,当代作家才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下书写怀乡情愫和返乡诉求。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赵德正幼年曾受到赵孟舒的帮助,因而不仅给赵孟舒抬轿不收钱,而且当赵孟舒被批斗时尽力给予帮助。表面看来这是出于私心,但人性的丰富恰由此得以体现,特殊年代百姓的真实情感世界也因此得以呈现。在村民为保护德正免受冤屈而群起反抗和为龙英死去的孙子讨还公道而集体抗争时,我们更可见出人世温情的力量。更生老婆、王曼卿对“我”的同情在抚慰幼小心灵的同时,极大地淡化了婶子、唐文宽等人给“我”造成的伤害。一个馒头、一碗红枣汤带给孤独少年的温暖是难以估量的,而这也成为“我”难以抹去的故乡记忆的一部分。老福奶奶是这种温情的代表,所以在她安详地辞世后,我忍不住“为亲爱的老福奶奶放声一哭”。不过,格非的温情叙述在整部小说中所占比重并不大,更多的则是悲情叙述,后者呈现的是个体生存的艰难和悲苦。“我”母亲、梅芳、朱虎平等都饱尝了生活的艰辛,虽然他们有过短暂的幸福生活,但都晚景凄凉,令人扼腕。梅芳黯然度过后半生,在回首往昔时说:“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时代的光辉”没有给她带来切实的幸福感,个体与时代关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银娣对梅芳说“你的好日子已经到头啦”,固然是因为看到了时代变迁对个体生存的影响,但事实上梅芳并没有过她所说的好日子。我们藉此可以看到个体与时代关系的疏离,个体并非总是被时代裹挟前行,而是有时会从时代前行的轨迹中逸出。“我”婶子对一九七六年重大历史事件的漠视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她完全不在意时代巨变,“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全是她儿子的事。”

注释:

从内容和运行逻辑来看,法律与科技均注重规则性。首先,法律注重规则性。法律的规则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法律的主要内容由规则构成。第二,法律的运行或功能的发挥主要依靠规则。规则为人们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向,法律的运行实际上就是规则的运行。人们遵守法律,主要是遵守法律制定的规则。

二、复杂的人性与真实的乡土

格非看到“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故乡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随之失去的还有我们与乡土、与大地的血肉联系。人本生于天地之间,当立足之地被抽空,我们将无处栖身。这立足之地不仅是坚实的土地,也是精神的家园。这土地,这家园,有无用之用,关乎本真存在。但格非发现我们正与它渐行渐远,他揭示出这种断裂:“我终于意识到,被突然切断的,其实并不是返乡之路,而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好像在你身体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有一团一直亮着的暗光悄然熄灭了。”故乡难以回归正是因为幻觉不再和记忆黯淡,而随之失去的就是诗意栖息之地。面对荒芜的家园,似乎可以做的只有缅怀更久远的过去了,因为在时间之流中失去的也只有到时间之流中找寻。所以身处便通庵中的“我”想到:“此刻飘落在荒寺里的雪,也曾落在故乡黄金般的岁月里,落在永嘉时浩浩荡荡的扬子江上,落在由山东琅琊来到江南腹地寻找栖息地的那批先民们的身上。”这“黄金般的岁月”里蕴含着古往今来的灿烂文化,像扬子江一样绵延至今。格非发思古之幽情,感世事之变迁,不可遏抑地将满腔愁绪直接表露出来。在这些一再出现的抒情文字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知一个当代作家的文化忧患意识和道义担当情怀。他想守护这片家园,因此安排“我”在几经辗转后最终回归乡土,尽管这种回归无法真正完成。便通庵作为“我”的归宿地颇有意味,因为这是儒里赵村唯一的文化遗存,“我”回归此处正显示出作者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依恋。尤有意味的是“我”和春琴在便通庵近乎原始的生活状态,因为这才是最贴近乡土和生命本身的。乡土文化虽然无法抗拒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但它不应仅是供后人缅怀的过往,而应融入后人的血液,成为无法抹去的文化基因。这样看来,“我”和春琴回归生命原初之地就不是迫不得已的退守,而是被作者赋予了文化寻根的意蕴。由此当我们深味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在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最初的出发之地。或者说,纷乱的时间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回拨,我得以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我”还有便通庵可以栖身,但更多的还乡者或许将无处栖身了,他们只能在想象中回归梦里家园。所幸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是敞开的,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逝去的并未逝去,它就在现在和未来中。虽然“我”举目四望“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但还可以想象家园重建,“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不过,如何还乡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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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难以回归的精神故乡

还乡是现代乡土文学的主题之一,在当代文学中仍有延续。不同之处在于现代文学中的还乡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内涵,鲁迅的小说自不必言,即使是沈从文也不只是在《边城》中描绘湘西的田园之美和人情之淳,也在《还乡》中对故乡的愚昧落后作了批判。当代文学的还乡主题首先是在寻根文学中集中体现,近年来则更多是通过批判城市化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冲击来呈现的,因而我们看到近年文学创作中对乡土文化失落的叹惋已形成一种明显取向。贾平凹的《秦腔》是此类小说的代表,孙惠芬的《后上塘书》、王十月的《寻根团》等都从不同角度书写了还乡的期许与无奈。格非写作《望春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当在此一文学创作背景下予以观照,其发人深省之处在于无乡可还的痛彻心扉。“归去来兮,家园荒芜胡不归?”但家园荒芜何处归?“我”就堕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正如鲁迅在《祝福》中所言“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我”失去的不仅是现实的家园,也包括精神的家园。所以格非说:“《望春风》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描写乡村生活。乡村已边缘到连根端掉,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的家乡仅存在于我记忆之中。”

故乡承载的不仅是难忘的记忆,还有丰厚的文化滋养,而随着故乡的沦亡,它所承载的乡土文化也将湮没无闻。格非的文化忧思借春琴之口表达出来:“也许没人知道,这里原先有过一座千年的村庄,村子里活过许许多多的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但故乡的失落是无可挽回的,格非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开启了还乡之旅。他用忧伤的笔触深情地描绘了还乡所见:“你甚至都不能称它为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正是城市化进程中乡土加速荒芜的真实写照,正所谓“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无怪乎作者发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感慨。更可悲的是,“我”及其同辈人还有追寻乡土的渴望,后辈们或许连这渴望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已经全然失去了对乡土的童年记忆,再也没有家园归属感。所幸还有文学可以记录下这段历史,可以用文学的方式抵抗遗忘。对此,作者也有明确的揭示:“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个故事,就像春琴所说的,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得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如此而已。”不过,不能局限于此,因为需要留住的不仅是故乡风物,还有更重要的乡土文化。感时伤怀可以作为创作的诱发,但文化忧患和道义担当才是作家更应该自觉持守的。这既需要悲天悯人的情怀,也需要乐观豁达的心胸。于此,格非似乎显得有些悲观。乡土家园的失落固然是难以扭转的趋势,但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进而思考拯救之道更是先觉者有所为的姿态和方向。

儒里赵村作为乡土中国的象征让人难以割舍,但并非世外桃源。格非在对它寄予深切依恋的同时也将其缺憾袒露无遗,其中最触动心灵的就是对村民们复杂人性的揭示和反思,而这也是呈现真实乡土所必须的。真实只能直面,无法回避。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

将《望春风》置于当代乡土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可以看到其既有突破,也有不足。突破在于呈现出近几十年乡土文化的变迁景观,细致入微地梳理出变迁的内外纹理,不足在于耽于缅怀乡土文化而没有振拔而出,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反思乡土文化的未来走向。毕竟,乡土文化尚未消亡,它仍然是鲜活的,是有生命力的,不是只可作为客观对象加以审视的曾在,而是变动不羁的现在和无限可能的将在。这里,我们不妨说开去。现实的情形是乡土有失落,也有更新,更有重建的可能。我们当然不能强求文学承担自身之外的重荷,但更全面地了解现实和深入生活还是必需的。文学界一直有边缘写作与主流写作或体制内写作和体制内写作的划分,但这种划分是无谓的,因为审视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可以不同,但文学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是相同的。当代文学既需要直面苦与痛的勇气,也需要张扬喜与乐的信心。柳青的《创业史》以饱满的热情记录了时代变革的成就,关仁山的新作《金谷银山》同样极富深情地呈现出新时代乡村走向美好的曲折进程。当代中国需要有温度的文学,需要作家们以赤子之心书写中国故事。大时代呼唤大作品,而这“大”不仅是格局大,也是胸怀大,气度大,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兼容。陈忠实之所以能写出《白鹿原》这样的大书正是得益于其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史诗情结。他对当代文学创作寄予厚望,他说“对于创作而言,我觉得这是产生大作品乃至史诗的时代。我相信会有人在未来的年月里创造出来。”时下有些作家和批评家对史诗化写作颇多非议,实则不足取。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同样有史诗化写作的诉求,而且呈现出与以往同类型创作不同的创作理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在这条广阔的写作道路上会不断涌现优秀作品。

历史真相往往是一些小说家进行历史叙述时关注的重点,虽然新历史主义文学对此冲击巨大,但仍有不少小说家热衷于此。格非显然意识到挖掘历史真相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所以用日常叙事消解宏大叙事。但历史中的个体生活也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清晰确定的,因此格非间或通过不同个体的叙述差异来表现日常生活的罗生门。比如老福奶奶、“我”婶子和赵同彬对“我”母亲经历的讲述就不尽相同,真相因此被这些讲述遮蔽而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当然,格非对历史中个体命运的关注点并非只在所谓真相,而是普通人普通事,是不同时代境遇中坚实的生存。为此,他仅通过有限的时间点和富于时代感的语录标示时代进程,以免大时代干扰小叙事。格非的叙事选择是有意味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记录时代,而且可以抵达存在。毕竟,“真正的艺术品、真正的哲学有时代的号召、时代的感觉、时代的使命,也就是没有遗忘存在,没有忘记过去和未来。”村民及其生活并非寻常,就如海德格尔在一双农鞋中谛听到大地无声的召唤,我们也可从村民的生活感悟存在的意义。小说记录的是曾在,但指涉的是现在和将在,其价值于此显现。

与知识分子的怀乡和返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农民不减的进城热情,他们固然是受到了城市化进程的裹挟,但也有对贫困落后乡村的厌倦。现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的乡土书写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乡村,遮蔽了乡村的精神病灶。近年的一些小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论者就指出“面对这样的状况,叙事者对乡土采取的立场究竟是皈依、逃遁还是批判,是写出乡村的大变动还是写出乡村的想象世界,这都是当下乡土小说走出困境所必须反思的问题。”鲁迅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停留在书写田园牧歌的层面,而是揭橥病灶,批判蒙昧。格非冷静自然的叙述也触及到这一层面。村民们被迫搬离家园,但并不记恨赵礼平,而是“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高定邦的头上”。赵礼平反而成了村民们称赏的成功人士:“当赵礼平的形象出现在当地的电视新闻中,他们仍然念念不忘,用‘一个劁猪郎如何变成亿万富豪’的励志故事,来教育他们浑浑噩噩的子女。”这不是势利或短视的问题,而是国民劣根性作祟。格非虽然没有把批判国民劣根性作为小说的思想旨归,但间或触及仍颇有力度。这也可从村民们对待更生的态度见出。更生像小说中的其他一些人物一样没有被充分塑造,但他的死令人唏嘘。只是由于跟同性恋唐文宽接触多些,在唐文宽死后,更生“就成了肮脏、变态和猥琐的象征,受尽了村人的冷遇和家人的白眼”,甚至没有一个亲戚为他送葬。村民们的冷漠和无知让人惊诧,良善人性再一次被湮没。由此可以想见格非对乡土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而这也是现代文学反思乡土的延续。这也促使我们反思理想的乡土究竟是怎样的以及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应该怎样追怀乡土。乡土中国的复杂性让人爱恨交织,它呼唤理性的审视和深入的剖示,耽于想象中的美好是不可取的,不负责任的逃离更是需要批判的。事实上,当代文学中不乏严肃的乡土书写者,比如乔典运,他的《笑语满场》《满票》《希罕报恩》等短篇小说对乡土人性弊病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其乡土小说所挖掘的“小井”的思想深度少有人及。在这方面,《望春风》仍存在欠缺,个中缘由不是时间跨度大所造成的难于把握,而是沉潜于乡土的定力和韧性的不足以及知识分子身份写作的视野局限。

①苏娉:《小说形式、历史和作家责任——格非访谈录》,《金田》2013年第8期。

但格非并未陷入历史宿命论或命运偶然论,而是清醒地看到强大历史语境下个体的生存选择和人情冷暖。赵锡光本来会被定为地主,但他看到时局变化利害攸关,适时将家产卖给赵孟舒,所以在土改时只被定成了中农。他和赵孟舒的命运走向因而有了天壤之别。这跟余华《活着》里富贵的命运有些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富贵是把家产输给了龙二,而赵锡光则是主动规避了风险。这也造就了《望春风》与《活着》浓重的宿命论不同的思想底色,显示出格非对历史与个体关系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此相应,在特殊政治语境下生命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是单一呆板的,而是充满人情味的。“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是与他人共在。”此在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世界中,这是此在存在的规定。如果不去计较海德格尔这话背后的现象学意义,那么可以用这话来解释不同个体之间的生存关联,而这正是格非试图呈现的乡土生存图景。

“伊一”的生活和爱情,可用如下词语概括和表达:现代的、深夜的、一己的、资讯的、精神的、网络的、天国的、虚拟的;而“江山娇”的家庭生活,则是与上组词语大相径庭的表达:传统的、白天的、家庭的、乡村的、肉体的、现实的、世俗的、日常的。

③④⑥⑦⑧⑩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第131页,第325页,第194页,第186页,第74页,第268页,第291页,第279页,第319页,第367页,第327页,第381页,第330页,第331页,第380页,第366页,第393页。

⑤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4页。

有这样一种说法:师生关系上,差的学生常常喜欢画得像老师,最好是一模一样,认为这样才能让人认出自己是谁的学生,可以借师名而扬己名。而强的学生,常常有意拉开与老师的距离,在题材、造型、笔墨、技法上,执意不像老师,不让人想起谁是自己的老师,这样的学生才有出息。

⑨叶秀山:《哲学要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97页。

⑬李永中:《都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

⑯舒晋瑜:《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

王海涛
《百家评论》 2018年第1期
《百家评论》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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