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作家叶梅来自湖北恩施，出身底层并专注于对底层的书写，关注底层民众的“渴望与追求，欢乐与疼痛，成功与失败，思念与留守”①，对他们的生存苦难和精神受难进行了充满深情的表现。生活场景、命运遭际……叶梅文本中的底层与苦难不是抽象的描摹也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笔触伸进底层现场的发掘与呈现，是文本走进生活日常的反映与投射，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与普世价值。

叶梅小说虽然叙写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却不是一味地展示生存苦难与命运困境，而是深情书写民众在面对生活磨难和命运打击时表现出的坚忍顽强以及他们在人生灰暗情境中生存方式和深层人性的变化，特别是其中闪烁的人性光辉，以此达到了对生存困境的超越。我相信这世界不会有人能凭借着彻底地否定或无情地批判到达不朽。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曾说：“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事情莫过于恐惧，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②，叶梅小说不论现实关怀还是情感向度，都表现出对善良而微小的底层民众的真诚关注与怜悯。叶梅书写的是温暖善良的人心，是人性中最具光彩的存在。对于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和悲剧命运，有宏观的表达也有细致的挖掘，有着意凸显高贵的人性立场也有重新发现闪烁的人性光辉，并以温情的目光注视乡野大地苦难悲喜的日常，和以母性的情怀烛照底层民众沉重庸常的人生。

一、底层叙述的温情抚慰

叶梅笔下的底层，绝非抽象的客体和想象的表述，而是源于作家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在具体文本叙述中，叶梅虽通过不妥协的困境和不调和的遭遇来再现底层民众的命运乖蹇与生存困斗，但却不同于后革命语境的严厉批判和新左翼思潮的苦难渲染；而是从人性与情感出发，回避对社会不公的指涉，剔除逼仄与晦暗的审美趣味，叶梅的潜在话语更多是温情的、朴素的，她始终将文本空间搭建在恩施民间，以温婉、氤氲的笔触来书写窘促而无奈的现实与卑微而鲜活的生命，讲述着生活的忧喜与悲欢以及个体的叛逆与抗争：桡夫子、打工妹、哑巴女、农民工、临时工、农妇、民办老师、小姨太、老红军……他们与我们近相咫尺又远隔天涯，“比如农民，我们吃着他们种出的粮食，可以想象这些发亮的米一颗颗从他们手上滑过的情景，但我们不知道过去用翻斗打粮用石缸装水用背篓运输的他们现在又是如何？他们还有没有合作医疗？孩子能上到几年级？一亩粮食需要多少投入又能得到多少收获？”③叶梅小说始终关注底层民众斑驳粗砺的生活图景与坎坷跌宕的生存命运。坚硬的现实和磨难的生命，并没有让叶梅小说因此凛冽而绝望；相反，却满溢着朝气地去设置人物，并让他们保有本真的善良和美好的向往，在坚忍与顽强的生存抗争中闪烁着依恃与温情。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进程的加速，因社会分层与贫富分化而导致阶层矛盾日益凸显，“‘底层’像一个巨大的空间隐喻，它使人们想到的是身份的卑微、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贫困，总之是处在社会的最底端，是被压抑、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④。叶梅小说虽鲜有直关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叙事，部分文本甚至构建较为遥远的叙事时空，但却从不回避现实生活的残酷无奈和现实生存的坎坷磨难，并以现实主义的写作姿态，在生存现实和精神现实之间，去捕捉温暖而美好的人性光芒。《撒忧的龙船河》⑤中的巴茶，不在乎覃家的贫寒家境而嫁给覃老大，当覃老大要了莲玉以后，她虽剁着砧板诅咒莲玉以挽回丈夫的心思，并为覃老大在龙船河招魂，而心中最大地担忧却是“覃家会散”；巴茶最后接回覃老大与莲玉的孩子波儿,并将其当作自己的儿子养大成人；覃老大死后，巴茶领着孙子跳丧舞，当孙子问需要打几夜丧鼓时，巴茶说：“人到世上来一趟不容易，你爷爷心重，多送他一程。”覃老大一辈子，最懂他也最理解他的莫不过于巴茶。在做满七朝丧事之后，覃老大的魂魄平静而安心地远远离去。相对于覃老大爱恨歌哭的一生，叶梅并没有去渲染巴茶的满腹屈辱与一腔愤恨，而是以温情的笔触去叙述她作为一个妻子或主妇的日常，映照她被生活磨砺的坚韧和被命运折腾的执著。这种悲悯的情愫和暖意的观照，使作品本身漫溢出一种强大的张力。好比巴茶找回波儿并抚养成人，让覃家的血脉得以延续，这不是羸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叶梅对底层的书写，不是站在批判立场满怀愤懑地去为底层代言，而是以温情的体恤去凝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良善和伦理的坚守，以温暖的悲悯去拥抱他们在生存困境中对人情和道义的担当。叶梅将笔触深入民间底层和生活内部，通过对底层民众的存在和遭遇的呈现，来洞察和探求社会的复杂、生活的热情及人性的善意；而细腻圆润的人间情怀和饱满生动的生命形态，既展现了作家的精神向度和文化立场，又彰显了文本的价值维度和精神力量。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常叙事取代宏大叙事而逐渐成为文学主流。因作家对百态描摹的沉耽或日常对生活自身的消解，往往导致文本追求的浅薄或思想的匮乏。叶梅小说在朴实的生命体悟和质朴的民间伦理之中，专注于讲述底层民众的生活理想，吟唱人间温情的伦理之歌。叶梅笔下的温情是《春梦秋云》⑥中下乡知青工作狂小姚在新时代来临后最终回到正常，是《城市寂寞》⑦中谢玲与苏杰的婚姻最后走向稳固，是《乡姑李玉霞的婚事》⑧中黄桂菊给小学捐助和李玉霞嫁给乱毛后滋润的生活，是《小马、苹果和打杂的》⑨中擦鞋店老板对当年丢学费的年轻人的找寻……这其中的欢与乐、苦与痛、笑声与泪水，是底层民众与生活、社会、命运的无声交集与奋勇抗拒。这些来自恩施民间的底层民众，犹如“开放在山野间的小小花朵，纯真而美丽，也有着花一般的梦想，然而她们是乡村的孩子，尽管她们不愿意，但一出生就带着摆脱不了的贫困和哀愁，带有社会变革需要和正在改变着的某些元素。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滚滚红尘中，这群人特别愿意打拼，愿意跟随这个时代的洪流向前。但容易受侮辱、受损害的也正是这个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如花一般的女人们，在狂风暴雨的浪潮中，常常会被杂陈纷乱碾作泥，有的是质本洁来还洁去，有的则是沾满泪水和污垢，有的更是随风而逝不知所终”⑩。叶梅温柔而深情地抚摸着他们身上的伤痛,通过对生活细腻幽微的呈现，来探微人性的美善和人情的温暖。《五月飞蛾》[11]讲述的是二妹与桃子、桔子和安安等农村姑娘为了追求各自的美好生活到城市打工的故事，但与大多作家对打工妹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对自我迷失和自甘堕落的描绘不同，而是着力展示二妹实际的爱情理想、平实的人生追求和自强的阳光心态。来自石板坡的二妹，美丽、热情、友善、执著。二妹对侯喜会的爱，看似疏离，实在执著，她用日记去展示自己心灵深处的炽烈，始终不渝。后来，桔子进了城，二妹公开表明对侯喜会的心迹，其真意也不是去伤害桔子，更多却是出于爱护。她还帮一直在暗处关心她的刘大哥找到妹妹，帮助小华摆脱因用错染发剂遭遇老板痛骂的困境……不论是在蒙娜妮还是在另一家发廊，二妹的都依凭着工作热情和工作技能，为老板带来了良好的生意，也改善了自己。二妹后来再去蒙娜妮时，她的美丽让人瞠目，她成了一只“职场”的飞蛾……二妹是底层小说文本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她美好的人性和温暖的举动，成了一盏烛照暗夜的灯火，抑或一抹灿烂清晨的霞光，寂静地点亮夜晚或天空。

“底层生活世界是底层民众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命绵延的家园．是传统习惯支配的行动体系和居民现实遭遇的具体场域。进一步来说，底层社会的日常运作并不仅仅嵌入于总体性安排的支配之中，而是与普通民众日复一日的喜怒哀乐、轮回如常的生老病死等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杂糅在一起的”[12]。如果需要对底层社会的实践逻辑进行解释性理解或因果性说明，就不得不转向对生活本体的关怀。“每当有太阳升起，阳光一早就会毫不吝啬地透过大窗洒满房间。走进小小厨房，在那个用50块钱从大街上叫回来的乳白色矮柜上操持早餐，有滋有味”[13]。叶梅在其他身份之前，首先是一位对生活满溢热情的女人，虽没有虚饰的美好和迷离的幻梦，却不乏女性的温情暖意。叶梅小说与其生活的向度和情怀密不可分，虽然大多聚焦于普通民众的平凡庸常或世俗日常，但却没有闲愁闺怨或风骚艳情，而是朝向最柔软、最温暖的地方从多个角度进发，呈现出对生活的理解与敬畏、对人性的温情与悲悯。《雀儿飞飞》[14]中的巴四娃与爷爷巴红军之间的上慈下孝，让人倍感温暖。《青云衣》[15]中的秀娘在向家屋场遭遇滑坡后回到了娘家，长嫂为母，与向怀田之间的深情厚意，令人扼腕感叹。叶梅小说和她的生活一样，从来都饱含着情感与温度，去发现生活的秘密和日常的味道，不掩饰也不苛刻，不偏激也不随众，用温情的叙述给予笔下人物以暖意和关怀，这不仅是她的文学理想，也是她的小说信仰。在这份温暖而乐观的信仰里，有情感的意趣，有人性的观照。《他和他的妻子》[16]中的顾玉彩虽然专横娇气，但却体贴娴熟；梁秋生作为地方农业局长，一直揪心“种子退化”问题，局里空置一个农技员的岗位，计划提升“洋芋迷”李双林，然而妻子医院书记的儿子却想被安排到这个岗，交换的条件是能将妻子顾玉彩从护士转为正式医生；梁秋生战胜内心矛盾，为了群众口粮和公众利益，依然决定找回李双林，因为“种子，不能退化！不然的话，接着还会发霉、烂掉！”《姨妈的故事》[17]中离婚后的姨妈在妈的陪同下，去姨爹家从影集抽出两张全家合影要带走。姨爹沉默片刻后说，能加洗吗？姨妈心里突然一热，眼泪刷的就下来了。妈拉起姨妈就走，姨爹一直跟到了街口。姨爹去世后，姨妈同意将自己名字以未亡妻子的名义刻在姨爹的墓碑上。姨妈和姨爹，虽然离了婚，但他们却把感情当成了生命。叶梅不动声色地挖掘着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深刻情感，怀揣着宽和的感念与安静的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火车就不能让这些普通人坐下来呢？”[18]这一追问使文本成为超越时代的关于人性温情和生活善美的终极隐喻。

长期以来，因底层民众行动的原子化状态和碎片式参与，加之自上而下的外部视角而导致内在觉察的欠匮，底层常常成了另一个被遮蔽或忽视的世界。在国家权力与政治逻辑乃至社会思维之中，底层是一个忽略了日常与个性的整体范畴，从而构成了社会群体与行动个体之间认知与现实的矛盾。而叶梅小说却将敏感的触角延伸到这些艰难生存的普通民众身上，以他们的个体存在为本位，在叙事的舒缓和人物的命运之间，在浮世绘的世相描述和戏剧性的情节推演之中，展示了人性的自私、道德的沉沦、伦理的困境，以及法律视域中的合理行为面对伦理与人性的尴尬，从而丰富了文本的情节要素。《昨天的月亮》[19]中的田中诚赤裸的物质欲，和无端要求陈月月与其发生性关系，当遭到拒绝后，便立马对陈月月疯狂地实施报复计划。《回到恩施》[20]中的革命干部张赐，执掌大权，因对开明乡绅沈昌舜有九个太太而耿耿于怀，不论沈昌舜有着怎样的威望或者做过任何有益百姓的事，他都要以革命的名义去革掉沈昌舜的命。《五月飞蛾》中的桃子，自私偏狭，在竞争中显得脆弱和神经兮兮，消极地维护着自己捧到手的饭碗；当二妹投奔她，给她带来了危机感，便做出了许多伤害二妹的事，即便二妹做出怎样恳切地补偿，她也不肯原谅。《玻璃汤》[21]中的建平，婚后对何雅丽态度大变，回武汉后与同学发生婚外情，并将其带回父母家过春节，有着同样遭遇的婆婆却劝慰何雅丽要自己找快活，只要不离婚，如果守不住也可以在外面找男人。《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22]中的马松，是一个落魄的捡破烂的农民工，却鬼使神差地闯入了米妖的别墅，就在他准备还回烧饼的手表时，却被保姆和保安设计的陷阱抓获。以及《农妇李云霞的婚姻》[23]中的毕昌，为一己私欲，全然不恋及李云霞对自己爹娘十年如一日端屎端尿的服侍，假戏真做地与李云霞离了婚，后来甚至拒付女儿的学费；以及摄影记者从冰冷的职业视角认为犯重婚罪的毕昌就应被判刑坐牢，同时希望做大这个进城务工引起家庭婚姻动荡的热点题材。“小说的力量来自于作家对文学根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打破文学的界限，将艺术的触角完全地抵达生活的底层，以抚摸的方式来愈合我们社会的裂痕、人民的内伤，这恐怕是底层文学的作家们可以做到的与社会的直接对话”[24]。叶梅小说的故事算不上复杂，但曲曲折折，写出了文本叙事的层次和伦理道德的多元，在人与事、时与世的纠缠之中，伦理探索与人性挖掘相互映照，叶梅温情的目光在领悟内在生命与审视外在世界之间，虚掩着尖锐的追问、理性的批判和良知的呼唤：我们究竟身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文学又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虽然没有直接的显现，但自社会现实和生命伦理深处对底层民众的关怀与人性本位的观照，却有着绵长而深远的精神价值以及深刻而恒久的理性力量。

二、苦难命运的道德宽恕

叶梅小说中没有高大的人物形象和跌宕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刻意追求普世价值或文化代言，只有普通的民众和朴素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恩施的乡野市井或者暂时离开恩施寄生在城市的角落，虽然有着不同的职业，但都在社会的最底层并不容易地生活着。叶梅在作品中关注他们世俗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并以温润的笔触和温暖的情怀从他们坎坷磨难的人世图景中写出他们卑微人生的理想。“在一条条被女人的水桶浸洒的青石街上，在一座座深暗的院宅里，演出了一幕幕人生大戏：人性的流动，丑恶与美丽的交替，生命与死亡的叩问，女人们的话语一代又一代地被时光所淹没”[25]，叶梅没有满怀愤怒的伸张，也没有沉浸其中的临摹，而是以一种更含蓄蕴藉的情感去无声地拥抱或真诚地抚慰。“吹响一个时代的号角，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的作品，应该是有筋骨、有道德和有温度的”[26]，叶梅是一个有着强烈道德感的作家，她的很多作品都流露出了对底层民众命运遭际的深沉关切与仁厚宽解，彰显出了作家浓郁的道德情怀——并非为了纯粹显现敢于担当的道德勇气或价值评判的道德立场；因为，叶梅的文本中少有既定或预设的道德规范或伦理信条，文中的人物大都是自主的生活在自我的道德感觉和伦理形态之上，“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27]。一直以来，叶梅总是经由自身遭际体验的溶解来塑造人物，并试图根据他们过往的经历和可能的命运去探求其作为个体生命的本然与应然，正如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所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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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梅的底层观照视野中，权力阶层因对资源的占有与控制而为所欲为，底层人物的价值、尊严总是与欲望、权力相互扭结又相互逆反，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将这种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29]。讽刺的是，叶梅小说中的权力与底层的冲突，结果大多是底层民众的戕害或退让。《山上有个洞》[30]中的覃尧，一个励精图治的地方土司，被汉族将军称赞为“仗义之人”，却遭遇奸臣的弹劾与陷害，最后作为政治的牺牲品成了“改土归流”的一号目标。面对历史命运与政治当口，一个底层政权者不论做出怎样的努力或者事情本身对与错，都无济于事；最后覃尧在为儿子操办婚事后引颈自杀。《姨妈的故事》中的文世白和姨妈，就是权力部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牺牲的羔羊。姨妈被大十几岁的生产队长郝成看上，因同两情相悦的文世白多说了几句话，文世白不仅遭受批评，而且被当作拉同志下水的阶级敌人被派到了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县大队政委虽说给姨妈介绍对象，征求姨妈意见，基本是在给革命战士下达指令。姨妈想跟文世白问个清楚，双方都不敢藐视纪律而擅自行动。中秋打牙祭，姨妈有心事喝多了，被政委让人扶进了郝成的房间。姨妈一辈子的命运，因郝成的一己私利而变得匪夷所思，大半人生奔突在“离婚”的不归路上。郝成当副县长后，文世白因会写材料，调到了政府办，在领导面前像哈巴狗一样围着转个不停。权力背后蕴藏的不平等，使文世白与郝成既扭结又疏离，文世白永远都不能与权力叫板，权力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使行动者实现自己的意志，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文世白稍有不慎便将导致自身的陷落。《谢了的花》[31]中的翠翠，一个春天般的女子，丈夫的一巴掌是导致她流产致死的直接原因，但不是重点原因；要是王副书记同意批一斤米的条子，要是上面不强迫她娘家种双季水稻……看似无关的“权力”却使翠翠以自身的泯灭为代价置于悲剧的境地。《滋味》[32]中的市长因遭遇书记戳漏子，烟草站压低收烟价，导致烟叶囤积，烟农遭罪。不论是郝成与文世白、姨妈，还是党政领导与普通烟农，权力在私欲面前往往容易异变成个人的专制，底层民众卑微的希望在权力规则面前往往渺若微尘。当然，这些故事发生的背景如果还原其具体情境，有特定时代的合法性；然而，叶梅将历史叙事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有意回避或剥离了浮游于表面的意识形态，没有滑入始乱终弃的窄景：覃尧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了族人的平安，姨妈和郝成虽然最终离了婚但却对彼此有了更深的理解……温暖而感伤的结局表达了叶梅更为人性的处理方式。

如果说权力阶层因与某种利益的暗合而发酵成对身心的戕害与摧残，那么伪道德就是另一种成为遭遇精神盘剥与尊严践踏的外在的软力量。《昨天的月亮》中的陈老者作为月月的养父，美其名曰为月月好，让丑陋的赵秋在月月倒霉的时候去找月月，而自己却销声匿迹。多年后，来信说愧对月月，要给她以补偿。月月和块块，在同一剧团，团结互助，月月给予块块姐姐般的照顾与帮扶。因月月拒绝与田忠诚发生关系，田忠诚报复月月与块块有作风问题，并于此流言四起，赵秋对月月破口大骂，甚至连团长也相信了，月月与块块不得不形同陌路。流言以非道德的途径传播着，击倒受害者的力量正是所谓的“道德”。月月对赵秋、团长的解释，不仅不能澄清真想，反而被置身于道德的悬崖。《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黄桂菊外出打工的几年从穷小妹变成富婆，一时间成了龙船河兴奋的话题，那些男人甚至一边说着她不干净的流言一边却想着占她的便宜。民间伦理被人为地挑起道德的旗帜加害无辜者，人性被摧残或扭曲，他们或卷入流言的诘问，或承受道德的压力……“这个时代不光是女人，还有男人也同样感受着纠结和迷失，我们共同面对着山的险峻、路的崎岖”[33]。

在存在主义哲学的眼中，世界是荒诞的。每个人都处在物质的束缚与精神的围困之中，命运遭际、精神困境、生存艰难……，越是底层民众越是感受强烈。好比《农妇李云霞的婚姻》中的小林记者费劲地思索李云霞、毕昌、吕二秀之间纠缠不清的事“究竟错在了哪里？”他们三个人一生都涂满了悲剧的色彩，叶梅既没有从道德角度犀利批判，也没有站在底层立场饱含同情，而是以李云霞的讲述和小林的采访平静地叙述着她们的纠葛、恩怨与折磨。虽然是正在演进的还没有成为过去的现实故事，但我们却已有必要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和思索。李云霞为了毕昌无怨无悔，然而毕昌接受过城市文明的洗礼，面对需要报恩的李云霞却活得累，寡妇吕二秀又怀上了他的孩子……这并非简单的源于生活表面的分歧，而是乡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冲突，是一个让人纠结于怀却又令人难以直面的悲剧。困难、困苦、困惑、困顿……这一切都需要她们背负，命运的绳索紧紧地勒诈着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世界不是为我们而造的，而且，不论我们渴望的东西如何美丽，命运都可能禁止我们获得”[34]。后现代理论认为，生活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在现实生活中，一种情绪或观念就会蝴蝶效应般诱发成具体的事件，而事件的起因和结果之间缺乏必然的因果联系,偶然性的因素却通常成为事件发生的决定要素。无巧不成书，叶梅的小说多以这种偶然性情节推进故事的发展，比如《撒忧的龙船河》中张莲玉与覃老大的相识与后来的故事，《广场舞》[35]中三哥捡起了那条白丝巾也就拾起了后面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利于文本以悬念铺开故事情节，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底层民众对苦难命运的不可抗拒，深化了文本的主题并积淀了小说的质感。

自鲁迅开始，“苦难书写”作为文学母题一直在中国作家的笔下绵延不绝，这绝不是作家们的凭空臆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必然反映；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政权体制的某些失误……苦难作为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根本处境，不可规避地与底层民众紧密相联，成为他们命运的核心部分和生存的主要内容，他们“在苦难中生存也获得一种力量，就此意义而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是历史的力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36]。然而，底层不只有苦难和悲惨，即便当下现实语境美学的脱身也不是苦难的叠加与堆积。李建军说：“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关注和同情弱者，总是把目光投向那些不幸的人……如果说，以人道主义为灵魂的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永恒本质；那么，以客观性为基本特点的写实，则是小说的基本性质。就此而言，小说乃是一种最接近人的心灵和生活的本来状况的精神现象。而人们之所以喜欢小说，就是因为他们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看见对生活最生动、最真实的表现。一部作品的伟大不仅在于它要有勇气面对苦难，更在于它能为苦难的世界带来安慰，能给黑暗的生活创造光明”[37]。从新的视野出发，发现生活中新的因素、新的部分，并以自己的艺术敏感加以激活，也只有这样的作家与作品才是独特的。

[15]叶梅：《青云衣》，《文学界(原创版)》2008年第12期。

佛家说：“断烦恼时便是涅槃”（《大般涅槃经》）。世界不会没有苦难，人类也不能因此而绝望，人类应该从苦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在相互的关爱中实现理解与宽容。就像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从来都不是一个散文风格家或小说形式的开拓者，他的力量在别处：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在于他探入民族心理的深层激流，在于他的伦理稳固性”[41]。叶梅小说中充盈着宽和的感念与宽厚的体恤，比如《最后的土司》的伍娘，一个龙船河的精灵，在舍巴中狂舞至死，能发疯的人必是心底柔软之人，心底柔软之人必有恻隐之心，她最后的舞蹈是反抗也是和解，在舍巴的祭祀祈祷中期盼能获得人格的自由以及过往的终结；覃尧也是一样，以他精准的枪法本可以将李安置于死地，却让子弹与他擦肩而过，这是一种伦理的警示，更是一种道德的宽恕。

三、性别秩序的自觉维护

如同鲜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思想，在叶梅小说中，也少有女性主义的反叛意识和解构思想。然而，女性作家的身份和女性人物的塑造，却让她的文本复合了社会学和女性学的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叶梅自小浸润母族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在成长历程中有着充沛的女性生命体验，加上从政从文的履历，造就了她细腻的情感体验和敏锐的审美感受。可是，叶梅的书写，既不同于陈染、林白的私人体验，也不同于卫慧、绵绵的性欲宣泄，她从未质疑过性别规范与道德原则，也没有囿困在自己的感知世界；而是超越于自我的生活局限，有着独立的意识性格、深刻的情感体悟和广泛的人性大爱。“作为女人，我更牵挂着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山里女子。看那一道道山的褶皱就像是女人们饱经风霜疲惫的脸，令人酸痛而又感伤。他们无声无息地在大山的某一侧缝或谷地里生活着，劳作、生育、劳作，直到死去。她们的世界很小。她们其实都美丽过，就像山里的花儿，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42]。叶梅在创作序列中，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性别立场、丰沛的个体经验和生命感悟，塑造了一个阵容较为庞大的女性群体，通过对她们生存状态与生活日常的展露，以及对社会建构与文化本原的链接，呈现出了强大的表现力。“对于女性而言,‘女性经验’是不言自明的,是女性认同自我和主体的根据。……女性经验在女性写作中具有权威性”[43]。不论早期作品《香池》《花灯，像她那双眼睛》《断根草》，还是后来的《花树花树》《五月飞蛾》《农妇李云霞的婚姻》等，都以幽微细致的在场经验和含蓄委婉的叙事方式洞悉人性所在，并借用女性命运的归属来演绎时代的变迁。

3)力学模型和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支架的薄弱环节为伸缩梁、顶梁和护帮板，特别是伸缩梁比较脆弱，在超前支架的结构工程设计时应予以重视。

女性在场经验中，身体经验既是最基础本真的，也是最丰富深邃的。因为身体是不可复制的，它是灵魂物化的通路，没有身体感觉的认知只可能流于凌空虚蹈，何况身体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经验表达主体，“身体不仅是几何学综合的可能性条件，而且也是构成文化世界的所有表达和所有获得的可能性条件”[44]。在文本创作中，身体的出场，不仅以心理走向丰富人物的性格特征，更以叙述指向推引故事的情节发展。《撒忧的龙船河》中，莲玉和覃老大在洞里躲雨，在覃老大帮她挑刺并吸吮时，将她抱在怀里，而莲玉在一片向往中含糊地挣扎：“你要娶我……娶我，老大”，莲玉自小生活在男性意识形态及儒法文化体系下，对突如其来的情欲有着拒斥与认同的矛盾态度，致使其身体经验也具有心理与情感体验上的“双重性”：一方面笼罩着男性话语的迷雾；一方面追逐着身体欲望的渴求，矛盾的双重体验也就更具人性体验的深度。其中，莲玉“你要娶我”的挣扎，还不能看作是对抗男权的叫嚣，只是缘自于根深蒂固的女性经验。叶梅塑造“莲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弘扬男权的强大，更是在不同环境的对比中，通过对男性的凝视来彰显女性生存的艰难。不论是是后来覃老大进城寻访莲玉还是覃老大成了解放军的座上宾，两次和莲玉的相逢，莲玉都占据着“看”的主动性，然而莲玉身份的背后并非风和日丽，而是历经了艰辛，虽然沾染了世俗的功利和扭曲的异化，但她身上的无奈和卑微却让人瞩目惊心，特别是后来的世俗、心机对比先前的温婉、纯净，让人反感也令人沉思。其实，这只是一处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女性范例——不被男性范例标记却承载着真实女性体验的范例。《最后的土司》的伍娘也一样，在与覃尧、李安的三角关系中，虽然她是矛盾的焦点，但她的地位却是完全被动的，甚至是一个彻底边缘化了“她者”，或者说是一个彻底的“弃婴”，没有名字，身份不明，不能说话，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45]，即便将初夜权敬献给土司覃尧，在他的怀抱里“摸索着解开了自己的衣衫，扬起头，明亮的眼睛里燃烧着强烈的渴望，她毫无羞涩地指着自己袒露的胸脯，然后朝他伸开双手”，伍娘并非是享受性趣的欢愉，而是男权制度下的献媚。即便这样，伍娘既失去了孩子又失去了爱情。最后她将自己献给了真正的神，“她以她的生命完成了对舍巴日的祭祀”，她用悲壮而狂欢的生命之舞完成了决绝的反抗，将痛苦与迷茫、纠结与压制淋漓尽致地释放了出来。从某个意义上说，不论《撒忧的龙船河》还是《最后的土司》，都可以看作是叶梅寻找女性主体意识的实验性文本。

翟永明说：“女性写作与身体发生关系是很自然的，因为女性更多地从自身出发，从经验出发去看待世界”[46]。叶梅对身体经验的叙事，不是简单的展示，不同于海男或徐坤那样借助解构的文学实验以“私语”方式来描绘女性隐秘体验或以无所顾忌的姿态来挑战男权文化，也同于九丹或春树那种性欲旺盛不言羞耻的女性主体情欲与性欲的公开宣言，而是试图通过不同的文本对不同时期的身体经验的本质作出真挚而执着的探讨与追问。与莲玉、伍娘不一样，《花树花树》[47]中的昭女、瑛女虽然最终依然没能逃离源于男性特权预设的女性悲剧，然而昭女却有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命运自剖的反思。《五月飞蛾》中的二妹则为女性主体的争取做了更一步的演绎与尝试，也不可避免地历经过身体的炼狱。二妹在姨妈家受到排斥后，收拾行礼愤而出走，表哥邢斯文夺过二妹的小包，二妹去抢，邢斯文一把捏住她的手腕，邢斯文的手正是二妹期待中的男人的手。到后面二妹搬走后，邢斯文闯进二妹的发廊洗头，他们喝醉了啤酒二妹歪倒在地上，邢斯文去扶她起来时，“一双热热的手扶起她的腰来，她舒坦地出了口长气，她有些耍赖地故意不直起身子来，让那双手停留的时间可以长一些。”“手”是情欲的载体，是渴望的象征，是操控的寓言。二妹对邢斯文“手”的感受与想象，虽然有着欲望的迷惑，但最终还是在男性权力的恐惧之下，嬗变为欲迎还拒的阉割。“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在现代社会里以经济的独立，更以精神品质的诉求显出不可抑制的趋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女性意识的强烈还来自于女性所受到的损害而激发的本能的自我保护”[48]。相对于二妹处在性别和地域双重边缘的弱势，《歌棒》中的芳罗则是性别权力进阶中的胜出者，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体，她既是现代城市的弄潮人，也是现代婚姻的主宰者。她是北京知名卫视的节目主持，也果敢干脆和前夫提出分手。她为了一己之爱而千里追寻，同时解放了被身体囚禁的女性自我。见到沙鲁后的一天下午，沙鲁带着芳罗去龙船河里收鱼网，脱了长衣长裤，慢慢走进河水；芳罗坐在河边沙滩上，将脚伸进河水里摇晃，河水浸湿的她的裤子。芳罗心血来潮，索性脱了长裤，一头扎进河里，沙鲁本能的去拽她，结果他们的身体纠缠在一起：“他们面对面，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和表情，只感觉到热热的气息，一种吸引着彼此的气息，也不知是谁先将嘴唇凑到了跟前，带着河水土腥气的嘴唇，将相互的欲望连接在了一起。黄昏的沙滩带着阳光的余热，吸吮着他们赤身的每一颗水滴，一切障碍迎刃而解。就像刚才那条鱼儿一样，他们找到了水，找到了适合欢游的每一次起伏，义无反顾地往前游走，芳罗迎合着，天空沙滩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这起伏的波浪。她欢叫着：‘沙鲁啊！’”这是女性生命体验的高峰时一种自在自为的主体性的极致喜悦的呈现。“现代的生活感觉中，性归属于个体人的性情，而且是自在自为的性情。性的需要归属于个体的总体情愫，现代文化对性渴求的塑造，使它成了人的自我人格的标志”[49]。在这里，“欲望/身体”这对相互关联的能指没有叙事的假象，真切而激情的身体欲望追随着全新而彻底的高潮体验，百转千回的身体体验是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生命狂潮所至的酣畅消蚀了一切忌惮。叶梅对性爱的兴起与体验不仅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更用诗化的语言做了审美的礼赞。这种自在自为的性爱体验，带给了芳罗真切的幸福，也颠覆了传统的性爱秩序；身体的隐喻成了性别秩序的重要符码，当身体的欢乐到达高潮，叙事也就到达了高潮，文本也就完成了女性主体权力建构的努力，实现了自我的完成。其实，这才是女性写作的真正目的。因为人本体的世界，不仅是身体，更是话语。

女性实现自我的主要途径，除了性爱，就是生育。然而，孕育“既是一种丰富又是一种伤害”[50]，其身体经验(分娩、流产、堕胎等)往往又呈现出与死亡体验的天然契合，这既是身体经验的极端表达，也是死亡经验的敏感叠合。《花树花树》中昭女的母亲在分娩出昭女后：“半死的妇人跨在硕大的木盆上，软软身子好歹由男人扶持着，喉咙里断断续续发出惨痛含混的呻吟，赤裸的肚子高低滚动，分明还有一个灵性在里面踢蹬。接生婆大汗淋漓，拿来下河的棒槌，死活在妇人肚子上擀动。瑛女终于耐不住汪洋黑暗的窒息，伸展拳脚冲出阴门，一头栽进血水翻腾的木盆里，妇人一声长嚎再也动弹不起”。这种完全契合了死亡体验的身体经验，有着敏锐的感性经验，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所言：“女人的生命在其生育时达到高潮，恰恰表明她更具感性”[51]，这也体现出鲜明地性别特色身体。其实，感性的身体经验，指向的不仅是身体的苦难，更是内囿、压抑甚至疯狂的心理。例如《撒忧的龙船河》中的巴茶，在给做了梯玛的覃老二送新蒸的包谷粑，请覃老二代求巴沙老母，保佑母子平安，覃老二一句“你不会有儿子的”让巴茶大吃一惊，失足踩到一块稀留的泥洼，跌了下去，流产了，“巴茶仰翻八叉地睡在床上，身上团团污血……人事不醒地睡了三天三夜之后，巴茶倏地坐起来满床找儿……”由于巴茶对孩子的看重和对死亡拒斥的矛盾，笼罩在死亡体验中的身体经验更具人性体验的深度。母亲身份在父权制度下既是唯一有价值的命运也是最终的归宿，“只有通过获得身为母亲的经验，女性才能实现身体的命运”[52]。作为“生育之性”的女性，“母性”（matemity）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表露和最特色的价值体现，生殖之性与生命之源同邑而居。母性能让女人格外温柔并让所有母亲感同身受，母亲身份也是女性身份中一个极端而终极的代表。

其实，叶梅的女性写作也好，女性主义也罢，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基于母性情怀对性别秩序的自觉维护，就像叶梅小说的成功先是作家人格的成功。母性情怀成就了叶梅的全部情感，她的这种情怀不是任何一个没有当过母亲的女性所能够体会的，她博大的爱以至于足够支撑她去爱万物。叶梅始终以母性意识寄寓着对生存理想的热切关注和对美好人性的温情眷顾，以一颗隶属民间的朴素之心关照着恩施底层民众坎坷沉浮的世俗人生。叶梅的暖意与关爱犹如她文中多处出现的洞穴，这个封闭安全的空间如同母腹的子宫，给予那些需要暂时逃隐世界的人们以庇护与慰藉，实现保存自我或皈依情感的可能。（比如《山中有个洞》中田红军，作为大部队撤离湘鄂西留下的伤员之一，藏进通天洞，有幸逃过清匪团的攻击存活了下来）。叶梅的母性情怀既不同于张爱玲对母性神话的反讽与消解，也不同于陈染对母性城堡的留连与奔突，而是一种根植于母亲宽厚、包容、朴素的温情抚慰。在种种生命与生存状态真实而自然的展露中，叶梅以母性“泛爱”的情怀给予宽恕、同情和谅解，闪烁着温情而亲切的目光。女性经由身体经验对主体的抗争和到最后获得主导地位，叶梅如同一位母亲记述着女儿的坎坷成长。即便是在成长经验中，互为镜像的同伴与姐妹情谊在情感的懵懂中疼痛或清醒的生命体验，叶梅也给予母性的理解、共鸣与安抚，好比《姨妈的故事》中我妈和姨妈、《五月飞蛾》中二妹和小华……；即使因遭遇强奸后迅速沉沦的瑛女，叶梅依然给予母性的庇护和理解，不仅没有批评她的堕落和贬损她的人格，反而宽饶了她“清醒”，并通过纵火烧毁暴发户的洋楼后自杀来彰显其刚烈。叶梅曾说：“我希望女人不要甘于做一个弱者，要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站立着，勇敢地爱和被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53]。这不仅是叶梅的女性主义观念，更像是一位母亲期翼的嘱告与人格的映射，“私下一直认为，女人还是女人来演比较好。因为靠女子的才能，完全能做好表现自己这件事，何苦劳烦男人来费心揣摩呢?男人恐怕更多要揣摩的是如何做好一个男人”[54]。这是叶梅的小说姿态，也是作家的人生姿态。一直以来，中国女性在追求自我主体这条路上都走得过于艰难，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活出不一样。不论陈染、林白还是卫慧、绵绵，她们在希望作为最强音出现的同时却忽略了“女人就是女人”的基本事实，他们喧嚣的外表其实裹挟着弱者的心态；女人在与男人分庭抗礼的同时也能够以柔克刚，甚至以天覆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叶梅更是聪慧的。

注释：

①施战军：《苦难叙事的看点与立场》，《文艺评论》2009年第3期。

[40]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长城》2004年第1期。

③叶梅：《世界究竟有多大》，《长江文艺》2004年第9期。

④余志平：《吹响民间底层生命的唢呐——底层叙事视野中的刘庆邦小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老福拿出塑料袋，把床头柜上的几个小药瓶装了进去。他拉开抽屉，见里面还有几个药瓶，就把它们都装进了另一个塑料袋，随即下楼了。

⑤叶梅：《撒忧的龙船河》，《中国作家》1992年第2期。

Strategy Guided Enterprise Group to Use Them……………HAN Yi, WANG Yinyu, YANG Wei(3·72)

⑥叶梅：《春梦秋云》，《芳草》1995年第11期。

[34]［英］伯特兰·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⑦叶梅：《城市寂寞》，《芳草》1995年第11期。

⑧叶梅：《乡姑李玉霞的婚事》，《民族文学》2005年第4期。

⑨叶梅：《小马、苹果和打杂的》，《北方作家》2010年第4期。

[30]叶梅：《山上有个洞》，《长江文艺》2002年第5期。

⑩[33]叶梅：《花落红尘也是真》，《文艺报》2012年3月7日。

[18]叶梅：《硬座火车不好坐》，《今晚报》，2011年5月10日。

[12]刘威：《“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3]叶梅：《我的2009》，《时代文学》2010年第5期。

[14]叶梅：《雀儿飞飞》，《人民文学》2006年第12期。

叶梅赞扬底层民众在艰难的生存挣扎中没有泯灭人性的良知与温情，对存有的人格缺陷和人性丑恶给予深刻的揭露，即便是作恶者也极力去捕捉人性美好的莹光，渗透着对纯善人性的憧憬与努力。《回到恩施》中的张区长是一个机械而僵化的政客，冷酷、不近人情，随时随地都是满口的政治话语，但却惭愧于自己南下之后，将妻室儿女撇在千里之外。向金川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棍，而对沈昌舜却有着几分尊敬，闪烁着微弱的人性星光。与《回到恩施》对人物的描述方式相似，叶梅大多作品中的人物都以混溶杂揉的状态呈现出人性的纯善与丑恶，这两种看似极端对立的情感错综交织在复杂的伦理状态之中。《最后的土司》[38]中外乡人李安奸诈狡猾，当得知伍娘死了的消息时，“神色顿时黯然”，并放下了原计划带走的孩子。描述小县城文人生态的《魁星楼》[39]，大家之前对副馆长老应都有或多或少的意见，但当老应真辞职卸任时，之前的意见“一下子化解得无影无踪，都想说些动情的话”。文学即人学，文学世界只有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精神超越，才能抵达人文的盛境。叶梅小说直面底层民众的苦难，在对生活场景和命运磨难的描述与展示中反思发生的根源，并对他们的人生充满了道德沉痛的悲悯和宽恕，“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40]。

[16]叶梅：《他和他的妻子》，《长江文艺》1980年第3期。

[17]叶梅：《姨妈的故事》，《文学界(原创版)》2014年第4期。

[11]叶梅：《五月飞蛾》，《山花》2002年第8期。

[19]叶梅：《昨天的月亮》，《长江》1989年第2期。

[20]叶梅：《回到恩施》，《民族文学》2001年第4期。

[21]叶梅：《玻璃汤》，《边疆文学》2009年第5期。

[22]叶梅：《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山东文学》2011年第12期。

[23]叶梅：《农妇李云霞的婚姻》，《黄河文学》2009年第1/2期。

[24]陈应松：《非文学时代的文学痛苦》,《作品与争鸣》2009年第5期。

[25]叶梅：《寻找爱和生命快乐的民族女性话语》，《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6]周凯波、邢骁：《叶梅：要做有筋骨、有温度、有道德的书法、文学作品》，http：//hn.people.com.cn/n2/2016/0511/c356888-28313522.html。

一是开展博士后科研交流活动。定期组织开展相同领域、学科、专业科研项目之间的专业研讨交流会；组织开展跨领域、学科、专业科研项目博士后之间的科研经验交流会；以博士后某一科研项目为主题，组织开展与油田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专题研讨交流会；适当时期，组织开展与油田外部国内国外的高层次人才及专业技术经验交流会，互派博士后参加。通过系列活动，搭建起博士后高端知识沟通交流平台，实现博士后群体科研能力的不断提升。

[27][28][49]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2页，第246页。

[29]［美］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前言》，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杜1989年版，第24页。

24例患儿中，男性和女性各12例，年龄1～4月龄；ALT 为 （110.9±51.6）IU/L， 范围 41～227 IU/L，AST 为（91.8±39.5）IU/L，范围 27～204 IU/L。 所有病例血HCMV-IgM均阳性，血HCMV DNA＞500拷贝/mL者仅3例；尿HCMV DNA阳性21例，阴性1例，2例未测，病毒载量为102~105拷贝/mL；听力损害4例，正常18例，2例未查；14例有合并症，包括脐疝、睾丸鞘膜积液、房间隔缺损、先天性巨结肠、胆汁淤积症、特发性血小板减少症（ITP）。

家、校、生积极互动，尊重与发展学生的人性和个性，使学生、教师与家长生活在一种相互理解、尊重、关怀、帮助、谅解、信任的和谐氛围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教育合力，让学生真正体验到幸福感与自豪感，让生命展现闪耀璀璨的光芒。

[31]叶梅：《谢了的花》，《布谷鸟》1980年第3期。

[32]叶梅：《滋味》，《长江文艺》1992年第2期。

设在区间[xi-1,xi],(i=1,2,…,m2)内，剩余未旋转角度Δθ采用最佳一致逼近算法得到的一阶拟合多项式为：

王树林是真的不记得了。我们结婚都十多年了，谁记得。又怕自己的被动回答扫了辛娜的兴头，就问，怎么想起他了？话一出口忽觉唐突，忙接一句，见到老同学了？有什么好事分享？

[35]叶梅：《广场舞》，《上海文学》2015年第6期。

我国开展的国家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采用的架构已具有云服务的雏形。监测数据的服务器和应用软件统一由上层部署，各层配置使用。设计平台开发了支撑类通用软件以及3层平台 (3级通用的门户、统一应用、数据集成支撑软件)。河海大学近年开展的“基于云计算的防汛防旱信息集成平台的研究”和“水利云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研究项目，在江苏省淮安市水利局进行了成功的应用示范。“基于云计算的防汛防旱信息集成平台的研究”项目，集成了云管理、云会商、云搜索、云普查和云预报等云服务族和多个遗产系统，构成了多业务处理的交叉平台，体现了“水利云”的智能化、一体化、综合化的特征，获得了大禹科技进步一等奖。

[36]郭于华：《倾听无声者的声音》，《读书》2008年第6期。

[37]李建军：《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关于“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阅读报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

[38]叶梅：《最后的土司》，《民族文学》2003年第4期。

[39]叶梅：《魁星楼》，《当代》1993年第5期。

②转引自李从军：《作家要学习——在中国作协六届五次全委会上的讲话》，《文艺报》2005年1月25日。

[41]［南非］J.M.库切：《内心活动》，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她有过婚姻，有过工作，一直觉得有了这些便能稳稳当当过一生。谁知道小心翼翼地保来保去，还是把婚姻和工作都保丢了。她这才发现，靠着自己挣来的，才是一辈子靠得住的安稳。她也搞不清楚，自己心底是不是藏着某个隐隐的希望。倒是时常想起，那次陈建伟在医院时，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42]叶梅：《后记》，《最后的土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43]郭力：《女性家族史：生命经验的“历史化”书写》,《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

[44]［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87页。

[4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红译，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46]翟永明：《最委婉的词》，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47]叶梅：《花树花树》，《人民文学》1992年第11期。

[48]叶梅：《桃花源中的旮旯》，《文艺报》2011年2月2日。

[50][52]［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页，第501页。

[51]转引自杨大春：《沉沦与拯救——克尔凯戈尔的精神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53]李鲁平：《叶梅：一个民族生活的叙事，多民族文学的繁荣——五○后作家访谈录之五》，《芳草》2013年第3期。

在应用此方案约19 d后，所有运用列车的日走行里程基本趋于一致。该算法可在短时间内收敛并使车组运用的均衡性得到显著提升。

[54]叶梅：《由田土司想到梅兰芳》，《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1期。